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0日 星期二

蔡子強、陳雋文﹕分區配票的成效

蔡子強、陳雋文﹕分區配票的成效


[明報文章】正如筆者以往在本欄反覆說過,港式「比例代表制」已經慢慢演變成「多議席單票制」。在這種遊戲規則下,泛民或建制派如果想在選舉中取得最多的議席,也就要看選票能否平均分配在不同名單之上,讓這些名單雨露均沾,沒有名單拿了遠遠超過需要當選的選票,也沒有名單僅差少少選票而落選。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盡量減少浪費選票。

有人形容香港如今的選舉制度,是「考100分無益」,而「僅僅及格有獎」。泛民或建制派如果追求的是「實惠」而非「虛榮」,便不應追求參選者中誕生「票王」、「票后」,反而僅僅跨過當選門檻便可以,那才不會浪費選票。

民主黨是分區配票策略的始祖

那麼,如何能夠讓選票平均分配在不同名單之上?
如果不是望天打卦,又或者旨望選民在家裏自行配票,在本地過往20年的選舉經驗中,較可行的,就是進行分區配票。

分區配票的始祖要算是民主黨。話說2000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為了想奪得新界西3個議席,因此亦分拆3張名單參選,分別由李永達、何俊仁及陳偉業3人領軍。為了使選票較平均地分佈在3張名單上,以同時提高3張名單的勝算,民主黨採用了劃分「選票責任區」的方法,把葵青及離島分配給李永達;屯門及元朗鄉郊分配給何俊仁;至於荃灣、元朗市中心和天水圍,及1.5個屯門區議會的選區,則分配給陳偉業。每位候選人負責集中火力在自己所屬的責任區內拉票。雖然街板及海報仍舊可以在整個新界西懸掛及張貼,但3人只可以在所屬責任區內企街、洗樓、派單張,及寄上選舉郵遞廣告,不可以未經批准而跨區宣傳。結果,李永達、何俊仁及陳偉業3人,分別在自己負責的葵青、屯門及荃灣,取得該黨近七成半、八成半,以及九成之選票,民主黨的配票策略可說是十分成功。

分區配票在地區直選往績不俗

從此之後,民主黨在往後幾屆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在新界西和新界東都有分拆名單和分區配票,以爭取更多的議席,結果配票成績都頗為不俗。

直到上屆立法會選舉,民建聯也加入仿效,更憑着其強大的黨組織、精密的選舉機器,把分拆名單和分區配票的選舉工程發揚光大,結果不單派出的9張名單全勝,取得9個議席,更在新界西創下一區分拆3張名單,三者都高奏凱歌的紀錄。

有關過往歷屆選舉,分拆名單分區配票的選舉結果和數據,可翻查筆者以下的舊作:

‧2000年9月27日,〈配票成功救不了李永達〉
‧2000年10月23日,〈無地區基礎 配票亦有效──評民主黨新界東配票策略〉
‧2004年9月15日,〈民建聯非大勝 民主派未大敗〉
‧2008年9月12日,〈公民黨與民主黨的兩條道路〉
‧2012年9月17日,〈民建聯配票攻略全剖析〉
‧2012年9月18日,〈配票成功救不了李永達2012版〉

今屆只餘民建聯在地區直選有分區配票

到了今屆選舉,民主黨因為票源的持續萎縮;以及上屆在新界西因分拆名單,結果卻兩敗俱傷的慘痛教訓;再加上今屆派出新人接班,不敢過於托大,因此該黨在5區都只派一張名單參選,再沒有分拆名單。

所以,今屆在地區直選,仍舊有分拆名單並分區配票的,只餘下民建聯一個黨。該黨在新界東、新界西都派出兩張名單參選,而該黨的分區配票指示見表1。


那麼,民建聯分區配票的成績如何?選民有響應其配票呼籲嗎?附表2和3揭示了有關結果。
民建聯分區配票成績依舊顯著





從附表2和3可見,該黨的分區配票工作可謂十分成功,屈指一算,陳克勤在北區和大埔分別拿了民建聯八成六和八成二選票;葛珮帆在沙田和西貢、將軍澳拿了八成二和八成五選票;陳恒鑌在荃灣和葵青分別拿了民建聯九成五和九成四選票;梁志祥在元朗和屯門分別拿了民建聯九成和八成二選票。換句話說,撇開離島不計,在8個選票責任區內,4個當事人共承接到該黨八成以上選票,當中有3個更承接達九成。

但當然,以上談的是分區直選,今屆泛民和建制派,其中一個主戰場就是在俗稱「超級區議會議席」的選舉中,當中也牽涉到民主黨和民建聯兩大黨,各派兩張名單參選和分區配票,但因為篇幅關係,周四再談。

〔2016年立法會選舉評論系列之五(周四再續)〕
蔡子強、陳雋文

2016年6月6日 星期一

林芷筠:「以法保丁」的事實問題

林芷筠:「以法保丁」的事實問題

【明報文章】最近有報道指,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計劃組團訪京,向中央政府反映回歸後《基本法》第40條未得以落實。一直以來,鄉議局對丁屋政策是否受基本法保障以及「套丁」合理性的說法總是難以自圓其說,經常暴露自我矛盾的困局。

有關現時丁屋爭議,除了俗稱「套丁」是肯定違法外,關於丁屋政策容許落成後「轉讓」(註1)、各項規劃的遷就及權利差別,普遍都認為相關政策帶來了社會不公平。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兩大質疑,還望鄉議局會再加闡述。

鄉議局拒絕承認政策原意

早在2012年,因政府檔案30年保密期的解封,才有報章揭發1972年11月「行政局批准丁屋政策的備忘錄中,已訂明原居民若無足夠居住空間(not adequately housed),才可獲批建丁屋」,但之後卻遺漏了這句作為先決的審批條件(註2)。對於這點鄉議局堅決不認同,鄉議局研究中心主任薛浩然新書中亦有提到(註3)。然而,翻查以往鄉議局與港英政府官員的書信來往(註4),會發現鄉議局也曾經承認丁屋政策宗旨「並非轉讓」,但及後亦辯稱村民也有機會需要轉讓,爭取解除轉讓限制。而在上年年尾套丁案後,鄉議局的廣告聲明也寫到「即使丁屋政策最先的原意是為新界原居民提供居所」(註5)。這反映到,鄉議局其實一直都相當清楚丁屋政策的原意。

鄉事常有一種說法,就是原居民有丁權但沒有權申請公屋或居屋。其實只要向房屋署求證已知男性原居民身分,根本無阻申請公屋或居屋。其關鍵可能是因男性原居民一出生就名入祠堂,作為這個控產團體的一分子,其資產計算或超過申請公屋居屋上限,但其資產卻難以動用,但這亦不能構成合理化現行丁屋政策的理由。

鄉局清楚基本法第40條未釐清

關於此問題,鄉議局經常轉換說法。如鄉議局2015年12月5日發表聲明指丁屋是受基本法第40條保護的合法傳統權益之一,及後又於2016年1月25日在多份報章刊登給陳茂波的公開信,要求澄清丁權是否受基本法第40條保障。如果早已肯定,何需要求澄清?

其實翻查鄉議局2011年出版的《新界鄉議局史》,當中也提到「該條條文屬憲法文件一部分,只表達了指導性原則,並不是具體的法例」(註6)。最近鄉議局主席劉業強亦提出類似的說法。既然如此,輕易搬出基本法第40條保障丁權的說法擋駕,實在是虛詞詭說。如果早肯定基本法第40條包括所謂丁權,早該拿出相關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決議內容的證據,並有條文內容的解釋。堅持者,理應提出證據,而非繼續誤導港人。

另外,薛的新作及鄉議局聲明也曾引述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曾在一判案的判辭提到,丁權納入在基本法第40條保障中。該2000年判的案(編號FACV000011Y/2000)是關於非原居民在村代表中的參選權與選舉投票權,此案判定非原居民勝,成為今天雙村長制的關鍵判案。翻查判辭,代表原居民的大律師以基本法第40條作抗辯,但法官認為第40條所指的「權益」,是包括原居民的「多項財產權益」及「男性原居民根據所謂丁屋政策而獲批的土地有關的利益」,但不包括可限制非原居民的政治權利。但須知,這一點只是法官在判辭中「附帶意見」(obiter dictum),對下級的法院不具約束力,亦非該案的關鍵,李國能法官並未在判辭中就此再加以闡述或辯論,故不應輕率地把此理解為「基本法第40條包括丁權」。仍然不斷引述此充當丁屋政策不證自明的法理基礎,乃混淆視聽。

似乎無論是鄉議局、政府及關心丁屋政策的普通市民,都正期待有更清楚的法理、歷史與事實釐清,以探究丁屋政策的未來。

註1:現行小型屋宇政策下,申請人若申請在私人農地上興建丁屋,可於取得該丁屋滿意紙後的5年內經補地價轉讓,而5年後轉讓則不用補地價;申請人若得政府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政府土地以興建丁屋,需先繳付土地全部市價三分之二補地價以獲准興建,在取得滿意紙後任何時候轉讓也需要先補地價

註2:《明報》(2012年1月9日),〈港英「蝦碌」誤益丁屋任起 解密文件:漏寫「無屋住才可建」〉

註3:薛浩然(2016),《新界小型屋宇政策研究:歷史、現狀與前瞻》,第44至45頁

註4:新界鄉議局事務簡報第15期(1980年2月11日至23日);此亦曾在另一篇本土研究社成員的文章所引述,見黃少雄、楊夏至(2016年1月2日),〈套丁不是權益:回應鄉議局廣告〉,《明報》觀點版

註5:新界鄉議局就套丁案被定罪後於2015年12月24日在各大報章刊登廣告

註6:薛鳳旋、鄺智文(2011),《新界鄉議局史》,第312至313頁

作者是本土研究社成員

2016年6月3日 星期五

安裕:人民不會忘記

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在巴黎多處地點發動襲擊,造成大量傷亡。在此一對現代文明的殺戮發生後,鄰國英國以及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不約而同以柔性態度表達支持法國的敵愾同仇:沒有馬上發兵不開一槍一彈,而是引吭高唱法國國歌《馬賽曲》,在劇院,在球場,在音樂會,在電視台,都是如此。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臨時加演西班牙男高音杜鳴高(Placido Domingo)指揮演奏《馬賽曲》;費城交響樂團全體站立以慢板奏出這首二百二十四年歷史的《La Marseillaise》;同一做法的還有美國陸軍軍校樂隊、結他大師 James Taylor。如果說,美國獨立是借助法國之力,法國義軍將領拉法葉(Marquis de La Fayette)1777年自組兵團到美國抗擊英國殖民主義者,美法二百年交情應當如此,那末一海之隔的近鄰英國則更有意思了:事發四天後,英法足球隊在倫敦溫布萊球場交鋒,英國王位繼承人威廉王子及首相卡梅倫出席,全場先唱《天佑女王》,之後球場亮起藍白紅法蘭西國旗三色霓虹,《馬賽曲》轟然而響,不分英法,同聲謳歌。

英國不同於美國,英國與法國是世仇,十四世紀英法有長達一百一十六年的「百年戰爭」,之後有特拉法加海戰、滑鐵盧之役;英法互相嘲笑的謔而虐笑話至今未見稍歇,英國人述說法國人矮小怯懦,法國人恥笑英國人食制馬虎,類似內容在兩國主流媒體時常讀得到看得見。可是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晚的英法球賽,恩怨情仇脫歐公投中東政策暫放兩廂,人類文明遭受戕害、人類生命面對殺戮,主義云乎國家云乎,皆比不上萬丈淵邊的人類尊嚴。

想起這些,是因為今年六四前夕的紛爭。

今年六四意想不到是變成本土派與大中華派論爭焦點,而不是中共同路人與拒絕遺忘六四的本格派火併。先不說大學生的「鴇母論」,單看網上交手比諸實體紙本文字來得拳拳到肉。對於爭論我一向遲緩,不夠口舌便給固然是主因,而是有些論點未能弄得清楚,比如「行禮如儀」的說法:參加燭光晚會但沒有「行禮如儀」參加日間遊行,應如何解說?燭光晚會參加者沒有跟著喊口號,這些人是否入於「行禮如儀」一類?毋庸諱言這是相當有意思的抗爭行為檢視。曾經參加這些活動的或許知道,這是看似集體實是十幾萬人的各自單獨個體行為,早到遲走遲到早走不必上報,不去一年兩年之後再去毋須記錄。至於是不是本土派與「大中華膠」水火難容,那天晚上人在維園但誰都知道銀包裏的是香港身分證。

於香港2003年五十萬人示威以降的社會與政治發展而言,本土思潮在年輕世代無可爭議是沛然莫之能禦的大趨勢;從皇后碼頭喜帖街兩役至於迄今打出自決旗幟,倘硬是不認同這一說法,那是選擇性的弱視。走進其中,以1997年設為主權交還元年,那年出生的正紅旗下一代,今天只差一歲便是弱冠之齡;時間往前推,六四當年出生的今年已是二十七。時空轉換帶來新思維,難得是絕大多數新香港人沒有刻意盲目,對「天安門沒死一人」那種看多了自會發笑。況且,也有人稱講這些話的今天若在天安門廣場打出標語讚揚解放軍清場定必給國保轟走。因為當今中共領導層唯恐與六四拉上關係,遑論為二十七年前的血腥鎮壓解套。

訕笑之間,香港社會出現另一種聲音,包括「鴇母論」。我一直同意自由社會的言論必須暢通無阻,二十七年來每年六四都去維園燭光晚會是自由,舉起標語「沒死一人」也是自由的一種,至於觀感如何是另一回事。不過,這當中有一條不容糊模的清晰界線,那是良心。英國如今不滿法國奧朗德政府的歐洲政策,昔年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豎起大破法西聯合艦隊納爾遜將軍銅像,縱是如此百代世讎,仍以深厚的同理心對法國恐襲表達關切,為著死傷的是無辜平民,是挑戰人類文明的集體謀殺,與愛德華三世和拿破崙無關。英國今次的態度,令過往被形容是「睚眥必報」的小器觀感一掃而空。

蔡英文宣誓就職那天,我看了一整上午的電視直播。簡潔樸素,沒有對岸三軍武器盡出的揚威耀武,也沒有美國滿街人造嘉年華式的同歡,但就被三三兩兩在從前滿見封建殘餘的「介壽路」改名而來的凱達格蘭大道看台前走過的遊行隊伍吸引。簡單來說,這是台灣史的表述。到「二二八」事件隊伍出場,青灰色軍裝演員手持道具槍步步進逼升斗巿民,現場掌聲特別響亮。那刻深有所感是台灣社會對這場六十九年前的屠殺永誌不忘,從國民黨部隊犯下的罪行開始,歷盡白色恐怖開放黨禁撤消戒嚴還政於民,中間有國民黨一黨專政,黨外初生代挑戰獨裁,美麗島事件鎮壓,先後實現兩次政黨和平輪替,政見雖然迥異,「二二八」始終沒有放下。我想起這些年間的台灣認知:1970年留學生黃文雄紐約行刺蔣經國未遂,80年代黨外打進議會朱高正大鬧立法院,90年代中共文攻武嚇美國航母進台海;有獨派,有溫和派,有形統實獨的李登輝,然而「二二八」事件以高於黨派及統獨之爭的超然成為台灣人民共同印記,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消費屠殺後迎風而立的道德良心。

香港本土派大纛起於社會意識嬗變,有說源自多場保育抗爭,有說是七十年代「後六七暴動」的家園堅守;無論如何,大路迤邐而來是珍惜吾土吾民的文本。這條路最終走向何方,此刻無人能知亦無法得知,只是在這條確認一己身分的迢迢長路,早年以維護權利為主要訴求的一些本土派朋友何以與悼念六四屠殺死難者扞格,論述未見完整解說,至為可惜。社會上更有人嘗言六四是記念「中國人」的活動,稱與本土主旨大相逕庭云云,若是如此則斯言差矣,六四記念的是身死四十噸坦克履帶下的肉醬,是頭蓋遭子彈打成碗大血洞的青年,是手無寸鐵爭取民主的京城百姓,他們生前的崎嶇民主路其實便是與本土派殊途同歸。

「鴇母論」出現後眾議紛紛,有說是世代不同之故,這是一種可能。當年輕一代對中共阻撓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充滿無力感,鐘擺來到盡頭自會晃回另一端。類似的社會發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早有先例,60年代美國學運社運一炁化三清,當中包括力主武裝鬥爭的黑豹黨,多場火爆衝突後死的死坐牢的坐牢;日本學生變身震動世界的赤軍,血洗特拉維夫機場死傷枕藉。走上極端主義歪路絕非一隻手掌打得響,倘是一味指摘年輕人而缺乏深入肌理尋源究灶,更加偏激言行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必須指出,任何政治理念都有道德價值作為根本,政權殘害追求憲法賦予的自由民主的學生與平民,無論如何即屬違反人權;死傷者身分國籍僅是次要,誰來主持悼念更是微不足道,不喜者或惡之者大可不去與會。但是各人內心深處務須明白,言論輕重必須拿捏清楚,二十七年前北京的死傷、六十九年前台北的死傷與一年前巴黎的死傷一一俱是暴力下的受害者,他們是人類歷史長河當中不應遭到遺忘的一群。

2016.6.3

陶傑:天各一方 (六四)

陶傑 :天各一方

維園燭光會。喜歡的可以去,不喜歡可以不去,一個公民社會,意見不同,不要用污辱性的人身攻擊。「龜公鴇母」、「人渣」、「賤種」之類,是五毛大媽式的暴力語言。香港人不是崇拜牛津劍橋嗎?牛津劍橋的學生會不會這樣講。

中國的語文,或者叫「漢語」,經網絡世代洗禮,粗俗色情成為主流:「草泥馬」、「卧糟」、「屌絲」、「牛B」等等,都是粗口髒話,現在成為中國下一代,由大學生到湖南按腳妹,由企業東主大哥到整過容的小妹語言的主流。

香港下一代如果排斥整個中國,包括一九八九年之後,美國荒謬劇作家奧尼庫的犀牛化了的土豪消費愛國族,就要小心區隔(Screening):將精緻的中國舊文化通通拒絕,卻「承傳」了鄰近地區的流氓語言詞彙,將會相當不幸。

「六四」時死難的中國人,生前是跟香港人的信仰一致的,都要民主自由。

這是「前犀牛」世代的中國人,不是所謂蝗蟲。六四死難者有許多那時的大學生和年輕人,他們的母親如丁子霖女士,守護着一室的苦痛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未曾為人父母者,不明白這樣的感受,到將來你有了子女就知道。

這些母親一年一度,期盼香港人用燭光告訴她們:我們人性尚存,我們沒有忘記。只是一年一度,舉起微弱的燭光。如果你不喜歡一座公園,可以另外找一處地方,沒有問題。不是只為了別人,也告訴世界,當人人都向一個龐大的市場拜金低頭,你還沒有,你還在。

退一萬步:不想哀悼死者,因為他們是「中國人」?也可以。但銘誌對於用坦克暴殺平民的憤怒,一年一度,將這件事提出來,也是保護香港。不要忘記:梁特一度出動軍警,曾想向一片雨傘開槍。最後為什麼沒有?因為一年一度的燭光,發出了柔性的阻嚇力。

坦率和熱血是可貴,若也學會成熟更好,而成熟是智慧,不必是圓滑世故。這是人生的哲學,我在二十一歲的年紀,那時我也不明白。

「況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為災。」今日雖天各一方,昔日的激情,既早已在你手裏化為灰燼,更不必用另一種烈燄來自焚。你認為一切的思憶是徒然,卻還有人藏在心底。他們如燭光般溫煦,你亦可如水般清澈。即在街頭逆面相遇,不再認識,也不必多言,只須交換一個眼神:我沒有忘記,而你,卻竟也在這裏。


2016年5月6日 星期五

黃偉豪:後雨傘運動的負政治能量:互聯網與青年參政

黃偉豪:後雨傘運動的負政治能量:互聯網與青年參政

【明報專訊】立法會選舉臨近,由雨傘運動所催生出來的政治力量,特別是由年輕人作主力的政黨及政治團體紛紛成形,宣布參選。當舊有的泛民政治力量非常積極地希望團結各方勢力,實行「雷動計劃」來爭取最多的議席的時候,在另一邊廂,不少由年輕人領軍的政治團體反應冷淡。這種方向和態度的對比與落差,早在雨傘運動中的內部矛盾與張力中反映出來,可以說是「不要大台」、「無組織」、「無領袖」及「你不代表我」等的精神的延續。這不禁使人一問:由雨傘運動所激發及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所產生的將會是更多的團結與建設,還是更多的分裂與破壞?

雨傘運動後的政治改變

在雨傘運動中的一幕,很多人還是歷歷在目。在2014年9月28日的清晨,當佔中的發起人戴耀廷在金鐘的政府總部外,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的時候,大量在場的年輕人紛紛不滿而離開。最終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在他們面前下跪,並說出「贏就一齊贏,輸就一齊輸」的一句說話,懇求他們不要離開。

如果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的一幕是代表了市民與政府的關係的斷裂,佔中三子進場、年輕人即時離場的一幕,便象徵了年輕人與傳統泛民力量的分歧和割裂。歴史往往是充滿了弔詭與諷刺,正如計劃了多時的「佔領中環」根本從來未有發生,最後真正出現的反而是「佔領金鐘」。而佔中三子在運動正式啓動的一刻,已失去了領導的地位,變成了精神領袖,最後他們的地位及角色更差不多完全被學聯及前學民思潮的「雙學」所取代。當然,更諷刺的是「雙學」自己的地位很快亦由雨傘運動所釋放出來的其他政治力量所挑戰,而使其影響力大不如前。雨傘運動後所出現的政治改變,不止是政府與市民的鴻溝及要求香港與中國切割的本土運動,也是新興本土及年輕人政治力量與傳統泛民勢力的切割,更加是新力量的內部不和與競爭。

互聯網虛擬世界入侵實體政治

由於新興而又具號召力的政治力量多以年輕人為主,互聯網的影響力與他們的政治形態及信念便變得息息相關。互聯網對人及其思想與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在社會科學中十分重要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議題。雖然一個確實的因果關係及當中的詳細過程,還是有賴更多的研究去建立和確定,但已經可以肯定的是,互聯網並非單純是一種中性的科技或工具,只幫助人類更有效率地完成原有的工作和任務;更重要或是更意想不到的是,互聯網更加成為了一種改變人類思想的工具(mind-changing tool)。所以,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已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的專門研究(註1)。與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的緊密接觸,可以為人的態度、價值、對外間世界的了解以及與其他人的互信及相處,帶來重要的轉變。

「我曾經說過若要解放一個社會,我們只需要互聯網。但我錯了!」(I once said, "If you want to liberate a society, all you need is the Internet." I was wrong.)這句話不是出自一個普通人的口,而是由在「阿拉伯之春」中,在埃及成功透過互聯網動員群眾,推翻獨裁政權的社運領導者Wael Ghonim所說(註2)。他如此感慨,是因為他一直想像的和諧民主社會,並沒有因為獨裁者的倒台而出現。獨裁與暴政過後,他見到的,反而是由互聯網的迴音谷效應(echo chamber)所促成,一個更個人化、自我中心、人人自以為是、充滿矛盾與互相指摘的社會。這一種無領袖、無組織、無協調、無妥協、無合作的現象,並不是埃及獨有的情况;自雨傘運動後,香港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換句話說,互聯網上的虛擬世界,已入侵了實體政治。一個混亂的時代由此誕生。

雖然香港的政治形勢在「後雨傘運動」的年代,已經歷了很多翻天覆地的轉變,可惜,我們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仍未有任何轉變,而泛民與建制的支持者在人口的比例上,亦不見得有很重大的變動。即使絕大部分的年輕人都願意站穩支持民主的一方,向當權者及建制派說不,我們也不能抹煞的一個事實是,香港的社會上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口,是政治上傾向保守,而支持維持現狀及反對改革。改變他們的思想,必定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及游說工作,我們亦沒有可能當他們不存在,或期望他們在香港一夜之間消失。

在如此的局限及現有的比例代表制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下,新興的年輕人政治力量及傳統泛民的互不協調,只會互相競逐相同的票源,亦使一心想透過選票來推動民主的市民,處於一個左右為難的尷尬情况。最終,只會換來一個「三輸」,即自己輸,泛民內的對手輸,連支持自己的選民也輸的局面。但最可怕及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並非支持者的選票不能成功轉化為議席,而是連立法會三分一的議席也守不住,失去了對政治改革的否決權,形成任人魚肉的慘况。到時,得到最後勝利的微笑,只會出現在自己敵人的臉上。

政治仍是妥協的藝術

即使科技的發展如何一日千里,但由始至終,政治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政治仍然是一種妥協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compromise),是使一大群人,即使擁有不同的意見、立場和利益,依然可以互相尊重、共同合作、和平共處。由此可見,如果我們不能成功阻止由互聯網所帶動,深入不少年輕人思想及政治文化的個人化、對抗性、不接受組織及領袖,甚至不願團結及合作的傾向,變成了實體政治的主流的時候,後果可以相當嚴重。由雨傘運動釋放出來的力量,有可能成為一個摧毁一切的核彈,多於溫暖心靈及溶化隔膜的陽光。

註1:Adam Joinson, Katelyn McKenna, Tom Postmes and Ulf-Dietrich Reips, eds.(2009)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Psychology.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2:http://www.ted.com/talks/wael_ghonim_let_s_design_social_media_that_drives_real_change/transcript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6年4月19日 星期二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本土」意識呈「井噴」現象,不少打着「本土」旗號的政治組織相繼成立。「回歸人心未歸」的說法一時間又掛在不少人的嘴邊。其中,本土政團都是以年輕人為主,而且一個比一個激進,甚至有人標榜要「香港獨立」、「自決」。究竟為什麼回歸以後,港人反而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甚至年輕人更有抵制、抗拒的情緒?坊間有不少流行說法,本文希望從長期趨勢入手,嘗試解開「人心背離」之謎。

中大和港大的民調機構都有對身分認同問題作長期追蹤研究。雖然有建制和內地人士對這類調查頗不以為然,認為調查港人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是偽命題,是自設陷阱、自找麻煩,不過,個人認為這些調查,雖然有其局限,但對幫助我們掌握長期趨勢卻有莫大裨益。另一方面,幸好有這些調查數據,我們才有可能解開香港人心與中國漸遠之謎。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身分認同的「本土化」集中在年輕一代。附圖是根據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每年4月與10月的長期調查作成,以「當談到你的身分時,你覺得你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這問題,來量度「香港人」和「中國人」認同(註)。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身分認同近期的急挫,集中在30歲之下的年輕人(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成年人)。30歲或之上的中年、老年層,雖然在佔中之後的中國認同都有下降趨勢,但和年輕人「插水」般情况還是不可相提並論。

其次,如果我們細心審視數據長期趨勢,會發覺在回歸後,特別是2006年之後,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比較多的人數比例是慢慢上升,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年紀較大的人士也一樣。現在看起來可能有點匪夷所思,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間,港人對中國,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感覺都在不斷改善。在SARS之後,中央政府對香港推行自由行、CEPA等優惠政策,協助香港經濟復蘇,再加上歷任總理的朱鎔基、溫家寶的形象親民,國家經濟也蒸蒸日上,港人的認同感也大增。

港人非「天然獨」 受事件政策媒體影響

轉折點是2008年。在4月份的第一次調查中,有41.5%的年輕受訪者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為回歸以來最高,也是自1998年本系列調查開始以來最高。同期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僅僅過半(51%),也是歷年最低。但到了下半年,10月份結果出來,我們見到認同感轉勢向下,大跌至33.8%。雖然2009年下半年曾經反彈,但2010年又再逆轉。自此就拾級下跌,再到了「反國教」(2012年下半年)之後,就更屢見新低。2015年10月最新數據是在30歲以下受訪者當中,「香港人」佔79.1%,「中國人」只有11.3%!不光是中大的數據,港大民調中心的結果也是大致相似。

回顧過去10多年間港人認同感的起落,有一點很清楚,港人並非是「天然獨」,完全不是「必然」地抗拒中國。港人的身分認同,尤其是年輕人,會有相當的波動,並受當時重大事件、中央對港政策,甚至媒體所影響。香港人雖然大多是「炎黃子孫」,與內地華人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但因為在殖民時期與內地區隔,而且社會政治制度,以至文化習俗都出現相當差異,因此港人有點本土意識,毫不出奇。在2006至2008年間,港人在多重有利因素之下,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只不過是在2008年後,環境因素逆轉,再在社會運動推波助瀾之下,香港年輕人遂出現「本土」的轉向。

希望說明的是,建制派毋須過分悲觀,本土派也不能過分樂觀,誤認本土思潮會從此在港成為雷打不動的主流,但應該小心尋找身分認同逆轉的原因和條件。如果我們確認了2008年是重要轉折點,有些一向認為是重要的因素就可能變得不太重要。這裏我舉3個例子。

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和通識,在2009年才開始推行,而且認同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應已完成中學教育,通識科「教壞」青年人,令其背離中國明顯不是事實。

第二,互聯網或網上新媒體的影響,在今天可能是為本土意識推波助瀾的重要背景,但我們不要忘記2008年不但沒有網媒,連臉書都還未在港流行。大部分青年人的中國信息,當時還是主要從主流媒體,尤其是相對保守、中庸的電子媒體取得。因此香港的「本土轉向」,並不能算到互聯網或社交網絡的帳上。

第三就是自由行、水貨客橫行的問題,在2008年都還未成為社會焦點。擴大自由行(一簽多行)也只是2009年才實行,因此說「自由行是本土意識的觸媒」,在現在看來是理所當然,當時也未必是重要因素。

為何2008年是轉折點?

因此,我們應該對現在很多有關青年人「本土轉向」的流行論述再加驗證、討論,因為未能「對症」,就不能「下藥」。我無意否定任何解釋,但在這裏希望提出一個比較少人談及的假設。毋庸置疑,香港從回歸以後,大力在學校推動各種形式的國民教育,也在社會上不斷宣傳愛國意識,因此,在港人心目中,「中國」的分量都比殖民時代重了很多。在回歸後首個10年,可以見到港人,甚至是年輕人,中國認同都比殖民時代有所加強。正因為回歸後國民教育的力度很猛,也頗有成效,令年輕一代普遍對中國的印象不錯,更重要的是和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上一代比較,他們更關心、留意有關中國的信息。

不過,歷史往往是「辯證」地前進。社會在這段時間,卻很可惜地只是片面地宣傳中國光明進步的一面,而沒有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可以知道、理解、接受中國其他面向的分析框架。就正如性問題一樣,「成年人」對一些禁忌愈避而不談,年輕人愈好奇,而當我們不能控制、封鎖資訊的時候,他們就更加會主動搜尋(如色情網站)。在中國問題上,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國民教育當中,只有光明的中國,而沒有陰暗面,當他們接觸到「另一面」的中國的時候,除了感到受騙之外,還會覺得混亂,而不知如何解讀在他們面前充滿矛盾的信息。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殖民時代成長的港人,反而會有較為穩定的中國認同感,因為我們大都有一個「落後」中國的印象,來和現在比較。

依此思路,我們也可理解為何2008年是重要的轉折點。大家可能還記得那一年是北京奧運年,在8月份,全港都在為中國(和香港)的健兒打氣。而在同年5月份,四川發生大地震,也觸動了很多港人的感情,我們也捐助了一筆頗大的款項到災區。就算是當年的「六四」晚會,參加人數也達高峰。但正當港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中國的時候,卻又爆出了多件在香港被廣泛報道的負面新聞,如因「豆腐渣」工程引起的傷亡,和救災過程的一連串醜聞事件。更矛盾的可能是中國在奧運首次奪得最多金牌之後,立刻又爆出了毒奶粉事件,當時就有評論將兩者相提並論,指「體育大國」卻不能令下一代健康成長是如何的諷刺。

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

所以,香港青年人抗拒中國,其中一個深層次因素,應該是我們的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要知道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不可能令年輕人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中國是發展中社會,必然充斥着各種的不足,就算主流媒體沒有「加鹽加醋」,中國也必然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正因我們沒有「準備」青年人去理解中國的種種不足,當他們接觸那些負面因素,取得一個負面印象,再加上互聯網的興起,和幾次社會運動的詮釋,中國甚至就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變成了「邪惡帝國」,對她愈離愈遠。

全面、正確地了解年輕人轉向本土的心路歷程,我們才有機會令他們,或更年輕的一代發展出一種健康的中國想像來面對中國。如何令他們立體、冷靜地理解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不光是向他們單向宣傳中國的光明面和情感認同,不單是未來香港國民教育的重點,甚至可能是維持一國兩制的關鍵。

註:透過結構性問卷量度香港居民身分認同,必須留意問題設計對受訪者回應的重大影響,詳細分析可參考尹寶珊、鄭宏泰〈身分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刊於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2016)《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中華書局,127至142頁(www.chunghwabook.com.hk/Index/book_detail?id=1683,試讀)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2016年4月15日 星期五

葉健民:「第二次前途問題」:論述模糊但仍具意義

葉健民:「第二次前途問題」:論述模糊但仍具意義

【明報專訊】不管你喜歡與否,「本土主義」已成為了特區政治的新潮流,也勢必會左右9月立法會選情。這股潮流,有最低層次的捍衛香港文化、港人優先的政治訴求;但也有更具挑釁性的前途自決,以至港獨主張。後者觸動了中央的神經,建制派也自然連番和應,爭相聲討。香港有沒有條件獨立?香港人想不想脫離中國?是否真的可以走到公投自決這一步?公投之後又可以怎樣?當中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討論,日後有機會再一一詳談。這裏我有興趣探討的,反而是所謂的「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概念。

「二次前途談判」 一廂情願

「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提法,是源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有人擔心既然《基本法》說明「50年不變」,那麼到了2047年,一國兩制方針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落實一國兩制原則的基本法又會否仍然有效,存在很大問號,因而認為有必要為此作好準備,開展討論。這種觀點認為,這個「2047大限」足以和1980年代情况相提並論。當年香港社會正正因為對九七以後的情况不確定心生恐懼,所以假如我們能盡早有一個2047年後的具體安排,便可以避免歷史重演,防止重蹈覆轍。

但從法律角度而言,基本法以至回歸以來訂立的所有法律,並未附有說明條文會何時失效的日落條款,所以理論上即使到了2047年7月1 日,現時所有法律依然會繼續有效。反之,當年英國政府面對的情况並不一樣,因為她們一直堅持在香港進行殖民地管治有其法理基礎,這當然就是指與晚清政府訂立的3條條約。從她的法理邏輯而言,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便會失去香港島以外、九龍界限街以北地方的管治權。也因為這個原因,英方便首先向鄧小平提出有關香港前途的疑慮,也促成了後來的中英談判。所以,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兩個歷史時空面對的處境不大相同,「2047大限」是否存在,值得商榷,而從此引伸出來的所謂「第二次前途談判」契機,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回歸過程的歷史事實

當然,「第二次前途問題」提法更重要的論據,在於對回歸過程的不滿;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港人並沒有機會在九七後的安排設計上有足夠的參與。前途談判過程中,中方堅決拒絕港方參與,認為港英政府以至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只是殖民地制度之下的產物,絕對不能代表香港人的利益,於是把港方完全排拒於談判過程之外,這是歷史事實。中英談判結束後,中方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去起草基本法,過程北京全程主導,起草委員會以中方委員為多數,而諮詢委員會成員也差不多全由中方直接或間接欽點任命,這也是實情。不過即使如此,當年的民間社會確曾積極自發地就各個政策範疇開展有關討論,各自對九七後的未來熱烈地提出了不少具體建議。最終出來的基本法,以不變求穩維持現狀的主調去迎接回歸,並沒有接納很多試圖借九七契機去改革社會、完善管治的進步觀點;而有關政制部分,更是完全未能符合市民對港人民主治港的合理期望。放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份文件當然可以視為不思進取,甚至算得上是抱殘守缺;但公平地說,這種「保守」思維,也頗為切合當年的香港社會對未來誠惶誠恐、孤立無助的主流心態。輿論普遍認為即使現有秩序有種種不是,卻始終較為熟悉,至少心中有底,相對可以接受。

所以,說九七回歸、基本法制定過程上,港人並未有機會參與其中、意見完全被忽視,從程序而言當然可以這樣說,但也許只說出了半個事實。

何以有信心不重複上一代「錯誤」?

但對回歸過程不滿的一個變奏,是新生代認為上一代人過於怯弱,沒有堅持理想,反而輕率地接受回歸中國和一份保守的基本法,以至禍延今天。但一代人做一代的事,當年的香港人無法預知未來,亦只能按當時的局勢和處境去作判斷,所有歷史決定也只能放在當年的時空去評估分析,超越時代的局限事後孔明去作出評價,本來就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事。不過假如今天的年輕人譴責上一代當年沒有好好考慮下一代福祉去作決定時,以他們目前以10年去做「自決公投」的時間表來看,他們又何以有信心可以在2027年便可以為2047年的未來打造出美好藍圖,而又不會重複上一代的「錯誤」呢?生於1996年的黃之鋒抱怨要承受一個自己從未參與制定的「後九七藍圖」;那麼,生於2026年的下一代,會否有同樣的心情,在2047年投訴誰在20年前自命先知,去為他們妄作一個可能是不可逆轉的重大決定?

坦率面對不足 認真剖析時局

但即使提出這些疑問,我依然認為「第二次前途問題」概念引伸出來港人當家作主的精神、不能繼續任人擺佈的態度,是具有重要時代意義的。近年港人對人權自由能否得到保障憂心忡忡,在梁振英治下特區管治質素江河日下,李波事件也令人徹底心寒,大家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開始失去信心,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要為自己的命運發聲、表達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堅定重申對民主自由的渴望,絕對合情合理,沒有任何值得非議的地方。但是我們要提出對未來想像,甚至設計2047年的藍圖,便不能永遠把自己困於「我就是不服共產黨」的心態上。因為這種思維,往往會限制了我們的自省能力,難以有一個整全的視野。比如近日看見亞視倒閉,很多人馬上會歸咎於王征無能亂搞,認定是「大陸人搞死亞視」。這班土豪當然責無旁貸,但回頭細看,亞視其實在此之前早已奄奄一息,無甚作為。王征因素是近因,但長期經營不善卻才是關鍵。作為一種政治動員手段,簡單地向強權「說不」是很有效的做法,因為道理易懂、黑白分明,配以「自決」的氣勢,更是鼓動人心的不二法門。

但假如我們真的要想像未來,認真要為香港尋求出路,便應該跳出簡單的對立二元角度去看問題。我們必須坦白承認,沒有大陸因素「蠶食」,香港原來的種種制度也不見得完全合情合理。我們當然不能容許內地那些不合理的行事規則、辦事文化污染香港,更不應容忍各種官場腐敗或有違法治的歪風在這裏不斷蔓延;但假如相信「去大陸化」後,香港便從此走上坦途,所有制度便會變得合理,卻是一種思想懶惰、以情害理的嚴重誤導。這種只懂諉過於外在因素完全忽略自身不足的思維,也不見得可以幫助我們找出更公平合理的美好未來。個別偏激意見甚至藉此動員恐懼仇恨以作招徠,把討論愈推愈窄,更是錯上加錯。要討論香港願景,就請切切實實地從政策環節逐個切入,不要侃侃而談、流於口號;要想像未來,便應坦率地面對自己的不足,認認真真去剖析時局,不要滿足於情緒宣泄,或只圖個心靈慰藉。
尋求願景,要港人重拾主人翁精神,是一件嚴肅大事,這絕對不應只是一批政治新面孔的選舉伎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