2014年3月21日 星期五

鄭宏泰、尹寶珊:港澳自由行寬緊冷熱的比較分析和思考

鄭宏泰、尹寶珊﹕港澳自由行寬緊冷熱的比較分析和思考

【明報專訊】今年3月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評論文章,指香港人因內地自由行旅客到港觀光數目過多而出現怨言,建議中央政府參考對台灣自由行旅客實施配額制的安排,調控政策。兩天後,全國人大委員長暨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在北京會見港區全國人代時,主動回應過量內地旅客令港人感不滿的問題,要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牽頭,責成港澳辦和國家旅遊局,研究香港旅客承受力問題。

一時間,社會對自由行政策將如何發展的問題,明顯特別關注。我們認為,在思考如何微調自由行政策及評估香港與內地融合問題時,應參考的並非如《人民日報》海外版的評論人所指的仿效台灣,而應是近在咫尺、一衣帶水並同屬特別行政區的澳門。事實上,自回歸以來,澳門不但在經濟上取得不少令香港人艷羨不已的成績,就算在處理「雙非」問題、水貨客問題、奶粉問題,乃至「派錢」事宜時,均表現得較香港明快高效,值得參考學習——雖然不少香港人一直對澳門近年的經濟急速發展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其社會問題多多,其心態就如回歸之前香港人及香港政府對內地發展不以為然一樣。

中央對澳門的調控

我們都知道,自由行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中央政府為了扶助港澳走出受「SARS」疫症衝擊後的經濟衰退。政策初出台時,內地自由行旅客可以一證同遊兩地——即可同時到香港及澳門,不須分開向公安部門申請。由是之故,初期的自由行旅客增長步伐,港澳兩地幾乎亦步亦趨。舉例說,在2004年,自由行旅客佔總體到訪香港及澳門內地旅客的比例,依次為34.8%及36.9%;之後的2006及2008年,香港方面依次增長至49.1%及57.1%,而澳門方面則依次增長至49.3%及56.8%。

然而,自2008年之後,中央政府針對赴澳自由行旅客出現不少問題——尤其官員賭博問題——採取了調控措施(例如兩月一簽),令赴澳自由行旅客由2008年佔總體內地旅客比例的56.8%急跌至2009年的43.8%,之後數年一直維持在只佔總體內地旅客四成左右水平。反觀香港則因中央政府察覺到2008年「金融海嘯」的來勢洶洶,擔憂會對香港經濟帶來巨大衝擊,故在2009年進一步深化,允許深圳非廣東戶籍居民的大企業員工、深圳非廣東戶籍居民的大部分個體戶與「打工仔」同樣可以到港自由行,令自由行旅客佔總體內地旅客的比例,由2008年的57.1%持續上升至2009年的59.0%,然後是2011年的65.3%及2013年的67.4%(附圖)。

我們認為,中央政府一心希望保持香港經濟活力的政策,卻因為香港的旅遊配套支援系統——例如酒樓賓館服務系統、交通運輸系統,乃至日常百貨供銷系統等——未能在短時間內同步提升而進入瓶頸,因而引起不少普羅民眾日常生活的不便,帶來諸多怨言,並在政府未能及時適當處理下愈演愈烈,最後觸發連串引起中外社會高度關注的「光復上水」、「光復旺角」、「反赤化」、「驅蝗行動」等示威抗議,以及最近某些政治人物或政黨的高調倡議向內地旅客徵收陸路入境稅等舉動。

若回心一想,幅員及人口規模不足香港十分之一的澳門,在面對大量內地自由行旅客湧入時,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如飯館及交通擠迫、生活成本急升及日常百貨難求等問題,絕對比香港更為嚴重,但澳門民眾則表現得寬容忍耐,亦沒爆發什麼「光復」、「反」、「驅」等抗議。而我們在2月中(即大年初三及初四需在人流集中地段實施人流管制之後)到澳門考察訪談時,獲得某些市民的回應則是:「在內地旅客集中的地段,或人流高峰時,盡量避免在那些時間到那裏,容忍一些,他們其實亦給我們帶來經濟發展。」

港澳居民對自由行旅客

態度截然不同

為何港澳居民對內地自由行旅客表現出如此截然不同的態度呢?我們認為,除了前文提出在2008年後的自由行寬緊不一政策調整之外,另外兩個重大因素亦不容低估。其一是經濟上對內地更為高度依賴,其二是身分認同情感的性質有異。

當然,除此之外,令港澳居民對區域融合問題產生態度差異的,還有其他諸如國際政治角力強弱不同、本地政治光譜寬窄有異,以及民間社會發展成熟與否等環環緊扣的因素有關,但因與本文焦點關係並不直接,暫且略過不表。

體諒和包容

不少人均會注意到,澳門與香港一樣,經濟上對內地頗為倚賴,惟澳門的依賴則更為嚴重。撇除民生日常所需絕大多數來自內地供應不談,單看經濟結構而言,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博彩業,令投資、就業乃至公共財政等,均仰賴博彩業,而博彩業的主要客源又來自內地旅客,決定澳門是否可以享有全國獨一無二「合法開賭」大權,亦在中央政府手上,顯示澳門本身並不具備可以自給自足、自成一體的條件。反過來說,澳門居民內心顯然十分清楚,澳門經濟的發展,必須立足於開放與接納的基礎上,廣招天下客,盡納四方財,因而能對旅客時刻令大街小巷擠至水泄不通,並給日常生活帶來諸多不便等問題表現出較大的體諒和包容。

雖然香港無論在民生經濟等不少層面與內地唇齒相依,但不少民眾仍以香港體制優越、競爭力較強,以及乃國際都會,吸引了不只是內地投資者,更有全球各地商業精英與企業等為榮,因而認為本身具有不少優勢,毋須只向內地全面靠攏,甚至有另一些聲音認為香港應盡量開拓與其他經濟體合作,以免經濟、產業或旅客來源過於單一等問題,因而對自由行旅客所帶來的各種效益,較不認同或視而不見,而對由此衍生的問題,則較為挑剔,亦表現得較不能容忍。

身分認同問題

我們都知道,港澳雖同屬曾被歐洲人統治過的社會,但所走過的殖民地路程,無論性質或軌均頗為不同。單從身分認同而言,港英政府曾採取「去中國化」政策,上世紀70年代推出的不同移民及居留權政策,更塑造了香港人的本土身分認同,而自那時期起,本地出生的人口,又超過了非本地出生的人口,成為人口結構中的多數,至於身分證政策及「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先後推出及強化,更鞏固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另一方面,香港經濟在戰後的突出表現,以及各種孕育於香港潮流文化的興起,又為香港人的身分提供了豐富的養分。由是之故,自上世紀80年代以還,香港人身分常被視為具優越性的身分,並對回歸後能否繼續保留這種身分而表現得十分緊,甚至出現了「身分危機」問題。回歸後,香港先後在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樓市急跌及「SARS疫症」等衝擊下,導致了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及社會人心欠安,這種發展局面,既給長期保持發展動力,人均生產總值日升的內地比了下去,亦因本身經濟的復蘇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才可迅速走出困局而顯得不是味兒,在此消彼長間,香港人的身分優越性,無疑漸見褪色,但自由行政策的日漸深化,乃至「雙非」問題的愈演愈烈等,既激化了身分認同的矛盾,又在某層面或程度上令香港人的身分,變得僵硬敏感而失去彈性。

反觀澳門人身分認同的問題,則因澳葡政府長期需要中國政府及本地華人精英配合才能有效管治而沒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澳門出生的人口,比例一直未達總人口的半數,就算澳門曾參考香港的身分證政策,但卻沒如香港般塑造出鮮明且優越的本土身分認同,反而國民身分認同長期佔主導位置,其經濟表現與潮流文化等沒如香港般突出當然亦是重要原因,就算是認同澳門人身分的,亦有較高的模糊性和彈性,尤其甚少會出現本土身分排拒國民身分的情。正因如此,在面對回歸問題時,澳門人並沒香港人般出現什麼「身分危機」的問題,既較為樂觀地看待回歸,在區域融合上亦抱積極與歡迎態度。由於澳門居民身分認同較香港居民身分認同具有較高的模糊性和彈性,在應對或理解自由行旅客大量湧至而衍生出各種問題時,乃表現得較為寬容、接納,而所流露的怨憤與抗拒等負面情緒亦沒那麼強烈。

綜合而言,自回歸以來,在區域融合的巨大浪潮中,港澳無疑碰到了各種挑戰和機遇,自由行是其中之一的機遇,但隨後則轉為挑戰。中央政府在2008年底調整自由行安排的政策,明顯可讓幅員細小的澳門社會既享受自由行帶來的利益,同時又可緩減各種負面衝擊,反而幅員及城市規模其實同樣不大的香港,則在中央政府持續加送大禮的情下,出現了「虛不受補」的問題,既令效益遞減,亦衍生更多社會問題。當然,兩地經濟對內地經濟依賴程度不一及民眾國家認同情感強弱有異等,亦是導致問題有所不同的原因所在。有鑑於此,我們認為,王光亞主任在研究香港旅客承受力的問題時,應參考澳門的調控經驗,讓自由行政策的正面效益獲得更好發揮,而負面效果則可盡量減少,長遠而言則需尋求提升兩地民眾增加互信和了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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