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 星期二

周基利:新移民在港文化上的融合

周基利﹕新移民在港文化上的融合


【明報專訊】在過去10年,由內地新來港定居的人士(新移民)大約有90萬,佔本港人口約12%。他們大都是港人在內地的妻子和子女,鑑於本港出生率長期偏低,他們可說是我們人口的主要生力軍之一。所以他們是否能夠在經濟上、社交上和文化上融入香港社會是一個政府非常關心的課題。但是本港一直沒有相關的大型研究,所以我們對他們在本港的融合情况並不太了解。最近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剛完成一個新移民的追蹤調查,了解他們在香港生活的適應的情况。在2011年及2014年我們訪問了1038名新移民,而在2014年時,他們已經來港定居了4年多。筆者想跟讀者分享一下他們在文化、身分認同及價值觀上的融合情况。

語言上的適應是新移民在文化上融合的重要一環。由於九成以上的港人日常用語都是廣東話,所以新移民使用廣東話的能力和頻密程度是他們是否融入香港文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新移民在港生活了4年多後,他們使用廣東話的能力是有所進步的。能操流利廣東話的百分比由2011年約六成五上升至2014年的七成七(見表一)。另一方面,新移民在使用廣東話的程度上亦有改善。與親戚和朋友聚會時只使用廣東話的百分比由2011年約四成五上升至2014年的六成。但相比起土生土長的港人九成以上日常只用廣東話交談,新移民在這方面的改善空間仍是很大的。



僅一成新移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

在文化上的融合,身分認同亦是重要的一部分。從表二我們可以看見,視自己是中國人的百分比由2011年約五成七下降至2014年的四成三,而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的比率相應增加約10個百分點,由兩成二增至三成三。2014年我們亦用電話訪問形式問了1000多名18歲以上的港人這條問題,因此可以比較一下。雖然港人和在港已居住約4年的新移民都有約三成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但只有一成新移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有三成六的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另一方面有五成新移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香港的中國人,但只有約三成港人有這個身分認同。居港滿7年的新移民將會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相信到那個時候會有更多新移民認同「香港人」的身分,不過有關當局對這個問題仍然應該倍加留意及關心的。



最後新移民對港人的一些價值觀又是否認同呢?值得留意的是,新移民在港居住時間愈長,反而有更大百分比的新移民不同意港人的價值觀(見表三)。對遊行的看法,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百分比由2011年的兩成一上升至2014年的三成半。對於港人強調維護人權和私隱以及港人事事講求效率速度的看法都有相同的情况。這些研究結果都令人擔心,究竟是什麼原因,實在有待將來的研究深入探討。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系主任及教授

2015年6月26日 星期五

詞解:誅心

誅心之論

互動百科:所谓“诛心之论”,指在批评对方之时,不针对对方的行为、语言谈问题,而是绕过行为、语言去指责对方此行为、语言的目的、动机。所以“诛心之论”又曰“动机说”。据说该成语出自于《后汉书·霍谞传》。

台灣WIKI : 懲罰。指不問罪行,只根據其用心以認定罪狀。也指揭穿動機的評論。

2015年6月25日 星期四

李立峯:政改「民意戰」有影響民意嗎? ——滾動民調結果的一些分析



【明報專訊】自從政改方案在4月底出爐,特區政府一心要打一場民意戰,希望支持方案的市民能超越六成,增大泛民支持方案的壓力。但3所大學研究中心合作進行的滾動民調顯示,如果以每5日的總結果來計算的話,支持政改方案者從未超越50%。兩個月來,支持者的比例甚至有反覆向下的趨勢,反對的比例更曾經在數字上反超支持者(雖然支持及反對的比例未必有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不過,反對者在數字上反超支持者的情况也只是出現了兩三天,到表決前夕,淨支持度又回到9%,整體結果接近於最初的「五四一」格局,即約五成支持、四成反對、一成無意見。

民意在起起跌跌之後回到接近原來的水平,是否代表期間官員和政治人物的說話和行動對民意沒有影響?如果「五四一」格局真的那麼牢不可破,那麼民調結果在兩個月內又為什麼會有明顯起跌?

首先要指出,民意在起跌過後回歸「基本盤」,其實不是香港或這次政改爭議獨有的現象。美國總統選舉也經常有類似情况:兩大黨積極進行選舉工程,而選舉期間候選人的支持度亦會有起跌,但政治學者其實可以在選舉前半年左右就根據當時的經濟狀况、現任總統的支持度,以及兩黨支持者比例,頗為準確地預測到選舉中執政黨候選人的得票率。哥倫比亞大學的Andrew Gelman和哈佛大學的Gary King就合著過一篇文章,題為Why ar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Polls So Variable When Votes Are So Predictable?另一政治學者Thomas Holbrook則出版過專書討論同一現象,書名叫Do Campaigns Matter?

有清晰立場者難被說服

綜合他們及其他學者的分析,競選工程和選舉期間的事件對民意是有影響的。這也是民調結果會有起跌的原因。但大部分選民對兩大政黨及其候選人其實已有清晰立場,能被選舉工程影響的游離票數量有限。有清晰立場的人很難被說服,部分是因為他們對資訊會作出選擇性接收和詮釋,如兩黨支持者都會傾向認為自己政黨的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中表現較對方優勝。所以,競選工程的主要影響是使自己的支持者「歸邊」,而不是爭取到對方的支持者。

同時,雙方的競選工程所產生的影響也傾向互相抵消。而且競選工程或事件的效果也有邊際效應下降的問題。如果一個候選人接連犯了幾個嚴重程度差不多的錯誤,那麼第一個錯誤使他失去的支持度會最多,之後的錯誤使他失去的支持度會較少,因為會基於該候選人犯某種錯誤而捨棄他的選民在第一個錯誤時已經不支持他了。由於邊際效應下降這現象,要通過競選工程來累積很大的支持度升幅是非常困難的。

以上幾點加起來,結果是雖然選舉期間民意會因競選工程和事件而有起跌,但是競選工程對選舉結果的總效應不會很大,甚至接近零,競選結果始終是基本因素主導。

政改民意戰不是美國總統選舉,但類似的地方是香港市民對政改的態度,就算只由人大8.31決定開始計,在4月底政改方案出爐時都已經有近大半年的醞釀,其間亦經歷了雨傘運動,在這議題上可以再被影響的人本來就較少,再加上泛民和官方各自進行宣傳,和邊際效應下降的現象。所以,民意最終大幅偏離早已成形的基本盤,可能性本來就不大,筆者的同事蘇鑰機教授在4月底接受傳媒訪問時,就預測過民意不會有大變動。

但我們如何理解近兩個月民意的起跌呢?除了如高永文在落區宣傳時「發脾氣」等個別事件外,筆者認為,中方擺出比之前更強硬的態度,為泛民的「袋一世」論提供了論述機會和說服力,應該是影響民意的重要因素之一。筆者於是做了一點分析,首先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中得出自4月底開始每天在11份香港報章的港聞及要聞版上提及「袋一世」一詞的文章數目(註一)。然後,為配合滾動民調以5日的總結果為發布基礎,筆者為每一天計算了之前5日有提及「袋一世」的文章數目總和,得出「袋一世」見報率這變項。




從一個簡單的相關分析可見,「袋一世」見報率和政改民意淨支持度呈顯著的負相關(如表一所示)。亦即是說,每當「袋一世」愈多被人在新聞中談論,政改淨支持度就愈低。這亦說明了輿論的確是可以影響民意的。

不過要指出的是,這並不是「袋一世」這口號本身的影響。「袋一世」見報率高的時候,往往就是中方或特區官員擺出強硬姿態的時候,而「袋一世」見報率低的時候,則可能是另一些論述較為主導的時間。

回應「袋一世」爭論 民意歸邊

上面的討論提過,人們在面對政治資訊時會選擇性地詮釋或接收,所以不同政治取向的人對中方的強硬態度或泛民的「袋一世」論的反應可能不一樣。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市民依政治取向劃分後再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袋一世」見報率其實只令自認屬於民主派的市民對政改的淨支持度減低。「袋一世」見報率跟自稱中間派的市民的態度沒有關係,跟自稱建制派的市民的態度更是正相關。換句話說,在回應「袋一世」爭論時,民意主要是歸了邊,只是因為自認屬民主派的市民較多,所以在整體樣本上「袋一世」見報率和政改支持度亦呈負相關。

同樣,如果我們以日期建立一個時間變項來跟政改支持度作相關分析的話,我們亦會發現,時間變項跟政改支持度在整體樣本中呈負相關,亦即是說,兩個月來,整體民意對政改的支持度的確有所下降,只是下降幅度不大。但若把市民分類,我們則會發現,時間變項跟政改支持度在民主派市民當中是負相關,在建制派市民中則是正相關。亦即是說,兩個月以來,民主派市民支持政改方案的比例整體上有下降,但建制派市民支持政改方案的比例則有所上升。

這些結果說明,影響民意不是不可能,但要在一個人們大都心裏有數的問題上,在一個較短的時段內大幅度地改變民意,是絕不容易的。密集的政治宣傳戰的通常結果是使雙方的支持者歸邊。若幾年後香港再回到政改討論,要真正取得更廣泛的民意支持,對政府而言,還是要看能不能提出一個真正回應民意訢求的方案出來,而對民主派而言,就要視乎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能否通過深耕來鞏固及擴展市民對真普選的認知和訴求。

註一:11份報章分別為東方、蘋果、明報、星島、頭條日報、都市日報、am730、經濟日報、信報、文匯、大公。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