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6日 星期一

黃偉豪:民主從來不是賜予的——從六四和中國政改看香港

黃偉豪﹕民主從來不是賜予的

——從六四和中國政改看香港

【明報專訊】在「六四」25周年的前夕,回看「六四」對香港人的最大衝擊之一,莫過於使香港人深切及濃烈地感受到自己「中國人」的身分,及了解到中國和香港已慢慢地連成一線,成為了命運的共同體。

香港人非常擔心「八九六四」的中國,將會是九七之後的香港。25年後,這一種憂慮和恐懼不單止沒有消失,反而是變得更加強烈和真實。九七回歸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在不斷地印證了這預言。就如這一刻,當中央及特區政府正聯合絕不手軟地打壓「佔領中環」運動的時候,我們便開始擔心「八九六四」的北京天安門,會變成不久將來的中環。手無寸鐵及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學生,被流血清場的場面,不期然地在腦海中浮現。

「六四」的源起和爆發的主因之一,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地滯後於經濟改革,使國內由改革所帶來的貪污腐敗和社會矛盾,到達了失控的地步。這種由政治改革滯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矛盾,也在今日的香港社會中浮現。而在中港命運連線下,分析香港的政改,已不再能一廂情願地只是分析香港的內部因素,而忽略了中央的立場及誘因,和國內的政治形勢及發展。

究竟是否要「中國先有民主,香港才可以有民主」,這個原先類似「有雞先,還是有蛋先」,看來較為知識性的問題,在「一國兩制」的界線已日趨模糊,中央愈來愈直接及毫不避忌地介入香港的事務和管治下,已變成了一個香港人要迫切去思考的實際問題。 既然「一國兩制」已逐漸退化至「一國一制」的可悲地步,在分析上,我們無妨「將錯就錯」,來一個還原基本步。

從以上的邏輯出發,要理解中央如何看待民主及處理香港的政改,一個至佳的方法,莫過於觀察中國內地的政治改革,及中央在面對國內嚴重的管治壓力下,有多大的誠意透過民主制度,來化解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矛盾。

說到這裏,不得不先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還記起在香港的高級程度會考仍未被取消的年代,筆者曾參與「政府與公共事務」科的出題工作。在有關中國政治的部分,我和同事最害怕出的問題,就是有關中國的政治改革。主要原因是害怕考生會在這一條問題上「交白卷,拿零分」。

最諷刺和令人感到嘆息的是,學生之所以會「交白卷」,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懶惰或蠢鈍,而是中國在「八九六四」後,根本沒有進行過任何實質和有意義的重大政治改革。真正在這問題上「交白卷」的,是中央,而非學生。

中國為何缺乏政治改革?

中國的政治改革,或更正確地說,解釋中國為何缺乏政治改革,便成為了研究中國問題的老牌學者、波士頓大學的Joseph Fewsmith,在他去年出版的新書《中國政治改革的邏輯和局限》(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見參考資料),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首先,中國缺乏政治改革,並非因為中國不需要政治改革。而是一如Fewsmith在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是統治中國的共產黨因害怕自己的權力受約束和制衡,黨及幹部的利益受損,而一路拒絕改革的結果。

Fewsmith又發現,中國即使有推行政治改革,也離不開兩個負面的特色。首先,改革往往是細規模,及在較邊緣及經濟發展較低的地方進行。理由是這些改革只是實驗及宣傳性質的政治政績工程,不是認真的改革。原先只是用來「做樣」的改革,萬一被認真起來,也不會失控而威脅黨和幹部的利益。

第二個負面特色是,改革的程度是十分之低,性質十分之表面,即使成功地被落實,對於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實際效用也相當有限。例如中共所推行的黨內民主(inner-party democracy),最終仍停留在「差額選舉」的層次,未能增加黨在社會上的代表性和對人民的問責。鄉村選舉仍在黨的嚴密監控下進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仍是由黨員勝出。近年獲積極推行的所謂「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即在制定政策前要先吸納市民的意見,在Fewsmith眼中,在沒有競爭性選舉的一黨專政下,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虛有民主之名而無其實的「諮詢性獨裁主義」(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當政治制度滯後,不能配合經濟發展步伐的時候,政府官員與人民的矛盾日深,民意及民情苦無出路,人民的訴求只有被迫透過制度以外的渠道來表達,包括遊行、示威和集會。日久積壓的不滿情緒和憤怒,更不時透過官民衝突的形式來爆發,當中往往涉及流血與暴力。根據Fewsmith在書中引用的統計數字,在1993年,符合以上描述的「群衆事件」(mass incident),中國全國只有8700宗。但到了2010年,「群衆事件」的數字已急升至約18萬宗,是1993年的20多倍。在設計自己的書的封面的時候,Fewsmith也特意地選擇了一張2008年貴州甕安縣騷亂的火燒公安局的照片,真的十分應景。

令人擔心又痛心的是,香港的政治制度也滯後於經濟發展,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均沒有太大的誠意為香港帶來民主的時候,香港的情况正愈來愈似中國國內的局勢,社會與政府的衝突和矛盾正不斷地升級,恐怕不久便會到達爆發的臨界點。

香港的政制改革,本應是為香港逐漸升溫的社會矛盾,尋求制度化出路的良機。民主化是推動政治發展的最佳方法,而政治發展的主要目標就是尋求社會穩定。極權和封閉的政治制度可以帶來社會穩定,從來只是一個短暫的政治神話,只是把社會的矛盾壓抑和把多元性隱藏的掩眼法。

在中國本身也不重視自己的政治改革,寧願犧牲社會穩定,也不欲見到黨和幹部的權力被制衡,既得利益被挑戰的情况下,中央會主動為香港帶來民主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甚至等於零。因此,香港人更必須要透過今次政改的機會,來主動表達自己對民主的訴求。

從古至今,成功和持久的民主制度,從來不是被賜予的,而是靠主動爭取回來。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Fewsmith, Joseph. (2013)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