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1日 星期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全民退休保障的7個疑問

全民退休保障的7個疑問
社會保障 – 寫情寫理      2014/08/30

政府日前公布扶貧委員會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的香港退休保障研究報告,當中提及的多個退保方案引起社會熱切討論,尤其包括周教授老年金計劃在內的全民退保方案的可持續性,更成為討論焦點。

對於全民退保,坊間有不同論述,當中蘊含誤解或與事實有偏差之處,值得在研究報告公布後加以澄清與解釋,因為不論支持哪一種退休制度,政策討論應建基於事實,才能把真理愈辯愈明,促進社會為完善香港的退保制度早日達成共識。

一、隨收隨支制度容易破產?

隨收隨支是指現時長者的需要由現在年輕一代支付。現在香港大多數與長者有關的開支都是隨收隨支性質,例如長者去公立醫院看病,是由這一代人的稅款支付大部分成本。不論你喜歡與否,這些制度都將繼續存在,而隨收隨支制度穩健與否,關鍵在於供款與支款水平是否合理。

經濟學者分析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時,憂慮隨收隨支的融資方式是否可持續,他們多是預設收款支款必定處於不合理水平,而他們多數並沒有細閱這些方案實際的收支建議;他們或是認為收支建議即使理論上可行,但於實際執行時會因為政客叫價而步步高陞,使制度變得不可持續。如問題是後者,解決辦法應為尋求機制使制度不為短視訴求所挾持,而非本末倒置地從根本否定制度。

二、很多歐洲國家,如希臘因為搞全民退保而破產?

以希臘作類比根本並不恰當,希臘的退休保障制度分為基本退休金和與工資掛鈎退休金兩部分,現時主要是後者出現問題,出問題的基本原因是支付水平過高,市民領取的退休金甚至比退休前工資還要高(當初的淨替代率超過100%,經改革後,現時水平已調低),然而該制度與全民性全沾不上邊,因為只有工作年期足夠(最少15 年)的市民才獲退休金,年期不夠的市民則一分錢也拿不到,結果是把財富從工齡短的市民轉移向工齡長的市民,並不公平。

現時民間倡議的全民退保制度,是每人領取劃一基本水平退休金,與希臘出問題的制度根本不能比較。如要比較,應與其他國家的基本退休金制度比較,如新西蘭的基本退休金,一般來說這些制度的收支狀况都十分穩定。

三、隨收隨支制度已是明日黃花,不符世界趨勢?

隨收隨支制度現時仍是全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主流,而個人帳戶制度多只是作為輔助性質。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報告,經合組織34 個成員國中(多為發達國家),只有13 個有推行強制性的私人退休制度。

綜觀世界,現時推行個人專戶制度為主導的國家,多是非洲、南美及前蘇共國家。而他們的經驗也不見得完美,即使被視為個人專戶制度國際示範單位的智利,於2008 年其政府亦不得不承認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經驗失敗,而推出了隨收隨支性質的「團結退休金計劃」。

四、窮的工人要供款(或納稅),富的長者卻可領退休金,窮人無「着數」?

主流經濟學家或保險業者,分析退休制度的切入點,往往是以精算模型計算不同人士的供款與支款,再計算哪個制度對哪些人較為「着數」,但退休制度對市民來說,除了是一堆金錢數字,更是一份社會契約,當中包含對自身公民身分的想像。

此道理看似書生的高談闊論,但如隨便找一位基層街坊,尤其是窮得到老時一定合資格領取綜援的街坊,問他們情願有工做時供款,退休後拿退休金,還是希望一世不用供款,到老時拿綜援(假設領取金額相同)。雖則從經濟人的理性考慮,拿綜援更「着數」,但筆者相信大多數街坊會情願供款然後拿退休金。當中關鍵,是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想像。

五、如人人都可拿退休金,便不願為自己退休的儲蓄作準備( 即有道德風險)?

與此推斷相反,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道德風險理論上較低。需審查的退休制度其實帶有負稅制性質,即是市民退休時收入或資產愈高,所得的退休金便會愈少,因此基本上並不鼓勵退休儲蓄,更不鼓勵退休後有其他收入(如繼續工作)。同樣道理,如子女的供養亦列入審查範圍,則亦變相鼓勵子女不供養父母。明顯例子是以現時綜援制度,如父母領綜援,子女給予父母的供養需全數扣除,結果有時基層子女希望給予父母一二百元零用錢以顯孝心,亦只有望之而卻步。

六、供養父母是中國傳統美德,全民退休制度將破壞此傳統?

新近有關退休制度的研究,愈趨強調退休制度需配合不同社會的經濟文化環境,有論者認為供養父母是中國傳統美德,把供養責任推給政府,並不符合國情族性。亦有論者認為,西歐的國家退休制度,是二戰後國家飽經戰亂,不同階層能團結一致下形成的社會契約,因此對香港並不適用。

然而,中國人照顧父母、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正是推行全民退保背後的文化土壤。隨收隨支式退休制度的基本原則,就是讓有工作能力的年輕一代,支援沒有工作能力的長者,這與中國傳統敬老文化一脈相通,即使現時社會頗為分化,但當涉及長者的議題時,在大方向上仍能達一致共識,正是這種敬老文化的具體體現。

七、全民退保供款多少都拿一樣退休金,有違多勞多得精神?

多勞多得是退休制度的重要原則,卻不是唯一原則。退休制度主要有兩大功能,一是確保退休後能維持原本生活水平,另一功能是確保所有長者退休後能有基本生活保障。綜觀不同國家的退休制度,前者多靠與薪金掛鈎的退休制度支持,即退休前收入愈高的人,他們付出的供款也愈高,退休後的退休金亦愈高。基本保障功能則是靠基本養老金支持,即讓所有長者大致領取劃一的養老金(部分國家會扣減富有長者的金額)。

因此,評議退休保障制度時,必須綜合分析所有支柱,香港的強積金大致確保供款較多的人獲得較多退休金,是多勞多得的制度。反過來說,強積金並沒有保障長者有最基本生活的功能,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綜援是保障長者基本生活的功能,然而社會現時的爭論點正是這些制度保障功能並不足夠。

總結

在此並不是宣傳一種退休制度比另一種制度好,社會有不同人士基於其利益位置與背景經驗,對制度有不同的分析與評價,而退休制度作為一社會契約,亦必然是不同社群在相互角力、爭拗、求同存異以及協商下得出的成果。然而,即使有爭拗,亦應以事實說明觀點,否則社會將不斷內耗,而社會政策亦無進步之日。



作者陳惠容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黃和平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

(文章刊於2014年8月30日《明報》)

2014年8月19日 星期二

馬嶽:恐懼與耐性


馬嶽:恐懼與耐性
Posted On : 八月 18th, 2014

道布森(William Dobson)的《獨裁者的進化》一書近日頗惹人談論。嚴格而言,這並不是理論水平很高的學術大作,但作者認真的走訪世界各地的獨裁和半獨裁國家,總結各國政權控制社會和反對派抗爭的經驗,對思考民主發展的人士,有相當的思考和參考價值。

《獨裁者的進化》探討了世界上的獨裁與半獨裁國家(包括俄羅斯、委內瑞拉、中國、埃及等),面對世界民主自由的洪流,如何以各種手段維持專權,而各國的抗爭者又如何對應。由於世界主流視人權、自由、民主為普世價值,今天像北韓那種以極度高壓維持的政權已不多見。道布森指出不少專制國家不是只懂使用武力,而是希望表面上保留一定的選舉或自由以應付國際輿論壓力。不少國家名義上有選舉,但政府可能用各種手法操控選舉、打壓反對派、控制傳媒和公民社會,以確保權力延續。

 恐懼令人順從

道布森在書中不止一處提出,這些政權的一大武器是利用人民的恐懼,而這些恐懼往往是無形的,無形的恐懼會令人順從。

每個人都有弱點,每個人都可能不想見到某些事發生而合模(conform)或不反抗。除了最直接的人身安危和自由的威脅外,有些人害怕失去工作,有些人害怕經濟利益受損,有些人不想親友受連累或擔心,有些人不想自己的組織、機構或團體受影響,都可能在有形或無形的壓力下順從。更多的順從,來自莫名的恐懼,因為不知道「不聽話會發生什麼事」,所以選擇合模和不反抗。

 哈維爾的賣菜大叔

就像最近的「反佔中」簽名罷。如果你的上司把簽名表格放在你面前要你簽,你可以怎樣?有人問:難道他真的看着每一個人簽,說不簽就炒你魷魚?這真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風涼話了。打過工的人都知道老闆給壓力是不需要開口的。

這令我想起捷克前異議分子哈維爾的名作《無權勢者的力量》中「賣菜大叔」的故事。賣菜大叔在他的菜攤前掛上「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哈維爾問:難道他真正相信這口號嗎?難道他相信掛這標語對世界革命有效果嗎?都不是的,他只是害怕不掛會有麻煩而已。會有什麼麻煩他可能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因為他不想知道,所以他掛起來了。

很多人沒想到的,是當權者也活在長期的恐懼中。他們囚禁反對派、控制傳媒、阻礙反對派散布思想、不讓人上某些網站,運用大量資源動員收買支持和作社會控制,因為他們害怕人民、害怕人民知道真相、害怕人民獲得自由會大肆反抗。如果他們對自己的施政信心十足,就不需大灑金錢、不需控制傳媒,人民應該自然擁護,投票支持政權嘛。當權者挖盡心思無孔不入的控制,其實是因為他們長期活在恐懼之中。

 當權者的無間恐懼

就像「袋住先」的政治宣傳,你想深一層會覺得很好笑。政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他們會提供的是次貨,所以要大家「袋住先」。沒有更心虛膽怯的表現了。你有沒有見過薯片或是漢堡包廣告叫你「食住先」?哪個廣告不是說自己是世界上最美味,「唔食就笨」?

 所有東西都有雙重標準

恐懼的另一來源,是在這種威權體制下,很多東西都有兩套規則:親政權的有一套規則,反對政權的有另一套。親政權的可以大賣政治廣告(還要是用你的錢),反對派不可以;親政權的可以接受政治捐獻,反對派不可以;親政權的可以在公開論壇揮舞刀子,反對派放在袋中都要起訴。有些人有果盤,有些人沒有。人民覺得社會的法律規則只保障某一邊的人,另一邊的人覺得完全不受保障(因為根本不知規則是什麼),這種沒有保障、動輒得咎的感覺可以是很恐怖的,很多人會選擇置身事外。

你會問:在這樣的氣氛下,一般人可以做什麼?每個人都有可能恐懼的時刻,但不要讓恐懼變成常態,不要在壓力未來臨前就自己恐懼自行撤退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講,嘗試像哈維爾所說的「真誠地生活」(living in truth)。廿多年來,我見過不少人覺得「參與政治是很危險」的。這些有莫名恐懼的人往往政治上是什麼都沒有做過的,但不知為什麼已經覺得很危險。我認識很多從事過不少反對活動的人,他們反而不大害怕,生活得十分坦然。這不是是否「勇武」的問題,而是能否真誠地為自己相信的事情生活的問題。

     毅行 普選

 長期抗爭的耐性

很多人着眼於道布森表揚「非暴力抗爭」作為主要出路,但其實作者覺得最重要的是「耐性」。在混雜威權政體中,政權和反對派在一個長期學習、互相周旋的過程中,一段時間都不會變成完全極權或全面民主。反對派有一定的存活空間,但長期抗爭需要相當的耐性,包括組織的耐性、向群眾解說的耐性、忍受失敗的耐性、爭取不同人士支持的耐性、等待時機的耐性和不斷學習的耐性。因為獨裁者變得聰明,不會只用武力高壓,而是會不斷學習控制的手段,與反對派形成一個長期的博弈。

就像道布森全書的結論是樂觀的,樂觀的基礎不是相信「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之類的信念,而是因為他看見他接觸的各國反對派愈來愈成熟,都是身經百戰的運動者,並且會在運動中不斷學習前進,令抗爭技巧愈來愈成熟,而在世界各地取得成果。

同樣地,真誠地生活之所以重要,因為雖然每個人都可能恐懼,或者政權能夠令每一個體在某時某刻恐懼,但他們不可能令每個人每一刻都恐懼,除非恐懼已經成為普遍氛圍。每個人的恐懼是一時的,當權者的恐懼是無間的。克服恐懼的氛圍真誠地生活,同樣是需要耐性的。

 ◆延伸閱讀

道布森,《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新北市:左岸文化, 2014).(謝惟敏譯)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2014年8月9日 星期六

林本利: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全面評估報告

蘋論:旅遊業對香港GDP貢獻超過兩成

今年6月,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方剛,邀請筆者就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的貢獻,進行一個全面評估研究。由於筆者工作忙碌,故此初時沒有接受邀請,只承諾花兩天時間搜集相關資料和數據,試看是否值得花時間去進行詳盡研究。

搜集資料時,發覺旅遊業(特別是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的貢獻,遠遠高於政府統計處的估算。故此決定接受邀請撰寫研究報告(研究費用全部用作捐獻),目的是方便公眾了解削減自由行旅客對香港經濟所產生的實質影響。

筆者過去有一個印象,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行業,包括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和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以旅遊業的經濟貢獻最小。旅遊業屬高就業、低增值的行業。以統計處2012年的估算,旅遊業只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4.7%(當中3.9%屬入境旅遊,0.8%屬出境旅遊),遠低於貿易及物流(24.6%)、金融服務(15.9%)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12.8%)的比重。旅遊業就業人數約25萬人,佔總就業人數6.9%,較金融服務(6.3%)的比重還要高。

然而,當仔細分析統計處的數據和評估方法,便知道上述數字大大低估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全面貢獻。統計處評估入境旅遊(包括自由行)的經濟貢獻時,只計算與入境旅遊業「直接」相關的行業,包括零售、住宿、餐飲、客運及其他相關行業(例如文化及娛樂、旅行代理、會議展覽等),並沒有把一些「間接」相關的行業包括在內。根據上述方法,自由行只佔香港GDP的1.3%。

舉例來說,去年本地近5,000億元的零售業銷貨總值中,約35%來自旅客。這5,000億元的零售業銷貨總值,約900億元是零售業的經濟貢獻,其餘4,100億元屬於供應鏈上其他環節的貢獻,當中除了進口產品價值外,還包括進口、批發、倉庫、運輸、廣告、市場推廣、銀行融資、寫字樓租賃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例如會計及法律)的貢獻。

若然削減自由行旅客,對經濟的影響當然不會局限於零售業的900億元收益,對其他「間接」相關的行業都會產生負面影響。最近一些從事進出口貿易及批發的朋友告訴筆者,他們的定單和生意額已下跌多個月。同樣,若然旅客下降,不單酒店及餐飲業「直接」受到影響,其他供應商和建築業也會受到牽連。

自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推行自由行後,過去10年,香港經濟明顯由本地消費帶動,由2004年至去年本地消費開支上升約8,200億元,較同期約8,100億元的GDP增長還要多。去年近16,000億元的本地消費開支中,近兩成(即3,000億元)屬非本地居民的消費,其餘近13,000億元屬本地居民消費,較2004年上升6,000多億元,若然旅客減少,旅遊及零售業萎縮,從事相關行業(包括直接及間接)的人收入下降,勢必影響港人的消費能力。

因此,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全面貢獻肯定遠高於統計處所估算的4.7%GDP。近日筆者發現原來今年3月,世界旅遊業理事會(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發表報告,全面評估旅遊業對澳門的經濟貢獻。報告顯示澳門旅遊業(包括博彩業)佔去年GDP的43.1%,但若連同供應鏈、相關政府開支及投資,以及衍生的收入影響,佔GDP比率高達86.2%。報告亦列出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全面貢獻,包括帶來4,600多億元GDP,佔GDP比重高達21.8%,直接間接聘用76萬人,佔總就業人數19.1%。雖然筆者近日發表的報告並沒有參考世界旅遊業理事會的報告,但結論與該報告一致。

市民了解自由行實際對香港經濟的貢獻不局限於1.3%的GDP後,可以作出取捨,應如何作出調控,這方面不是筆者的研究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