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9日 星期二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本土」意識呈「井噴」現象,不少打着「本土」旗號的政治組織相繼成立。「回歸人心未歸」的說法一時間又掛在不少人的嘴邊。其中,本土政團都是以年輕人為主,而且一個比一個激進,甚至有人標榜要「香港獨立」、「自決」。究竟為什麼回歸以後,港人反而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甚至年輕人更有抵制、抗拒的情緒?坊間有不少流行說法,本文希望從長期趨勢入手,嘗試解開「人心背離」之謎。

中大和港大的民調機構都有對身分認同問題作長期追蹤研究。雖然有建制和內地人士對這類調查頗不以為然,認為調查港人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是偽命題,是自設陷阱、自找麻煩,不過,個人認為這些調查,雖然有其局限,但對幫助我們掌握長期趨勢卻有莫大裨益。另一方面,幸好有這些調查數據,我們才有可能解開香港人心與中國漸遠之謎。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身分認同的「本土化」集中在年輕一代。附圖是根據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每年4月與10月的長期調查作成,以「當談到你的身分時,你覺得你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這問題,來量度「香港人」和「中國人」認同(註)。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身分認同近期的急挫,集中在30歲之下的年輕人(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成年人)。30歲或之上的中年、老年層,雖然在佔中之後的中國認同都有下降趨勢,但和年輕人「插水」般情况還是不可相提並論。

其次,如果我們細心審視數據長期趨勢,會發覺在回歸後,特別是2006年之後,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比較多的人數比例是慢慢上升,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年紀較大的人士也一樣。現在看起來可能有點匪夷所思,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間,港人對中國,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感覺都在不斷改善。在SARS之後,中央政府對香港推行自由行、CEPA等優惠政策,協助香港經濟復蘇,再加上歷任總理的朱鎔基、溫家寶的形象親民,國家經濟也蒸蒸日上,港人的認同感也大增。

港人非「天然獨」 受事件政策媒體影響

轉折點是2008年。在4月份的第一次調查中,有41.5%的年輕受訪者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為回歸以來最高,也是自1998年本系列調查開始以來最高。同期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僅僅過半(51%),也是歷年最低。但到了下半年,10月份結果出來,我們見到認同感轉勢向下,大跌至33.8%。雖然2009年下半年曾經反彈,但2010年又再逆轉。自此就拾級下跌,再到了「反國教」(2012年下半年)之後,就更屢見新低。2015年10月最新數據是在30歲以下受訪者當中,「香港人」佔79.1%,「中國人」只有11.3%!不光是中大的數據,港大民調中心的結果也是大致相似。

回顧過去10多年間港人認同感的起落,有一點很清楚,港人並非是「天然獨」,完全不是「必然」地抗拒中國。港人的身分認同,尤其是年輕人,會有相當的波動,並受當時重大事件、中央對港政策,甚至媒體所影響。香港人雖然大多是「炎黃子孫」,與內地華人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但因為在殖民時期與內地區隔,而且社會政治制度,以至文化習俗都出現相當差異,因此港人有點本土意識,毫不出奇。在2006至2008年間,港人在多重有利因素之下,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只不過是在2008年後,環境因素逆轉,再在社會運動推波助瀾之下,香港年輕人遂出現「本土」的轉向。

希望說明的是,建制派毋須過分悲觀,本土派也不能過分樂觀,誤認本土思潮會從此在港成為雷打不動的主流,但應該小心尋找身分認同逆轉的原因和條件。如果我們確認了2008年是重要轉折點,有些一向認為是重要的因素就可能變得不太重要。這裏我舉3個例子。

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和通識,在2009年才開始推行,而且認同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應已完成中學教育,通識科「教壞」青年人,令其背離中國明顯不是事實。

第二,互聯網或網上新媒體的影響,在今天可能是為本土意識推波助瀾的重要背景,但我們不要忘記2008年不但沒有網媒,連臉書都還未在港流行。大部分青年人的中國信息,當時還是主要從主流媒體,尤其是相對保守、中庸的電子媒體取得。因此香港的「本土轉向」,並不能算到互聯網或社交網絡的帳上。

第三就是自由行、水貨客橫行的問題,在2008年都還未成為社會焦點。擴大自由行(一簽多行)也只是2009年才實行,因此說「自由行是本土意識的觸媒」,在現在看來是理所當然,當時也未必是重要因素。

為何2008年是轉折點?

因此,我們應該對現在很多有關青年人「本土轉向」的流行論述再加驗證、討論,因為未能「對症」,就不能「下藥」。我無意否定任何解釋,但在這裏希望提出一個比較少人談及的假設。毋庸置疑,香港從回歸以後,大力在學校推動各種形式的國民教育,也在社會上不斷宣傳愛國意識,因此,在港人心目中,「中國」的分量都比殖民時代重了很多。在回歸後首個10年,可以見到港人,甚至是年輕人,中國認同都比殖民時代有所加強。正因為回歸後國民教育的力度很猛,也頗有成效,令年輕一代普遍對中國的印象不錯,更重要的是和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上一代比較,他們更關心、留意有關中國的信息。

不過,歷史往往是「辯證」地前進。社會在這段時間,卻很可惜地只是片面地宣傳中國光明進步的一面,而沒有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可以知道、理解、接受中國其他面向的分析框架。就正如性問題一樣,「成年人」對一些禁忌愈避而不談,年輕人愈好奇,而當我們不能控制、封鎖資訊的時候,他們就更加會主動搜尋(如色情網站)。在中國問題上,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國民教育當中,只有光明的中國,而沒有陰暗面,當他們接觸到「另一面」的中國的時候,除了感到受騙之外,還會覺得混亂,而不知如何解讀在他們面前充滿矛盾的信息。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殖民時代成長的港人,反而會有較為穩定的中國認同感,因為我們大都有一個「落後」中國的印象,來和現在比較。

依此思路,我們也可理解為何2008年是重要的轉折點。大家可能還記得那一年是北京奧運年,在8月份,全港都在為中國(和香港)的健兒打氣。而在同年5月份,四川發生大地震,也觸動了很多港人的感情,我們也捐助了一筆頗大的款項到災區。就算是當年的「六四」晚會,參加人數也達高峰。但正當港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中國的時候,卻又爆出了多件在香港被廣泛報道的負面新聞,如因「豆腐渣」工程引起的傷亡,和救災過程的一連串醜聞事件。更矛盾的可能是中國在奧運首次奪得最多金牌之後,立刻又爆出了毒奶粉事件,當時就有評論將兩者相提並論,指「體育大國」卻不能令下一代健康成長是如何的諷刺。

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

所以,香港青年人抗拒中國,其中一個深層次因素,應該是我們的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要知道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不可能令年輕人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中國是發展中社會,必然充斥着各種的不足,就算主流媒體沒有「加鹽加醋」,中國也必然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正因我們沒有「準備」青年人去理解中國的種種不足,當他們接觸那些負面因素,取得一個負面印象,再加上互聯網的興起,和幾次社會運動的詮釋,中國甚至就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變成了「邪惡帝國」,對她愈離愈遠。

全面、正確地了解年輕人轉向本土的心路歷程,我們才有機會令他們,或更年輕的一代發展出一種健康的中國想像來面對中國。如何令他們立體、冷靜地理解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不光是向他們單向宣傳中國的光明面和情感認同,不單是未來香港國民教育的重點,甚至可能是維持一國兩制的關鍵。

註:透過結構性問卷量度香港居民身分認同,必須留意問題設計對受訪者回應的重大影響,詳細分析可參考尹寶珊、鄭宏泰〈身分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刊於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2016)《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中華書局,127至142頁(www.chunghwabook.com.hk/Index/book_detail?id=1683,試讀)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2016年4月15日 星期五

葉健民:「第二次前途問題」:論述模糊但仍具意義

葉健民:「第二次前途問題」:論述模糊但仍具意義

【明報專訊】不管你喜歡與否,「本土主義」已成為了特區政治的新潮流,也勢必會左右9月立法會選情。這股潮流,有最低層次的捍衛香港文化、港人優先的政治訴求;但也有更具挑釁性的前途自決,以至港獨主張。後者觸動了中央的神經,建制派也自然連番和應,爭相聲討。香港有沒有條件獨立?香港人想不想脫離中國?是否真的可以走到公投自決這一步?公投之後又可以怎樣?當中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討論,日後有機會再一一詳談。這裏我有興趣探討的,反而是所謂的「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概念。

「二次前途談判」 一廂情願

「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提法,是源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有人擔心既然《基本法》說明「50年不變」,那麼到了2047年,一國兩制方針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落實一國兩制原則的基本法又會否仍然有效,存在很大問號,因而認為有必要為此作好準備,開展討論。這種觀點認為,這個「2047大限」足以和1980年代情况相提並論。當年香港社會正正因為對九七以後的情况不確定心生恐懼,所以假如我們能盡早有一個2047年後的具體安排,便可以避免歷史重演,防止重蹈覆轍。

但從法律角度而言,基本法以至回歸以來訂立的所有法律,並未附有說明條文會何時失效的日落條款,所以理論上即使到了2047年7月1 日,現時所有法律依然會繼續有效。反之,當年英國政府面對的情况並不一樣,因為她們一直堅持在香港進行殖民地管治有其法理基礎,這當然就是指與晚清政府訂立的3條條約。從她的法理邏輯而言,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便會失去香港島以外、九龍界限街以北地方的管治權。也因為這個原因,英方便首先向鄧小平提出有關香港前途的疑慮,也促成了後來的中英談判。所以,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兩個歷史時空面對的處境不大相同,「2047大限」是否存在,值得商榷,而從此引伸出來的所謂「第二次前途談判」契機,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回歸過程的歷史事實

當然,「第二次前途問題」提法更重要的論據,在於對回歸過程的不滿;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港人並沒有機會在九七後的安排設計上有足夠的參與。前途談判過程中,中方堅決拒絕港方參與,認為港英政府以至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只是殖民地制度之下的產物,絕對不能代表香港人的利益,於是把港方完全排拒於談判過程之外,這是歷史事實。中英談判結束後,中方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去起草基本法,過程北京全程主導,起草委員會以中方委員為多數,而諮詢委員會成員也差不多全由中方直接或間接欽點任命,這也是實情。不過即使如此,當年的民間社會確曾積極自發地就各個政策範疇開展有關討論,各自對九七後的未來熱烈地提出了不少具體建議。最終出來的基本法,以不變求穩維持現狀的主調去迎接回歸,並沒有接納很多試圖借九七契機去改革社會、完善管治的進步觀點;而有關政制部分,更是完全未能符合市民對港人民主治港的合理期望。放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份文件當然可以視為不思進取,甚至算得上是抱殘守缺;但公平地說,這種「保守」思維,也頗為切合當年的香港社會對未來誠惶誠恐、孤立無助的主流心態。輿論普遍認為即使現有秩序有種種不是,卻始終較為熟悉,至少心中有底,相對可以接受。

所以,說九七回歸、基本法制定過程上,港人並未有機會參與其中、意見完全被忽視,從程序而言當然可以這樣說,但也許只說出了半個事實。

何以有信心不重複上一代「錯誤」?

但對回歸過程不滿的一個變奏,是新生代認為上一代人過於怯弱,沒有堅持理想,反而輕率地接受回歸中國和一份保守的基本法,以至禍延今天。但一代人做一代的事,當年的香港人無法預知未來,亦只能按當時的局勢和處境去作判斷,所有歷史決定也只能放在當年的時空去評估分析,超越時代的局限事後孔明去作出評價,本來就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事。不過假如今天的年輕人譴責上一代當年沒有好好考慮下一代福祉去作決定時,以他們目前以10年去做「自決公投」的時間表來看,他們又何以有信心可以在2027年便可以為2047年的未來打造出美好藍圖,而又不會重複上一代的「錯誤」呢?生於1996年的黃之鋒抱怨要承受一個自己從未參與制定的「後九七藍圖」;那麼,生於2026年的下一代,會否有同樣的心情,在2047年投訴誰在20年前自命先知,去為他們妄作一個可能是不可逆轉的重大決定?

坦率面對不足 認真剖析時局

但即使提出這些疑問,我依然認為「第二次前途問題」概念引伸出來港人當家作主的精神、不能繼續任人擺佈的態度,是具有重要時代意義的。近年港人對人權自由能否得到保障憂心忡忡,在梁振英治下特區管治質素江河日下,李波事件也令人徹底心寒,大家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開始失去信心,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要為自己的命運發聲、表達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堅定重申對民主自由的渴望,絕對合情合理,沒有任何值得非議的地方。但是我們要提出對未來想像,甚至設計2047年的藍圖,便不能永遠把自己困於「我就是不服共產黨」的心態上。因為這種思維,往往會限制了我們的自省能力,難以有一個整全的視野。比如近日看見亞視倒閉,很多人馬上會歸咎於王征無能亂搞,認定是「大陸人搞死亞視」。這班土豪當然責無旁貸,但回頭細看,亞視其實在此之前早已奄奄一息,無甚作為。王征因素是近因,但長期經營不善卻才是關鍵。作為一種政治動員手段,簡單地向強權「說不」是很有效的做法,因為道理易懂、黑白分明,配以「自決」的氣勢,更是鼓動人心的不二法門。

但假如我們真的要想像未來,認真要為香港尋求出路,便應該跳出簡單的對立二元角度去看問題。我們必須坦白承認,沒有大陸因素「蠶食」,香港原來的種種制度也不見得完全合情合理。我們當然不能容許內地那些不合理的行事規則、辦事文化污染香港,更不應容忍各種官場腐敗或有違法治的歪風在這裏不斷蔓延;但假如相信「去大陸化」後,香港便從此走上坦途,所有制度便會變得合理,卻是一種思想懶惰、以情害理的嚴重誤導。這種只懂諉過於外在因素完全忽略自身不足的思維,也不見得可以幫助我們找出更公平合理的美好未來。個別偏激意見甚至藉此動員恐懼仇恨以作招徠,把討論愈推愈窄,更是錯上加錯。要討論香港願景,就請切切實實地從政策環節逐個切入,不要侃侃而談、流於口號;要想像未來,便應坦率地面對自己的不足,認認真真去剖析時局,不要滿足於情緒宣泄,或只圖個心靈慰藉。
尋求願景,要港人重拾主人翁精神,是一件嚴肅大事,這絕對不應只是一批政治新面孔的選舉伎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2016年4月14日 星期四

李立峯:多少市民自認屬本土派? 3月調查研究的結果

李立峯:多少市民自認屬本土派? 3月調查研究的結果


【明報專訊】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結果,象徵着「本土派」的崛起,甚至帶來了「三分天下」的說法。個人意見,認為「三分天下」的說法也許言之尚早。這不是小看本土派的支持度,而是「本土派」這3個字,在香港的公共領域中到底標誌着什麼,其實仍不是很固定。發展下去,「本土」是一個有清晰輪廓和界線的派別,還是一個各自借用來表述政見的符號,有待觀察。

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土派」一詞已完全滲入公共論述之中。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上搜尋,在2014年,「本土派」一詞在13份香港中文報章(註)中出現過586次,2015年飈升至2036次,到今年頭3個月,已經有1460次。當一種派別身分在社會上被那麼經常地談論時,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如果要市民自行選擇,有多少人以及什麼人會自認屬本土派?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3月8日至24日間,進行了兩年一度的「市民對傳媒及輿論的看法」意見調查,通過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以下的分析經加權處理,令樣本在教育程度、年齡和性別分佈上符合香港人口。






8%市民自認本土派 不可忽視

在訪問末段詢問人口特徵時,其中一條題目請被訪者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屬哪一派別。答案選擇有本土派、激進民主派、溫和民主派、中間派、建制派、親中派和工商派。當然,被訪者也可選擇說自己沒有政治取向或索性不回答這題目。

筆者同時用去年7月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另一民調所得數據作比較,但當時題目仍未有「本土派」的選項。表1顯示了兩次民調的結果。在今次3月的調查中,有超過8%的市民自認屬本土派,自稱激進民主派的只有不足3%。最多人選擇的仍是溫和民主派,有32%左右。選擇3個代表建制陣營的標誌的被訪者,加起來有14%左右,而自稱中間派或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加起來超過四成。

有趣的是,相比起去年7月,雖然多了一個額外選項,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比例,並沒有降低多少,選擇激進民主派的市民本來就不多,反而是選擇中間派的市民下降了接近9個百分點,恰恰約是本土派市民的比例。

要留意,在過去的民調中,「中間派」只是一個「邏輯性」選項,讓市民在民主派和建制派以外有多一個選擇而已。但去年區議會選舉和早前立法會補選,均有參選人士打正「中間路線」的旗號。民調結果顯示,這些中間路線候選人,似乎沒有使更多人選擇自認中間派。剛好相反,當有政客借用「中間」這符號時,自認屬中間派的市民反而更少。

當然,中間派的市民少了8、9個百分點,不等於中間派的市民直接變成本土派。最合理的推論,是一些原本選擇中間派的市民選擇了溫和民主派,而剛巧差不多比例的溫和民主派支持者選擇了本土派的旗幟。

無論如何,8%是一個絕不可以忽視的數字。如果我們再以年齡劃分,就會更清晰地見到本土派冒起的勢頭。表2顯示,在45歲或以上的各年齡層,選擇本土派的市民比例只有2至3個百分點,在30至44歲的市民當中,本土派支持者有6%,但在18至29歲的市民中,選擇本土派的有接近30%,跟溫和民主派的39%差不多可以分庭抗禮了。

不過也要補充一句,年輕人其實並不特別抗拒溫和民主派。在數據上,溫和民主派的支持者比例,在18至29歲的市民之中甚至是最高的。年輕人的特點是極少建制派支持者,也比上幾代香港人少選擇中間派或回答無政治取向。

兩派對旺角騷亂態度差異明顯

選擇本土派的市民,跟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在政治態度上有多大的差異?這是需要多方面觀察的問題。調查問卷和本文空間所限,這裏只分析不同派別市民對農曆年旺角騷亂的態度。問題的用語是:「今年年初一深夜喺旺角發生咗一場騷亂,以下邊句說話最能夠代表你對呢次事件嘅態度呢?」

答案選擇有「譴責示威者嘅行動」、「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責任」、「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係問題根源」,以及「支持示威者嘅行動」。

表3顯示相關結果,若計算所有被訪者,接近三成市民譴責示威者的行動;四分一左右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部分責任。最多人選擇的是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佔超過四成。只有不足5%的被訪者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

但當市民被分為不同派別時,本土派支持者中,有約三分之一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而在溫和民主派支持者中,明確支持當日行動的不足2%。激進民主派支持者中也有超過一成支持當日行動;但要留意,由於激進民主派支持者比例本身很低,在計算其內部百分比分佈時,有效樣本數很小,該些百分比的實際意義可能不大。

所以,表3顯示,本土派和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在對旺角騷亂的態度上有很明顯的差異。不過,自認屬本土派的市民中,也有接近六成「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甚至有5%左右選擇「不認同行動,但政府亦有部分責任」。由此可見,也不是絕大部分在民調中自稱本土派的市民,都會毫無保留地支持任何本土派的抗爭行動。

「本土派」意涵仍未穩定

回到文章開首所說,「本土派」的意涵是什麼,應該仍未穩定下來。今年立法會選舉,「本民前」、青年新政、熱血公民、城邦派,以至新民主同盟、香港眾志,甚至傳統泛民政黨會如何論述本土,都會繼續影響市民如何理解「本土」的意義。這次調查結果,可以作為日後繼續分析和觀察的基礎。但頗為確定的是,年輕人對「本土」的認同度非常高。在將來的日子,隨着新舊世代持續交替,本土的呼聲會繼續上升。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當本土論述繼續在大眾媒體恒常出現時,年長的幾代香港人會否也開始接納「本土派」這個標誌?「本土派」能否再進一步擴展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本土」能否由一個屬於新世代的符號轉化為一個跨世代的符號。

註:13份報章為《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文匯報》、《大公報》、《明報》、《星島日報》、《經濟日報》、《信報》、《頭條日報》、《晴報》、《太陽報》、《都市日報》和《am730》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