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馬嶽: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馬嶽﹕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明報專訊】奧當諾與史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在1986年發表的:《從威權管治過渡:不確定民主的暫時結論》(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經典著作。全系列共4冊,總結了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在這本短短72頁內文的理論總結中,兩位學者強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都難以確定。在結論部分,作者以一個「多層、多人博弈的棋局」來比喻民主化的過程。他們的中心論據,是在民主轉型的博弈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博弈,而其間遊戲規則和參與者都可能不停改變。這比喻最重要的是:每一着棋都互相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亦影響民主進程,令進程和結果非常不確定。
無法動搖上層棋局
香港的民主化作為一盤轉型棋局,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是至少有兩層的棋局,一層在於整個中國的決策層,一層在香港的各界政治力量。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多年來下的棋都大致在香港的一層棋局,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是中國一層的棋局,而香港這一層無論怎麼走,似乎都不能影響上一層。反過來,上一層的棋局操控了香港保守陣營和政府中的棋子,每一步都其實只是按上層的棋局走。爭取民主者多年來,與之博弈的主要是這一層的棋子。
自從佔領運動中後期以來,這個棋局已成了僵局。爭取民主的力量覺得似乎做什麼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棋局,最後只能暫時退場,思考下一步棋。有建制派中人竟然以為「政府小勝」,請問勝了什麼?
失卻信任棋局難再下
19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願意局部開放民主化,以至在《基本法》中承諾最終有普選,關鍵是要爭取香港民心。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不會相信民主,但總覺得中央還是要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和接受的,大家就在這理解下對弈下去。
隨着長期的拖延普選,港人的信心已逐漸喪失。這次政改首先是諮詢報告不誠實使用民意,加上8.31決定根本是完全不理會香港民間對真普選的訴求,其後無論是面對大規模佔領、學生絕食和上京陳情,都是「我自巍然不動」的天朝心態,重視權力和控制遠遠超過爭取人心。整個過程已經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失去了(至少是重視民主的)人民的信任。在失卻了人民的信任後,任何的商討都變得困難,任何的承諾都難以入信,往後的棋局已經很難再下。界外的效應,是連台灣的民心也一併失去。
一國兩制要健康發展,關鍵從來不在控制而在於人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大,我們從不懷疑它控制香港的能力。但單以權力控制無法令人民歸心、真正認同國家。政府和建制精英彷彿只看見爭取民主的人們暫時無着可下,但我會問:你們呢?你們有什麼妙着挽回民心呢?
象三進五和象五進七
政府和建制派精英,已經淪落到要求民主派考慮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方案。這不啻是明白承認了:現在放在桌上的方案是會有相當多選民沒有選擇的,甚至可能超過一半覺得沒有選擇,於是最多只能用投白票來表態或者所謂「守尾門」。我敢問:這是哪一門子的民主方案?這也可算是民主進步?為什麼要人民接受一個明知很多人會沒有選擇的方案呢?
諮詢的內容也包括:提委會投票應該是「一人3票」、「一人2至3票」、「一人最多3票」還是「逐一表決」呢?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們真的會頭痛了。二人三足是有很多玩法的,可以我的右腳綁你的左腳,也可以我的左腳綁你的右腳、小腿綁大腿、大腿綁小腿之類很多玩法選擇。還不是誰控制了提委會601票,就可以控制700萬人選票上的所有姓名嗎?有什麼分別呢?
由於民主派沒有妙着,於是建制以為可以不斷象三進五、象五進七,然後又象七退五、象五退三,權力沒有動搖,一直走到天光。走到觀眾都走光。
「餓住先」好過「食住先」
政府一直的策略是叫人「袋住先」或「食住先」。但人大8‧31框架,是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明言不符合普選原則的框架。除非你厚顏到說「符合基本法的就是真普選」(這等於說:「老子說的就是真理」),否則政府無法不默認,這是不符合國際民主標準的選舉制度,那為什麼要大家接受呢?這明明是地溝油菠蘿包嘛。於是政府的邏輯是:什麼是合格的麵包是沒有國際標準的,也沒有醫學證明吃了地溝油菠蘿包一定會死或者生病,既然大家已經餓了這麼久,「食住先」吧。如果現在不吃,可能以後都沒得吃了。
沒忘初衷的人們會說:我們可能不清楚知道吃了地溝油菠蘿包會發生什麼事,但難道我們不值得拿到一些合格的食物嗎?等了這許多年只值得這種嗟來之食嗎?吃了可能不會死,但暫時不吃也應該是不會死的,橫豎等了這許多年,很多人會寧願「餓住先」了。
棋局如何繼續下
這盤棋要不要繼續下,問題是中央還要不要爭取人心。雨傘運動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光是經濟動物,「經濟牌」已經不管用了。建制精英不斷的嘗試為年輕人的離心找經濟來源或答案,是徒勞無功的。一國兩制實踐10多年,如果認同一國的人愈來愈少,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港人其實最不認同中國,那麼一國兩制又有何成功呢?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和特區政府官員,要負多少責任呢?
中央政府可以繼續支持62%港人反對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至2017年,並把建議他考慮下台的政協請走。究竟中央政府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解決有問題的人民?究竟是用新的政策爭取民心,還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年輕人、教師或傳媒的腦袋都換掉?

黃偉豪:和平與暴力抗爭的邊緣:應該怎麼決定挑選?


黃偉豪:和平與暴力抗爭的邊緣:應該怎麼決定挑選?

【明報專訊】面對麻木不仁的封閉政權,究竟是用愛與和平,還是以暴易暴,才有效帶來轉變,是每個抗爭者,包括了香港的「雨傘運動」的組織和參與者,都必定曾經面對的重大抉擇。有研究發現,和平與暴力抗爭的決定,並非單純是一個道德價值的選擇,更對運動是否最終成功,及成功的結果可否長期地維持,有深遠的影響。
雨傘運動剛剛結束,它雖然在提升年輕一代對香港政制的不民主和不公義的醒覺上,取得莫大成功,但同一時間,社會上不同群體和不同世代的撕裂和對立,亦在日益加深。而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上,依然是按照「人大8‧31」的決定來進行,未見得中央和特區政府有任何實質和重大的退讓。
即使雨傘運動曾經如何地波瀾壯闊、浪漫淒美,「運動尚未成功,港人仍須努力」,是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必須積極面對的政治現實。在這情况下,「後雨傘」的民主運動,應該如何走下去,成為了下一個必須認真處理及極具爭議的議題。
在「後雨傘運動」的衆多爭議中,當中一個經常討論的議題是,爭取民主運動的手段是否需要「升級」或轉型。 簡單來說,就是是否需要改變,脫離和超越「和平與非暴力」的底線,用更「勇武」或激進的手段,來爭取民主。有關「升級」的討論,並非在運動過後才開始,在運動前和過程中,亦有進行,甚至被付諸實行。當中最受注意和最大型的一次,是在去年的11月30日晚上,由學聯和學民思潮呼籲的包圍政府總部行動,但最後以失敗告終。
提倡升級的原因和理據並不複雜,它的支持者的心情亦應被理解。首先,以「佔領」為中心的雨傘運動本身已是一個升級。 一個運動的形式已失去其效用,不能達到它的預期目標的時候,運動參與者追求運動的升級和轉型,根本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上,就正正是因為過去30年來,透過選票、議會內的抗爭、無數次的和平集會和遊行,均無法有效爭取民主政制在香港的落實,才催生了今日的佔領運動。因此,當雨傘運動的支持者,眼見經過多日的佔領後,當權者仍對他們的訴求無動於中,尋求運動轉型及升級的心切,是絕不難理解。
所以,問題的主要關鍵並非是運動的轉型和升級,而是這種的轉變,是否真正幫助這場運動更有效地達到其目的。特別重要的是,今次的轉型和升級,是從當初的愛與和平,走向以武抗武、以暴易暴的方向,超越了「公民抗命」的底線,把運動的定位和性質徹底改變。在這改變下,是和目標及初衷愈走愈近,還是使運動失去動力及生命,是運動領袖必須要深思的問題。
為何和平抗爭可成功
對於站在和平與暴力抗爭的邊緣,應該如何決定挑選這問題上,由兩位政治學學者Chenoweth和Stephan合作的著作,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為何和平抗爭可成功》,見參考資料)中,他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分析及實證的數據支持。
顧名思義,單從書名已經看得出,兩位作者是絕對支持和平抗爭。這並非基於他們的價值判斷或社會的道德考慮,而是實證研究發現,採用和平抗爭的運動的成功機會,遠遠大於使用暴力抗爭的運動。作者分析了由1900年至2006年,全球共323次的大型抗爭運動,他們發現和平抗爭的成功機會,比起使用暴力抗爭高出近1倍。透過和平手段來爭取目標的成功機會超過五成,相反,透過使用暴力的運動當中,有超越六成是以失敗告終。而且,暴力抗爭即使成功,也很有可能替國家的將來發展帶來無窮的後患。在暴力衝突期間,在社會上留下的仇恨及傷口,將使這個國家難以步向一個穩定的民主政體,甚至失去團結,爆發內戰。
在抗爭運動上,和平遠優於暴力的邏輯和道理絕不難理解。首先,極權政府的強項正正是武力上的絕對優勢。運動的組織者如果選擇以武力對抗,無異於用自己的弱項攻對方的至強項,是一種非常愚蠢的 「自殺」方式。在英國國力曾如日方中的時候,曾經有一句流行的說話,就是 「英國的海軍是戰無不勝的,所以不要和英國人打海戰」。當中的道理,正正是抗爭運動的組織和參與者,都必須了解自己和對手的強項和弱點,在知己知彼下,才能爭取運動的成功。
在Chenoweth和Stephan研究的個案中,很多暴力抗爭的成功個案,也只因有外國的軍事力量直接干預。但在這情况下,得到的所謂「勝利」,也往往是虛假和短暫的,只是把本地的獨裁者,換上了一個外來的入侵者。
強大廣泛多元的群衆參與支持
在分析了所有抗爭運動的個案後,Chenoweth和Stephan得出的最後和最重要結論是,在排除了外國軍事力量干預等的極端個案後,歸根究柢,所有抗爭運動的共同成功因素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強大、廣泛和多元的群衆參與和支持(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和平抗爭往往比暴力抗爭優勝,是前者更能夠得到絕大部分市民的諒解、同情、認同、接受,繼而支持和參與。再者,對於一場本身是以爭取人人平等、社會公義,及着重以理性討論來解決社會矛盾的民主運動來說,若選擇用暴力作為爭取手段,無疑是一種在價值上的自我否定及推翻,大大削弱運動的公信力和道德力量。
兩個作者多番強調公衆支持的廣泛及多元性對成功抗爭的重要,因為當一場運動的支持者,只集中於某個世代、某個年齡層、某個階級,或某種群體的情况下,在未能集結足夠的力量帶來所希望的轉變的同時,社會只會產生更多的對抗和撕裂,這似乎是「後雨傘運動」目前面對的困境。如何使運動的支持者變成社會上的絕大多數,和運動所代表的理念能在社會的每個角落「遍地開花」,將是這場運動能否重拾生命力的關鍵。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Stephan. (2011)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