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0日 星期二

蔡子強、陳雋文﹕分區配票的成效

蔡子強、陳雋文﹕分區配票的成效


[明報文章】正如筆者以往在本欄反覆說過,港式「比例代表制」已經慢慢演變成「多議席單票制」。在這種遊戲規則下,泛民或建制派如果想在選舉中取得最多的議席,也就要看選票能否平均分配在不同名單之上,讓這些名單雨露均沾,沒有名單拿了遠遠超過需要當選的選票,也沒有名單僅差少少選票而落選。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盡量減少浪費選票。

有人形容香港如今的選舉制度,是「考100分無益」,而「僅僅及格有獎」。泛民或建制派如果追求的是「實惠」而非「虛榮」,便不應追求參選者中誕生「票王」、「票后」,反而僅僅跨過當選門檻便可以,那才不會浪費選票。

民主黨是分區配票策略的始祖

那麼,如何能夠讓選票平均分配在不同名單之上?
如果不是望天打卦,又或者旨望選民在家裏自行配票,在本地過往20年的選舉經驗中,較可行的,就是進行分區配票。

分區配票的始祖要算是民主黨。話說2000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為了想奪得新界西3個議席,因此亦分拆3張名單參選,分別由李永達、何俊仁及陳偉業3人領軍。為了使選票較平均地分佈在3張名單上,以同時提高3張名單的勝算,民主黨採用了劃分「選票責任區」的方法,把葵青及離島分配給李永達;屯門及元朗鄉郊分配給何俊仁;至於荃灣、元朗市中心和天水圍,及1.5個屯門區議會的選區,則分配給陳偉業。每位候選人負責集中火力在自己所屬的責任區內拉票。雖然街板及海報仍舊可以在整個新界西懸掛及張貼,但3人只可以在所屬責任區內企街、洗樓、派單張,及寄上選舉郵遞廣告,不可以未經批准而跨區宣傳。結果,李永達、何俊仁及陳偉業3人,分別在自己負責的葵青、屯門及荃灣,取得該黨近七成半、八成半,以及九成之選票,民主黨的配票策略可說是十分成功。

分區配票在地區直選往績不俗

從此之後,民主黨在往後幾屆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在新界西和新界東都有分拆名單和分區配票,以爭取更多的議席,結果配票成績都頗為不俗。

直到上屆立法會選舉,民建聯也加入仿效,更憑着其強大的黨組織、精密的選舉機器,把分拆名單和分區配票的選舉工程發揚光大,結果不單派出的9張名單全勝,取得9個議席,更在新界西創下一區分拆3張名單,三者都高奏凱歌的紀錄。

有關過往歷屆選舉,分拆名單分區配票的選舉結果和數據,可翻查筆者以下的舊作:

‧2000年9月27日,〈配票成功救不了李永達〉
‧2000年10月23日,〈無地區基礎 配票亦有效──評民主黨新界東配票策略〉
‧2004年9月15日,〈民建聯非大勝 民主派未大敗〉
‧2008年9月12日,〈公民黨與民主黨的兩條道路〉
‧2012年9月17日,〈民建聯配票攻略全剖析〉
‧2012年9月18日,〈配票成功救不了李永達2012版〉

今屆只餘民建聯在地區直選有分區配票

到了今屆選舉,民主黨因為票源的持續萎縮;以及上屆在新界西因分拆名單,結果卻兩敗俱傷的慘痛教訓;再加上今屆派出新人接班,不敢過於托大,因此該黨在5區都只派一張名單參選,再沒有分拆名單。

所以,今屆在地區直選,仍舊有分拆名單並分區配票的,只餘下民建聯一個黨。該黨在新界東、新界西都派出兩張名單參選,而該黨的分區配票指示見表1。


那麼,民建聯分區配票的成績如何?選民有響應其配票呼籲嗎?附表2和3揭示了有關結果。
民建聯分區配票成績依舊顯著





從附表2和3可見,該黨的分區配票工作可謂十分成功,屈指一算,陳克勤在北區和大埔分別拿了民建聯八成六和八成二選票;葛珮帆在沙田和西貢、將軍澳拿了八成二和八成五選票;陳恒鑌在荃灣和葵青分別拿了民建聯九成五和九成四選票;梁志祥在元朗和屯門分別拿了民建聯九成和八成二選票。換句話說,撇開離島不計,在8個選票責任區內,4個當事人共承接到該黨八成以上選票,當中有3個更承接達九成。

但當然,以上談的是分區直選,今屆泛民和建制派,其中一個主戰場就是在俗稱「超級區議會議席」的選舉中,當中也牽涉到民主黨和民建聯兩大黨,各派兩張名單參選和分區配票,但因為篇幅關係,周四再談。

〔2016年立法會選舉評論系列之五(周四再續)〕
蔡子強、陳雋文

2016年6月6日 星期一

林芷筠:「以法保丁」的事實問題

林芷筠:「以法保丁」的事實問題

【明報文章】最近有報道指,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計劃組團訪京,向中央政府反映回歸後《基本法》第40條未得以落實。一直以來,鄉議局對丁屋政策是否受基本法保障以及「套丁」合理性的說法總是難以自圓其說,經常暴露自我矛盾的困局。

有關現時丁屋爭議,除了俗稱「套丁」是肯定違法外,關於丁屋政策容許落成後「轉讓」(註1)、各項規劃的遷就及權利差別,普遍都認為相關政策帶來了社會不公平。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兩大質疑,還望鄉議局會再加闡述。

鄉議局拒絕承認政策原意

早在2012年,因政府檔案30年保密期的解封,才有報章揭發1972年11月「行政局批准丁屋政策的備忘錄中,已訂明原居民若無足夠居住空間(not adequately housed),才可獲批建丁屋」,但之後卻遺漏了這句作為先決的審批條件(註2)。對於這點鄉議局堅決不認同,鄉議局研究中心主任薛浩然新書中亦有提到(註3)。然而,翻查以往鄉議局與港英政府官員的書信來往(註4),會發現鄉議局也曾經承認丁屋政策宗旨「並非轉讓」,但及後亦辯稱村民也有機會需要轉讓,爭取解除轉讓限制。而在上年年尾套丁案後,鄉議局的廣告聲明也寫到「即使丁屋政策最先的原意是為新界原居民提供居所」(註5)。這反映到,鄉議局其實一直都相當清楚丁屋政策的原意。

鄉事常有一種說法,就是原居民有丁權但沒有權申請公屋或居屋。其實只要向房屋署求證已知男性原居民身分,根本無阻申請公屋或居屋。其關鍵可能是因男性原居民一出生就名入祠堂,作為這個控產團體的一分子,其資產計算或超過申請公屋居屋上限,但其資產卻難以動用,但這亦不能構成合理化現行丁屋政策的理由。

鄉局清楚基本法第40條未釐清

關於此問題,鄉議局經常轉換說法。如鄉議局2015年12月5日發表聲明指丁屋是受基本法第40條保護的合法傳統權益之一,及後又於2016年1月25日在多份報章刊登給陳茂波的公開信,要求澄清丁權是否受基本法第40條保障。如果早已肯定,何需要求澄清?

其實翻查鄉議局2011年出版的《新界鄉議局史》,當中也提到「該條條文屬憲法文件一部分,只表達了指導性原則,並不是具體的法例」(註6)。最近鄉議局主席劉業強亦提出類似的說法。既然如此,輕易搬出基本法第40條保障丁權的說法擋駕,實在是虛詞詭說。如果早肯定基本法第40條包括所謂丁權,早該拿出相關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決議內容的證據,並有條文內容的解釋。堅持者,理應提出證據,而非繼續誤導港人。

另外,薛的新作及鄉議局聲明也曾引述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曾在一判案的判辭提到,丁權納入在基本法第40條保障中。該2000年判的案(編號FACV000011Y/2000)是關於非原居民在村代表中的參選權與選舉投票權,此案判定非原居民勝,成為今天雙村長制的關鍵判案。翻查判辭,代表原居民的大律師以基本法第40條作抗辯,但法官認為第40條所指的「權益」,是包括原居民的「多項財產權益」及「男性原居民根據所謂丁屋政策而獲批的土地有關的利益」,但不包括可限制非原居民的政治權利。但須知,這一點只是法官在判辭中「附帶意見」(obiter dictum),對下級的法院不具約束力,亦非該案的關鍵,李國能法官並未在判辭中就此再加以闡述或辯論,故不應輕率地把此理解為「基本法第40條包括丁權」。仍然不斷引述此充當丁屋政策不證自明的法理基礎,乃混淆視聽。

似乎無論是鄉議局、政府及關心丁屋政策的普通市民,都正期待有更清楚的法理、歷史與事實釐清,以探究丁屋政策的未來。

註1:現行小型屋宇政策下,申請人若申請在私人農地上興建丁屋,可於取得該丁屋滿意紙後的5年內經補地價轉讓,而5年後轉讓則不用補地價;申請人若得政府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政府土地以興建丁屋,需先繳付土地全部市價三分之二補地價以獲准興建,在取得滿意紙後任何時候轉讓也需要先補地價

註2:《明報》(2012年1月9日),〈港英「蝦碌」誤益丁屋任起 解密文件:漏寫「無屋住才可建」〉

註3:薛浩然(2016),《新界小型屋宇政策研究:歷史、現狀與前瞻》,第44至45頁

註4:新界鄉議局事務簡報第15期(1980年2月11日至23日);此亦曾在另一篇本土研究社成員的文章所引述,見黃少雄、楊夏至(2016年1月2日),〈套丁不是權益:回應鄉議局廣告〉,《明報》觀點版

註5:新界鄉議局就套丁案被定罪後於2015年12月24日在各大報章刊登廣告

註6:薛鳳旋、鄺智文(2011),《新界鄉議局史》,第312至313頁

作者是本土研究社成員

2016年6月3日 星期五

安裕:人民不會忘記

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在巴黎多處地點發動襲擊,造成大量傷亡。在此一對現代文明的殺戮發生後,鄰國英國以及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不約而同以柔性態度表達支持法國的敵愾同仇:沒有馬上發兵不開一槍一彈,而是引吭高唱法國國歌《馬賽曲》,在劇院,在球場,在音樂會,在電視台,都是如此。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臨時加演西班牙男高音杜鳴高(Placido Domingo)指揮演奏《馬賽曲》;費城交響樂團全體站立以慢板奏出這首二百二十四年歷史的《La Marseillaise》;同一做法的還有美國陸軍軍校樂隊、結他大師 James Taylor。如果說,美國獨立是借助法國之力,法國義軍將領拉法葉(Marquis de La Fayette)1777年自組兵團到美國抗擊英國殖民主義者,美法二百年交情應當如此,那末一海之隔的近鄰英國則更有意思了:事發四天後,英法足球隊在倫敦溫布萊球場交鋒,英國王位繼承人威廉王子及首相卡梅倫出席,全場先唱《天佑女王》,之後球場亮起藍白紅法蘭西國旗三色霓虹,《馬賽曲》轟然而響,不分英法,同聲謳歌。

英國不同於美國,英國與法國是世仇,十四世紀英法有長達一百一十六年的「百年戰爭」,之後有特拉法加海戰、滑鐵盧之役;英法互相嘲笑的謔而虐笑話至今未見稍歇,英國人述說法國人矮小怯懦,法國人恥笑英國人食制馬虎,類似內容在兩國主流媒體時常讀得到看得見。可是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晚的英法球賽,恩怨情仇脫歐公投中東政策暫放兩廂,人類文明遭受戕害、人類生命面對殺戮,主義云乎國家云乎,皆比不上萬丈淵邊的人類尊嚴。

想起這些,是因為今年六四前夕的紛爭。

今年六四意想不到是變成本土派與大中華派論爭焦點,而不是中共同路人與拒絕遺忘六四的本格派火併。先不說大學生的「鴇母論」,單看網上交手比諸實體紙本文字來得拳拳到肉。對於爭論我一向遲緩,不夠口舌便給固然是主因,而是有些論點未能弄得清楚,比如「行禮如儀」的說法:參加燭光晚會但沒有「行禮如儀」參加日間遊行,應如何解說?燭光晚會參加者沒有跟著喊口號,這些人是否入於「行禮如儀」一類?毋庸諱言這是相當有意思的抗爭行為檢視。曾經參加這些活動的或許知道,這是看似集體實是十幾萬人的各自單獨個體行為,早到遲走遲到早走不必上報,不去一年兩年之後再去毋須記錄。至於是不是本土派與「大中華膠」水火難容,那天晚上人在維園但誰都知道銀包裏的是香港身分證。

於香港2003年五十萬人示威以降的社會與政治發展而言,本土思潮在年輕世代無可爭議是沛然莫之能禦的大趨勢;從皇后碼頭喜帖街兩役至於迄今打出自決旗幟,倘硬是不認同這一說法,那是選擇性的弱視。走進其中,以1997年設為主權交還元年,那年出生的正紅旗下一代,今天只差一歲便是弱冠之齡;時間往前推,六四當年出生的今年已是二十七。時空轉換帶來新思維,難得是絕大多數新香港人沒有刻意盲目,對「天安門沒死一人」那種看多了自會發笑。況且,也有人稱講這些話的今天若在天安門廣場打出標語讚揚解放軍清場定必給國保轟走。因為當今中共領導層唯恐與六四拉上關係,遑論為二十七年前的血腥鎮壓解套。

訕笑之間,香港社會出現另一種聲音,包括「鴇母論」。我一直同意自由社會的言論必須暢通無阻,二十七年來每年六四都去維園燭光晚會是自由,舉起標語「沒死一人」也是自由的一種,至於觀感如何是另一回事。不過,這當中有一條不容糊模的清晰界線,那是良心。英國如今不滿法國奧朗德政府的歐洲政策,昔年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豎起大破法西聯合艦隊納爾遜將軍銅像,縱是如此百代世讎,仍以深厚的同理心對法國恐襲表達關切,為著死傷的是無辜平民,是挑戰人類文明的集體謀殺,與愛德華三世和拿破崙無關。英國今次的態度,令過往被形容是「睚眥必報」的小器觀感一掃而空。

蔡英文宣誓就職那天,我看了一整上午的電視直播。簡潔樸素,沒有對岸三軍武器盡出的揚威耀武,也沒有美國滿街人造嘉年華式的同歡,但就被三三兩兩在從前滿見封建殘餘的「介壽路」改名而來的凱達格蘭大道看台前走過的遊行隊伍吸引。簡單來說,這是台灣史的表述。到「二二八」事件隊伍出場,青灰色軍裝演員手持道具槍步步進逼升斗巿民,現場掌聲特別響亮。那刻深有所感是台灣社會對這場六十九年前的屠殺永誌不忘,從國民黨部隊犯下的罪行開始,歷盡白色恐怖開放黨禁撤消戒嚴還政於民,中間有國民黨一黨專政,黨外初生代挑戰獨裁,美麗島事件鎮壓,先後實現兩次政黨和平輪替,政見雖然迥異,「二二八」始終沒有放下。我想起這些年間的台灣認知:1970年留學生黃文雄紐約行刺蔣經國未遂,80年代黨外打進議會朱高正大鬧立法院,90年代中共文攻武嚇美國航母進台海;有獨派,有溫和派,有形統實獨的李登輝,然而「二二八」事件以高於黨派及統獨之爭的超然成為台灣人民共同印記,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消費屠殺後迎風而立的道德良心。

香港本土派大纛起於社會意識嬗變,有說源自多場保育抗爭,有說是七十年代「後六七暴動」的家園堅守;無論如何,大路迤邐而來是珍惜吾土吾民的文本。這條路最終走向何方,此刻無人能知亦無法得知,只是在這條確認一己身分的迢迢長路,早年以維護權利為主要訴求的一些本土派朋友何以與悼念六四屠殺死難者扞格,論述未見完整解說,至為可惜。社會上更有人嘗言六四是記念「中國人」的活動,稱與本土主旨大相逕庭云云,若是如此則斯言差矣,六四記念的是身死四十噸坦克履帶下的肉醬,是頭蓋遭子彈打成碗大血洞的青年,是手無寸鐵爭取民主的京城百姓,他們生前的崎嶇民主路其實便是與本土派殊途同歸。

「鴇母論」出現後眾議紛紛,有說是世代不同之故,這是一種可能。當年輕一代對中共阻撓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充滿無力感,鐘擺來到盡頭自會晃回另一端。類似的社會發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早有先例,60年代美國學運社運一炁化三清,當中包括力主武裝鬥爭的黑豹黨,多場火爆衝突後死的死坐牢的坐牢;日本學生變身震動世界的赤軍,血洗特拉維夫機場死傷枕藉。走上極端主義歪路絕非一隻手掌打得響,倘是一味指摘年輕人而缺乏深入肌理尋源究灶,更加偏激言行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必須指出,任何政治理念都有道德價值作為根本,政權殘害追求憲法賦予的自由民主的學生與平民,無論如何即屬違反人權;死傷者身分國籍僅是次要,誰來主持悼念更是微不足道,不喜者或惡之者大可不去與會。但是各人內心深處務須明白,言論輕重必須拿捏清楚,二十七年前北京的死傷、六十九年前台北的死傷與一年前巴黎的死傷一一俱是暴力下的受害者,他們是人類歷史長河當中不應遭到遺忘的一群。

2016.6.3

陶傑:天各一方 (六四)

陶傑 :天各一方

維園燭光會。喜歡的可以去,不喜歡可以不去,一個公民社會,意見不同,不要用污辱性的人身攻擊。「龜公鴇母」、「人渣」、「賤種」之類,是五毛大媽式的暴力語言。香港人不是崇拜牛津劍橋嗎?牛津劍橋的學生會不會這樣講。

中國的語文,或者叫「漢語」,經網絡世代洗禮,粗俗色情成為主流:「草泥馬」、「卧糟」、「屌絲」、「牛B」等等,都是粗口髒話,現在成為中國下一代,由大學生到湖南按腳妹,由企業東主大哥到整過容的小妹語言的主流。

香港下一代如果排斥整個中國,包括一九八九年之後,美國荒謬劇作家奧尼庫的犀牛化了的土豪消費愛國族,就要小心區隔(Screening):將精緻的中國舊文化通通拒絕,卻「承傳」了鄰近地區的流氓語言詞彙,將會相當不幸。

「六四」時死難的中國人,生前是跟香港人的信仰一致的,都要民主自由。

這是「前犀牛」世代的中國人,不是所謂蝗蟲。六四死難者有許多那時的大學生和年輕人,他們的母親如丁子霖女士,守護着一室的苦痛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未曾為人父母者,不明白這樣的感受,到將來你有了子女就知道。

這些母親一年一度,期盼香港人用燭光告訴她們:我們人性尚存,我們沒有忘記。只是一年一度,舉起微弱的燭光。如果你不喜歡一座公園,可以另外找一處地方,沒有問題。不是只為了別人,也告訴世界,當人人都向一個龐大的市場拜金低頭,你還沒有,你還在。

退一萬步:不想哀悼死者,因為他們是「中國人」?也可以。但銘誌對於用坦克暴殺平民的憤怒,一年一度,將這件事提出來,也是保護香港。不要忘記:梁特一度出動軍警,曾想向一片雨傘開槍。最後為什麼沒有?因為一年一度的燭光,發出了柔性的阻嚇力。

坦率和熱血是可貴,若也學會成熟更好,而成熟是智慧,不必是圓滑世故。這是人生的哲學,我在二十一歲的年紀,那時我也不明白。

「況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為災。」今日雖天各一方,昔日的激情,既早已在你手裏化為灰燼,更不必用另一種烈燄來自焚。你認為一切的思憶是徒然,卻還有人藏在心底。他們如燭光般溫煦,你亦可如水般清澈。即在街頭逆面相遇,不再認識,也不必多言,只須交換一個眼神:我沒有忘記,而你,卻竟也在這裏。


2016年5月6日 星期五

黃偉豪:後雨傘運動的負政治能量:互聯網與青年參政

黃偉豪:後雨傘運動的負政治能量:互聯網與青年參政

【明報專訊】立法會選舉臨近,由雨傘運動所催生出來的政治力量,特別是由年輕人作主力的政黨及政治團體紛紛成形,宣布參選。當舊有的泛民政治力量非常積極地希望團結各方勢力,實行「雷動計劃」來爭取最多的議席的時候,在另一邊廂,不少由年輕人領軍的政治團體反應冷淡。這種方向和態度的對比與落差,早在雨傘運動中的內部矛盾與張力中反映出來,可以說是「不要大台」、「無組織」、「無領袖」及「你不代表我」等的精神的延續。這不禁使人一問:由雨傘運動所激發及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所產生的將會是更多的團結與建設,還是更多的分裂與破壞?

雨傘運動後的政治改變

在雨傘運動中的一幕,很多人還是歷歷在目。在2014年9月28日的清晨,當佔中的發起人戴耀廷在金鐘的政府總部外,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的時候,大量在場的年輕人紛紛不滿而離開。最終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在他們面前下跪,並說出「贏就一齊贏,輸就一齊輸」的一句說話,懇求他們不要離開。

如果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的一幕是代表了市民與政府的關係的斷裂,佔中三子進場、年輕人即時離場的一幕,便象徵了年輕人與傳統泛民力量的分歧和割裂。歴史往往是充滿了弔詭與諷刺,正如計劃了多時的「佔領中環」根本從來未有發生,最後真正出現的反而是「佔領金鐘」。而佔中三子在運動正式啓動的一刻,已失去了領導的地位,變成了精神領袖,最後他們的地位及角色更差不多完全被學聯及前學民思潮的「雙學」所取代。當然,更諷刺的是「雙學」自己的地位很快亦由雨傘運動所釋放出來的其他政治力量所挑戰,而使其影響力大不如前。雨傘運動後所出現的政治改變,不止是政府與市民的鴻溝及要求香港與中國切割的本土運動,也是新興本土及年輕人政治力量與傳統泛民勢力的切割,更加是新力量的內部不和與競爭。

互聯網虛擬世界入侵實體政治

由於新興而又具號召力的政治力量多以年輕人為主,互聯網的影響力與他們的政治形態及信念便變得息息相關。互聯網對人及其思想與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在社會科學中十分重要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議題。雖然一個確實的因果關係及當中的詳細過程,還是有賴更多的研究去建立和確定,但已經可以肯定的是,互聯網並非單純是一種中性的科技或工具,只幫助人類更有效率地完成原有的工作和任務;更重要或是更意想不到的是,互聯網更加成為了一種改變人類思想的工具(mind-changing tool)。所以,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已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的專門研究(註1)。與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的緊密接觸,可以為人的態度、價值、對外間世界的了解以及與其他人的互信及相處,帶來重要的轉變。

「我曾經說過若要解放一個社會,我們只需要互聯網。但我錯了!」(I once said, "If you want to liberate a society, all you need is the Internet." I was wrong.)這句話不是出自一個普通人的口,而是由在「阿拉伯之春」中,在埃及成功透過互聯網動員群眾,推翻獨裁政權的社運領導者Wael Ghonim所說(註2)。他如此感慨,是因為他一直想像的和諧民主社會,並沒有因為獨裁者的倒台而出現。獨裁與暴政過後,他見到的,反而是由互聯網的迴音谷效應(echo chamber)所促成,一個更個人化、自我中心、人人自以為是、充滿矛盾與互相指摘的社會。這一種無領袖、無組織、無協調、無妥協、無合作的現象,並不是埃及獨有的情况;自雨傘運動後,香港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換句話說,互聯網上的虛擬世界,已入侵了實體政治。一個混亂的時代由此誕生。

雖然香港的政治形勢在「後雨傘運動」的年代,已經歷了很多翻天覆地的轉變,可惜,我們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仍未有任何轉變,而泛民與建制的支持者在人口的比例上,亦不見得有很重大的變動。即使絕大部分的年輕人都願意站穩支持民主的一方,向當權者及建制派說不,我們也不能抹煞的一個事實是,香港的社會上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口,是政治上傾向保守,而支持維持現狀及反對改革。改變他們的思想,必定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及游說工作,我們亦沒有可能當他們不存在,或期望他們在香港一夜之間消失。

在如此的局限及現有的比例代表制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下,新興的年輕人政治力量及傳統泛民的互不協調,只會互相競逐相同的票源,亦使一心想透過選票來推動民主的市民,處於一個左右為難的尷尬情况。最終,只會換來一個「三輸」,即自己輸,泛民內的對手輸,連支持自己的選民也輸的局面。但最可怕及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並非支持者的選票不能成功轉化為議席,而是連立法會三分一的議席也守不住,失去了對政治改革的否決權,形成任人魚肉的慘况。到時,得到最後勝利的微笑,只會出現在自己敵人的臉上。

政治仍是妥協的藝術

即使科技的發展如何一日千里,但由始至終,政治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政治仍然是一種妥協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compromise),是使一大群人,即使擁有不同的意見、立場和利益,依然可以互相尊重、共同合作、和平共處。由此可見,如果我們不能成功阻止由互聯網所帶動,深入不少年輕人思想及政治文化的個人化、對抗性、不接受組織及領袖,甚至不願團結及合作的傾向,變成了實體政治的主流的時候,後果可以相當嚴重。由雨傘運動釋放出來的力量,有可能成為一個摧毁一切的核彈,多於溫暖心靈及溶化隔膜的陽光。

註1:Adam Joinson, Katelyn McKenna, Tom Postmes and Ulf-Dietrich Reips, eds.(2009)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Psychology.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2:http://www.ted.com/talks/wael_ghonim_let_s_design_social_media_that_drives_real_change/transcript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6年4月19日 星期二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本土」意識呈「井噴」現象,不少打着「本土」旗號的政治組織相繼成立。「回歸人心未歸」的說法一時間又掛在不少人的嘴邊。其中,本土政團都是以年輕人為主,而且一個比一個激進,甚至有人標榜要「香港獨立」、「自決」。究竟為什麼回歸以後,港人反而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甚至年輕人更有抵制、抗拒的情緒?坊間有不少流行說法,本文希望從長期趨勢入手,嘗試解開「人心背離」之謎。

中大和港大的民調機構都有對身分認同問題作長期追蹤研究。雖然有建制和內地人士對這類調查頗不以為然,認為調查港人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是偽命題,是自設陷阱、自找麻煩,不過,個人認為這些調查,雖然有其局限,但對幫助我們掌握長期趨勢卻有莫大裨益。另一方面,幸好有這些調查數據,我們才有可能解開香港人心與中國漸遠之謎。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身分認同的「本土化」集中在年輕一代。附圖是根據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每年4月與10月的長期調查作成,以「當談到你的身分時,你覺得你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這問題,來量度「香港人」和「中國人」認同(註)。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身分認同近期的急挫,集中在30歲之下的年輕人(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成年人)。30歲或之上的中年、老年層,雖然在佔中之後的中國認同都有下降趨勢,但和年輕人「插水」般情况還是不可相提並論。

其次,如果我們細心審視數據長期趨勢,會發覺在回歸後,特別是2006年之後,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比較多的人數比例是慢慢上升,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年紀較大的人士也一樣。現在看起來可能有點匪夷所思,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間,港人對中國,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感覺都在不斷改善。在SARS之後,中央政府對香港推行自由行、CEPA等優惠政策,協助香港經濟復蘇,再加上歷任總理的朱鎔基、溫家寶的形象親民,國家經濟也蒸蒸日上,港人的認同感也大增。

港人非「天然獨」 受事件政策媒體影響

轉折點是2008年。在4月份的第一次調查中,有41.5%的年輕受訪者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為回歸以來最高,也是自1998年本系列調查開始以來最高。同期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僅僅過半(51%),也是歷年最低。但到了下半年,10月份結果出來,我們見到認同感轉勢向下,大跌至33.8%。雖然2009年下半年曾經反彈,但2010年又再逆轉。自此就拾級下跌,再到了「反國教」(2012年下半年)之後,就更屢見新低。2015年10月最新數據是在30歲以下受訪者當中,「香港人」佔79.1%,「中國人」只有11.3%!不光是中大的數據,港大民調中心的結果也是大致相似。

回顧過去10多年間港人認同感的起落,有一點很清楚,港人並非是「天然獨」,完全不是「必然」地抗拒中國。港人的身分認同,尤其是年輕人,會有相當的波動,並受當時重大事件、中央對港政策,甚至媒體所影響。香港人雖然大多是「炎黃子孫」,與內地華人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但因為在殖民時期與內地區隔,而且社會政治制度,以至文化習俗都出現相當差異,因此港人有點本土意識,毫不出奇。在2006至2008年間,港人在多重有利因素之下,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只不過是在2008年後,環境因素逆轉,再在社會運動推波助瀾之下,香港年輕人遂出現「本土」的轉向。

希望說明的是,建制派毋須過分悲觀,本土派也不能過分樂觀,誤認本土思潮會從此在港成為雷打不動的主流,但應該小心尋找身分認同逆轉的原因和條件。如果我們確認了2008年是重要轉折點,有些一向認為是重要的因素就可能變得不太重要。這裏我舉3個例子。

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和通識,在2009年才開始推行,而且認同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應已完成中學教育,通識科「教壞」青年人,令其背離中國明顯不是事實。

第二,互聯網或網上新媒體的影響,在今天可能是為本土意識推波助瀾的重要背景,但我們不要忘記2008年不但沒有網媒,連臉書都還未在港流行。大部分青年人的中國信息,當時還是主要從主流媒體,尤其是相對保守、中庸的電子媒體取得。因此香港的「本土轉向」,並不能算到互聯網或社交網絡的帳上。

第三就是自由行、水貨客橫行的問題,在2008年都還未成為社會焦點。擴大自由行(一簽多行)也只是2009年才實行,因此說「自由行是本土意識的觸媒」,在現在看來是理所當然,當時也未必是重要因素。

為何2008年是轉折點?

因此,我們應該對現在很多有關青年人「本土轉向」的流行論述再加驗證、討論,因為未能「對症」,就不能「下藥」。我無意否定任何解釋,但在這裏希望提出一個比較少人談及的假設。毋庸置疑,香港從回歸以後,大力在學校推動各種形式的國民教育,也在社會上不斷宣傳愛國意識,因此,在港人心目中,「中國」的分量都比殖民時代重了很多。在回歸後首個10年,可以見到港人,甚至是年輕人,中國認同都比殖民時代有所加強。正因為回歸後國民教育的力度很猛,也頗有成效,令年輕一代普遍對中國的印象不錯,更重要的是和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上一代比較,他們更關心、留意有關中國的信息。

不過,歷史往往是「辯證」地前進。社會在這段時間,卻很可惜地只是片面地宣傳中國光明進步的一面,而沒有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可以知道、理解、接受中國其他面向的分析框架。就正如性問題一樣,「成年人」對一些禁忌愈避而不談,年輕人愈好奇,而當我們不能控制、封鎖資訊的時候,他們就更加會主動搜尋(如色情網站)。在中國問題上,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國民教育當中,只有光明的中國,而沒有陰暗面,當他們接觸到「另一面」的中國的時候,除了感到受騙之外,還會覺得混亂,而不知如何解讀在他們面前充滿矛盾的信息。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殖民時代成長的港人,反而會有較為穩定的中國認同感,因為我們大都有一個「落後」中國的印象,來和現在比較。

依此思路,我們也可理解為何2008年是重要的轉折點。大家可能還記得那一年是北京奧運年,在8月份,全港都在為中國(和香港)的健兒打氣。而在同年5月份,四川發生大地震,也觸動了很多港人的感情,我們也捐助了一筆頗大的款項到災區。就算是當年的「六四」晚會,參加人數也達高峰。但正當港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中國的時候,卻又爆出了多件在香港被廣泛報道的負面新聞,如因「豆腐渣」工程引起的傷亡,和救災過程的一連串醜聞事件。更矛盾的可能是中國在奧運首次奪得最多金牌之後,立刻又爆出了毒奶粉事件,當時就有評論將兩者相提並論,指「體育大國」卻不能令下一代健康成長是如何的諷刺。

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

所以,香港青年人抗拒中國,其中一個深層次因素,應該是我們的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要知道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不可能令年輕人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中國是發展中社會,必然充斥着各種的不足,就算主流媒體沒有「加鹽加醋」,中國也必然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正因我們沒有「準備」青年人去理解中國的種種不足,當他們接觸那些負面因素,取得一個負面印象,再加上互聯網的興起,和幾次社會運動的詮釋,中國甚至就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變成了「邪惡帝國」,對她愈離愈遠。

全面、正確地了解年輕人轉向本土的心路歷程,我們才有機會令他們,或更年輕的一代發展出一種健康的中國想像來面對中國。如何令他們立體、冷靜地理解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不光是向他們單向宣傳中國的光明面和情感認同,不單是未來香港國民教育的重點,甚至可能是維持一國兩制的關鍵。

註:透過結構性問卷量度香港居民身分認同,必須留意問題設計對受訪者回應的重大影響,詳細分析可參考尹寶珊、鄭宏泰〈身分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刊於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2016)《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中華書局,127至142頁(www.chunghwabook.com.hk/Index/book_detail?id=1683,試讀)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2016年4月15日 星期五

葉健民:「第二次前途問題」:論述模糊但仍具意義

葉健民:「第二次前途問題」:論述模糊但仍具意義

【明報專訊】不管你喜歡與否,「本土主義」已成為了特區政治的新潮流,也勢必會左右9月立法會選情。這股潮流,有最低層次的捍衛香港文化、港人優先的政治訴求;但也有更具挑釁性的前途自決,以至港獨主張。後者觸動了中央的神經,建制派也自然連番和應,爭相聲討。香港有沒有條件獨立?香港人想不想脫離中國?是否真的可以走到公投自決這一步?公投之後又可以怎樣?當中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討論,日後有機會再一一詳談。這裏我有興趣探討的,反而是所謂的「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概念。

「二次前途談判」 一廂情願

「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提法,是源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有人擔心既然《基本法》說明「50年不變」,那麼到了2047年,一國兩制方針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落實一國兩制原則的基本法又會否仍然有效,存在很大問號,因而認為有必要為此作好準備,開展討論。這種觀點認為,這個「2047大限」足以和1980年代情况相提並論。當年香港社會正正因為對九七以後的情况不確定心生恐懼,所以假如我們能盡早有一個2047年後的具體安排,便可以避免歷史重演,防止重蹈覆轍。

但從法律角度而言,基本法以至回歸以來訂立的所有法律,並未附有說明條文會何時失效的日落條款,所以理論上即使到了2047年7月1 日,現時所有法律依然會繼續有效。反之,當年英國政府面對的情况並不一樣,因為她們一直堅持在香港進行殖民地管治有其法理基礎,這當然就是指與晚清政府訂立的3條條約。從她的法理邏輯而言,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便會失去香港島以外、九龍界限街以北地方的管治權。也因為這個原因,英方便首先向鄧小平提出有關香港前途的疑慮,也促成了後來的中英談判。所以,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兩個歷史時空面對的處境不大相同,「2047大限」是否存在,值得商榷,而從此引伸出來的所謂「第二次前途談判」契機,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回歸過程的歷史事實

當然,「第二次前途問題」提法更重要的論據,在於對回歸過程的不滿;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港人並沒有機會在九七後的安排設計上有足夠的參與。前途談判過程中,中方堅決拒絕港方參與,認為港英政府以至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只是殖民地制度之下的產物,絕對不能代表香港人的利益,於是把港方完全排拒於談判過程之外,這是歷史事實。中英談判結束後,中方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去起草基本法,過程北京全程主導,起草委員會以中方委員為多數,而諮詢委員會成員也差不多全由中方直接或間接欽點任命,這也是實情。不過即使如此,當年的民間社會確曾積極自發地就各個政策範疇開展有關討論,各自對九七後的未來熱烈地提出了不少具體建議。最終出來的基本法,以不變求穩維持現狀的主調去迎接回歸,並沒有接納很多試圖借九七契機去改革社會、完善管治的進步觀點;而有關政制部分,更是完全未能符合市民對港人民主治港的合理期望。放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份文件當然可以視為不思進取,甚至算得上是抱殘守缺;但公平地說,這種「保守」思維,也頗為切合當年的香港社會對未來誠惶誠恐、孤立無助的主流心態。輿論普遍認為即使現有秩序有種種不是,卻始終較為熟悉,至少心中有底,相對可以接受。

所以,說九七回歸、基本法制定過程上,港人並未有機會參與其中、意見完全被忽視,從程序而言當然可以這樣說,但也許只說出了半個事實。

何以有信心不重複上一代「錯誤」?

但對回歸過程不滿的一個變奏,是新生代認為上一代人過於怯弱,沒有堅持理想,反而輕率地接受回歸中國和一份保守的基本法,以至禍延今天。但一代人做一代的事,當年的香港人無法預知未來,亦只能按當時的局勢和處境去作判斷,所有歷史決定也只能放在當年的時空去評估分析,超越時代的局限事後孔明去作出評價,本來就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事。不過假如今天的年輕人譴責上一代當年沒有好好考慮下一代福祉去作決定時,以他們目前以10年去做「自決公投」的時間表來看,他們又何以有信心可以在2027年便可以為2047年的未來打造出美好藍圖,而又不會重複上一代的「錯誤」呢?生於1996年的黃之鋒抱怨要承受一個自己從未參與制定的「後九七藍圖」;那麼,生於2026年的下一代,會否有同樣的心情,在2047年投訴誰在20年前自命先知,去為他們妄作一個可能是不可逆轉的重大決定?

坦率面對不足 認真剖析時局

但即使提出這些疑問,我依然認為「第二次前途問題」概念引伸出來港人當家作主的精神、不能繼續任人擺佈的態度,是具有重要時代意義的。近年港人對人權自由能否得到保障憂心忡忡,在梁振英治下特區管治質素江河日下,李波事件也令人徹底心寒,大家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開始失去信心,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要為自己的命運發聲、表達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堅定重申對民主自由的渴望,絕對合情合理,沒有任何值得非議的地方。但是我們要提出對未來想像,甚至設計2047年的藍圖,便不能永遠把自己困於「我就是不服共產黨」的心態上。因為這種思維,往往會限制了我們的自省能力,難以有一個整全的視野。比如近日看見亞視倒閉,很多人馬上會歸咎於王征無能亂搞,認定是「大陸人搞死亞視」。這班土豪當然責無旁貸,但回頭細看,亞視其實在此之前早已奄奄一息,無甚作為。王征因素是近因,但長期經營不善卻才是關鍵。作為一種政治動員手段,簡單地向強權「說不」是很有效的做法,因為道理易懂、黑白分明,配以「自決」的氣勢,更是鼓動人心的不二法門。

但假如我們真的要想像未來,認真要為香港尋求出路,便應該跳出簡單的對立二元角度去看問題。我們必須坦白承認,沒有大陸因素「蠶食」,香港原來的種種制度也不見得完全合情合理。我們當然不能容許內地那些不合理的行事規則、辦事文化污染香港,更不應容忍各種官場腐敗或有違法治的歪風在這裏不斷蔓延;但假如相信「去大陸化」後,香港便從此走上坦途,所有制度便會變得合理,卻是一種思想懶惰、以情害理的嚴重誤導。這種只懂諉過於外在因素完全忽略自身不足的思維,也不見得可以幫助我們找出更公平合理的美好未來。個別偏激意見甚至藉此動員恐懼仇恨以作招徠,把討論愈推愈窄,更是錯上加錯。要討論香港願景,就請切切實實地從政策環節逐個切入,不要侃侃而談、流於口號;要想像未來,便應坦率地面對自己的不足,認認真真去剖析時局,不要滿足於情緒宣泄,或只圖個心靈慰藉。
尋求願景,要港人重拾主人翁精神,是一件嚴肅大事,這絕對不應只是一批政治新面孔的選舉伎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2016年4月14日 星期四

李立峯:多少市民自認屬本土派? 3月調查研究的結果

李立峯:多少市民自認屬本土派? 3月調查研究的結果


【明報專訊】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結果,象徵着「本土派」的崛起,甚至帶來了「三分天下」的說法。個人意見,認為「三分天下」的說法也許言之尚早。這不是小看本土派的支持度,而是「本土派」這3個字,在香港的公共領域中到底標誌着什麼,其實仍不是很固定。發展下去,「本土」是一個有清晰輪廓和界線的派別,還是一個各自借用來表述政見的符號,有待觀察。

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土派」一詞已完全滲入公共論述之中。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上搜尋,在2014年,「本土派」一詞在13份香港中文報章(註)中出現過586次,2015年飈升至2036次,到今年頭3個月,已經有1460次。當一種派別身分在社會上被那麼經常地談論時,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如果要市民自行選擇,有多少人以及什麼人會自認屬本土派?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3月8日至24日間,進行了兩年一度的「市民對傳媒及輿論的看法」意見調查,通過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以下的分析經加權處理,令樣本在教育程度、年齡和性別分佈上符合香港人口。






8%市民自認本土派 不可忽視

在訪問末段詢問人口特徵時,其中一條題目請被訪者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屬哪一派別。答案選擇有本土派、激進民主派、溫和民主派、中間派、建制派、親中派和工商派。當然,被訪者也可選擇說自己沒有政治取向或索性不回答這題目。

筆者同時用去年7月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另一民調所得數據作比較,但當時題目仍未有「本土派」的選項。表1顯示了兩次民調的結果。在今次3月的調查中,有超過8%的市民自認屬本土派,自稱激進民主派的只有不足3%。最多人選擇的仍是溫和民主派,有32%左右。選擇3個代表建制陣營的標誌的被訪者,加起來有14%左右,而自稱中間派或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加起來超過四成。

有趣的是,相比起去年7月,雖然多了一個額外選項,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比例,並沒有降低多少,選擇激進民主派的市民本來就不多,反而是選擇中間派的市民下降了接近9個百分點,恰恰約是本土派市民的比例。

要留意,在過去的民調中,「中間派」只是一個「邏輯性」選項,讓市民在民主派和建制派以外有多一個選擇而已。但去年區議會選舉和早前立法會補選,均有參選人士打正「中間路線」的旗號。民調結果顯示,這些中間路線候選人,似乎沒有使更多人選擇自認中間派。剛好相反,當有政客借用「中間」這符號時,自認屬中間派的市民反而更少。

當然,中間派的市民少了8、9個百分點,不等於中間派的市民直接變成本土派。最合理的推論,是一些原本選擇中間派的市民選擇了溫和民主派,而剛巧差不多比例的溫和民主派支持者選擇了本土派的旗幟。

無論如何,8%是一個絕不可以忽視的數字。如果我們再以年齡劃分,就會更清晰地見到本土派冒起的勢頭。表2顯示,在45歲或以上的各年齡層,選擇本土派的市民比例只有2至3個百分點,在30至44歲的市民當中,本土派支持者有6%,但在18至29歲的市民中,選擇本土派的有接近30%,跟溫和民主派的39%差不多可以分庭抗禮了。

不過也要補充一句,年輕人其實並不特別抗拒溫和民主派。在數據上,溫和民主派的支持者比例,在18至29歲的市民之中甚至是最高的。年輕人的特點是極少建制派支持者,也比上幾代香港人少選擇中間派或回答無政治取向。

兩派對旺角騷亂態度差異明顯

選擇本土派的市民,跟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在政治態度上有多大的差異?這是需要多方面觀察的問題。調查問卷和本文空間所限,這裏只分析不同派別市民對農曆年旺角騷亂的態度。問題的用語是:「今年年初一深夜喺旺角發生咗一場騷亂,以下邊句說話最能夠代表你對呢次事件嘅態度呢?」

答案選擇有「譴責示威者嘅行動」、「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責任」、「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係問題根源」,以及「支持示威者嘅行動」。

表3顯示相關結果,若計算所有被訪者,接近三成市民譴責示威者的行動;四分一左右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部分責任。最多人選擇的是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佔超過四成。只有不足5%的被訪者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

但當市民被分為不同派別時,本土派支持者中,有約三分之一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而在溫和民主派支持者中,明確支持當日行動的不足2%。激進民主派支持者中也有超過一成支持當日行動;但要留意,由於激進民主派支持者比例本身很低,在計算其內部百分比分佈時,有效樣本數很小,該些百分比的實際意義可能不大。

所以,表3顯示,本土派和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在對旺角騷亂的態度上有很明顯的差異。不過,自認屬本土派的市民中,也有接近六成「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甚至有5%左右選擇「不認同行動,但政府亦有部分責任」。由此可見,也不是絕大部分在民調中自稱本土派的市民,都會毫無保留地支持任何本土派的抗爭行動。

「本土派」意涵仍未穩定

回到文章開首所說,「本土派」的意涵是什麼,應該仍未穩定下來。今年立法會選舉,「本民前」、青年新政、熱血公民、城邦派,以至新民主同盟、香港眾志,甚至傳統泛民政黨會如何論述本土,都會繼續影響市民如何理解「本土」的意義。這次調查結果,可以作為日後繼續分析和觀察的基礎。但頗為確定的是,年輕人對「本土」的認同度非常高。在將來的日子,隨着新舊世代持續交替,本土的呼聲會繼續上升。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當本土論述繼續在大眾媒體恒常出現時,年長的幾代香港人會否也開始接納「本土派」這個標誌?「本土派」能否再進一步擴展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本土」能否由一個屬於新世代的符號轉化為一個跨世代的符號。

註:13份報章為《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文匯報》、《大公報》、《明報》、《星島日報》、《經濟日報》、《信報》、《頭條日報》、《晴報》、《太陽報》、《都市日報》和《am730》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2016年3月21日 星期一

呂大樂:絕望的想像與不願等待的心理

呂大樂:絕望的想像與不願等待的心理

【明報專訊】近期跟年輕朋友閒聊,最常聽到的一句說話,是對香港的社會、政治現狀感到絕望。他們對北京感到絕望——因為完全看不到領導人有誠意給香港社會進行民主化的空間;他們對特區政府感到絕望——因為不覺得政府的管治班子有打算及有能力回應民間的政治訴求;他們對扮演反對派角色的民主派感到絕望——因為並不認為他們能給政府製造政治壓力,打破現時的悶局,給香港社會帶來轉變和希望。在他們眼中,香港的政治悶局難以打破。而在這樣的情况之下,有的覺得就算明知某種主張、行動難以奏效又或者成功機會渺茫,亦應該一試,有的則認為既然過去可用的方法均已經用過,那麼現在任何一種手段都可以採用。這一種強調絕望的情緒為行動者提供了足夠的理由,毋須思考行動的策略與意義的問題(因為「之前所做的都沒有用,現在做什麼都只會更好(或不會更差)」);於是,就算只是為了行動而行動(大概因為只要停頓下來,不再有行動,便不知道如何為沒有行動作出解釋),甚至是明知是盲動而盲動,也較任何其他選擇更能振振有詞,站在道德高地之上,高聲宣稱「已經去到最盡」。如果這樣做仍未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那只因為「港豬」繼續做其「港豬」,而裝睡的繼續裝睡。行動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其他人沒有覺醒而已。

絕望情緒的邏輯與操作

在此我並不打算討論以上那些情緒、想法或對或錯的問題;這類提問關乎道德價值判斷,讀者自有其個人的看法。我更感興趣的是,這些情緒、想法的邏輯與操作,意思是究竟它們背後有些什麼假設,而按其思路,最終又如何自圓其說,打破所謂的悶局。

時下年輕人口中的絕望,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緒的反應。當然,在停止思考另一些可能性的時候,眼前的現實也就會變得令人感到絕望——所謂絕望,不一定是外界已不存在出現變化的可能,而是主觀上不想處理這個關於轉變的題目。我們或者需要明白,任何轉變的出現,都要求行動者等待(但在時間上,可長可短)。對很多人來說,如何改變現狀,涉及個人的或集體的(例如家庭)策略;而在思考、設計相關策略的過程中,要有所部署,而中間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關於等待:是否值得等待(最終可以取得期望的成果)?是否做了適當的準備之後,便可以期待轉變的出現?在計劃與最後取得成果之間,不能避免地存在一個時間上的問題:由這裏到那裏,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中間牽涉到時間;在一般的情况下,開花結果需要時間。

但有些年輕朋友覺得,或者他們可以繞過這個問題。他們反問我:為什麼要等?面對這個不公義的制度,不是應該立即就大變嗎?在革命大局面前,沒有必要再等。這裏存在兩個有趣的問題,一是當前香港社會是否已來到一個革命形勢?二是就算已經出現一個革命形勢,那也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當中事態的發展可以峰迴路轉,而局勢亦可以大上大落。所謂革命運動只爭朝夕,其實也一樣需要有策略、部署、等待。所以,等待同樣適用於革命過程之上,只是那些年輕朋友沒有耐性去想這些事情而已。

絕望的想像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為它能給予很多年輕人提供一套理由,幫助他們避開以上所講的等待的問題。而這種絕望的想像近年在年輕人圈子裏能夠迅速擴散、廣泛流傳,並且為他們所接受(儘管在程度上並非一致),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要全面及深入解釋這個現象,必須有調查研究。在此我能提出的,恐怕純粹只是個人的觀察。回顧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狀况的一個(但當然並不是唯一的)特點,是「時間表」、「路線圖」等字眼從主流文化中抽走。或者當時北京覺得這是抗衡、打擊政治反對派的最好方法,刪除一些不必要的想像空間後,對手便難以在政治發展的議題上死纏爛打,咬着不放。北京使用這一招式之後,所謂的溫和泛民便很難再自圓其說,將有限度的改進(由政制的有限度開放到他們在議席上的增加),理解為政治上的一點成績(例如制衡特區政府的能力的提升)。以前民主派的政治論述容許他們在不全面挑戰現存制度的框架下,能解釋各種政治上的動作的意義;可是,當現存的制度框架並不能容納任何「時間表」、「路線圖」,沒有進一步朝着既定方向的改革發展時,則一切在框框內爭取更大空間的嘗試,都變得沒有什麼意義。北京為了撲擊反對派,將原來可以幫助維繫制度框架,保持社會、政治發展有所平衡的元素,統統也剷除。或者北京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做會帶來什麼社會效果,又或者他們根本不覺得那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北京在政制改革的議題上一再出手,基本上將舊日維繫制度運作的理解框框、心裏有數的假設(民主政治的爭取並不挑戰北京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全部廢掉。忽然之間,什麼寸土必爭、「位置之戰」、盡量擴大政治空間的說法,全被另一套政治論述所蓋過——如果要改變,即時就變;如果要有效果,要立即見效。等待變成等同於無原則的妥協,現在就是一切。新的香港政治,只有當下。

民主派的「罪」 同樣出現在革命派身上

沒有期待、等待,基本上也就再沒有妥協、交換的想像空間。於是,有的認為現在就來一場決戰,也有的其實沒有想法,只覺得總之要做些什麽的,不一定有明確的目標,也不一定有什麼策略、部署,就是做了再算(就算對所謂的大局毫無好處的,怎樣也要幹一番)。從舊日社會運動圈子的角度來看,這是追求個人滿足的情緒反應,只有政治的包裝,而無政治的內容。可是,當大部分參與行動的社會人士覺得這總比漫無目的地等待更有意義時,則這樣的行動不單止可以迅速發動起來,而且有其追隨者,行動頗具規模。而有趣的是,由於這些行動有其參與群眾,它們的規模足以遮掩了本身其他方面的弱點(例如缺乏對中長期發展的思考),很多需要考慮的課題變得不受重視,或覺得可以擱置一旁。至於參與者本身,他們享受行動中「爆」的一刻及其感覺,而爆發本身就是行動最為引人注意的成績。

究竟一個接另一個的行動有無累積性的效果,這有待研究,但這個題目似乎未有引起太多注意。在沒有期待、等待的心理狀態底下,累積或延續都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當下、現在更為重要。但「爆」就等於革命?又或者是革命過程的其中一個環節?「爆」過之後又將會怎樣?現在持這種所謂革命論的行動者所要面對的難題,是再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亦很有可能陷入和需要面對曾受到狠批的民主派的處境——他們的行動(就算表達方式如何激烈)也不能帶來所謂的真改變(愈強調真改變——也就是徹底的轉變——就愈難在短期內交出成績)。這也就是說,他們對民主派的批評並不需要經過太長時間也會應用到自己身上。他們對參與行動的群眾最具吸引力的一點,是大家對現狀失去耐性,再無等待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發生的轉變。作為攻擊對手的政治論述,這對民主派是致命的一擊。不過,問題是當這些行動者組織一次又一次的「起義」(或者維持一兩天的「革命」)之後,他們也需要說服群眾必須忍耐,等待黎明、解放的來臨。有趣的問題是,如果參與行動的群眾不應等待民主派,那又為什麽要對所謂的革命派特別包容呢?革命派憑什麼可以說服群眾,巨大的轉變快將出現,而且那些變化將會是相當徹底,保證剷除建制中的牛鬼蛇神,把現有制度完全顛覆呢?

必須認真想想如何打造願景

所有民主派犯上的「罪」,亦一樣會出現在革命派身上。革命派要解決這個問題,方法只有一個:在革命派中走出更革命的一派,自命更革命的一群,指摘另一群行動參與者背叛革命、臨陣退縮、缺乏堅持的勇氣。革命的希望之所以得以維持,原因不在於真的搞出一個革命的勢頭,而是革命派當中不斷出現內部分裂,每次革命未能成功展開,都只是因為另一幫人不敢「去盡」,出賣了革命,而有人會繼續手持革命火炬,奮戰到底。革命形勢永遠存在,只是有人沒有好好把握而已。在這個內部分裂的過程中,參與者又可以暫時將期望、等待的問題擱置,相信隨時又會有另一次爆發。因為群眾沒有耐性等待,革命派也遲早會被人視為阻人前進的絆腳石。

香港社會要進行重建,必須認真想想如何重新打造願景——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方面)是可以向前發展的。沒有希望,就不會談等待;沒有某種方向感(某種「時間表」、「路線圖」),便不會出現對制度的信任,同樣也不會等待;沒有某些向前進步的指示、標記,很難談什麼計劃與準備。這些元素聽起來都是十分基本的東西,但現在卻可能是香港社會最為短缺的。回顧過去10多年的社會發展,香港是上了寶貴的一課。誰說社會的制度最難改變?誰說制度性因素是最具對抗迅速逆變的東西?原來很多制度性的東西可以變得比我們想像中更快、更急。既存的雖未至於隨風而逝,但早已大打折扣。如何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重建,肯定是艱巨的社會工程。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2016年3月3日 星期四

蘇鑰機:「亂」的名字 「暴」的姓氏

蘇鑰機:「亂」的名字 「暴」的姓氏


【明報專訊】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事件至今已有3星期,它是香港政治生態演變中的一件大事,大家仍在議論。其中對事件的性質有不同看法,政府和新聞媒體有兩大類的論述。

2月9日年初二,特首梁振英及林鄭月娥、黎棟國、盧偉聰等一眾高官會見傳媒,譴責有關人士破壞法紀,並將事件定性為「暴亂」。根據當日的政府新聞公報,他們共用了「暴亂」16次,「騷亂」則有7次。梁振英回應傳媒時說:「在任何一個城市發生類似的事件,社會,不單止政府,都會把它定性為暴亂。而事實上,今日幾個小時之前,新聞界作出有關的報道時,已經是用同樣的字眼。」

不同類型媒體對旺角事件的取態

那麼新聞界如何稱呼旺角事件?端傳媒記者趙燕婷在2月17日寫了一篇報道(〈暴亂?衝突?香港媒體怎樣稱呼「旺角騷亂」〉),總結了35家香港媒體(包括報章、電台、電視和網媒)怎樣稱呼此事。結果顯示,17家媒體用「騷亂」,12家媒體選取「暴亂」,其餘的就用「衝突」、「暴動」和「魚蛋革命」。

如果將事件性質分類為程度較輕的「衝突」或「騷亂」(A),和較嚴重的「暴亂」或「暴動」(B),根據趙燕婷的統計(表1),傳統報紙中採用A的有4家而B有11家,但網上報紙的A和B數目相應是11和2,電台的數目則是4和0,而電視就是2和1。上述的比數,說明了不同類型媒體對此事的取態,並反映了它們的政治立場。

各形容詞意指不同嚴重程度

查看《現代漢語詞典》及維基百科,各形容詞意指不同的嚴重程度。最輕微的是「衝突」:矛盾表面化、發生激烈爭鬥、不協調。「騷亂」的意義是混亂不安、社會不同階層或階層內部的衝突與對立。較嚴重的是「暴亂」:破壞社會秩序的武裝騷動和行兇作亂。而「暴動」則為某階級或集團為了破壞當時的政治制度、社會秩序而採取的武裝行動。

比較兩者的英文翻譯,「騷亂」最常見的相應詞彙是「riot」(暴力的社會失序)、「disturbance」(有行動令公眾地方失去秩序)、「turbulence」(混亂及不規則的變化)。比較而言,「暴亂」的詞彙是「riot」、「rebellion」(拒絕服從命令或秩序)、「revolt」(在短期內要基本改變社會組織結構)。可見「騷亂」和「暴亂」有相通之處(「riot」),也有不同的意義,而兩者的嚴重性有些差別。

電子新聞傳媒和網上媒體之前的報道,要用較多力氣去尋找和統計,而傳統報紙的報道則較容易在慧科新聞資料庫中一併找到。表2是事發後3星期裏香港各傳統報紙的報道文章標題中,有使用上述4個關鍵字詞的情况。表中並按所選字詞之間的比例,作出先後排列。表中同時列出來自不同地區報紙相關報道的新聞數目和比例。

港報傾向「暴亂」論述 台報採「衝突」為主線

表2顯示,在所有新聞標題中以「暴亂」最多,相信是因為特區政府一開始已經對此事作出如此定性有關。其次是「暴動」,原因是後來陸續有示威者被捕及被控暴動罪,因此也較常出現這個詞語。「騷亂」和「衝突」的出現頻率較低,它們與「暴亂」和「暴動」的比例約為1:3與1:4之間。

香港傳統報紙的取態值得留意。依照它們採取A和B兩組字詞的比例,可見有明確分野,散佈成為一個清晰的政治意見光譜,一邊是傾向採用政府的定義,另一邊則不甚認同官方的論述。而各報在這個光譜中的位置,和大家對這些報刊政治立場的估計頗為脗合。

比較不同地區傳統報紙的報道和用詞比例,整體而言香港報紙明顯以1:3傾向官方的「暴亂」論述,而台灣報紙卻低於1:1,並採用「衝突」為主線。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中文報紙則介乎香港與台灣的報紙之間,稍為多用「暴亂」作主軸。大陸報紙的報道中,雷同程度極高,多是直接採用中新社等官方通訊社所發的稿件內容,而且「騷亂」與「暴亂」的比例接近1:12。澳門報紙的情况相似,只是比例略低,但仍達1:9。

傳統與新一代看法差異大

在複雜的新聞事件中,政府對事件的定性往往最有影響力。根據政府對旺角事件的「暴亂」論述,示威者就是使用「暴力」的「暴徒」,他們於是干犯了「暴動罪」。這個官方統一口徑自然被很多新聞界引用。記者及市民對今次事件「亂」的名字沒有爭議,但它應是姓「暴」還是姓「騷」,卻有明顯分歧。

新聞媒體當然對事件各有判斷和取向,它們也可參照議員、專家和其他社會領袖的看法。以前新聞傳媒當中有個別「精英機構」在擔任「意見領袖」的角色,但今天較難有這種局面了;特別是傳統紙媒和網上媒體的取向頗為不同,它們好像存在於兩個不同世界,為新舊兩個群組服務,傳統的「主流意見」(如有的話)和網上新一代的看法有很大差異。

民意合久必分 但分久未必會合

示威者的論述框架肯定不一樣,對事件的成因、動機、過程和影響有自身的解讀。他們可能認為警方使用的才是暴力,自己只是「以武制暴」。但誰武誰暴、誰是誰非,結論會因不同人的立場而有別。市民大眾的看法也很紛紜,除了大家普遍對暴力行為不表認同之外,對事件的起因、誰要負責及如何善後,相信也存在不同甚至對立的看法。

在今日的香港,民意合久必分,但分久未必會合。不要說可以達至和諧社會,能夠多些共識也有極高難度。香港如何能走出惡性循環,重回正軌,是大多數人的願望;但這和現實的情况剛好相反。大家雖然立場不同,畢竟同坐一條船,彼此是否要有多些創意、諒解、溝通和妥協?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2016年2月25日 星期四

和平理性中年人:我不認同暴力 但現實逼我思考

和平理性中年人:我不認同暴力 但現實逼我思考

【明報專訊】我是一名中年人,對暴動的記憶是年幼時聽家人說的街上「菠蘿」。我一直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認為即使抗爭,亦不應令無辜的人受到傷害。不過我知道,在這世界上,騷亂和暴動時有發生,這是現實。

前年9.28那晚,網絡瘋傳午夜時分示威者若不撤離,警察就會開槍。午夜過後,我站在金鐘街上,望見夏慤道滿街人群,每當警察用揚聲器叫示威者離開,群情就更洶湧,防暴警察荷槍實彈,那時我心裏想,騷亂甚或暴亂可能將於眼前發生,因為我覺得,人群在極憤怒的情緒下,於凌晨時分,有示威者做一些諸如掟垃圾桶、打爛汽車玻璃等行為,其實是很容易、很普遍,結果香港示威者完全無這樣做,我覺得香港人真是異稟。9.28的體會令我知道,香港原來有很多人真的不怕死,你問他們心底裏怕不怕,其實都怕。不過,即使心裏怕,但依然會走出去,直接面對恐懼、面對死亡的可能。從那一晚起,我覺得香港人已經唔同咗。

另一幕令我很深印象的是旺角佔領區示威者被疑似黑幫人物襲擊而警方放走施襲者的那個旺角黑夜。那晚我通宵坐在電視機前,記得有一幕,也是凌晨時分,鏡頭影着一批約8至10名警察一字排開向着鏡頭急步走過來,很快,大約兩至3秒吧,警察走過了鏡頭位置,然後鏡頭裏出現一大批一大批示威者迎面而來,隔着鏡頭我也強烈感受到示威者的怒火。我當時真的嚇了一跳,彷彿自己正在看着電影情節。原來之前那批警察是在急步逃離示威者!那刻我相信,如果示威者真要暴動,要死的警察並不會少。

到後來警察用警棍扑頭,我很擔心,我怕一旦警察錯手扑死了人,暴亂即會出現。佔領運動持續79天沒死一名示威者一名警察,我覺得香港已是福地。

去年年中,幸好沒出現泛民轉軚讓假普選方案通過,兼有「等埋發叔」的笑料讓民怨得以宣泄,香港獲短暫祥和。但近月發生的連串事件,令我憂心,我尤其祈求「網絡23條」千萬不要通過,否則,連年輕人最重視的網絡活動空間都去壓制,你如何能令他們不爆發?怎料,竟是大年初一的魚蛋。民怨已深,政府仍無視過去數十年來香港街坊市民的新春習慣,在桂林街「掃場」,再派穿上防暴裝備的警察進駐旺角,終引爆了火藥庫。
我人比較悲觀,覺得香港一國兩制落空了,民生與政局眼前如斯景况,爆發暴亂騷動是遲早的事。唔爆係好彩,爆係正常。

對體制絕望的抗爭路線

想及道德問題,我看,所有的文明價值、普世價值,其實都並非與生俱來,並非在這宇宙世界客觀存在的一些真理,而是人類依據經驗與歷史教訓而得出的取向,是一些能夠幫助人類共存得更好的取向。我們不想每天打生打死兩敗俱傷,於是就想出、希望建立出文明的制度與文明的價值取向。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好的,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需要我們盡力堅持。然而,在思考現實社會問題時,卻又何以能夠沒有具體情景?

談到香港的抗爭,暴力與非暴力,我不認同無辜的記者、市民或警察應該被掟磚、被打、被放火燒車,概念上我認為這些均屬暴力行為,不同於單單衝擊警察防線、拉倒鐵馬,而我個人也做不出這些事。不過我在思考,今天香港有示威者使用暴力,只因一時怒火攻心沒自制能力?為何連那些平素斯文理性、辛勤讀書考進了高等學府的大學生今天也走上暴力衝擊的前方?我心痛地看到,暴力抗爭現已是香港一些年輕人的選擇與取向。當制度已多番令他們感到絕望,當社會上依然有大量市民不懂分辨哪方才是禍港源頭,這些年輕人欲尋找出路,正在有意識地選擇以暴制暴。

示威者這種暴力的抗爭手法,就是要公開地讓香港政府、北京政府以及建制派知道,如果政府不肯讓步,他們是會不怕跟你玉石俱焚,而事實上他們真的不怕。暴力抗爭者如果只為小眾,不會產生威脅;可是,梁振英治下積累起來的怨氣已令將快要爆的抗爭者為數不菲,兼且警察「愈癲」他們亦「愈癲」。我在想,這批勇武不怕死不怕坐監也不怕承受道德指摘的年輕人,是否可能正在某個意義上幫助香港人制衡強權?除非香港的局面直接脅迫到共產黨,否則,若然梁振英連任之日就是香港爆發大規模暴動之時,難道那又是北京政府和香港商家利益集團很想見到的狀况?他們也是在計算的。

當一些心中懷有理想,並非只為情緒發泄的年輕人選擇用自己的身體與前途嘗試以暴制暴之時,希望我們這等中年人能夠去理解去明白;而當我們這等同樣真心愛香港的中年人依舊要對暴力說不之時,也希望香港那批帶着理想地去使用暴力的年輕人能夠理解明白,我們要繼續說反對暴力,正因暴力與仇恨自有它的惡,而集體的仇恨更是易種難除。我們不願香港從鐘擺的一端走向另一極端,擔心以暴制暴可能只變為以暴易暴。

在制度文明正急速倒退的香港,一些年輕人正尋求使用不文明的手段去減慢香港被強權侵蝕的速度,這是現實的荒謬,亦是香港的悲哀。唯有當社會上大多數市民都能擦亮眼睛,明白制度暴力之惡乃驅使眾多平民變暴徒之源,並且團結地站出來爭取盡快落實香港有一國兩制以及公平普選的承諾,方為化解香港眼前亂局,令香港重回文明軌迹的唯一和平之途。

自救 才可天祐香港!

眼前,立法會選舉乃唯一仍可予普羅市民參與並擁有實權的制度化力量,今年9月的選戰,將是香港前路的交叉點:若然非建制派能取得過半議席,將可對濫權的政府產生制約,令施政較可配合民情;否則,若建制派仍獲過半甚或進而取得超過三分之二議席,掌權者就更肆無忌憚,年輕人將對制度徹底絕望,香港邁向暴力對暴力,將是不歸路。

當下,再慨嘆無奈,又或嚴辭訓斥暴力,皆無甚作用。愛好和平的你與我,倒不如盡你我之力,在這場立會選戰之中,將種票問題揭露、將操控長者投票的計謀堵截、將民主精神教育大眾,並將最大數量的非建制派候選人送進議會。自救,才可天祐香港!

作者是撐傘落區運動成員

鍾劍華﹕當「措施成為政策,政策只是措施」——財政預算案的風格與啟示

鍾劍華﹕當「措施成為政策,政策只是措施」——財政預算案的風格與啟示

【明報專訊】最近幾年,《財政預算案》最能引起公眾討論的焦點,往往在於政府又會如何透過各種「一次過的紓困措施」,即所謂「派糖」,來攤派財政盈餘。財政司長近年經常被批評低估政府的財政收入,財政盈餘經常大幅超出原來的預計。正因如此,每一年大家都會「突然」知道政府庫房多了錢,各界都會十分關注政府會如何處理這些「預算之外」的財富。

對政府來說,最方便,也最懶惰的方法便是以各種所謂「一次過的紓困措施」來攤派這些意外之財。受惠的市民高興,政府也省卻了不少麻煩。結果是無論經濟環境是「困」還是「不困」,政府還是年復一年的不斷去紓困。而這些所謂「一次過的措施」也慢慢變成了公眾的「合理期望」,年年如此,名義上是「一次過的措施」,也不再只是「一次過」了。不過,「措施」還只是「措施」,不能與持續的政策承擔混為一談。

一次過紓困措施變成政策性安排

說是措施,本來應該是非經常的、偶一為之的,只針對一時間的需要才作出的公共行政行為。問題在於政府放任於「派糖」,市民也樂見政府年年「派糖」,長期如此,令該等原應是非經常的措施長期化、制度化,甚至政策化。單看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在過去8年及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內,很多所謂「派糖」措施已經不是針對一時間的短期需要,受惠的對象也不一定是社會上最有迫切需要的人士。總之就是只要財政上許可,盡量就要做到雨露均霑人人有份。有一些「派糖」措施年年如是,慢慢變成了財政預算案的指定動作。所謂「措施」也變成具有「政策」特性的長遠承擔。代繳公屋租金、豁免差餉、綜援及福利金出「雙糧」等等,都是把短期措施變成有着長期政策特性的做法。去年財政預算案發表前,政府醞釀減少這一種福利針對性薄弱的「派糖」措施,結果也只是把代繳公屋租金由兩個月減為一個月;免差餉兩季,上限2500元;但綜援及福利金卻出了「三糧」。

本來能夠踏出第一步,扭轉過了頭的做法是值得支持的。但今年的財政盈餘其實高達750億元,扣除了撥入房屋儲備金那450億,仍然有盈餘300億。在經濟前景出現不明朗的情况下,加上政府自己始終不能擺脫自己造成的慣性,財政司長再一次陷於自己設下的陷阱,繼續「派糖」。一些年年「派糖」如儀的措施,例如牌費寬減、稅務寬免、免收差餉、福利金出「雙糧」等等,今年便又用去了388億元公帑。除此之外,就連代繳公屋租金這一項也變相得到保留。其實,公屋租金已經長期偏離市場租值很遠,房委會也有相關的政策來協助有困難的公屋租戶。因此,就算庫房「水浸」,政府可能更應先構想如何去為捱貴租住劏房的家庭提供多一點幫助。今年這份預算案,表面上是把代繳公屋租金這一錦上添花的「派糖」措施取消了,但還是暗度陳倉,把免差餉由兩季攤分至四季,結果是公屋住戶可以因為房委會退回差餉的安排而實質上得到等同多於一個月的租金回贈。

凡此種種,都在引證所謂短期的、一次過的「派糖」措施,已經實質上進一步恆常化、制度化及「政策化」了。

在過去幾年,無論特首也好,財政司長也好,當財政出現大額盈餘,都不會介意透過各種各樣短期的「派糖」措施來取悅公眾。可是另一方面,政府顯然不大願意對一些已經逐步呈現的問題和需要作長遠的政策承擔,只意圖不斷推出各種不同名目的短期措施來應對。這一種傾向在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政策上尤其明顯。

政策需要卻反被措施取代

每當各界要求政府就相關問題制訂政策之時,政府差不多都是本能地作防禦性的反應,不斷重彈「大市場、小政府」的老調,說要小心考慮「財政上的持續性」,說要「量入為出」。但評估的「量入」永遠被低估,「財政上的持續性」自然不容易說得準。有了這些教條及緊箍咒,所有長遠的政策訴求都變成不切實際。政府卻可以一再以此為理由,對政策發展及政策產出作種種的自我限制。

還在諮詢中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便是個最典型的例子。每一次討論到退休保障制度及相關政策的時候,「財政上必須是可持續」總是一個推搪的藉口。今年這份預算也只一如旣往,把這個圖騰式的口號重申一次,對民間及學術界提議的融資方案卻隻字不提。但充滿反諷的是政府仍然年年要透過財政預算案「派糖」,而且動輒數百億。單是曾俊華司長任期內的9份預算案,那些「一次過的紓困措施」便派出了接近3000億元,是政府在財政預算案所說為退休保障預留那500億元的6倍。如果從一開始便把這些後來被發現是意料之外的資源納入全民退休保障政策的規劃內,今天所說的財政上的局限性,可能根本就已經不成問題了,全民退休保障政策也可能不會如今天般一片空白。今年的預算案提出試行三年期的「銀色債券」,呼應了全民退保諮詢文件中對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演繹。這項新建議無疑是可以為薄有資產的長者提供一個選擇,但同時也似是要為政府在全民退保政策上打退堂鼓作配合。

公共房屋的注資安排同樣反映政府這一種傾向。早在2002年政府決定無限期停建停售「居者有其屋」之後,政府已經承認長遠有需要對房委會作出注資,政府也曾確認要改變房委會原來的「自給自足」財政政策。但10多年來政府對這個承諾一拖再拖。今年政府又有大額財政盈餘,財政司長確認已經把其中450億元撥入房屋儲備金。此做法可以在未來兩三年解決房委會的結構性財政問題,但卻不是長遠穩定的公共房屋融資安排。換言之,就如同以一次過的「銀色債券」措施來廻避退休保障政策一樣,一次過注資入房屋儲備金同樣也是要迴避為長遠的公屋發展制訂可持續的財務政策安排。

在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及政策上,這一個傾向就更加明顯了。特區政府於1998年之後取消了的「社會福利服務的5年計劃」之後,社會福利服務政策已經變得碎片化及措施化。到了今天已經沒有人可以說得準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會因應哪一套完整的政策規劃來逐步推出,只能每年因應政府高層,包括特首及財政司長的意願,也因應政府財政狀况的寬緊,推出一些隨機也十分隨意的新項目或新點子。有人開玩笑說,政府來年要為醫院多加幾多張病牀、要為長者多提供幾多個安老院舍宿位、要為弱能人士多供應幾多個日間照顧名額,這些在今天已經再沒有清晰的政策條文作依據,只能看這年特首及財政司長的腦袋向哪一個方向轉動。這無疑是一個十分生動的描述。香港政府在社會福利服務上的開支,在過去10年確實增加了一倍。但具有長遠政策承擔意義的,數來數去就只有早兩年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及行將會落實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其他新增的資源都只投放在各種各樣一次過的,或非經常性的項目上。來年的福利開支預算增加至660億元,但大部分所謂新增的都只是一次過的措施,這些項目包括優化社區照顧服務、提升安老宿位質素、試驗安老服務新模式、加強多項對殘疾人士的住宿照顧等等,這些服務項目是否會成為長遠政策安排,財政預算案始終未有清晰的說明。

結論

「派糖」措施長期化,明顯不是善用公共財政資源之道,也影響了政府為社會作長遠政策規劃的能力。正因為這些年來政府多出來的收入不是在預計範圍之內,所以也自然沒有預早計劃好如何把這些預算之外的公共財政資源,投放於一些政府應該規劃及承擔的政策範圍。政府長期低估收入,也就給予它自己一個藉口去迴避政策的合理發展了。可以這麼說,財政預算案反映出來的「短期措施政策化」,與特區政府在施政上的「政策承擔措施化」是互為因果的。

面對未來,香港需要積極面對長遠發展的需要及香港社會人口各方面的結構轉變,政府在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及政策規劃上的角色是十分關鍵的。要有效扮演這個角色,一個健全及公平的公共財政策略十分重要。除了要檢討香港的稅制及整體的公共財政結構之外,政府有必要善用儲備及善用盈餘,也必須有敢於為長遠的政策作承擔的責任感。因此,政府應該逐步改變公眾的期望,把過了頭的短期財政措施回歸基本,要更有遠見地把社會資源調撥至更迫切的問題上,也要騰出更多資源作長遠的政策發展。現時的財政政策及策略,明顯跟這一點期望相距甚遠。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助理教授、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2月23日 星期二

馬嶽:一個人的聯盟

馬嶽:一個人的聯盟

【明報專訊】比較政治學和民主化研究近年的一個潮流,是研究威權政治(authoritarian politics)。原因之一是民主化的個案已逐漸減少,而混雜型政權和威權政治帶來的一個研究疑惑(research puzzle):冷戰結束後,自由民主已成為很多地區的普遍價值,並且差不多沒有另一套政制模式在全球的意識形態層面可以跟民主模式抗衡(與冷戰時代蘇聯模式可以抗衡不一樣)。專制政體在沒有民主自由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下,究竟是如何維繫其權力的呢?

獨裁者持續統治的最佳策略

這方面的著作近年不少,其中一部頗受談論和引述的,是麥士達和史密夫的《獨裁者手冊》,副題為〈為什麼惡行總是好政治〉(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主旨是:獨裁者總希望永遠保持大權在握,什麼才是持續統治最佳的策略?作者的理論框架很簡單:對所有當權者來說,有3類可能的支持者——名義上的選民(nominal selectorate)、真正的選民(real selectorate),和足以勝出的聯盟(
winning coalition)。無論民主政體或專制政權,都要得到關鍵的聯盟支持,才可以繼續掌權。如果在民主政制,「名義上的選民」包括所有可以投票的選民,但其實每個選民的影響有限;「真正的選民」是令當權者足以獲勝的選民數,最多是僅過半數的投票選民(在各種選舉制度下,其實往往不需要有一半票)。「足勝聯盟」其實範圍更小,可能是指某些政黨及主要團體或社會力量的支持。

專制政權不需要面對民主選舉,因而「足勝聯盟」狹窄得多。當權者並非真的「一個人的武林」,而是必須倚賴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支持才能延續權力,可能包括地主、財閥、武裝力量等。麥士達等的理論是在專制政權下,當權者透過分發利益給各盟友以維繫支持,於是希望維持的聯盟愈小愈好,最好是「僅僅夠贏」(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因為這樣聯盟內的每個單位可分得的利益就最多,也較容易維持盟友的忠誠。獨裁政府往往苛捐雜稅橫徵暴斂,而會減少公共投資於教育醫療等項目,因為沒有權投票的人民都不在「足勝聯盟」範圍內。相反民主政體由於「真正選民」眾多,會多作公共投資以收買人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中,教育和醫療等大眾受益的範圍的資源和水平通常較高。作者就用這框架解釋了現世中不同國家很多不同的社會和外交政策。

「地產霸權」論述解釋不到現狀

這個框架,用來解釋香港一直的政治經濟狀况都很有效。選舉委員會制度,香港700萬人都不是選民(無論是「名義」或「真正」選民),理論上只需要組成一個601人的聯盟,就可以穩操勝券。在現有選委會組成下,只要得到香港最主要的幾個大財閥和中央的支持,親北京政團歸隊,這個「足勝聯盟」就可組成了,民主派和各社會團體或專業界別的利益代表,都可以被摒在「足勝聯盟」之外。這是我們一直用的「地產霸權」論述。但以近年的政治發展來說,或者說面向2017年特首「選舉」來說吧,這個「地產霸權」論述似乎不大有效,因為城中頂級富豪不支持梁振英,傳統商界如自由黨跟他關係惡劣,皆眾所周知,最近連「藍血貴族」鄧永鏘也出言嘲諷。鄉事派說不滿要組黨,工聯會3年多來「被走數」的政策不在少數。執政者沒有大灑金錢令大量市民受惠以建立支持和公信力,但又令大資本家很不高興。3年多來,電視觀眾、小學家長、領展租戶、魚蛋小販、港大師生校友,都不斷的被趕往反對政府的道路上。雖然理論上說執政者情願「足勝聯盟」愈小愈好,但總不可能不斷的為自己製造敵人吧。「地產霸權」的論述解釋不到現狀,現况更接近像劉細良等的論述,梁振英一直的策略是挑動社會矛盾分化,把社會推向動亂邊緣,以此合理化自己用強硬手段鎮壓,以及令
中央信任其以強硬路線連任。

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國兩制」制度下,原來香港的執政者甚至不需要拿得香港的政治精英支持,而是只需中央領導人支持便可連任,「足勝聯盟」只是最高領導一個人,或者只是政治局常委(7人),或政治局常委的過半數(4人)。差不多沒有港人是受益者如果這邏輯成立的話,獨裁者延續權力,施政方針可以完全違反香港所有人的利益,甚至不用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支持。問題是:這種方略差不多沒有香港人是受益者。商界不會獲得額外利益,而社會不安一定對其營商不利。特區政府長期民望低下,縱使是親梁政團也要在選舉中「硬食」。新東補選,民建聯周浩鼎被問了多次都不敢答是否支持梁振英,可思過半了。

就以最近的「一帶一路報告書」(亦有人把這叫作「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標示的路線來說吧,究竟將香港大量的公共資源,「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否真正符合香港大眾或甚至香港商界的利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一帶一路」的經濟成效很多人懷疑,不少投資者都抱觀望態度。香港從來沒有充分討論如何「配合」「一帶一路」,突然變成施政主要方針。香港的公共資源運用,竟然完全不是本地的考慮,究竟誰是得益者?

施政方針差不多沒有本地的得益者而可以延續統治,這已經違反所有政治學的邏輯了。只是,香港10多年來算是離開了國際的政治視野,但自雨傘運動到李波事件,被英國史無前例狠批違反聯合聲明,在國際形象和外交上不斷製造麻煩和困難,這樣管治下去,最高領導人也不見得是得益者了。


延伸閱讀:Bruc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編者按: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還有劉志成、黃成智、梁思豪、方國珊、梁天琦及楊岳橋)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2016年2月20日 星期六

阿捷:由旺角衝突到香港未來

阿捷:由旺角衝突到香港未來

旺角衝突:洩憤,還是抗爭?

自從旺角衝突發生後,我看了很多評論,幾乎沒有一篇滿意。

不要模稜兩可的立場、不要迷迷糊糊的反思、不要多愁善感的無力感。我不反對勇武抗爭這形式,但要看目標、看時機、看策略、看正當性。

有人稱旺角衝突起源於保護小販、市民想篤串魚蛋而已。但只要稍微整理一下當天的報道紀錄,便知這說法根本不足為信。明眼人皆知,當晚示威者只是純粹發難洩憤,將警方近年無理與暴力的執法、政府的無能與腐敗,積怨下來的憤怒,在當天全面爆發出來。
也許,一些受盡權貴與警察欺壓多年的小市民,看見警察被打,心裡不禁涼快。但洩憤就是洩憤,並不是抗爭。抗爭需要明確正當的政治目標,但當晚沒有。所以,我絕不贊同當晚衝突。

高牆與雞蛋只是簡化的二元思維

然而,旺角衝突發生後,反建制陣營寫了大量含糊其詞、似是而非的評論。這些論述的進路大多離不開:同情與理解人民的憤怒與武力,應將矛頭直指近年政府不聽取民意的問題上。
本來我以為只有本土派才會支持這類評論,怎知道不少文章都是出自左翼朋友之手,左翼朋友亦愛分享這些文章。難道這就是左翼應有的批判?我也能理解人民的憤怒。當和理非非抗爭逐漸失效,人民自然會更傾向用武力反擊,這是基本常識。論述停留在這基本常識,就不叫批判。

沒錯,高牆與雞蛋,人民都會選雞蛋那邊。但雞蛋本身亦有很多立場與衝突。思維只停留在選雞蛋的層面,只會淪為簡化片面的二元思維。左翼不是客觀紀錄事件的社會科學家或記者,有明顯的政治立場。旺角衝突明顯無關小販、無關勞動階層,甚至沒有任何明確的政治目標。左翼不能接受這種無關政治目標的武力抗爭,不能見到「夠反動」、「國家機器被打」、「充滿革命情懷」,就被激情畫面充昏理智頭腦。

左翼的政治理念異於本土右派,這是根本分歧。左翼不可能與右派合流。也許,在一些現實政治的需要下,左右能夠作有限度的合作。但左翼絕不能為了保留與本土右派未來的合作關係,便不敢批評當晚右派的盲動與暴力。至於害怕失去新一代群眾支持,看似聰明,實質愚笨。沒有堅定政治理念的組織遲早只會潰散,遭右翼侵蝕,最後吞噬。

泛民若再不懸崖勒馬,只會招致更大的失敗

至於泛民,對今次旺角衝突的評論態度亦與左翼同樣曖昧,背後的動機亦與左翼相同。
然而,泛民此舉只會賠了夫人又折兵,根本得不償失。一來,本土派根本不會多謝泛民不拖後腿,反而只會藉此更加貶低和理非非的泛民無用。二來,泛民迷迷糊糊的立場,亦只會失去更多中間多數的支持。

近年泛民的支持度愈縮愈窄,這是歷史的必然。泛民不應該還以為自己是回歸前後能夠壟斷多數反建制市民支持的聯合團體。世道艱難,更應該認清自己的位置。泛民的主要支持者是溫和的中間多數與一眾中產。多年來,都是靠恐共情緒與反建制為戰略,以溫和協商為主要路線,爭取多數市民支持。

假如泛民不與勇武派割席,反對武力行為,不但無法吸收更多票數,更只會遭支持者唾棄。若然泛民能痛定思痛、懸崖勒馬,相信未來還可能保住現有的大部分議席,否則屆時就不只是喪失數個議席那麼便宜。

勇武抗爭注定得不到多數民眾支持

至於當日衝突活躍的本土派,我從沒笑過他們的勇武抗爭只是口頭嘴炮。這班人的確有目標、有盤算、有勇氣用武力還擊,甚至有些真的在策劃革命。我反對本土派的理由只有兩點,一是政治理念,一是目標與策略。政治理念主要是指用某種排外的香港族群來建構本土的思想。這點很複雜,今次不談這個。我主要想針對本土派的目標與策略。

本土派的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長遠目標:香港自決,當中包括獨立建國、城邦自治等等,重點是與中共政權進行區隔。但這目標能夠實現,必要條件是中共政權先倒下。任何人以為單純用武力抗爭,提高政府的管治成本,便能逼中共妥協,或是相信香港人武裝革命能打贏解放軍,都是活在童話故事底下。

在中共政權倒下之前,本土派的另一目標是建立勢力,吸引更多群眾加入他們。為了實現目標,本土派分為兩條路線。一是勇武派,主張和理非非失效,勇武抗爭才是出路,與傳統泛民與左翼割裂。一是改革派,主張加入議會,取代傳統泛民,獲取民眾支持。

旺角衝突可以視為勇武派獨自打響武力抗爭的第一炮。然而,這一炮卻射出了本土派的灰暗未來。旺角衝突當晚,並無任何能令民眾想到「這是一次正當的武力反抗」的政治目標。事件最終亦只能靠「近十年政府與警察所作所為引致的炸彈」這文宣,才獲得群眾理解與同情。但同情不等於接受,若然再次出現相同程度或更甚的武力抗爭,群眾的立場便會變得更明確起來,不是贊成就是反對。

觀乎香港多數人恐懼武力,以及衝突中被補人士的身份(今次衝突大多數被捕人士是學生與無業人士),雖然勇武抗爭可能會獲得少部分低下階層與失去生活實感的年青人支持,但大多數人仍是傾向反對武力抗爭。亦即是說,勇武派只會愈來愈變得孤立,與群眾更隔絕。然後,行動會變得更為激進暴力,招致國家機器更大的反撲,惡性循環,直至其中一方被消滅。而被消滅的,很大機會是勇武派。

本土派的理論與策略矛盾

至於改革本土派看起來溫和很多,卻有難以消除的盲點,就是無法從勇武派分割起來。改革派基本上是與勇武派一體,無論從哪邊陣營來看:在泛民支持者眼中,勇武派與改革派的關係千絲萬縷;在本土派支持者眼中,「勇武」已成為本土派的身份認同:誰夠勇武、夠挑戰社會、政府的底線,誰就是義士、英雄。所以,本土派根本不可能反對勇武派。在今次補選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兩者是鐵板一塊。本土派一致全力支持梁天琦,而梁天琦屬發動旺角衝突的「本土民主前線」組織,更揚言自己抗爭「無底線」。

若然本土派內部無法分割,便會形成明顯的理論矛盾:一方面主張議會抗爭失效,所以提倡街頭武力抗爭,另一方面卻又派人進入議會。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當然,本土派可以辯稱這是雙軌戰術,即一邊擴大在議會內的影響力,一邊擴大議會外的武力抗爭,實行裡應外合。但怎樣裡應外合,卻沒有人知道。

本土派的另一個問題是策略矛盾。近年本土派一路走來都是主張不受中間多數約束,大肆批評中間多數是和理非非的港豬。針無兩頭利,這種做法根本不可能獲得中間多數支持,投本土派一票。也許,本土派只是藉著今次補選,擴大本土的聲勢,令本土思潮「入屋」。然而,本土派想要更「入屋」,要中產、家長、60後、70後支持,就無法不走溫和的政治路線,以及落實地區工作。激進路線也許能吸引年青人的支持,卻不可能吸引多數生活穩定的中產階層。

到底本土派仍相信議會能帶來改變,還是認為街頭勇武抗爭是唯一出路?這問題由始至終都不清楚。但若然本土派相信議會能帶來改變,為何不改走溫和的政治路線,與泛民重建互信與合作,主打本土議題呢?單看梁天琦的政綱,不難發現不少政綱,譬如所謂的食水自治,泛民亦可以動議支持。當然,也許本土派不信任泛民,但議案要能通過,也必須與泛民合作。如果不與泛民合作,這些政綱只是空頭支票,不可能兌現。這是政治現實,不論本土派支持者喜不喜歡也好,亦無法否認。

旺角的暴力衝突衍生的兩個重要問題

至於普羅大眾,沒有既定立場的小市民或黃絲,即至少要思考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是,相同武力程度的抗爭在未來運動中又再出現,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抗爭往往都集中在一個場地。當部分人,即使是極少部分的人走去還擊警察,警察就會將在場的所有示威者當成是暴徒對待、在法律上,你亦有機會被視為參與暴動。

問題是,你卻難以阻止這部分勇武派向警察還擊。因此,假如每次抗爭都有相應的勇武派用武力還擊警察,我們就必須進行兩極的選擇:或是參與還擊,或是完全退場。當上述情況開始重複出現,漸漸地,整個抗爭場地只會遺留「勇武」的抗爭者。

我們真的願意看到抗爭如斯走下去嗎?如果不願意,我們又如何阻止用武力還擊的示威者?反之,如果你願意參與這種武力抗爭,又真的想清楚能承擔相應的代價(譬如暴動罪或襲警罪成)?你又真的想清楚這種武力抗爭真的可行嗎?這便引申第二個問題:接近暴動武力的勇武抗爭能有成效嗎?

假如武力抗爭的目標是民生議題,也許有時能因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而逼使政府妥協,但換來的卻是自身承受法律責任的代價。而且,觀乎政府近來的強硬態度,政府似乎寧願增加管治成本,也要捉拿違法的示威者,可見這方法只會愈漸失效。當然,若然示威者能夠獲得多數民意支持,又是另一回事。但多數市民真的會支持武力抗爭嗎?也許,從網上來看,支持者甚多,但只要回到現實,問一問家人與身邊的朋友,就會看到真相--他們最多只能同情與理解,不可能贊同武力抗爭繼續下去。

假如武力抗爭的目標是脫離中國,這更匪夷所思。有論者經常提到只要等待「支爆」,即中國經濟崩潰連帶政權不穩甚至內亂,香港便能藉機發動革命。然而,這想法的成功率微乎其微。假如中國真的「支爆」,最大機會是大量中國難民、資金湧入香港、駐港與廣深解放軍亦會出動維航,香港想趁機實現獨立自決運動,幾乎不可能,除非已有足夠的武裝力量與解放軍打仗。反之,若然中國真的對香港失去控制,最有可能藉機介入與掌權的便是美帝,而不是本土派。屆時香港人的自主命運,只會成了美帝粉飾下的傀儡政權。

除了武力抗爭外,還有什麼可行方法?

事實上,我認為武力抗爭是不可能實現獨立自決。你要提台灣經驗,眾多研究兩地三岸的學者已指出不可類比。至於像沈旭暉沈旭暉所言,學越南建立強悍民風,也吸納不到港人支持。但是,和平示威又不可行。說到這裡,難道只能像沈旭暉教授所言,保留文化香港,離開香港?

不。我自己就無能力離開香港,但我卻沒有一般人的政治無力感。因為我沒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更精準地說,我沒有「仇中」的港人身份認同(雖然我討厭中共,但不歧視、仇恨與看不起中國人,亦對中國人文與經濟發展不悲觀)。

我的基本立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特殊地位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偶然產物、是英國殖民政策的需要,以及歷史上英美與中共博弈下誕生出來的副產品,從來並非港人自己爭取回來;香港只不過是細小的港口城市,無政治人材、無軍隊、周邊大國虎視眈眈,加上地理位置,基本上注定只能成為某一國的特殊經濟區,這亦是香港素來的宿命,只不過以前是英國政府,現在是中國政府。

假如你接受上述基本立場,便能推出如下的結論:香港從來都是靠經濟力量換取政治權利,包括過去、現在與將來,這是唯一出路。然而,香港要持續成為成功的特殊經濟區,就需要更大而且多元的經濟貿易,無可避免要與鄰近地區發展緊密經濟貿易關係,包括中國--當然,經濟不一定全面向中國靠攏,但這是必不可少。而經濟貿易會帶動人口流動與文化相交,同樣會產生中港文化衝突與所謂的「換血」,這其實無可避免。

假如你接受上述的論點,你就會發現香港的位置。沈旭暉教授講的「活在灰色世界的藝術」,我自己的理解並非是叫大家「犬儒」做「世界仔」,而是像許寶強教授所言的「狗智」,即大家要忍受這幾十年的過渡,保住優秀的香港文化,同時想辦法發展自己的經濟優勢,在任何時候、面對任何政權,亦能獲取特殊的政治權利。 所以,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香港在全球化經濟底下,可以發展怎樣的經濟模式,建立特殊無可取替的經濟體。當然,有人可能說,以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其經濟只會為中國政府服務。我不否認,上面的所謂出路絕非一勞永逸,但與中共進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博弈,可行性總比直接以政治鬥爭進行博弈較高。

除此之外,組織與擴大工會亦是必不可少,因為只有龐大的工會組織支持,才可能實現成功的大規模抗爭,這亦是香港現今抗爭論述中最缺乏的地方。大家要緊記,對破壞基階市民的生活、影響民生最大的不是中共,而是已沒多少人提起的地產霸權。
最後,即使你相信勇武抗爭、相信香港遲早能民族自決也好,至少要懂得從全球化經濟與國際關係的政治角度找到香港的位置,缺乏這個視角,所有政治理念都只會淪為空談、所謂的民族自決也只會帶來災難。

2016年2月19日 星期五

呂大樂:旺角暴力衝突的核心問題 不是「為什麼」 而是「如何回應」

呂大樂:旺角暴力衝突的核心問題 不是「為什麼」 而是「如何回應」

【明報專訊】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年初一晚上參與暴力衝突的人,而是香港社會對這次事件的回應。

我之所以這樣說,並非想迴避對這次暴力衝突事件本身作出價值判斷。在此我可以清楚表明,對於這次暴力衝突,沒有任何可以借辭於「社會的錯」、「和理非非的錯」、「梁振英政府的錯」、「他們已感到絕望了」等等,而將它(像一些評論所指出)「高高的舉起,輕輕的放下」的理由。當晚所出現的暴力場面,無論再作任何解釋(例如說新聞鏡頭只是有選擇性的角度,又或者並不是每一位參與者都曾經擲磚頭等),都是超越了合理抗爭的底線。究竟參與者有何良好的主觀意圖、怎樣崇高的理想,均不可以將其行為合理化。或者在20年、30年、50年,或100年後政治環境出現變化,會為這件事件提供一個重新解讀的機會,到時按照那時候的政治需要、意識形態來理解它的歷史意義。但這樣的可能性也不應阻礙我們對暴力手段的批評。正如1789年所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對後世的歷史帶來巨大的轉變,可是這並不等於說它的暴力沒有問題;當代的思想家對此有提出批評,後世的歷史學家之中亦指出當中的後遺症。在批判暴力手段、追求翻天覆地變革而不惜一切的想法等問題上,我自問是保守主義者。

「革命」的夢遊人

在我這個保守主義者眼中,將磚頭擲向警員,那恐怕並非只是發泄一下心中不滿的小動作,而是有意傷害他人的所為。或者好些年輕人會問:這有何不可?又或者我也聽過一些年輕朋友所講,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到警員採取行動時,受到傷害的將會是自己。既然這樣,擲磚頭也只不過是出於(先發制人的)自衛而已。這樣的辯論大可永不休止,但撫心自問:那真的是自衛嗎?年輕朋友可能會覺得我這類「離地中產」,迷信社會秩序,沉迷於「小布爾喬亞」的所謂普世價值,所講的全是抽象的、漠視公義的仁愛,是偽善的所為。但我想反問的是:見人倒地而仍想襲擊,那還可以解釋為不是有意傷人嗎?那是勇?還是惡?

而向新聞工作人員作出言語上的攻擊,或甚至是肢體上發生衝突,也反映出一種態度——部分參與者會覺得可憑自己的政治價值、信念,而界定哪些記者不需要尊重(例如受攻擊的是他們口中的「CCTVB」)。在他們看來,記者採訪的權利似乎是可以商榷的。這一種態度的流露令人擔心。我擔心的是,當晚在旺角所見到的情况,是有人堅信他們的政治想法(其實很多都談不上是政治主張,更遑論是意識形態)可以凌駕於普世價值之上;採訪的自由並非絕對,而是要通過他們的檢測。坦白說,這一種對待他人及事情的態度,理論上應該是時下青年所痛恨的。他們極不喜歡中共,因為共產主義者(及其政黨)往往自以為擁抱真理,而可以按其意識形態來對人對事。香港社會和香港人在過去多年以來,一直很努力的嘗試打造一個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盡量不會干預日常生活的社會制度。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做,很大程度上跟其(或上一輩)的移民經歷有關——他們來到香港,希望自己及家人可以在一個可免於政治運動,由自己支配(儘管並不容易,同時我們的社會亦存在不平等)生命的環境裏生活;沒有人可以以意識形態、終極價值之名,而影響另一個人的生活。今天,諷刺地,一些揮舞着「革命」旗幟、進行反宰制的人士,在尚未革命成功之時,已對「反革命分子」毫不客氣了。我想說的是,很多以正義之名而動手的青年,不知不覺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為了他們最為痛恨的同類!有時候我在想:他們一直批評別人為「裝睡的人」,但他們自己何嘗不是成為了夢遊人呢!

回到本文的第一句:我們現在最值得好好研究與思考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會發生當晚的暴力衝突(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我們大大話話談了10年;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早已懂得這個道理),而是整個社會是怎樣回應這次事件。

今天 港人要對自己坦白

到了今天,香港人實在有需要對自己坦白。坦白之一,是我們一直以為香港社會和香港人重視秩序,不會輕易動手動腳,其實那恐怕只是我們的期望,多於現實。一來「香港人」一詞從來都是眾數,而並非完全一致。無論如何不情願,我們都要接受已經爆發這類行動的事實,而且相信亦不會是最後一次。二來舊有的規範與秩序,其實建基於一個遠較我們想像中脆弱的基礎之上。所以,換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次旺角暴力衝突事件最需要冷靜思考的地方,不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為何香港社會會出現了採用這種手段和提出這樣的主張的人。坦白說,香港作為一個擁有700多萬人口的城市,當中有數百至1000多人認為需要以暴力的方式來改變社會,實在不足為奇。過去香港人以為自己只重經濟,不重視意識形態,理所當然的以為絕大部分市民都接受所謂的社會主流思想,多多少少是有點自欺欺人。隨着政治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各種各樣的政治想法自然而然的會在民間的各個角落出現。過去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假設什麼「建制」、「泛民」、「免費午餐派」、「保守派」之類的分類已足以涵蓋現實的政治光譜的所有分類,那很大程度上只反映出我們在政治思維方面未見成熟,同時也顯示出香港人一廂情願的自我感覺良好——每次在公共領域見到偏離於主流的行動、行為時,大家(由新聞媒體到意見領袖)總是急忙出來澄清,表示那只是偶發現象或極少數人士所為,而很少會問:那類做法能在社會上產生迴響嗎?同樣,當在公共領域聽到「港獨」的口號時,同樣大家的第一時間反應是去淡化(也是說那只是極少數、毫無代表性的言論,有時甚至代為解釋,所謂「港獨」其實並非港獨),而很少會承認那恐怕的確是這個社會所存在的一種想法。今天,我們需要坦白承認,這樣那樣的想法、主張、口號全部早已「流入市面」。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究竟它們在社會上能引起多少迴響?有多大的影響力?

我的提問很簡單:發生了旺角暴力衝突事件後,香港社會如何反應?我明白,很多朋友對這個問題都有他們的答案。而眾多答案中的其中一種,是認為香港社會處於撕裂的狀態,所以支持特區政府的人士譴責群眾的暴力行動,而反對政府的則譴責政府高壓、警察開槍。在一個撕裂的社會裏,意見也各走極端。這樣的觀察當然重要,但卻似乎未夠全面。對此我們應有系統的進行分析。

「泛民」尷尬 躲勇武大旗背後

關於社會的回應,我們可以分開幾個不同的層次來討論。首先,我們即時會想到的,是政治圈內不同勢力、派系的反應。「建制派」的回應大致上是不難預測的,在未來的日子裏,相信他們仍會繼續,陸陸續續發表聲明譴責暴力或到警署打氣支持警隊,作為表態的方式。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們做了些什麼,而是要留意為何他們的行動力度不大、投入相當有限。理論上這次暴力衝突事件是很好的題材,大可有一番發揮。但目前所見,力度是較預期中的低。
第二,是「泛民」及其他活躍於社會運動的社會力量的反應。這是一個很重要和有趣的課題,大可成為論文題目。先談「泛民」政黨中的民主黨、公民黨,又或者還可以包括民協、工黨。近年它們一直被(廣義的)激進一翼牽着鼻子走,而這個現象不能只以它們的領袖什麼欠缺政治家風範、勇氣之類的批評而解釋過去。以今次事件為例,這些中游「泛民」明明不認同「動武派」的行動及作風,但卻一直不敢明言;難得警權問題可以成為一個可以發揮一下的題目,於是也就尷尷尬尬的左右而言他,擺出一個不滿梁振英政府的姿態,避開直接談論旺角暴力衝突事件背後的主張和策略。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並非因為想親近「動武派」(他們清楚明白這只會自討苦吃),而是害怕完全失去青年群眾(包括積極參與人士和一般的「花生友」)。他們明白在青年群眾的輿論圈子裏,不做「敵人的敵人」(即必須站在梁振英政府的對立面),便一定會受到圍攻。他們近年在政改、佔領運動等議題上吃盡苦頭,以至不敢輕舉妄動。直接的說,他們怕得失一些不知如何討好的群眾。而到了今天,他們不單止不敢理直氣壯的提出所謂的「和理非」路線,現在甚至是越過了底線,仍不敢多說一句話。在中游「泛民」政黨的想像之中,「動武派」的行動、話語有一定的市場,而正由於這樣,他們甘於躲在勇武的大旗後面,以免成為眾矢之的。
以上的情况的確有點搞笑,因為無論中游「泛民」政黨如何努力討好各方各界,在「動武派」面前,他們永遠是「和理非非」,是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已失去耐性的一群——挖苦的對象。當被問到如何理解暴力衝突時,他們一定吞吞吐吐,而「動武派」對這個弱點看得很準,就算中游「泛民」嘗試「包容」一點(即對暴力行為不直接表態),結果亦一樣會被矮化(因為中游「泛民」根本就不會參與其中)。事實上,中游「泛民」不索性割蓆的話,是死路一條——既無法討好年輕人,同時又流失溫和民主取向的支持者。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左閃右避。

社運界陷入困局

有趣的是,差不多同樣的情况也出現於其他社會運動派系之上。所謂「本土派」,是一個眾數,並非只得一家。但所有「本土派」都有共同的弱點,就是太重視政治正確性,要顯示出不畏強權、敢於爭取公義、敢向北京說不。這樣的話,只要有人施展一招「制空權」(即搶奪最能引來支持群眾讚好的政治位置,而這通常是道德高地或最激烈的抗爭手段),其他人便不敢不靠過來一下。於是,「動武派」看準這一點,由原來經常依靠其他組織來「搭台」,而他們則借題發揮的狀態,轉變為他們以行動的形式來牽引着其他組織,就算後者並不同意其主張(如果真的有具體的主張的話),亦不會表示異議,有的甚至自動歸隊。
在這樣的情况下,儘管「動武派」所宣揚的暴力革命在內容上相當空洞,其他不完全是同一路線的社運團體,亦只有乖乖的尾隨其後。而更有趣的是,「泛民」、社運界、學生組織、其他「本土派」並不會在這一種新的運作方式底下而變得更團結。過去幾年香港的社運界別中的一項特色,是內部分化日趨嚴重,而不是走向團結(甚至連走向團結的條件亦相當缺乏)。團體、派系之間在爭取「制空權」、話語權的競爭,令彼此之間不斷互相矮化對方——衝動的、轟烈的行動形式作為政治正確性的指標,較諸其他任何政治元素都更為重要,而愈能觸動特區政府的神經者,愈有條件取得主導運動的話語權。於是,誰更堅持?誰敢犯禁?誰敢挑戰底線?這些口號變得十分重要,甚至較諸綱領、策略都來得重要。而我們經常可以見到,在內容空洞的情况下,行動的形式變為衡量政治正確的最重要指標。於是,現在是身體帶動腦袋,誰敢跑得最前,便能牽着其他山頭、派系。

或者讀者會問:以上所講的只跟社會運動、參與政治的圈子有關,與社會上的迴響有何關係?上面所討論的情况,背後是一種頗值得了解的心理,這就是在目前香港社會裏,至少在大部分年輕人(我的觀察是年齡在35歲以下)圈子,誰跟梁振英政府同一陣線,一定是負分,至於屬現屆政府的對立面,則有可能屬不同高低的正分數。這是廣泛社會大眾層次上的情况,而正因為存在這種大眾情緒,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上面所指出在政黨、社會運動等不同範圍的活躍分子,會作出種種自相矛盾、不易理解的行為。中游「泛民」害怕的不是「動武派」(反正早已不是同一陣線,後者專以拖前者後腿而建立聲望和爭取支持者,而前者對此亦心裏有數),而是背後支持或接受後者的行動、手段、論述的(隱形)群眾。而社運界的不同派系,同樣擔心會因在言論上不靠近一下,便會被貼上標籤,再難介入那個圈子。在過去5年左右的時間裏(我的看法是在2010年前後),這種情緒慢慢累積、結集起來,而(其無形的)影響力逐年遞增。

看不到現屆政府可推動重建

所以,儘管爆發了旺角暴力衝突,預期中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同情分會有所增加的情况未有出現,而全民聲討暴力的場面也未有在社會上形成。以當晚事態之嚴重,社會是應該會出現反彈的,但結果又並非如此。香港目前這個社會狀况,確實相當古怪。這是一種政治疏離的狀態,現屆特區政府似乎完全沒有辦法將市民大眾和坊間的輿論拉近過來,反對力量就不用多說了,就連「建制派」也會小心翼翼,很謹慎的作出有限度支持。究竟誰是誰非,暫且不談,但從香港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則在這次旺角暴力衝突事件後,我看不到現屆特區政府可以擔起推動社會重建的角色。若由他們來牽頭,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便會走到對面,令重建規範、秩序倍加困難。但這項重建工程是當前香港最為重要的事情。或者在現屆特區政府缺席的情况下,香港社會和香港人更有辦法去做好事後的工作。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2016年2月4日 星期四

陳智傑:社會真相的新聞詮釋

【明報專訊】寨卡病毒突如其來,連港人旅遊勝地泰國也傳出此病毒已成風土病的消息。政府官員、醫學專家的意見,自不然成為新聞素材;但赴泰旅遊的港人,以至是熟悉當地生活的名人,其親身經驗也構成新聞的重要內容。同樣,當內地旅客數字下跌、零售業營業額等資料告知我們自由行人數放緩的負面影響時,一些市民的生活經驗——對街頭空間的感覺、店舖負責人的分享(有的說生意差了,有的卻說沒多大影響,有的還說租金平了)等,亦是新聞中的「真相」。

上文的例子,多不勝數。在新聞報道中的「真相」,既有較為客觀的資料:時、地、人、為何、因何、如何,以至是數字、專家意見、權威消息來源等;另一方面,新聞所呈現的社會真相中,亦不時有較為主觀或感性的細緻描述或生活經驗——民間的感覺、城市的萬象、時空的感觸等。前者固然是新聞價值中的重要材料,惟後者卻是讓新聞有血有肉,反映社會脈動,以至是貼近讀者心中所感受到的社會真相。

「系統世界」與「生命世界」

這兩種互相補足,卻又截然不同的新聞詮釋,跟社會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討論「系統世界」(system)與「生命世界」(lifeworld)的概念相映成趣。「系統世界」的大意是指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思考模式,例如以數據和資料論證效益如何、效果如何、最「理性」的選擇是如何等。日常我們工作中的利害分析、問題管理,固然是「系統世界」的產物;此外,生活中的一些點滴——如何以最少時間完成旅程、如何以最「抵」價錢買得貨品,以至如何善用人際關係網等概念,都是某種工具理性,以達成目標的手段為本的想法。

相較於「系統世界」,「生命世界」則傾向以價值、文化感覺、生活經驗為本的思考模式:賞景、鍾情於某種興趣、享受獨處、天倫之樂,以至是感應天地之冥想等。有時候,一些生活中所謂「不理性」的行為——例如一些被稱為「嘥時間」、「嘥錢」的選擇,可能正正就是「生命世界」中擺脫工具理性,不是把行為看作手段的思考模式。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正無孔不入地融入人們的思考模式,並有可能使「生命世界」被「系統世界」支配,局限了社會上溝通的功能。是故他提出一些溝通的規則:放下權力和身分,勿以手段為念等,才能使溝通發揮更好的威力。

上文有關新聞如何詮釋社會真相的討論,跟「系統世界」和「生命世界」之間的糾纏亦有共同之處。講求消息來源的權威、數字的真確、證據的推論等新聞考證工作,以及平衡報道、事實評論分開處理、把新聞迅速分門別類地處理的作業系統、倒金字塔式寫法等,都是設法以最快時間讓新聞以最有說服力的形象示人。這跟講求效率、效益、有力手段等工具理性的思考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構成「真相」的材料

不過,講求效率、效益和維持公信力的新聞價值和行規,亦不時有人挑戰,亦有隨着時間空間而出現轉變。例如,新聞工作者的情感,應否影響新聞製作?一般來說,為了新聞公信力,都會說不。不過,在災難和十分悲情的一刻,一些動人的新聞描述,以至是新聞工作者本身的感情投入,卻會讓人覺得這些才是「真相」。另一方面,雖然數據、專家意見大多予人權威真確的感覺,不過有時一些人海奇情,反倒讓人勾起生活經驗的共鳴。這便是「都市傳說」—— 一些難以證實,但很多人深信的民間智慧——仍會出現於新聞版面的理由。

「生命世界」的思考模式,使人們看待新聞資訊時,多留意身邊的文化感覺和城市氣息,以至是「平衡」數據和專家意見所呈現的「真相」。有時,也許專家會表示市民不應去哪裏、不該如何做,數字會指出社會如何如何,但讀者以至是新聞工作者,總能列舉出生活經驗和一些「素人」的訪談,作為佐證,提出不同的看法。這些可能不是來自「科學根據」的看法,卻能使部分人相信。始終,生活經驗所給予的存在感、價值所帶來的滿足感,以至是「看見自己相信的事」所帶來的真實感,都是構成「真相」的重要材料。存在感、滿足感、真實感等文化氣息,未必是新聞行規、作業方法或專業信念所能完全給予所有人的。而有關新聞如何詮釋社會真相的討論,亦會在「系統世界」和「生命世界」兩者間搖擺下去。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

趙永佳/程沛玉:「怪獸家課」的迷思

【明報專訊】你知道現在的小一生已經要連標點符號背默、要寫150字的中文周記嗎?
知道未學乘數,數學題會變相計乘數嗎(然後下學期已要背乘數表)?
知道他們的數學題可以花上幾位大學生半小時才可以解答嗎?
附圖是一所家庭服務中心,在去年10月份其中一個星期,統計在中心託管的小朋友的功課量。你覺得功課量合理嗎?

做得暴躁喊「想死」 誰不心痛?

剛從幼兒園升上,還在適應全天候式的上學生活,連執筆也未習慣,黑板上的字也未看懂,手冊功課欄也未趕及抄下,還未聽懂老師的指令,書包也未學會收拾的學生,便要應付每天10多項功課、大量抄寫、每星期默書,然後考試。

對着一張張可愛臉孔,邊抄邊叫手痛,或做得太累睡着了,或做得暴躁大叫「想死」,甚至自殘,或未能跟上老師/手冊指令,影響功課、操行、成績及自信,或因默書、考試壓力而胃痛、肚痛、頭痛、緊張,誰不會心痛?

賠上了孩子的心身靈,做這樣的「怪獸家課」,到底有沒有用?很多人,包括不少家長、老師都有一種想法,就是家課是有用的,因為「時間花得愈多,學習效果通常會愈好」。就如考評局唐創時先生早前所言,「適當的操練是需要的」,只要我們給足夠的時間讓孩子們去「練習」,他們必定能更好地掌握課程內容。

美國知名教育研究者,艾菲.柯恩(Alfie Kohn)的《家庭作業的迷思》(The Homework Myth)就是要打破這種誤導的「常識」。他首先回顧了大量有關家課能否改善學習的學術研究,結果是絕大部分的研究都未能證實小學階段的家課是有用的假設。而幾份普遍用來說明家課有用的研究,在方法學上均有嚴重問題,不能作準。

熄滅好奇心最好的滅火器

支持家課、操練(或練習)的人士,一般除了基於學習效能,還認為協助子女完成家課,可讓父母了解學校的課程與教學,家課能培養孩子的刻苦精神、好習慣和責任感。對於這些論調,柯恩認為是「可疑且毫無根據」的,更會帶來下列問題。

第一,大量家課會增加父母的負擔,許多父母工作回家後,唯一能做的就是幫助或監督孩子做家課,成為他們另一份「兼職」。

第二,過深、過量的家課會增加孩子的壓力,上學就如工作,家課就是無盡的「加班」。
第三,督促家課影響家庭關係,父母在「協助」子女完成家課的過程中,往往忍不住嘮叨、抱怨,甚至吼叫。而家課往往令親子關係異化為「親子協作」,是不少衝突的根源。

第四,愈多家課,愈少時間從事其他活動,包括親子閱讀、遊戲、交友、運動,甚至休息,「忙」已不是大人的專利。有些家長常認為孩子沒家課,只會「無所事事」、「打機」,難道培養孩子善用時間,只有家課這一道板斧?

最後,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項,「怪獸家課」不但令孩子畏懼家課,甚至討厭學習,打擊他們的求知慾,成為「熄滅好奇心最好的滅火器」。

既然「怪獸家課」會帶來這麼多副作用,為什麼大部分學校和老師,還是以家課作為幫助學生學習的手段?是否真如支持TSA(全港性系統評估)一方所指,是家長的「無知」或學校和老師的「不專業」,以不適當的方法來「操練」孩子們?

當然,不少家長與教育界人士都視家課與操練為「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甚至覺得沉悶、重複、大量家課和操練,只是讓孩子早一點體驗將來必須面對的,例如所謂「壓力」。當然我們不是反對所有壓力,也不是反對所有家課,但面對現時「失控」的家課時,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家課在小學,尤其是初小的功能與數量。

為何我們不能信任孩子?

柯恩在書中亦點出不少成年人支持家課的理由,就是我們普遍不信任孩子,對他們怎麼打發閒暇時間有懷疑,並認為沒有明確的作業便無法有效學習。他指出這種想法正如管理學理論中的所謂「X理論」,認為「人類基本上懶惰,因此員工必須受到控制,被迫去工作」。但更多管理學的研究認為「Y理論」——「當人們認同所做的事情,受到尊重,會更落力工作」,更可信。他認為大量的家課,等同「X理論」假設,反映大人對孩子不信任。為什麼我們不能信任孩子,不以家課來填滿他們的閒暇,不能讓他們以自己的方法,建立個人興趣和探索周圍的世界?

不過,家長或老師的個人認知問題,並不能完全解釋「怪獸家課」的存在。柯恩直言,家課在美國蔓延的根源在於另一種不信任,就是政府或公眾人士對公立學校的教育品質的懷疑。他們認為要提升教育的質素,就是以「更嚴格的標準」來要求學校和學生,由遠離教育現場的官員和專家,對教學過程和細節,作鉅細無遺的指揮,並以標準化的測驗,來評估學校的教育成效。換句話說,在TSA中,被評估的並不是學生,而是學校和老師!

而家課在這個提高標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家課的形式模擬標準測試(如TSA)的題型,故此,家課和操練必然會對測驗成績或多或少有點幫助。因此公立教育學校中的品質保證機制(quality assurance)與家課和操練的關係就變得牢不可破。

公開測考監控學校 操練無可避免

只要TSA(或其他公開測考)一天存在,擔負着監控學校的功能,大量家課和操練以「提高」學習成效乃無可避免。無論學校或老師主觀上是否認同家課對學習有真正效果,只要是對TSA或Pre-S1(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等公開測考有裨益的,他們就會跟從主流或無奈地執行。

我們必須重申不是反對所有測考、家課,或給孩子壓力,但必須正視現在香港初小系統中,大量過深的「怪獸家課」,存在於不少學校,尤其是基層學校。家長和教育工作者當然應該反省,但有權設計教育制度的官員、專家,可能更有責任全面檢視我們的小學系統,以嘗試消除「怪獸家課」的種種制度誘因,令好人能做好事,而不是無奈地令家長和學校成為虐待小孩的幫兇。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教授,程沛玉是昭悅教室創辦人/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