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30日 星期一

許寶強:歷史延續感與反謀略抗爭——從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談起

許寶強﹕歷史延續感與反謀略抗爭


——從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談起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本地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自然是過去反高鐵、爭普選的延續,但在急劇變化的當代香港社會環境中,亦逐漸呈現出一些新的氣象,包括對歷史延續的關顧情懷,以至愈來愈清晰的公民抗命態度。仔細分析這些新的元素,或能有助我們思考未來社運發展的方向。
假差異與真類同
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的表面差異,在於前者被認為是保衛特定地區(新界東北)或社群(農村/農業/農民)的福祉,後者則為了爭取全港市民普選的權利。然而,新界東北發展與「三農問題」所反映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跟全港社會的未來走向,其實密切相關。因此,分析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社會運動時,應更集中於它們共同的關注:一方面抗拒來自中央及特區政權的高壓統治與語言偽術,另一方面表現出一種對香港社會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關懷,以至對本土未來的承擔。
特區與中央政權對這兩場運動的回應,表面上也採取相異的策略:針對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由香港特區政府出手,嘗試孤立要求撤回發展方案的新界東北村民,以發展建屋的「整體利益」,抨擊不遷不拆、保衛農業的「特定訴求」;而針對佔中公投,則特區與中央政權齊齊出手,透過發表《白皮書》以收窄《基本法》的框框,並試圖散播抗爭無用論,打擊民眾繼續反抗的意志、限制港人的選擇。然而,在這表面的差異之下,卻是一種相同的策略和利益——透過採用言不及義、指鹿為馬的假大空話,嘗試化「普選」作小圈子篩選、變「發展」為地產建設,以盡可能保護壟斷階層的特權利益。
歸根究柢,兩場社運的共同點所突顯的,是兩種歷史觀和兩種政治/社運觀的矛盾和對決:一方面是短視單一的發展觀vs.強調結連先輩和後代的歷史延續感的差異,另一方面是「現實政治」所強調的實利謀略vs.「我有我的尊嚴,不想再受損」的抗命姿態的分歧。
歷史延續感
反新界東北運動發言人卓佳佳引用了北美原住民的說話,提出我們現在所能享用的一切「資源」,並非祖先的「遺產」,而是向我們的後代借用的債。這古老的智慧,對在「中環價值」浸淫下長大的都市一代,自然顯得陌生,但卻直白道出了當代社會所愈來愈缺乏的歷史延續感。
經濟學者凱恩斯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是:「在長時段中,我們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針對的其實是市場均衡理論,但卻不斷被挪用作說明未來(以至過去)是不重要的。這種散播短視、忽略歷史延續性的理解,之所以在當代社會仍有市場,或許與美國學者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分析的自戀主義文化的興起有關。他指出,在大眾媒體不斷播放天災戰禍和社會衝突下,現代人愈來愈習慣「災難」,以致逐漸變得麻木。因為感覺當代社會已沒有「將來」(想想"this city is dying"),不少人會變得只管滿足當下短視的欲望或「成就」,「對未來毫無興趣……對過去也是興趣索然的」(p.4),於是「活着只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前輩或後代……失去了屬於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代代相連的整體的感覺」。(p.3)
從特區政府處理考古遺蹟、核電供應、農業與廢物處理等議題的處理方式,大概感受不到多少「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關顧;而中央與特區政權以至建制派在新界東北與普選等議題所死抱的「只爭朝夕」鬥爭哲學,也離「代代相連的整體感覺」甚遠。吳亮星在「夾硬」通過撥款後立刻「落荒而逃」,或可以說是具體地展現當代拒絕接受任何「失敗」的自戀主義者的「活着只是為了自己」、無心無力無顏面對「前輩或後代」的一種不堪形象。
這些只顧眼前成敗利益的自戀者,自然無法,或不願去理解為何愈來愈多港人甘願抗拒短期的經濟實利,反自由行、棄東北發展、抗第三條機場跑道,甚至願意擔負被捕或受封殺的風險,對「發展」和利誘說不。民間高唱「試問誰仍未發聲」,在意的,並不是個人利益,而是對先人建設我城的承繼,以至對後代的關懷和責任。換句話說,是建基於一種沉重的歷史延續感的呼召,這恐怕無法為輕佻的花言巧語公關偽術所遮蔽,也不會被「抗爭無用」的認命心態或「現實政治」的謀略考量所取代。
反謀略的抗爭
政府和建制派在反佔中公投中,主要的策略是嘗試製造抗爭無用,企圖指出中央政權的強大,港人的任何激烈抗爭也無異以卵擊石。這在某程度上也達至了一定的效果,例如令一些參與佔中公投的受訪者,會說70多萬的民意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決定。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們仍然願意站出來投票。
另一方面,「策略家們」提出的「現實政治」,強調的是謀略和行動的「實際」或立竿見影的效果。循這思路,新界東北抗爭和佔中運動的操作,可供批評的「謀略失誤」,也許多不勝數,例如指「反新界東北發展」行動不夠「勇武」,又或批評其過分「暴力」;又例如指篩選公投3方案進退失據,或強調「公民提名」不切實際。不過,這些評論,都沒有觸及以至理解這兩場運動參與者的情感和態度。
在社會不斷兩極分化、不公義事件充斥的世代,全球各地湧現各式各樣的公民抗命甚至起義,行動方式儘管不一,但堅守及爭取的,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生命的尊嚴。福柯(Foucault)提出,「策略家們」的「抗爭無用論」,是應該要反對的。他認為,當面對權力違反了普世價值時,每個個體所作出的抗命或起義的決定,都應受尊重。願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險的抗命或起義,使人成為自主的主體,僅是其對無限濫權者說不的「存在」,就已足夠。因此,他的立場是「反謀略」(antistrategic)的,不同意對那些拒絕出賣生命尊嚴的抗爭者作輕率的評論。 (Michel Foucault Essential Works, pp.449-453)
演藝學院畢業禮同學的表現,或可看作是對無限濫權的政權代表說不的一種和平方式。如果濫權的自戀者將在其出席的任何地方、場合,都遇上對他們的濫權行為說不的抗命,令他們最終只能像吳亮星般「落荒而逃」,或至少不容易自我感覺良好,這大概也能稍為打擊自戀文化的擴展,同時彰顯並維護每個人都應享有的不順服於濫權的生命的尊嚴。
餘話
佔中公投的街站與網上動員,反新界東北的集會示威,都有不少年輕人的身影。看見他們到街頭游說、赴示威前線、上電視電台、於網上呼喊等奔走努力,換來的總是各種帶官腔的語言偽術,「謀略家」的批評責難,甚或惹上官非,總會想起差不多90年前魯迅先生寫的幾句話:「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無花的薔薇之二〉,1926年3月29日《語絲》周刊第72期)。自然,今日的香港局勢,還未有90年前的中國般惡劣,而除了年輕學生,還有70多萬民眾的投票表態;今天的「當局者」,仍未至於「將他們虐殺」。不過,無論現在還是過去,年輕學生都「本應該安心讀書的」,但香港當下的「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當局者」如果「稍有良心」,在施政匯報中,是否也應作一點「反躬自責」?然而,警察竟將他們拉了……
在缺乏歷史延續感的當代社會,不妨重溫法國已故歷史學者布羅岱爾的智慧:「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又或細味魯迅先生寫於「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提點:「如果(香港)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濫權者) 的意料之外」。
◆參考書目
1. 拉什(Christopher Lasch):《自戀主義文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陳紅雯、呂明譯,2013。
2. 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顧良、施康強譯,1993。

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葉健民:投票是為了取回應有的尊嚴


葉健民﹕投票是為了取回應有的尊嚴


【明報專訊】有很多理由令我對應否參與6.22投票感到猶豫。
首先,我不認為沒有公民提名便等於沒有真正普選,也傾向認同大律師公會視它為不合乎《基本法》的判斷。選票也沒有反對這個選項,只有模稜兩可任人演繹的「棄權」一項,對支持其他方案的人來說,根本沒有清楚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我也不知道何謂違反「國際標準」,這不是說我否認對普選安排確實存在國際公認可接受的普遍做法,而是不知道假如出現爭議,應該誰來判定。我並不贊同佔中運動以外國專家評定是否合乎「國際標準」做法,我甚至認為政制設計關鍵反而在於各種限制是否合理、能否容許自由選擇、以及如何符合公眾因現有選舉經驗而形成的合理預期等。我更加不信任個別行事偏執作風可疑,打着民主、人民利益旗號卻不知是正是邪的政治團體,也絕對不想壯大他們的聲勢。
但我最終還是投了票,因為我只是想向北京說一句:我就是不服氣。
我所不服氣的,是《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白皮書》那份君臨天下泰山壓頂的勢態,北京似乎要告訴港人,關於香港的命運和未來,只能默默接受中央指定的結局,不可置疑。《白皮書》的發表時機,也好像向挑戰給中央「找麻煩」叫陣,叫他們即管放馬過來,北京早已大局在握,任你聲音再大怒火再盛,在她眼中也是無關宏旨。但其實大多數港人並沒有這個心思和意向,要每天想着如何與北京鬥爭過你死我活,但大家只是對牽涉自己和下一代福祉的事情,有些話想說。所以,我們不明白中央為何需要這樣殺氣騰騰咄咄逼人。《白皮書》內容了無新意,但卻有對所謂愛國陣營有吹響戰號的效果。中央清楚無誤地再次統一口徑,識時務者自然馬上前仆後繼急於和應,甚至層層加碼唯恐跟不上大隊,令社會氣氛更形肅殺。我們看在眼裏,《白皮書》就是要收「滅聲」效果,但在大家熟悉的香港中,忍氣吞聲並不是我們的習慣,也不是彼此渴求的生活方式。
為何不可探討《基本法》條文修改?
我更不服氣的,是中央對事事動輒無限上綱,把任何看不順眼的事情無限放大,以偏概全。我個人主張應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去討論政改,這當中有很多實際考慮,因為這樣做大概可以避開很多爭議,能取得共識的可能性較大。但這並不表示任何人對《基本法》現有安排有所質疑的想法,都應被視為大逆不道,要一棍打死。法律當然是政治體制背後價值的體現,但也有其工具性。《基本法》有關政制部分的條文,最終的目的是要維持特區的有效施政長治久安。但要知道有關的安排,是以港英30年前的政治制度(功能組別、限制選舉)為基本,再加以若干修改而成的。這些原則,成為了九七後提名委員會、選舉委員會以至立法會構成的基礎。但這些確立於30年前的判斷,是否能夠解決當前的問題,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甚至質疑。我不否認有些人是借此挑戰中央權威,但假如是基於客觀分析認為有關法例是不合時宜,不能處理眼前的政治需要,又為何不可探討條文修改的可能性,為什麼不可想想原有構思以外的安排是否可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又何嘗不是出現過4部憲法,1982年沿用至今的一部,不是也經歷了多次重大修改嗎?《基本法》不是也有列明修改條文的程序嗎?這就說明,對現行安排提出質疑甚至是要求有所改動,是我們憲制所容許的。中央可以指出這種想法不切實際,既不符合原先立法的意願,現實上也因牽涉修改《基本法》,無可能在一兩年內完成,因此根本無助解決當前2017年的選舉問題,但絕對不必將它粗暴地定性為反抗中央,動輒以敵我矛盾的態度對待。至於其他的「勾結外部勢力」、「港獨抬頭」等說法更是對港人無理取鬧、捕風捉影的指控。
公眾對這次投票的熱情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對中港矛盾、特區管治失衡以至中央對港政策不滿情緒的總體宣泄。激進派可能認為箇中反映群眾革命情緒高昂,抗爭活動可以升級,但我並不苟同。縱然我們看到很多「終極決戰」、「自己香港自己救」等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但這種低成本低風險的政治表態,能否準確反映出公眾身體力行、投身社運的決心,我認為中間仍然存有很多變數,不少人對激進主張也仍然抱有觀望態度。但即使如此,市民要求被重視被尊重,渴求民主公平制度的意向卻是清晰的。假如他們這些聲音一而再地被忽視被壓制,即使大多數人不會上街、不會以更激進的方式去衝擊建制,他們也可能會對愈趨激進的行為更為接受、默許,甚至是支持。情况就如令特區政府束手無策的「拉布」一樣,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會對此感到煩厭。但願意對此予以批評、反對的聲音並不強烈。原因並不是大家害怕激進派的攻擊報復,而是社會上愈來愈多意見認為,我們的制度已不能反映民意。所以,逐漸形成了一個僵局,就是市民不想看見拉布,但又怕倘若支持建制派修例使議會更易「剪布」,長遠會令市民的意見更不受重視。就是說,大多數人心存不滿,即使不會拋頭顱灑熱血走出來投身革命,但無言的抗爭、刻意的沉默,同樣可以對管治造成損害,一樣可以產生政治效果。這些「弱者」的消極抵抗,用防暴隊解放軍便可以壓下來嗎?這種民心已死的敗局,真是可以更強硬的手段挽回嗎?
社會仍存在互諒互讓的訴求
我相信大部分市民不是要你死我活的中港對抗,而只是希望可以取回應有的尊嚴,在關乎個人福祉利益的關鍵問題上有發言權,也絕不會接受由領導說了算的一套。但「有商有量」絕不是水月鏡花,也不需要什麼無謂飯局、內地訪問的公關動作。我絕對相信在眼前的政治死局中,仍有不少人渴求和解,努力找尋出路。在政改爭議兩極分化的表象下,我深信社會仍然存在互諒互讓的訴求。大部分香港人要求的,只是當權者不要把我們逼向死角,容許多一些理性討論、解決問題的空間。誰應該走出第一步我不知道,但假如特區政府在總結政改諮詢的報告中,能忠實而準確地向中央反映港人主流意見,多一點從香港角度想問題,也許是一個良好的起步。
新力量網絡網址 :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2014年6月26日 星期四

吳靄儀:白皮書是背棄《聯合聲明》承諾的宣言

吳靄儀﹕白皮書是背棄《聯合聲明》承諾的宣言

【明報專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已在香港引起了巨大迴響,廣大市民直覺這次不得不發聲,原因是這份白皮書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對香港及全世界公布,《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承諾已不能作準,今後中國對港實施的政策,會按照白皮書施行。白皮書的核心信息,就是中央會全面介入香港的管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要作如下理解:


(一)「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這是赤裸裸的霸權。 事實上與法理上,中國政府透過《基本法》落實《中英聯合聲明》,作為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基本方針,已經作出了的授權不能隨時更改,更不能任意解釋。當年在中英談判期間,中方雖然否決有港人參與的「三腳櫈」,但《基本法》實質上是中央與港人的約法三章。若照白皮書那樣詮釋,就等於中央無視《基本法》條文已作出的授權,愛放就放,愛收就收,任意而為,必要時以「解釋」為名,達到改變《基本法》的實際效果。這個做法,等同毁諾背信,推倒前約。

(二)白皮書同時也有針對性,主要對象是法官享有的司法獨立:「『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包括……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即是要求法官必須從「愛國」的角度履行司法職能,要政治理解法律,只言效忠,剔走司法誓辭之中,「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的文字與精神。 這個做法,等同摧毁香港一直享有的法治,代之以內地法庭受黨指揮的制度。

的確,司法獨立之下,法庭只按法理原則解釋及實施《基本法》條文,是以《基本法》授權多少,由法庭裁斷,這與中央隨時收放,任意行使權力勢不兩立,白皮書是正式抓破顏面。

中央無權要求港人「人心回歸」

這一次,「魔鬼」不在細節中,而是顯示於整個佈局、部署、取向、行文。 整部《基本法》各個範疇一一觸及,重新詮釋如何每項自治權力,在實施之際,皆有中央角色,中央無處不在,特區亦步亦趨。 如果《基本法》沒變,何須重新全面解讀?

發表白皮書,藉口是「人心並未回歸」、「頭腦並末回歸」,即是說,白皮書有必要,是因為要令香港人思想及心態認同中央政權。 一個政府能否贏得民心視乎該個政府的表現,但中央政府無權對香港人作「人心回歸」的要求。 當年香港人決定是否接受《中英聯合聲明》,並沒有這個條件。香港居民之中並非全屬中國公民,他們接受的條件,是要受《基本法》約束,不是要在思想及心理上認同中央政權。《基本法》只規限在外國有居留權者不得參與若干公職,但沒有要求任何人「愛國」。剛相反,《基本法》保障香港原有的多元化國際社會,及原有生活方式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與信仰自由,這是香港居民接受《中英聯合聲明》的重要基礎。

白皮書不但涉及兩制、一國,更涉及國際社會,在這個關鍵時刻,香港人與國際輿論,不能保持緘默,特別是作為簽署國的英國,沉默就是違反了維護條約必須遵守的國際責任。法律界6.27發起沉默遊行,維護司法獨立是主題,這是自1997年來的第3次,更全面地遍及全港市民的是7.1遊行,香港人現在就要站出來,不然就會太遲。

蔡子強:他們並不孤單

他們並不孤單/文﹕蔡子強

【明報專訊】上周二,「和平佔中」舉行電影籌款,放映的是根據南韓已故總統盧武鉉事迹改編,描述在南韓獨裁統治白色恐怖時期,勢孤力弱,但卻堅定要為受政治迫害學生作辯護律師的一介小民,力抗一頭國家巨獸的故事——《逆權大狀》。

電影《逆權大狀》

故事背景是1980年代初全斗煥軍人政府執政初期,為了打壓學運於萌芽階段,政府在釜山地區拘捕了22名學生,控以「非法集會」,甚至是「傳閱危險書籍」等罪名,更在黑獄中嚴刑拷打,屈打成招,這就是南韓史上著名的「釜林事件」。
男主角原本是一名只顧搵錢的律師,專做房地產買賣和稅務生意,對政治十分厭惡。但碰上曾在其昔日潦倒時,對他有一飯之恩的飯店老闆娘,其兒子被捲入這場冤獄,老闆娘對男主角苦苦哀求,在幾經與良知的掙扎之後,他決定接手這宗無律師敢接的案件,為學生辯護,力求還他們一個公道。

當小民面對國家機器時的無助

審訊過程極不公允,控方和法官都想草草結案,無視那些所謂「罪證」有着明顯疑點,令男主角這位辯護律師的種種努力都付諸東流。更讓人氣餒的是,軍政府這頭巨獸,開始對他作出各種滋擾,他的律師事務所開始被稅務當局挑剔和審查,他的客戶在受到政府壓力後逐漸流失,他的家裏接到神秘電話問候他的兒子和家人……男主角開始體會到,當一介小民面對一頭國家巨獸時,是如何的無助。

電影播完後,朋友陳健民作出個人分享,想不到,只是說了幾句話,他便聲音哽咽,說不出話來,良久不能自已。這也難怪,他對劇中人物的遭遇,可說是感同身受。看到朋友如此,我也感到心酸。

事實上,過去一年多,「佔中三子」因這場運動而面對巨大壓力,各種文攻、恫嚇、滋擾陸續有來,他們也受盡委屈,亦作出了很多犧牲,甚至賠上了自己事業上發展的機會(但卻偏偏有人撰文,昧着良心的譏諷,說佔中是一份「筍工」)。過去幾個星期,先是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後又因為要搞6‧22公投,而遭到「國家級」的黑客攻擊。
我相信,陳健民也同樣體會到,當一介小民要面對一整部龐大的國家機器時,那種無助。
那麼為何還要揹上這類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呢﹖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片中有如此的一幕:男主角的生意拍檔警告他,說公司的業務正如日方中,更剛剛搭上一個夢寐以求的大客戶,飛黃騰達已經在望,為何偏偏要在這個時候節外生枝?
男主角答說:「我只不過是不想自己的子女,將來要生活在一個荒謬的地方,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活得更美好吧?」
不料拍檔卻答說:「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孩子送往國外。」

無言。

陳健民在之後的分享中,特別提到這一幕。他說,他也不想將來自己的女兒活在一個荒謬、歪理乖張的地方。

這讓我想起一個之前自己說過的小故事。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其自傳《Madam Secretary》(台灣譯本《從難民到國務卿》)一書中,記述了以下一件往事。話說當捷克仍是鐵幕國家的那個年代,童年時便已去國懷鄉的她,有一次重訪故土,並聽到以下一個故事。
一名異見分子遇上一位朋友,想請對方幫忙,不料對方卻推說:「其實我也想幫你,不過,你也看到,我有小孩,所以愛莫能助。」(I would help you, but you see I cannot,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這位異見分子聽到後,沒有動氣,只是平靜的說:「其實我也希望像你一樣保持沉默,不過,你也看到,我有小孩,所以我不能。」(I would remain silent, but you see I cannot,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不要讓他們孤單

電影結尾,男主角投身抗爭,佔領街道。當他被捕後遭盤問,對方說:「你是一名律師,現在竟違反法律,不是太過分了嗎?」男主角平靜的說:「正因為我是律師,才要在不公不法的時代,帶領人們,這是律師的真正責任。」

片中最後一幕,男主角被控帶領非法集會,在法庭中受審,法官要確認為他辯護的律師是否都已經出席,於是一個又一個名字的念了出來,而同時間,一個又一個律師也應聲肅然起立,名單久久仍未念完,原來,當日釜山142名律師中,竟有多達99名出席!
原本是那樣無助的男主角,最後發現自己原來並不孤單。

由最初沒有人願意接手這類燙手山芋當辯護律師,到後來超過三分之二的律師挺身而出,這就是歷史的洪流,這也是民心的向背。
在絡繹不絕的人龍中,看到一個又一個老朋友
過去幾個星期,因為一個6‧22公投,惹來炮聲隆隆,甚至是「國家級」的黑客攻擊,天上只見烏雲蓋頂,一派山雨欲來的景象,大家都不禁心如鉛墜。

不料,上周五電子公投啟動,首日已經有逾40萬人投票;到了次日累積至55萬人;到了周日,也就是第3日,更有近5萬人不惜長途跋涉親自走到票站,參與實體投票,令公投人數進一步累積至逾70萬……
陳健民說當他在民主毅行途中接到投票數字時,他和身邊的人,不禁熱淚盈眶,原來他們並不孤單。

在這些絡繹不絕的投票者裏,在票站長長的人龍中,我們彷彿看到一個又一個的老朋友,雖然大家素昧平生,但卻又十分親切,因為彼此肝膽相照。

就是這些老朋友在守護香港

就是這些老朋友,在過去25年,每當香港的核心價值受到嚴峻挑戰時,例如1989年六四、2013年七一、2012年以及今次的民間公投,大家便會不約而同,四方八面,從香港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階層,挺身而出。有人認為他們未免是螳臂擋車,但卻是這些老朋友,讓大家知道人心未死。

也是這些老朋友,讓一介小民面對龐大國家機器,感到茫然無助時,知道他們原來並不孤單。
也是這些老朋友,為日漸沉淪的香港,提供一股力挽狂瀾的向上拉力,守護我城。

雞蛋雖脆弱,但卻可以孵化出生命

近年,大家都喜歡以村上春樹的「雞蛋與高牆」來為抗爭作比喻,《逆權大狀》一片中亦反覆出現過一句類似的對白:「以卵擊石,雖然雞蛋看似脆弱,岩石看似頑固,但岩石最終都會成灰,而雞蛋卻可以孵化出生命。」
這就是我們的信念,也是大家對香港未來的期盼。
我相信,歷史將會站在這一邊。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2014年6月23日 星期一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出自北宋詩人蘇軾的《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賞析  蘇軾由黃州貶赴汝州任團練副使時經過九江,遊覽廬山。瑰麗的山水觸發逸興壯思,於是寫下了若干首廬山記遊詩。《題西林壁》是遊觀廬山後的總結,它描寫廬山變化多姿的面貌,並藉景說理,指出觀察問題應客觀全面,如果主觀片面,就得不出正確的結論。
開頭兩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實寫遊山所見。廬山是座丘壑縱橫、峰巒起伏的大山,遊人所處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物也各不相同。這兩句概括而形像地寫出了移步換形、千姿萬態的廬山風景。
  後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說理,談遊山的體會(心中所想)。為什麼不能辨認廬山的真實面目呢?因為身在廬山之中,視野為廬山的峰巒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廬山的一峰一嶺一丘一壑,局部而已,這必然帶有片面性。遊山所見如此,觀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這兩句詩有著豐富的內涵,它啟迪人們認識為人處事的一個哲理——由於人們所處的地位不同,看問題的出發點不同,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難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認識事物的真相與全貌,必須超越狹小的範圍,擺脫主觀成見。
  這是一首哲理詩,但詩人不是抽像地發議論,而是緊緊扣住遊山談出自己獨特的感受,借助廬山的形象,用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表達哲理,故而親切自然。
http://www.gushiwen.org/

2014年6月20日 星期五

蔡子強:德國國會大樓縱火案警示錄

蔡子強:德國國會大樓縱火案警示錄


81年前,在德國發生了一件對其政治進程和歷史影響深遠的事件,那是一次對該國立法機關的襲擊。
德國國會大樓縱火案











 德國國會大樓縱火案是當權者的一場陰謀?
1933年2月27日,納粹全面掌權的前夕,晚上發生了著名的「國會大樓縱火案」。消防隊接到國會大樓火警報告,到場救火時,發現現場有幾個不同地點遭人縱火,到警察搜索現場時,發現一個精神有問題的荷蘭共產黨失業建築工人。
希特勒、戈林(納粹第二號人物),和戈培爾(後來納粹的宣傳部長)等,很快就到達並齊集現場,並馬上宣稱,這是一件嚴重罪行,並且是由共產黨所作的反政府嚴重罪行。
身為總理的希特勒,立即借題發揮,抓住這個機會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向年事已高的總統興登堡逼宮,要求他簽署緊急法令,取消大部分威瑪共和憲法上賦予的人權,宣布共產黨意圖暴動,因此屬非法而要被取締。希特勒麾下的衝鋒隊,旋即佔領了全國所有共產黨黨部,共產黨被迫退出國會,共產黨人也大舉被捕。在緊隨而來的緊急大選中,沒有了這主要對手,納粹遂取得大捷,為全面掌權鋪平道路。當然,唇亡齒寒,到了希特勒大權在握後,所有非納粹黨派、工會、公民社會民間團體等,亦進一步被取締,為一個獨裁政權掃平最後的障礙。
後來很多的歷史學家,都認為這次衝擊國會是納粹策劃的一場陰謀,或至低限度,借題發揮,坐享其成,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例如說那位荷蘭共產黨失業漢是受到納粹衝鋒隊所煽動甚至擺佈,國會現場的汽油和易燃物品是由衝鋒隊所安排等。到了戰後的紐倫堡大審判中,不少納粹戰犯,都把國會大樓縱火案的矛頭指向納粹。例如曾任參謀總長的哈代爾將軍,便曾書面作供,說:「在1942年元首生日午宴上,當大家談論國會大廈的建築和其藝術價值時,戈林大聲說:『只有我才最清楚國會縱火案,因為火是我放的。』他一邊說一邊拍自己的大腿」;又例如,曾在內政部任職的吉斯維烏斯,作供時說:「最初想放火燒國會的是戈培爾」;秘密警察頭頭狄爾斯亦在供辭中說:「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樣起的,因此命令他起火之前就先準備好,起火後馬上要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單。」雖然戈林在審訊中統統否認。
(以上參考自著名歷史書,William Shirer所著《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第三帝國的興亡))
這裏,我完全沒有意思讓人對號入座,說今天哪個是希特勒,哪個是納粹,哪個是被人擺佈的共產主義失業漢,畢竟歷史不會「照辦煮碗」,簡單重複。我只想提醒大家,政治往往是迂迴曲折,一宗國會大樓衝擊案,讓大家明白到,口口聲聲作出譴責的人,未必不會樂觀其成,借題發揮,以達到個人政治目的。所以在一些敏感時刻,政治行動者更加要小心謹慎。
東北 3
 










衝擊立法會事件讓人憂慮政局一觸即發
上周五晚,本港發生了立法會遭到衝擊事件。立法機關遭到衝擊當然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故,在今天社會正因各種議題而嚴重撕裂之際,尤其讓人憂慮,這會否讓政局進一步被點燃起火藥引,一觸即發,但正因如此,所以我們更有必要冷靜下來,不要被熱血冲昏頭腦,更要小心警惕,更要冷靜地思考事件。
本周二早上,立法會行管會開會討論上周五的衝擊事件,以及如何可以加強立法會的保安。會後,主席曾鈺成出來面對記者,警告網上正有人呼籲在本周五的財委會會議,再次衝擊立法會,不單如此這些網民更進一步教唆,參與者可以用什麼方式攻入立法會,包括:用什麼方式可以打爛立法會的玻璃;帶什麼器具可以保護自己的安全;更煽動說,玻璃後面的人,不是你的朋友,不用擔心他們的安全,總之,是不惜一切,甚至是用暴力的方式攻入立法會。
我認為在現代文明社會,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不應該的。我希望當事人能夠冷靜,也重溫一下81年前的這宗縱火案,知道當年出來口口聲聲譴責縱火暴行的納粹官員,其實反而可能是樂觀其成,以便借題發揮。因此,今天,有些在你身邊,你不認識,但卻推波助瀾、煽風點火的人,又或者網民,看似慷慨激昂,但我們卻不會輕易知道,他們是否別有用心,又或者哪些是職業「五毛」。
 「蒙面人」和無間道「示威者」
不錯,毋庸置疑,上周五衝擊立法會的,一定包括一批一直關注東北發展的學生和社運青年,這一點大家沒有異議。但問題是,不同報章都有提及,過程中,卻有一群戴有「豬嘴」防毒面罩、以布遮面等的「蒙面人」,這批「蒙面人」的身分至今仍沒有人分辨得出。更有報道說用鐵馬撞爛立法會大樓外牆、成了媒體鏡頭捕捉焦點、讓輿論嘩然的那一幕,便是由他們所作,這些「蒙面人」之前零散分佈在集會場地,在衝擊前一刻便迅速結集。
另外,周日《明報》世紀版亦有刊登一篇文章,題為〈「示威者」在噴胡椒噴霧!我在立法會門外遇見無間道〉,作者李卓賢是當日有份參與的示威者,文中他記述自己如何目睹當日身邊的「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而他們在衝擊後,竟拿出胡椒噴霧,向其他示威者噴射。
文中說:「過程中,我目睹有便衣警員在人群中隱身分,煽動群眾製造混亂後,竟掛上委任證『執法』,並諷刺地施放胡椒噴霧向剛才曾並肩作戰卻已停止衝擊的示威者,以及正在執行採訪職責的記者!」
我明白這是對警方十分嚴重的指控,我不在現場,也沒有作過任何調查,所以不會斷言真假曲直,我只能呼籲,事關重大,有責任感的記者和傳媒,應該進一步跟進此事,還公眾一個真相。
 也有力阻鐵馬衝擊的示威者
不過,周一的《星島日報》,亦作了如此一篇報道,網上有一段視頻片段,顯示當日被捕的梁國雄助理黃浩銘,其實曾經「一夫當關」,力阻數名「蒙面人」抬起鐵馬衝向立法會玻璃門。報道描述:
「在該段3分鐘短片中,有示威者群起大叫『衝入立法會』,有蒙面示威者更抬來兩個鐵馬,準備用來衝破玻璃門。但黃浩銘一個箭步擋在鐵馬前,攔着兩個鐵馬,大叫『停呀!唔好咁做呀!唔好咁衝動!』」
「有示威者用粗口大罵黃浩銘,亦有人大叫『撞爛佢(玻璃門)!』但黃浩銘不但沒有走開,還指着示威者罵︰『你撞呀!你撞我先!』堅持說︰『村民唔係咁諗,佢哋有冇問過?』此時亦有其他站在黃浩銘一邊的示威者加入勸止,叫『信任我哋,唔好撞』。最終雙方僵持了近1分鐘後,鐵馬終被搬走,『鐵馬衝擊玻璃門』這幕最終亦沒有上演。」
部分人一直有一個印象,就是黃浩銘這位長毛的助理,十分激進,但這段報道卻顯示,在人人熱血上腦、情緒激昂的那一刻,他卻仍能夠保持冷靜和理性,讓我十分尊重。
 有待記者和媒體進一步發掘真相
筆者在本文只能列出一些零碎的例子,這些零碎的例子當然不能湊合還事件一個完整、真實的圖像。要揭開整件事的真相,有待負責任的記者和傳媒,進一步深入採訪、調查,和報道。
我得重申,我不在現場,也沒有作過任何調查,所以當然不會作出任何指控,但作為一個還會讀點歷史書的知識分子,我覺得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刻,更應該提醒大家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明白事情往往並非簡單得非黑即白,它可以有着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大家更需要冷靜。
很多一直關注東北發展的學生和社運青年,他們都一腔熱血,出發點良好,但我希望他們也要小心,有些在你身邊,你不認識,但卻推波助瀾、煽風點火的人,又或者網民,是否別有用心?畢竟大家都看到,過去幾天,由特區政府官員到建制派,以至中央台,是如何傾巢而出,借題發揮,「劍指佔中」,讓他們遭受空前壓力。當你們策劃下一步行動時,不能不審慎想清楚,會否正中某些人的下懷。
作者簡介﹕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

2014年6月18日 星期三

青年重奪未來「愚人包」:破解發展局陳茂波──新界東北發展「常人包」

為了合理化盲目開發而謊話連篇,事隔一年仍未對囤地風波如實交代的發展局長陳茂波,最無資格亦無公信力去寫新界東北「懶人包」。
發展局剛製作「常人包」,當全港市民無常識(「常人包」究竟是什麼意思?!,其實那是個愚弄市民的「愚人包」。我們特意製作破解版給愚人陳茂波閱讀,增進其邏輯思考。想知道愚人波怎樣愚弄我們?就要睇睇喇!

1. 愚人波:東北公/私營房屋土地分配事實是六四之比,規劃內的公營房屋單位佔了六成,故此民間說法是錯的!

答:分析房屋用地規劃,民間當然以「土地面積」(公頃)作計算準則,但局方卻以「房屋單位數目」計算,反指民間計錯數。發展局稱「公私營房屋佔地比例約一半半」,明明是私樓比例居多,怎可抽象地說成「一半半」? 局方是否企圖以房屋單位來計算,模糊化東北土地規劃向私樓豪宅傾斜的真相?

2. 愚人波:民間認為東北公營房屋用地只佔全區6%,其餘94%用地都是多餘及起豪宅?其實大部份土地用作社區設施、交通基建和休憩空間,提供舒適生活。

答:「民間懶人包」指出公營房屋用地佔發展區6% (即40公頃),是想指出整個發展區只有很少部分真的用作解決基層住屋需要,以免市民誤解整個新發展區的612公頃都會用來起屋,事實上6%亦是官方文件的數字(40公頃)。
「其餘94%都是多餘或起豪宅」是發展局刻意扭曲,以便答非所問,並非「民間懶人包」的說法。
發展局於2012年6月公布有4000公頃未經批租的空置政府土地,包括有952公頃的空置住宅土地,當中580公頃已規劃為高密度住宅土地,遠超新界東北所能提供的90公頃。政府沒有交代清楚為何有這麼多空置住宅地,及為何不能用這些空置地作公營房屋發展。卻率先發展新界東北區區90公頃住宅地,不惜額外耗資400億興建道路基建、580億建公共設施作配套,掏空香港財政資源。

3. 愚人波:4,000公頃空置土地很多都是道路、斜坡、零碎地,根本「不適合發展」,其餘空置土地都需經技術評估方可確定是否可以發展。

答:奇怪的是,發展局一直有使用他所指的「不適合發展」土地作房屋用途。
第一類所謂「不適合」——不少於0.05公頃(5,400平方呎)的零碎地。發展局剛在2013年-2014年的賣地計劃就有一塊0.025公頃的九龍土地公開拍賣,可見自打嘴巴。 (請參看發展局轄下地政總署的年度賣地計劃
第二類所謂「不適合」--斜坡。明報提及過在薄扶林置富花園以東的斜坡上,可興建6,000個住宅單位。合和在灣仔更偏好發展斜坡地,胡文新拍心口保證削華仁斜坡必定安全喎。(頭條日報:胡文新拍心口保證削華仁斜坡必安全
政府一直隱瞞不提的,是不願意將空置土地表內近1,200公頃的「政府空置丁地」,當作可使用的房屋發展土地,故製造出土地稀缺的假象。除了4,000公頃空置土地,香港還有近2,200公頃「短期批租用地」可檢討使用。

原圖摘自明報
為何政府在其餘空置土地還未進行技術研究前,就急於花1200億鉅款開發新界東北?民間質疑此舉是要自斷糧水、削弱民主自治、釋放發展商囤地利益及配合港深同城化,是相當合理的。

4. 愚人波:在規模上、時間上,收回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發展,不可能取代612公頃的新界東北。

答:發展局回應時已承認,區內實際可發展面積只有300多公頃,並非612公頃。有民間專業團體提出可行的具體研究規劃,善用170公頃的確可以容納現時新界東北大部分房屋需要,規模上也能承載8萬人口。公眾可參閱民間粉嶺哥爾夫球場規劃方案
發展粉嶺哥爾夫球場,所需時間及可能出現的工程延誤大大減少。發展若是以人為本,理應優先開發影響人數最少的土地,民間亦傾向發展高球場而非新界東北。然而,發展局卻選擇先毀人家園,然後才研究發展粉嶺哥爾夫球場的可能性,本末倒置,帶頭招惹衝突,應立即糾正。

5. 愚人波:我們已為1000戶受影響居民預留「特惠安置補償」,十分理解非原居村民對遷拆的憂慮。

答:東北受影響居民,多年來要求政府為東北規劃做「人口凍結」普查,以保障他們不被地主逼遷,政府一直充耳不聞。明明收地逼遷就是因計劃而起,但前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卻說,政府不會介入東北發展區的「私人收地」糾紛,絲毫看不出政府「十分理解非原居村民對遷拆的憂慮」。詳細可參考2009年立法會質詢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發展局亦錯誤理解大部分村民的訴求,他們要的是「不遷不拆」及「撤回方案」,請發展局不要借補償方案,抹黑村民「貪得無厭」。

6. 愚人波:東北發展已將對石仔嶺安老院的影響減至最底。

答:石仔嶺花園地底驗出超標砒霜,今年開展前期工程勘探已經會挖出及釋放有毒致癌物質。政府卻計劃2023年才搬遷老人,將導致老人家被有毒工程污染圍繞,對他們的健康構成重大風險,如何安老?

現時前期的工程勘探撥款,已直接影響石仔嶺安老院(綠色區內)老人的健康安全。

7. 愚人波:石礦場可以同步進行城規程序及前期工程 ,為何新界東北不可以,反說我們偷步發展?

答:傻的嗎?新界東北有村民居住又有人耕作,未在城規會通過法定規劃程序,工程當然不可以同步進行!原來陳茂波以為新界東北是個無人居住的石礦場?
政府可以未通過法訂規劃就容許工程機器剷進農地及市民家園,為發展製造既成事實,不是偷步是什麼﹖

8. 愚人波:東北規劃引入地權人「原址換地」的安排並非利益輸送,我們進行規劃時亦沒有考慮現有業權。

答:發展局當初否認做過任何業權調查,向立法會報稱不了解業權狀況,近日卻被民間團體踢爆曾委託規劃顧問研究東北業權,故陳茂波近日承認掌握業權分佈的詳盡資料,亦即承認早前發展局講大話。
民間及主流傳媒調查發現,新界東北計劃裡,劃做房屋用地的地方,與大地產商的地權界線相當配合,發展局稱「沒有考慮業權來規劃」的說法令人難以信服。粉嶺北核心區8塊私樓地,因「原址換地」安排,在未通過規劃前已經被恒基及新世界瓜分 (可參考主場新聞);
而在塱原的個案,這個自然生態公園的收地線明顯有按李嘉誠的地權來劃界,否則不會劃到彎彎曲曲,目的明顯是要收埋李嘉誠的地,否則繼續在界外做「農業」用途並不會得到任何收地賠償。
其實,傳統新市鎮發展是政府收地以統籌規劃,然後公開招標及拍賣土地,讓庫房回本。新界東北卻容許已囤地的大地產商「原址換地」,拿1,200億公帑鋪路、收地、建公營設施,讓囤地者酌量補地價後(補地價的金額及商討過程全是黑箱作業),就可以原址直接起私人屋宇,變相用公帑幫囤地的發展商改劃農地建豪宅﹗本來在傳統發展方式下,業權會「重新洗牌」,經政府重新賣地分配給發展商。現在容許換地,就益了早入場的囤地者,恒基、長實、新世界、新鴻基統統成為了大贏家。

9. 愚人波:民間說東北摧毀全港四分之一活躍農地及鄉郊環境,其實只影響當中28公頃常耕農地,我們已在區內預留了58 公頃土地作農業,與及近130公頃的綠化地帶。

答:所謂預留土地作「農業」,只不過是發展局將塱原及虎地坳等大部分現已有人耕作的地方「保留」不發展,根本沒有新增農地,也沒補償農地損失。
此外,現有規劃將百多公頃不能發展的鄉郊山頭列做「綠化地帶」,就說已盡力保留現有鄉郊景致,根本是自欺欺人。

10. 愚人波:新界東北是香港人的新巿鎮,不會開放予內地居民自由出入。

答:那為何位處東北的蓮塘口岸客流量估算,會以內地人可以「免簽證入境」進行推算基礎﹖
現任特首梁振英過往曾在御用智庫「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積極提出研究邊境禁區,並連同新界東北打造「特區中的特區」的發展策略。該研究報告提議內地人可免簽證入境,而古洞北及粉嶺北兩區則定位為「配合發展區」,以配合這個邊境「特特區」的發展。

原圖摘自2010年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香港邊界禁區發展策略》報告,新界東北定位為「配合發展區」。

公眾質疑新界東北背後有這樣的戰略定位,特首梁振英亦沒有宣佈過「不存在」或已公開放棄「特特區」計劃;策略不是發展局可以定奪,陳茂波你憑什麼回應這個策略定位的問題﹖
你說新界東北是給「香港人的新市鎮」,超支的高鐵、變了豪宅項目的西九填海區、破壞遠超估計的港珠澳大橋、流量超錯的西部通道,新界東北「港人港地」已經走數,香港有多少大型基建計劃最後都會被政府「賣豬仔」﹖

總結:請尊重事實基礎

簡單來說,一個有質素的「懶人包」,只有重視真相與事實的人才能製作得到,並非為了扭曲及轉移視線的外行政客可以完成。以上問題與答案,亦反映發展局根本未了解事實基礎,謬謬然通過東北撥款,很可能製造超支高鐵翻版。撤回計劃的理據已充分不過。
如果發展局還尊重事實作為理性討論的基礎,以下有一系列政府隱藏已久資料清單,請陳茂波局長立即向公眾公開:
-公佈約4,000公頃空置土地的列表清單,列出每一塊土地的所在地址及面積,以示發展局已認真考慮過既有土地資源,才「逼不得已」開發新界東北。
-公佈約2,200短期批租土地的列表清單,列出每一塊土地的所在地址、面積及現有用途,以示亦曾清楚考慮過短租土地,並且沒有製造土地短缺假象。
-公佈2008-2009年發展局曾委託規劃顧問進行的新界東北土地業權調查的所有資料,讓公眾自行判斷發展局有否配合囤地者的土地分佈來規劃用途,耗費公帑進行利益輸送。
-公開陳茂波(親戚)「國萬實業有限公司」背後隱藏的海外公司及董事資料,以澄清囤地自肥的嫌疑,不要將責任推給親人與老婆,做個負責任的男人。

2014年6月17日 星期二

發展局「常人包」:反擊土盟新界東北發展懶人包

(編按:發展局facebook專頁今日晚上發佈「新界東北『常人包』」,反擊土地正義聯盟的「懶人包」,下為全文)
看「懶人包」既方便又快捷,不過,關心新界東北發展的你,又豈會甘於停留「懶人包」層次?我們為大家準備了篇幅較長、內容較全面、準確的「常人包」,希望大家都能以「平常心」,花點耐性分析現時多項對新界東北的錯誤或失實指控。
1:網上指,新界東北90多公頃的房屋用地,公私營房屋比例為4:6,只有36公頃公屋,其餘54公頃都是豪宅?
答:錯﹗新界東北(即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共約90公頃的房屋用地,以佔地比例而言,公私營房屋佔地比例約一半半,即兩者均為40多公頃。以單位比例而言,6萬個房屋單位供應中,60%(即36 000個單位)為公屋和居屋(租戶買家必須為港人);其餘40%的私樓單位,絕大部份為高至中密度的中小型單位(住宅用地積比率為3.5至5,與公營房屋相若)。被指為「豪宅」的低密度私人住宅單位(地積比率不高於2),佔地只有約1.6公頃,即整個發展區面積的0.2%。有關用地規劃作低密度住宅,乃因為有關用地遠離主要交通基建,而區內公營房屋和中小型私人住宅,則鄰近主要交通基建。
2:公營房屋用地只佔新界東北面積6%,其餘94%土地都是多餘或起豪宅?
答:整個新界東北發展區612公頃,可發展面積只有約300多公頃,其中約三成約90公頃用作房屋用地,其餘土地大部份是綠化、休憩和美化市容地帶(近200公頃或約32%)、道路(約74公頃或12%)、「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約67公頃或11%)、以及保留不作發展的農業地帶和自然保育區(約60公頃或10%)、自然生態公園(約37公頃或6%),以及天然河道(約37公頃或6%)等。一如以往其他新巿鎮發展,除了住屋外,必須提供完善的公共及社區設施、交通基建和休憩空間,巿民才可擁有舒適的生活。
3:巿區有4000公頃閒置土地,足以起45個東北?
答:有關所謂閒置用地的位置、面積和解釋,發展局早於2012年已經公開,包括地圖顯示地塊位置以及所屬規劃地帶,歡迎大家查閱
從發展局公布的地圖可以看到,現時全港未批租或撥用的政府土地,很多是座落於道路/通道、人造斜坡,或建築物之間的空隙、後巷的「零碎」土地,不適合發展。餘下的用地,位於房屋、商業、工業、社區及休憩用地等按規劃用途地帶內。其中位於住宅地帶內的土地,必須先經技術評估方可確定是否可以發展,其中個別經評估後合適的用地,已經陸續撥作房屋發展用途,但亦有被批評為「見縫插針」式建屋。中長期而言,要提供較大規模的可發展用地建立一個基建和社區配套較為完善的居住和就業環境,我們必須發展新一代的新巿鎮。
4: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可取代612公頃的新界東北?
答:我們明白社會上有意見提出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事實上,我們已於今年一月把高球場納入《發展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研究》中一併研究,希望透過全面及綜合的規劃,以確定該土地的長遠土地用途和發展潛力。
不過,就算我們發展高球場,仍需時間先經工程研究、公眾參與、技術評估,而且高球場面積約170公頃,只及612公頃的新界東北約四分一,(就算只計新界東北可發展面積300多公頃,高球場亦只相等於新界東北約一半),而且當中有不少河流和古樹,可發展面積不如外界某些人所聲稱。正如上題所講,新巿鎮必須有完善的配套,並不是只有房屋用地就可以,聲稱高球場可提供6萬單位的人士,並沒解釋其工程可行性及相關社區配套安排,如道路、學校、公園、圖書館,及社區會堂等。因此時間上、規模上,高球場均不可成為新界東北的替代方案。
5. 受影響住戶人數及安排
初步估計受影響的新界東北居民約一千戶,當中不少是住在搭建在政府土地上或私人農地上的未經許可構築物(俗稱寮屋)或者牌照屋。我們十分理解非原居村民對遷拆的憂慮,政府已為受影響的合資格住戶制訂特設特惠補償方案,以協助他們搬遷。為回應受影響人士原區安置的訴求,政府已在古洞北和粉嶺北預留用地,向符合入住公屋資格的受影響居民提供原區安置。
6. 對石仔嶺花園長者的安排
石仔嶺花園是前英軍宿舍,以短期租約出租給私營安老院舍營運商經營安老院舍。我們明白計劃對住在石仔嶺花園的長者帶來影響,因此我們努力尋找解決方法,以照顧長者的福祉為依歸務求將對長者造成的影響減至最低。現時我們最新的計劃是,把搬遷計劃分兩期進行,2018 年會搬遷300名長者,2023 年才會搬遷餘下約600名長者。同時在現時石仔嶺花園附近,興建一座新的可提供約1,100個宿位的安老院舍,以容納現時居於石仔嶺花園的合資格長者。
7. 不符合程序公義?
大型發展計劃的前期工程詳細設計和城規程序同步進行,是過去一貫的做法。其他計劃如安達臣道石礦場,也是一邊進行城規程序,一邊進行前期設計。在可行情況下同步進行所須工序,是盡量壓縮發展實施時間表,盡早提供發展房屋及其他設施的必要做法。
8. 原址換地是利益輸送?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會由政府主導推行。政府規劃新界東北的土地用途時,只會考慮良好的規則原則,例如公營房屋、高中密度的私人住宅,須靠近主要交通基建,方便巿民出入,而現時新界東北土地的業權誰屬,絕對不是我們考慮因素。
一如過去其他新巿鎮發展,我們都容許私人土地業權人以契約修訂申請(包括原址換地)形式發展個別私人項目。但這次我們提出了多項更嚴格的條件,以確保用地符合政府的發展時間表。其中用地面積須達4000平方米的條件,是為了確保日後新巿鎮內的私人項目,不會出現「牙籤樓」、「插針樓」的情況。同時我們亦規定業權人必須公平對待土地上的租戶/佔用人,包括向他們提供與政府清拆相若的現金補償。
事實上,在2012年6月28日立法會發事務委員會上,多名議員(包括泛民議員)曾促請政府,在發展新界東北時,須與尊重私人土地業權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
9. 摧毀本地1/4活躍農地和鄉郊環境?
根據規劃署2012年資料,全港約有5000多公頃農地(包括常耕、休耕及荒廢農地,但扣除已改作其他用途土地),而新發展區內受影響的常耕農地只是28公頃。與此同時,新界東北預留了58 公頃土地作農業,佔新發展區面積約9% 。我們亦已為受影響的農戶在古洞南勘察適合復耕的土地。另外,新界東北預留了近130公頃的綠化地帶,佔新發展區面積20%,盡力保留現有鄉郊景致。
10. 開放予內地居民自由出入?
新界東北是香港人的新巿鎮,當中60%房屋單位供應均是為香港人提供的公營房屋,亦不涉及任何旅客出入境政策的改變,有關指控是無中生有,混淆視聽。

2014年6月12日 星期四

土地正義聯盟「懶人包」: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十個理由

由土地正義聯盟及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製作。
1. 不能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整個計劃佔地614公頃,收地約400公頃,住宅用地只佔96公頃,提供60,700個單位,公/居、私營房屋比例為四六比。可是私營房屋卻多為低密度佔地的「豪宅」(54公頃),實質用於公/居屋的土地面積只有36公頃,即整個發展區總面積的6%。
被剔出計劃粉嶺哥爾夫球場,其佔地面積為170公頃,無須發展東北,足以興建60700個單位有餘!而目前閒置官地多達4,000公頃,足以建設45個東北!
2. 毀人家園
大部份原居民村得以保留,可是兩區近萬村民失去三代家園,長者晚年頓失依靠。失去家園的多為新界非原居民,不但造成新界村民間的分化,被迫遷的村民,即使擁有私人土地,賠償不足以重建家園,也失去社區網絡,租戶更面臨地主逼遷,更為弱勢。
3. 長者冇屋住
政府最新計劃會把整個住上千名長者的石仔嶺安老村分兩階段清拆,並在2023年在石仔嶺公園興建護老大樓。計劃貌似細心,但合資格申請搬上大樓的長者有限,即使獲酌情處理,2018年第一期清拆為仍住在安老村內長者做成嚴重環境及噪音的影響。
除了居於安老村的長者以外,還有數千名在村內居家安老的長者全忽視。長者是人,不是重建或發展的首先犧牲品!
4. 違反程序公義
發展計劃的大綱圖正按《城市規劃條例》諮詢公眾,城規會並未審議,政府卻偷步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具體收地範圍未定,就偷步進行人口凍結。
而有權決定是否撥款的立法會財委會,多名議員的公司都擁有東北土地,涉及利益衝突卻從不避嫌,包括主席吳亮星(新鴻基)、田北俊(新世界)、劉皇發及石禮謙。
5. 原址換地,利益輸送
計劃表示擁有4,000平方米土地的地主就可申請換地發展,只有大地產發展商或坐擁大幅土地的原居民才能擁有這麼大的土地,變相直接讓地產商直接將賤價囤積所得的農地直接開發,過程中只需私下補少許地價,「原址換地」捉成以公帑設基建,變相補貼地產商發展。可是,村民被犧牲,如此利益分贜,是透過毀滅小市民家園而達成的。 各大地產商容許在新界東北囤地者「原址換地」,根本無法回本﹗新界東北。
6. 犧牲本土農業和鄉郊生態
計劃將摧毀香港差不多四分之一活躍農地,破壞食物安全和生態環境。政府從來沒有為鄉郊土地制訂永續發展政策,而計劃令地主為發展就把餘下的鄉郊土地淪為『有待城市化』的臨時土地,繼續被地產商囤積,以及被露天貨倉等臨時用途破壞。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和城鄉共生頓成空話。
7. 創造就業成疑
計劃指「新發展區鄰近數個現有及興建中的新口岸及深圳......善用與內地日益頻繁的經濟互動」,會提供約37,700個就業機會,其中包括研究與發展、商業零售及社區服務,可是相關比例和教育要求未明,遷入新界東北居住的市民是否有相關的技術去滿足人力需求成疑,以橫空的創新工業取代區內早已經營多年的農業和傳統工業,豈是本末倒置?
8. 無視民意反對
受計劃影響的村民和支援的行動者用盡了各種方法,希望當局收回成命,撤回新界東北發展。村民曾經向官員陳情請願;到地政署示威抗議;收集五萬份反對規劃的意見書等等。甚至有將受迫遷的石仔嶺安老院長者在立法會旁聽席跪下,可是,當權者始終不為所動。
9. 1200億大白象,可以花得更有意義
政府以天價1,200億打造的新界東北發展,基建用了410億,另外300億作土地賠償,當中95%了囤地已久的大地主手中,包括原居民地主及地產商。與其以1200億犧牲本土農業和村民家園,倒不如以1200億設全民退休保障,回購領匯、東隧和西隧;發展社區及綠色產業等,都是更加善用公帑,更受市民歡迎。
10. 城市規劃要更民主
土地要發展必經城規會,可以城規程序黑箱作業,有如橡皮圖章,專業措詞令普羅市民難以參與。從利東街重建、深水埗重建、天星、皇后到菜園村的抗爭,市民愈來愈體會到,城市規劃制度必須更民主,城市空間才不會被有錢人壟斷。
結語:如此荒謬的計劃,用來突顯官商勾結、規劃短視、行政腐敗和立法被建制派壟斷一定綽綽有餘,但要達到解決房屋問題、創造就業、達至香港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利益,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1,200億且還會隨時超支變成另一無底深潭的大白象工程,變相又一次打市民荷包。你若給它通過,今次7百萬港人,每人承惠17,000元!你忿氣嗎?

(原題為〈反東北懶人包之一: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十個理由〉;土地正義聯盟 facebook

2014年6月11日 星期三

馬嶽:選舉威權的永續發展

馬嶽:選舉威權的永續發展
Posted On : 六月 10th, 2014

梁振英

比較政治學研究近年的寵兒是混雜型政體(hybrid regimes)和專制政體。成熟西方民主政體的研究已做了很多,發展空間有限,很多人反而有興趣研究各類的混雜政體可不可以長治久安?一些專制政體可以多年維持統治(例如中國)的原因又是什麼?

在民主已成普世價值下,全球各地的專制政體和假民主政體,如果自由民主法治的水平和西方有相當距離,都會面對一定的壓力,其認受性會受挑戰。不少學者都相信政權很難長期靠高壓武力長治久安,一來這樣社會成本很大,二來在全球化下會備受國際壓力,很少國家願意像北韓般遺世獨立。

 經濟紅利難保長治久安

以良好經濟表現賺取認受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是常用方法,但長期維持經濟狀况良好談何容易(誰不想呢?),而且經濟起伏總有周期,單靠經濟紅利也是難確保長治久安的。

早期有人相信專制政體有利發展經濟,即所謂專制優勢(authoritarian advantage)理論,根據之一是專制政體可以少受選舉、政黨或利益團體影響,而作出較超然理性的經濟決定。後來不少研究均反映這論據無論在理論或實證上都站不住腳。專制政權背後有利益集團支撐,決策者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哲王」。專制政體有具權勢者的支持,支持者可以是軍人、地主、資本家、官僚精英或以上的組合,於是經濟政策便要迎合這些集團的利益,往往造成資源上的傾斜或甚至扭曲經濟結構,並不一定能作出最有利經濟發展的決定。

 私財和公共財的矛盾

有關專制和半專制政權的研究反映,部分成功持續掌權多年的政權,成功要訣之一是建立了比較堅實的執政黨或執政聯盟,然後利用分配經濟利益(即「派餅仔」),令聯盟的不同成員在現體制中獲益,繼續支持現政權。這策略必然帶來的問題是:只有選定的團體可以受益,執政者必須在政策層面提供某些私財(private goods),才可維繫其對體制之忠誠。如果是這樣,那沒有獲益的非精英階層(通常是低下階層、工人或更多其他各類群體)為什麼不起來反抗呢?

當權者一個對策當然是改善各類福利,提供不少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以改善低下層生活,有時配之以高壓政策,令人民不敢反抗。但社會資源有限,縱使是中國般持續快速增長二三十年,也出現分配不均的問題。那麼政權如何可以同時提供利益給特權階級,又大派福利令普通人滿意不反抗呢?

Dimitrov 等學者的新作《為什麼共產主義沒崩潰》(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指出專制政權的一項挑戰,便是這個私財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專制政權維繫權力的方法之一是吸納精英進其權力架構中(inclusion),但要吸納他們便要提供利益,而掌握了權力的精英可能不斷尋租(rent-seeking),令其利益不斷擴大。政權沒有可能長期維持這個平衡:支持政權的集團享有特殊利益,而在集團以外的又享有不少公共福利。這必然出現資源矛盾和分配衝突,帶來不穩定,繼而衝擊政府的認受性。

 香港的十字路口

香港也許正在這種十字路口上。近年來,很多人都認為商界主導和政制不民主帶來官商勾結,令資源向工商界傾斜。更深入的分析,是功能界別及類似邏輯的選舉委員會和委任制度,令不同界別的工商專業精英階層可以有更大政治影響力,包括要求委任更多其界別人士進入各委員會、法定團體、諮詢委員會等,以至擴大至地方層面,在各層面組成愈來愈大的恩從網絡(patron-client network)。

梁振英上台後,這問題更嚴重。各種的政治酬庸,論功行賞將不同人士安插在掌控公共資源的委員會上;各種利益衝突俯拾皆是。於是我們會看到愈來愈多立法會議員和各類委員,在申報利益後繼續討論、投票甚至主持會議,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可以有成員的親屬有近30塊大嶼山地皮,愈來愈多的龍獅節,還會陸續有來。

梁振英上任之初,可能真的想大灑金錢改善(部分)貧窮問題,或者是收買人心提升民望,但當我們大量的公共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在這機制下已經分發出去,如何還有錢搞全民退休保障、改善教育和醫療等等大致是非排拒性(non-exclusive)的公共財呢?當高鐵可能要過千億埋單時,當大量的行政資源在「築福香港」和龍獅節之類東西,在製造一些不存在的就業機會過程中花光時,如何還有錢考慮全民退休保障,改善公共醫療系統,以至各種大多數人可以受益的措施?

不信這一套或沒有同類政治考慮的政務官官僚系統,不想將錢花光的自保方法是把錢鎖起,另外搞一個不知怎樣用的「未來基金」(總之是不讓你花掉)。這結果是令能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身上的資源進一步減少,「不夠水平」的文化界,不好意思,你們來遲了,擠不進場,沒有你們份了。

 把資源和認受性一同倒掉

顧汝德2005年所著的《官商同謀》,主要論據是殖民政府由於自知認受性不足,於是刻意減少干預,或者不作特定產業的干預(sectoral intervention),例如不會補貼個別企業和產業,令香港人認為殖民政府可以在私利(private profits)與公益(public interest)之間有清楚界線,以維繫政府的認受性。相關原則在回歸後已被破壞淨盡,陪葬的當然還有特區政府的認受性。

不少學者都相信,選舉威權政體基本上充滿張力,並不穩定,要持續維持半專制的狀態,成本很高。而這個政體及其邏輯造成的資源、政策和經濟結構上的扭曲,在民主化後亦非容易撥亂反正。十多年累積下來,受苦的人無數,寃枉錢相信以百億計,如大江東去,追之不及矣。

◆延伸閱讀

Martin Dimitrov ed.,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4年6月3日 星期二

區美寶:跨性別人士的人權

區美寶﹕跨性別人士的人權

【明報專訊】近日政府就W小姐案判決提出《婚姻條例》修訂草案,社會激烈討論變性人婚權,關啟文博士曾在4月28日於《明報》撰文質疑有指草案要求變性人士完成所有性別重置手術為「酷刑」之說,筆者希望以國際人權法的觀點討論有關議題。

首先,有部分變性人願意或希望完成整個(上、下身手術)俗稱「變性手術」的「性別重置手術」,將自己身體改變以配合其心理性別;但亦有部分變性人決定只接受一部分的手術(上身手術,如女變男的將胸部切除、男變女的隆胸),更有其他不希望接受任何手術或生理治療的人。而下身手術牽涉移除生殖器官,入侵性極高,容易在過程中受感染,程序亦不可逆轉。有部分變性人可能因年齡或身體狀况等不希望或不能進行或完成手術。

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Juan Méndez於去年報告提及歐洲「一些國內法院認為,強迫手術不僅導致永久絕育和對身體不可逆轉的改變,干擾家庭生活和生育,而且也對人身健全構成嚴重和不可逆轉的侵擾」,譬如瑞典行政上訴法院於2012年裁定「不能將侵擾個人人身健全的強制絕育要求視為自願性」、德國憲法法院於2011年裁定「性別重置手術違反人身健全權和自決權」及奧地利行政高等法院於2009年指「將強制性別重置作為法律認可性別認同的前提條件是不合法」。(段78)報告員「呼籲各國廢止所有允許在沒有當事人自由和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強制實施或給予侵入性和不可逆轉的治療(包括非自願絕育……)的法律」,並呼籲「各國將任何情况下強制或脅迫進行的絕育都定為非法行為……」。(段88)

港府草案建議變性人申請人必須完成下身「性別重置手術」,才能在身分證上改變「性別」一欄,須知手術移除性器官,會導致變性人永久絕育,而部分原來不希望接受手術的變性人,亦可能因此無可選擇被迫接受如此高入侵性的手術,以換取法律承認和結婚的權利。這樣要求變性人必須放棄身體部分功能以換取法例承認,有機會被視為變性人並非在「自願」情况下作出決定。因此草案若獲通過,將有違人身健全、自決權、健康、免受強制治療、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權利。

今年3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委員會就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實施公約情况舉行預備審議,並於問題清單要求港府交代有關變性女士被強制絕育的情况,可見聯合國甚為關注。

公約保障基本人權

結婚權和組織家庭權利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變性人若因為不希望或不能夠完成有關手術的要求,而不獲確認其性別身分,他/她的結婚權和組織家庭權利亦會因而被剝奪。

此外,除了結婚權和組織家庭權外,如變性人所持有的身分證明文件未能反映其性別身分,對他們實踐基本人權很容易造成極大影響。如去旅行時因外觀與護照上的性別不一,在出入境遇到阻滯甚至被拒入境、申請工作不獲聘請以至在接受教育、醫療、到銀行開戶口甚至申請圖書證等受到嚴重阻延或歧視。

我們必須了解,跨性別人士的性別身分與大部分社會人士所經歷的不一樣,但跨性別人士只是希望透過自己最自然和舒服的身分生活。社會應尊重跨性別人士的特殊身分,讓他們融入社會,才可體現尊重小眾社群基本權利的精神。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香港政府(1)立即廢除對變性人獲得性別身分承認前一切的手術要求;(2)制定法例讓跨性別人士在不同範疇上得到全面的法例保護,並(3)立即立法禁止一切有關針對性別身分歧視的法例。

作者是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

成名:六四與普選

【明報專訊】六四與普選有何關係?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港人耳熟能詳,年年以燭光悼念,但可知道,在近代歷史,這類慘劇豈止一次,例如,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1980年南韓「五一八光州事件」、1994年非洲盧旺達「種族清洗」屠殺多達80萬人。

夏威夷大學學者Rudolph J. Rummel分析,1900至1999年間死於專制獨裁者刀光劍影下的平民人數超過1.7億(註1)。在政府啟動的屠殺中死亡人數,是對外、對內戰爭中死亡人數的6倍,可見當權者對自己人民何等冷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另一項研究(註2)發現,1955至2001年間在全球各地由官方啟動的屠殺,普遍程度令人咋舌。當權者殘殺平民,是為了清除異己,包括那些有可能成為異己的平民,消滅於萌芽之時。

上世紀70年代柬埔寨獨裁者在國內屠殺了20至25%平民,特別針對知識分子,因為懷疑這類人有較大「潛質」與獨裁者為忤。當然,亦有不少屠殺是種族清洗。

同一研究結果亦發現,1950至2001年間中國大陸發生3次官方啟動的大屠殺,第1次在1950至1951年,即共產黨1949年執政後不久,第2次是1959年在西藏,第3次是1966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研究機構的結論是「除非中國政府願意容納少數民族和尚未被官方認可的宗教團體,否則持續的社會壓力,只會促使政府政策朝向消滅反對者。」(註2)

民主更有效保障生存權

1994年Rummel分析,以真普選產生執政者的民主國家,比假民主國家,殺害的平民人數少如鳳毛麟角,因為民主制度分散權力,執政者的權力受到制衡,較少可能下令屠殺。不少研究有類似Rummel這個結論。

Harff(2003)引用1955至1997年間的數據,抽出35件屠殺的事件來分析引發大屠殺的因素。他發現專制政權出現大屠殺的機會率,比在民主政制高出3.5倍。如果配合其他可導致大屠殺的因素,例如國內政治精英鼓吹不包容的意識形態、主政精英屬少數民族及對外經濟依賴程度低,則出現大屠殺的機會更高。綜合國際研究,民主政制比專制政權更有效保障人類的生存權。故此,要避免類似1989年天安門屠殺慘劇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再現,一定要建立真普選、真民主制度。

香港一日沒有真普選,一日都沒有防護基礎捍衛人權,防止屠殺在這兒發生。這一點十分重要,但香港若干位高權重的人竟然發表以下荒謬或不負責的言論:

鄧小平下令北京屠城,但現任特首梁振英侃侃而談:「如果有一個中國人要攞諾貝爾和平獎,我有一點唔係好明白,點解第一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人,唔係中國嘅鄧小平先生?」

悼念六四,不是純粹為了要平反一宗25年前發生的歷史事件、為死難者討回公道、宣揚公義。悼念六四,是為了不斷提醒世人,在香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建立真普選的民主制度,是關乎人類福祉的重任。

事實上,聯合國大會早於 2000 年通過一項決議,建議全球落實民主政制。「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強而有力印證民主程度愈高對促進自由、政治穩定及減少貪污、饑荒和屠殺就愈佳。此外,民主制度成立愈久,對促進男女平等及減少貪污亦愈佳。誠然,民主制度亦有缺點,需要改善,不過,正如邱吉爾所說,民主制度的缺點顯然比非民主制度輕微得多。(註3)

註:

(1)http://www.hawaii.edu/powerkills/20TH.HTM

(2)Harff, B. (2003). ''No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Holocaust? Assessing risks of genocide and political mass murder since 195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1): 57-73.

(3)民主政制的優點:http://cdehk.com/, 點擊「民主有何優點?」

作者是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民主教室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