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5日 星期四

和平理性中年人:我不認同暴力 但現實逼我思考

和平理性中年人:我不認同暴力 但現實逼我思考

【明報專訊】我是一名中年人,對暴動的記憶是年幼時聽家人說的街上「菠蘿」。我一直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認為即使抗爭,亦不應令無辜的人受到傷害。不過我知道,在這世界上,騷亂和暴動時有發生,這是現實。

前年9.28那晚,網絡瘋傳午夜時分示威者若不撤離,警察就會開槍。午夜過後,我站在金鐘街上,望見夏慤道滿街人群,每當警察用揚聲器叫示威者離開,群情就更洶湧,防暴警察荷槍實彈,那時我心裏想,騷亂甚或暴亂可能將於眼前發生,因為我覺得,人群在極憤怒的情緒下,於凌晨時分,有示威者做一些諸如掟垃圾桶、打爛汽車玻璃等行為,其實是很容易、很普遍,結果香港示威者完全無這樣做,我覺得香港人真是異稟。9.28的體會令我知道,香港原來有很多人真的不怕死,你問他們心底裏怕不怕,其實都怕。不過,即使心裏怕,但依然會走出去,直接面對恐懼、面對死亡的可能。從那一晚起,我覺得香港人已經唔同咗。

另一幕令我很深印象的是旺角佔領區示威者被疑似黑幫人物襲擊而警方放走施襲者的那個旺角黑夜。那晚我通宵坐在電視機前,記得有一幕,也是凌晨時分,鏡頭影着一批約8至10名警察一字排開向着鏡頭急步走過來,很快,大約兩至3秒吧,警察走過了鏡頭位置,然後鏡頭裏出現一大批一大批示威者迎面而來,隔着鏡頭我也強烈感受到示威者的怒火。我當時真的嚇了一跳,彷彿自己正在看着電影情節。原來之前那批警察是在急步逃離示威者!那刻我相信,如果示威者真要暴動,要死的警察並不會少。

到後來警察用警棍扑頭,我很擔心,我怕一旦警察錯手扑死了人,暴亂即會出現。佔領運動持續79天沒死一名示威者一名警察,我覺得香港已是福地。

去年年中,幸好沒出現泛民轉軚讓假普選方案通過,兼有「等埋發叔」的笑料讓民怨得以宣泄,香港獲短暫祥和。但近月發生的連串事件,令我憂心,我尤其祈求「網絡23條」千萬不要通過,否則,連年輕人最重視的網絡活動空間都去壓制,你如何能令他們不爆發?怎料,竟是大年初一的魚蛋。民怨已深,政府仍無視過去數十年來香港街坊市民的新春習慣,在桂林街「掃場」,再派穿上防暴裝備的警察進駐旺角,終引爆了火藥庫。
我人比較悲觀,覺得香港一國兩制落空了,民生與政局眼前如斯景况,爆發暴亂騷動是遲早的事。唔爆係好彩,爆係正常。

對體制絕望的抗爭路線

想及道德問題,我看,所有的文明價值、普世價值,其實都並非與生俱來,並非在這宇宙世界客觀存在的一些真理,而是人類依據經驗與歷史教訓而得出的取向,是一些能夠幫助人類共存得更好的取向。我們不想每天打生打死兩敗俱傷,於是就想出、希望建立出文明的制度與文明的價值取向。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好的,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需要我們盡力堅持。然而,在思考現實社會問題時,卻又何以能夠沒有具體情景?

談到香港的抗爭,暴力與非暴力,我不認同無辜的記者、市民或警察應該被掟磚、被打、被放火燒車,概念上我認為這些均屬暴力行為,不同於單單衝擊警察防線、拉倒鐵馬,而我個人也做不出這些事。不過我在思考,今天香港有示威者使用暴力,只因一時怒火攻心沒自制能力?為何連那些平素斯文理性、辛勤讀書考進了高等學府的大學生今天也走上暴力衝擊的前方?我心痛地看到,暴力抗爭現已是香港一些年輕人的選擇與取向。當制度已多番令他們感到絕望,當社會上依然有大量市民不懂分辨哪方才是禍港源頭,這些年輕人欲尋找出路,正在有意識地選擇以暴制暴。

示威者這種暴力的抗爭手法,就是要公開地讓香港政府、北京政府以及建制派知道,如果政府不肯讓步,他們是會不怕跟你玉石俱焚,而事實上他們真的不怕。暴力抗爭者如果只為小眾,不會產生威脅;可是,梁振英治下積累起來的怨氣已令將快要爆的抗爭者為數不菲,兼且警察「愈癲」他們亦「愈癲」。我在想,這批勇武不怕死不怕坐監也不怕承受道德指摘的年輕人,是否可能正在某個意義上幫助香港人制衡強權?除非香港的局面直接脅迫到共產黨,否則,若然梁振英連任之日就是香港爆發大規模暴動之時,難道那又是北京政府和香港商家利益集團很想見到的狀况?他們也是在計算的。

當一些心中懷有理想,並非只為情緒發泄的年輕人選擇用自己的身體與前途嘗試以暴制暴之時,希望我們這等中年人能夠去理解去明白;而當我們這等同樣真心愛香港的中年人依舊要對暴力說不之時,也希望香港那批帶着理想地去使用暴力的年輕人能夠理解明白,我們要繼續說反對暴力,正因暴力與仇恨自有它的惡,而集體的仇恨更是易種難除。我們不願香港從鐘擺的一端走向另一極端,擔心以暴制暴可能只變為以暴易暴。

在制度文明正急速倒退的香港,一些年輕人正尋求使用不文明的手段去減慢香港被強權侵蝕的速度,這是現實的荒謬,亦是香港的悲哀。唯有當社會上大多數市民都能擦亮眼睛,明白制度暴力之惡乃驅使眾多平民變暴徒之源,並且團結地站出來爭取盡快落實香港有一國兩制以及公平普選的承諾,方為化解香港眼前亂局,令香港重回文明軌迹的唯一和平之途。

自救 才可天祐香港!

眼前,立法會選舉乃唯一仍可予普羅市民參與並擁有實權的制度化力量,今年9月的選戰,將是香港前路的交叉點:若然非建制派能取得過半議席,將可對濫權的政府產生制約,令施政較可配合民情;否則,若建制派仍獲過半甚或進而取得超過三分之二議席,掌權者就更肆無忌憚,年輕人將對制度徹底絕望,香港邁向暴力對暴力,將是不歸路。

當下,再慨嘆無奈,又或嚴辭訓斥暴力,皆無甚作用。愛好和平的你與我,倒不如盡你我之力,在這場立會選戰之中,將種票問題揭露、將操控長者投票的計謀堵截、將民主精神教育大眾,並將最大數量的非建制派候選人送進議會。自救,才可天祐香港!

作者是撐傘落區運動成員

鍾劍華﹕當「措施成為政策,政策只是措施」——財政預算案的風格與啟示

鍾劍華﹕當「措施成為政策,政策只是措施」——財政預算案的風格與啟示

【明報專訊】最近幾年,《財政預算案》最能引起公眾討論的焦點,往往在於政府又會如何透過各種「一次過的紓困措施」,即所謂「派糖」,來攤派財政盈餘。財政司長近年經常被批評低估政府的財政收入,財政盈餘經常大幅超出原來的預計。正因如此,每一年大家都會「突然」知道政府庫房多了錢,各界都會十分關注政府會如何處理這些「預算之外」的財富。

對政府來說,最方便,也最懶惰的方法便是以各種所謂「一次過的紓困措施」來攤派這些意外之財。受惠的市民高興,政府也省卻了不少麻煩。結果是無論經濟環境是「困」還是「不困」,政府還是年復一年的不斷去紓困。而這些所謂「一次過的措施」也慢慢變成了公眾的「合理期望」,年年如此,名義上是「一次過的措施」,也不再只是「一次過」了。不過,「措施」還只是「措施」,不能與持續的政策承擔混為一談。

一次過紓困措施變成政策性安排

說是措施,本來應該是非經常的、偶一為之的,只針對一時間的需要才作出的公共行政行為。問題在於政府放任於「派糖」,市民也樂見政府年年「派糖」,長期如此,令該等原應是非經常的措施長期化、制度化,甚至政策化。單看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在過去8年及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內,很多所謂「派糖」措施已經不是針對一時間的短期需要,受惠的對象也不一定是社會上最有迫切需要的人士。總之就是只要財政上許可,盡量就要做到雨露均霑人人有份。有一些「派糖」措施年年如是,慢慢變成了財政預算案的指定動作。所謂「措施」也變成具有「政策」特性的長遠承擔。代繳公屋租金、豁免差餉、綜援及福利金出「雙糧」等等,都是把短期措施變成有着長期政策特性的做法。去年財政預算案發表前,政府醞釀減少這一種福利針對性薄弱的「派糖」措施,結果也只是把代繳公屋租金由兩個月減為一個月;免差餉兩季,上限2500元;但綜援及福利金卻出了「三糧」。

本來能夠踏出第一步,扭轉過了頭的做法是值得支持的。但今年的財政盈餘其實高達750億元,扣除了撥入房屋儲備金那450億,仍然有盈餘300億。在經濟前景出現不明朗的情况下,加上政府自己始終不能擺脫自己造成的慣性,財政司長再一次陷於自己設下的陷阱,繼續「派糖」。一些年年「派糖」如儀的措施,例如牌費寬減、稅務寬免、免收差餉、福利金出「雙糧」等等,今年便又用去了388億元公帑。除此之外,就連代繳公屋租金這一項也變相得到保留。其實,公屋租金已經長期偏離市場租值很遠,房委會也有相關的政策來協助有困難的公屋租戶。因此,就算庫房「水浸」,政府可能更應先構想如何去為捱貴租住劏房的家庭提供多一點幫助。今年這份預算案,表面上是把代繳公屋租金這一錦上添花的「派糖」措施取消了,但還是暗度陳倉,把免差餉由兩季攤分至四季,結果是公屋住戶可以因為房委會退回差餉的安排而實質上得到等同多於一個月的租金回贈。

凡此種種,都在引證所謂短期的、一次過的「派糖」措施,已經實質上進一步恆常化、制度化及「政策化」了。

在過去幾年,無論特首也好,財政司長也好,當財政出現大額盈餘,都不會介意透過各種各樣短期的「派糖」措施來取悅公眾。可是另一方面,政府顯然不大願意對一些已經逐步呈現的問題和需要作長遠的政策承擔,只意圖不斷推出各種不同名目的短期措施來應對。這一種傾向在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政策上尤其明顯。

政策需要卻反被措施取代

每當各界要求政府就相關問題制訂政策之時,政府差不多都是本能地作防禦性的反應,不斷重彈「大市場、小政府」的老調,說要小心考慮「財政上的持續性」,說要「量入為出」。但評估的「量入」永遠被低估,「財政上的持續性」自然不容易說得準。有了這些教條及緊箍咒,所有長遠的政策訴求都變成不切實際。政府卻可以一再以此為理由,對政策發展及政策產出作種種的自我限制。

還在諮詢中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便是個最典型的例子。每一次討論到退休保障制度及相關政策的時候,「財政上必須是可持續」總是一個推搪的藉口。今年這份預算也只一如旣往,把這個圖騰式的口號重申一次,對民間及學術界提議的融資方案卻隻字不提。但充滿反諷的是政府仍然年年要透過財政預算案「派糖」,而且動輒數百億。單是曾俊華司長任期內的9份預算案,那些「一次過的紓困措施」便派出了接近3000億元,是政府在財政預算案所說為退休保障預留那500億元的6倍。如果從一開始便把這些後來被發現是意料之外的資源納入全民退休保障政策的規劃內,今天所說的財政上的局限性,可能根本就已經不成問題了,全民退休保障政策也可能不會如今天般一片空白。今年的預算案提出試行三年期的「銀色債券」,呼應了全民退保諮詢文件中對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演繹。這項新建議無疑是可以為薄有資產的長者提供一個選擇,但同時也似是要為政府在全民退保政策上打退堂鼓作配合。

公共房屋的注資安排同樣反映政府這一種傾向。早在2002年政府決定無限期停建停售「居者有其屋」之後,政府已經承認長遠有需要對房委會作出注資,政府也曾確認要改變房委會原來的「自給自足」財政政策。但10多年來政府對這個承諾一拖再拖。今年政府又有大額財政盈餘,財政司長確認已經把其中450億元撥入房屋儲備金。此做法可以在未來兩三年解決房委會的結構性財政問題,但卻不是長遠穩定的公共房屋融資安排。換言之,就如同以一次過的「銀色債券」措施來廻避退休保障政策一樣,一次過注資入房屋儲備金同樣也是要迴避為長遠的公屋發展制訂可持續的財務政策安排。

在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及政策上,這一個傾向就更加明顯了。特區政府於1998年之後取消了的「社會福利服務的5年計劃」之後,社會福利服務政策已經變得碎片化及措施化。到了今天已經沒有人可以說得準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會因應哪一套完整的政策規劃來逐步推出,只能每年因應政府高層,包括特首及財政司長的意願,也因應政府財政狀况的寬緊,推出一些隨機也十分隨意的新項目或新點子。有人開玩笑說,政府來年要為醫院多加幾多張病牀、要為長者多提供幾多個安老院舍宿位、要為弱能人士多供應幾多個日間照顧名額,這些在今天已經再沒有清晰的政策條文作依據,只能看這年特首及財政司長的腦袋向哪一個方向轉動。這無疑是一個十分生動的描述。香港政府在社會福利服務上的開支,在過去10年確實增加了一倍。但具有長遠政策承擔意義的,數來數去就只有早兩年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及行將會落實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其他新增的資源都只投放在各種各樣一次過的,或非經常性的項目上。來年的福利開支預算增加至660億元,但大部分所謂新增的都只是一次過的措施,這些項目包括優化社區照顧服務、提升安老宿位質素、試驗安老服務新模式、加強多項對殘疾人士的住宿照顧等等,這些服務項目是否會成為長遠政策安排,財政預算案始終未有清晰的說明。

結論

「派糖」措施長期化,明顯不是善用公共財政資源之道,也影響了政府為社會作長遠政策規劃的能力。正因為這些年來政府多出來的收入不是在預計範圍之內,所以也自然沒有預早計劃好如何把這些預算之外的公共財政資源,投放於一些政府應該規劃及承擔的政策範圍。政府長期低估收入,也就給予它自己一個藉口去迴避政策的合理發展了。可以這麼說,財政預算案反映出來的「短期措施政策化」,與特區政府在施政上的「政策承擔措施化」是互為因果的。

面對未來,香港需要積極面對長遠發展的需要及香港社會人口各方面的結構轉變,政府在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及政策規劃上的角色是十分關鍵的。要有效扮演這個角色,一個健全及公平的公共財政策略十分重要。除了要檢討香港的稅制及整體的公共財政結構之外,政府有必要善用儲備及善用盈餘,也必須有敢於為長遠的政策作承擔的責任感。因此,政府應該逐步改變公眾的期望,把過了頭的短期財政措施回歸基本,要更有遠見地把社會資源調撥至更迫切的問題上,也要騰出更多資源作長遠的政策發展。現時的財政政策及策略,明顯跟這一點期望相距甚遠。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助理教授、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2月23日 星期二

馬嶽:一個人的聯盟

馬嶽:一個人的聯盟

【明報專訊】比較政治學和民主化研究近年的一個潮流,是研究威權政治(authoritarian politics)。原因之一是民主化的個案已逐漸減少,而混雜型政權和威權政治帶來的一個研究疑惑(research puzzle):冷戰結束後,自由民主已成為很多地區的普遍價值,並且差不多沒有另一套政制模式在全球的意識形態層面可以跟民主模式抗衡(與冷戰時代蘇聯模式可以抗衡不一樣)。專制政體在沒有民主自由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下,究竟是如何維繫其權力的呢?

獨裁者持續統治的最佳策略

這方面的著作近年不少,其中一部頗受談論和引述的,是麥士達和史密夫的《獨裁者手冊》,副題為〈為什麼惡行總是好政治〉(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主旨是:獨裁者總希望永遠保持大權在握,什麼才是持續統治最佳的策略?作者的理論框架很簡單:對所有當權者來說,有3類可能的支持者——名義上的選民(nominal selectorate)、真正的選民(real selectorate),和足以勝出的聯盟(
winning coalition)。無論民主政體或專制政權,都要得到關鍵的聯盟支持,才可以繼續掌權。如果在民主政制,「名義上的選民」包括所有可以投票的選民,但其實每個選民的影響有限;「真正的選民」是令當權者足以獲勝的選民數,最多是僅過半數的投票選民(在各種選舉制度下,其實往往不需要有一半票)。「足勝聯盟」其實範圍更小,可能是指某些政黨及主要團體或社會力量的支持。

專制政權不需要面對民主選舉,因而「足勝聯盟」狹窄得多。當權者並非真的「一個人的武林」,而是必須倚賴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支持才能延續權力,可能包括地主、財閥、武裝力量等。麥士達等的理論是在專制政權下,當權者透過分發利益給各盟友以維繫支持,於是希望維持的聯盟愈小愈好,最好是「僅僅夠贏」(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因為這樣聯盟內的每個單位可分得的利益就最多,也較容易維持盟友的忠誠。獨裁政府往往苛捐雜稅橫徵暴斂,而會減少公共投資於教育醫療等項目,因為沒有權投票的人民都不在「足勝聯盟」範圍內。相反民主政體由於「真正選民」眾多,會多作公共投資以收買人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中,教育和醫療等大眾受益的範圍的資源和水平通常較高。作者就用這框架解釋了現世中不同國家很多不同的社會和外交政策。

「地產霸權」論述解釋不到現狀

這個框架,用來解釋香港一直的政治經濟狀况都很有效。選舉委員會制度,香港700萬人都不是選民(無論是「名義」或「真正」選民),理論上只需要組成一個601人的聯盟,就可以穩操勝券。在現有選委會組成下,只要得到香港最主要的幾個大財閥和中央的支持,親北京政團歸隊,這個「足勝聯盟」就可組成了,民主派和各社會團體或專業界別的利益代表,都可以被摒在「足勝聯盟」之外。這是我們一直用的「地產霸權」論述。但以近年的政治發展來說,或者說面向2017年特首「選舉」來說吧,這個「地產霸權」論述似乎不大有效,因為城中頂級富豪不支持梁振英,傳統商界如自由黨跟他關係惡劣,皆眾所周知,最近連「藍血貴族」鄧永鏘也出言嘲諷。鄉事派說不滿要組黨,工聯會3年多來「被走數」的政策不在少數。執政者沒有大灑金錢令大量市民受惠以建立支持和公信力,但又令大資本家很不高興。3年多來,電視觀眾、小學家長、領展租戶、魚蛋小販、港大師生校友,都不斷的被趕往反對政府的道路上。雖然理論上說執政者情願「足勝聯盟」愈小愈好,但總不可能不斷的為自己製造敵人吧。「地產霸權」的論述解釋不到現狀,現况更接近像劉細良等的論述,梁振英一直的策略是挑動社會矛盾分化,把社會推向動亂邊緣,以此合理化自己用強硬手段鎮壓,以及令
中央信任其以強硬路線連任。

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國兩制」制度下,原來香港的執政者甚至不需要拿得香港的政治精英支持,而是只需中央領導人支持便可連任,「足勝聯盟」只是最高領導一個人,或者只是政治局常委(7人),或政治局常委的過半數(4人)。差不多沒有港人是受益者如果這邏輯成立的話,獨裁者延續權力,施政方針可以完全違反香港所有人的利益,甚至不用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支持。問題是:這種方略差不多沒有香港人是受益者。商界不會獲得額外利益,而社會不安一定對其營商不利。特區政府長期民望低下,縱使是親梁政團也要在選舉中「硬食」。新東補選,民建聯周浩鼎被問了多次都不敢答是否支持梁振英,可思過半了。

就以最近的「一帶一路報告書」(亦有人把這叫作「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標示的路線來說吧,究竟將香港大量的公共資源,「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否真正符合香港大眾或甚至香港商界的利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一帶一路」的經濟成效很多人懷疑,不少投資者都抱觀望態度。香港從來沒有充分討論如何「配合」「一帶一路」,突然變成施政主要方針。香港的公共資源運用,竟然完全不是本地的考慮,究竟誰是得益者?

施政方針差不多沒有本地的得益者而可以延續統治,這已經違反所有政治學的邏輯了。只是,香港10多年來算是離開了國際的政治視野,但自雨傘運動到李波事件,被英國史無前例狠批違反聯合聲明,在國際形象和外交上不斷製造麻煩和困難,這樣管治下去,最高領導人也不見得是得益者了。


延伸閱讀:Bruc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編者按: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還有劉志成、黃成智、梁思豪、方國珊、梁天琦及楊岳橋)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2016年2月20日 星期六

阿捷:由旺角衝突到香港未來

阿捷:由旺角衝突到香港未來

旺角衝突:洩憤,還是抗爭?

自從旺角衝突發生後,我看了很多評論,幾乎沒有一篇滿意。

不要模稜兩可的立場、不要迷迷糊糊的反思、不要多愁善感的無力感。我不反對勇武抗爭這形式,但要看目標、看時機、看策略、看正當性。

有人稱旺角衝突起源於保護小販、市民想篤串魚蛋而已。但只要稍微整理一下當天的報道紀錄,便知這說法根本不足為信。明眼人皆知,當晚示威者只是純粹發難洩憤,將警方近年無理與暴力的執法、政府的無能與腐敗,積怨下來的憤怒,在當天全面爆發出來。
也許,一些受盡權貴與警察欺壓多年的小市民,看見警察被打,心裡不禁涼快。但洩憤就是洩憤,並不是抗爭。抗爭需要明確正當的政治目標,但當晚沒有。所以,我絕不贊同當晚衝突。

高牆與雞蛋只是簡化的二元思維

然而,旺角衝突發生後,反建制陣營寫了大量含糊其詞、似是而非的評論。這些論述的進路大多離不開:同情與理解人民的憤怒與武力,應將矛頭直指近年政府不聽取民意的問題上。
本來我以為只有本土派才會支持這類評論,怎知道不少文章都是出自左翼朋友之手,左翼朋友亦愛分享這些文章。難道這就是左翼應有的批判?我也能理解人民的憤怒。當和理非非抗爭逐漸失效,人民自然會更傾向用武力反擊,這是基本常識。論述停留在這基本常識,就不叫批判。

沒錯,高牆與雞蛋,人民都會選雞蛋那邊。但雞蛋本身亦有很多立場與衝突。思維只停留在選雞蛋的層面,只會淪為簡化片面的二元思維。左翼不是客觀紀錄事件的社會科學家或記者,有明顯的政治立場。旺角衝突明顯無關小販、無關勞動階層,甚至沒有任何明確的政治目標。左翼不能接受這種無關政治目標的武力抗爭,不能見到「夠反動」、「國家機器被打」、「充滿革命情懷」,就被激情畫面充昏理智頭腦。

左翼的政治理念異於本土右派,這是根本分歧。左翼不可能與右派合流。也許,在一些現實政治的需要下,左右能夠作有限度的合作。但左翼絕不能為了保留與本土右派未來的合作關係,便不敢批評當晚右派的盲動與暴力。至於害怕失去新一代群眾支持,看似聰明,實質愚笨。沒有堅定政治理念的組織遲早只會潰散,遭右翼侵蝕,最後吞噬。

泛民若再不懸崖勒馬,只會招致更大的失敗

至於泛民,對今次旺角衝突的評論態度亦與左翼同樣曖昧,背後的動機亦與左翼相同。
然而,泛民此舉只會賠了夫人又折兵,根本得不償失。一來,本土派根本不會多謝泛民不拖後腿,反而只會藉此更加貶低和理非非的泛民無用。二來,泛民迷迷糊糊的立場,亦只會失去更多中間多數的支持。

近年泛民的支持度愈縮愈窄,這是歷史的必然。泛民不應該還以為自己是回歸前後能夠壟斷多數反建制市民支持的聯合團體。世道艱難,更應該認清自己的位置。泛民的主要支持者是溫和的中間多數與一眾中產。多年來,都是靠恐共情緒與反建制為戰略,以溫和協商為主要路線,爭取多數市民支持。

假如泛民不與勇武派割席,反對武力行為,不但無法吸收更多票數,更只會遭支持者唾棄。若然泛民能痛定思痛、懸崖勒馬,相信未來還可能保住現有的大部分議席,否則屆時就不只是喪失數個議席那麼便宜。

勇武抗爭注定得不到多數民眾支持

至於當日衝突活躍的本土派,我從沒笑過他們的勇武抗爭只是口頭嘴炮。這班人的確有目標、有盤算、有勇氣用武力還擊,甚至有些真的在策劃革命。我反對本土派的理由只有兩點,一是政治理念,一是目標與策略。政治理念主要是指用某種排外的香港族群來建構本土的思想。這點很複雜,今次不談這個。我主要想針對本土派的目標與策略。

本土派的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長遠目標:香港自決,當中包括獨立建國、城邦自治等等,重點是與中共政權進行區隔。但這目標能夠實現,必要條件是中共政權先倒下。任何人以為單純用武力抗爭,提高政府的管治成本,便能逼中共妥協,或是相信香港人武裝革命能打贏解放軍,都是活在童話故事底下。

在中共政權倒下之前,本土派的另一目標是建立勢力,吸引更多群眾加入他們。為了實現目標,本土派分為兩條路線。一是勇武派,主張和理非非失效,勇武抗爭才是出路,與傳統泛民與左翼割裂。一是改革派,主張加入議會,取代傳統泛民,獲取民眾支持。

旺角衝突可以視為勇武派獨自打響武力抗爭的第一炮。然而,這一炮卻射出了本土派的灰暗未來。旺角衝突當晚,並無任何能令民眾想到「這是一次正當的武力反抗」的政治目標。事件最終亦只能靠「近十年政府與警察所作所為引致的炸彈」這文宣,才獲得群眾理解與同情。但同情不等於接受,若然再次出現相同程度或更甚的武力抗爭,群眾的立場便會變得更明確起來,不是贊成就是反對。

觀乎香港多數人恐懼武力,以及衝突中被補人士的身份(今次衝突大多數被捕人士是學生與無業人士),雖然勇武抗爭可能會獲得少部分低下階層與失去生活實感的年青人支持,但大多數人仍是傾向反對武力抗爭。亦即是說,勇武派只會愈來愈變得孤立,與群眾更隔絕。然後,行動會變得更為激進暴力,招致國家機器更大的反撲,惡性循環,直至其中一方被消滅。而被消滅的,很大機會是勇武派。

本土派的理論與策略矛盾

至於改革本土派看起來溫和很多,卻有難以消除的盲點,就是無法從勇武派分割起來。改革派基本上是與勇武派一體,無論從哪邊陣營來看:在泛民支持者眼中,勇武派與改革派的關係千絲萬縷;在本土派支持者眼中,「勇武」已成為本土派的身份認同:誰夠勇武、夠挑戰社會、政府的底線,誰就是義士、英雄。所以,本土派根本不可能反對勇武派。在今次補選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兩者是鐵板一塊。本土派一致全力支持梁天琦,而梁天琦屬發動旺角衝突的「本土民主前線」組織,更揚言自己抗爭「無底線」。

若然本土派內部無法分割,便會形成明顯的理論矛盾:一方面主張議會抗爭失效,所以提倡街頭武力抗爭,另一方面卻又派人進入議會。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當然,本土派可以辯稱這是雙軌戰術,即一邊擴大在議會內的影響力,一邊擴大議會外的武力抗爭,實行裡應外合。但怎樣裡應外合,卻沒有人知道。

本土派的另一個問題是策略矛盾。近年本土派一路走來都是主張不受中間多數約束,大肆批評中間多數是和理非非的港豬。針無兩頭利,這種做法根本不可能獲得中間多數支持,投本土派一票。也許,本土派只是藉著今次補選,擴大本土的聲勢,令本土思潮「入屋」。然而,本土派想要更「入屋」,要中產、家長、60後、70後支持,就無法不走溫和的政治路線,以及落實地區工作。激進路線也許能吸引年青人的支持,卻不可能吸引多數生活穩定的中產階層。

到底本土派仍相信議會能帶來改變,還是認為街頭勇武抗爭是唯一出路?這問題由始至終都不清楚。但若然本土派相信議會能帶來改變,為何不改走溫和的政治路線,與泛民重建互信與合作,主打本土議題呢?單看梁天琦的政綱,不難發現不少政綱,譬如所謂的食水自治,泛民亦可以動議支持。當然,也許本土派不信任泛民,但議案要能通過,也必須與泛民合作。如果不與泛民合作,這些政綱只是空頭支票,不可能兌現。這是政治現實,不論本土派支持者喜不喜歡也好,亦無法否認。

旺角的暴力衝突衍生的兩個重要問題

至於普羅大眾,沒有既定立場的小市民或黃絲,即至少要思考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是,相同武力程度的抗爭在未來運動中又再出現,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抗爭往往都集中在一個場地。當部分人,即使是極少部分的人走去還擊警察,警察就會將在場的所有示威者當成是暴徒對待、在法律上,你亦有機會被視為參與暴動。

問題是,你卻難以阻止這部分勇武派向警察還擊。因此,假如每次抗爭都有相應的勇武派用武力還擊警察,我們就必須進行兩極的選擇:或是參與還擊,或是完全退場。當上述情況開始重複出現,漸漸地,整個抗爭場地只會遺留「勇武」的抗爭者。

我們真的願意看到抗爭如斯走下去嗎?如果不願意,我們又如何阻止用武力還擊的示威者?反之,如果你願意參與這種武力抗爭,又真的想清楚能承擔相應的代價(譬如暴動罪或襲警罪成)?你又真的想清楚這種武力抗爭真的可行嗎?這便引申第二個問題:接近暴動武力的勇武抗爭能有成效嗎?

假如武力抗爭的目標是民生議題,也許有時能因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而逼使政府妥協,但換來的卻是自身承受法律責任的代價。而且,觀乎政府近來的強硬態度,政府似乎寧願增加管治成本,也要捉拿違法的示威者,可見這方法只會愈漸失效。當然,若然示威者能夠獲得多數民意支持,又是另一回事。但多數市民真的會支持武力抗爭嗎?也許,從網上來看,支持者甚多,但只要回到現實,問一問家人與身邊的朋友,就會看到真相--他們最多只能同情與理解,不可能贊同武力抗爭繼續下去。

假如武力抗爭的目標是脫離中國,這更匪夷所思。有論者經常提到只要等待「支爆」,即中國經濟崩潰連帶政權不穩甚至內亂,香港便能藉機發動革命。然而,這想法的成功率微乎其微。假如中國真的「支爆」,最大機會是大量中國難民、資金湧入香港、駐港與廣深解放軍亦會出動維航,香港想趁機實現獨立自決運動,幾乎不可能,除非已有足夠的武裝力量與解放軍打仗。反之,若然中國真的對香港失去控制,最有可能藉機介入與掌權的便是美帝,而不是本土派。屆時香港人的自主命運,只會成了美帝粉飾下的傀儡政權。

除了武力抗爭外,還有什麼可行方法?

事實上,我認為武力抗爭是不可能實現獨立自決。你要提台灣經驗,眾多研究兩地三岸的學者已指出不可類比。至於像沈旭暉沈旭暉所言,學越南建立強悍民風,也吸納不到港人支持。但是,和平示威又不可行。說到這裡,難道只能像沈旭暉教授所言,保留文化香港,離開香港?

不。我自己就無能力離開香港,但我卻沒有一般人的政治無力感。因為我沒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更精準地說,我沒有「仇中」的港人身份認同(雖然我討厭中共,但不歧視、仇恨與看不起中國人,亦對中國人文與經濟發展不悲觀)。

我的基本立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特殊地位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偶然產物、是英國殖民政策的需要,以及歷史上英美與中共博弈下誕生出來的副產品,從來並非港人自己爭取回來;香港只不過是細小的港口城市,無政治人材、無軍隊、周邊大國虎視眈眈,加上地理位置,基本上注定只能成為某一國的特殊經濟區,這亦是香港素來的宿命,只不過以前是英國政府,現在是中國政府。

假如你接受上述基本立場,便能推出如下的結論:香港從來都是靠經濟力量換取政治權利,包括過去、現在與將來,這是唯一出路。然而,香港要持續成為成功的特殊經濟區,就需要更大而且多元的經濟貿易,無可避免要與鄰近地區發展緊密經濟貿易關係,包括中國--當然,經濟不一定全面向中國靠攏,但這是必不可少。而經濟貿易會帶動人口流動與文化相交,同樣會產生中港文化衝突與所謂的「換血」,這其實無可避免。

假如你接受上述的論點,你就會發現香港的位置。沈旭暉教授講的「活在灰色世界的藝術」,我自己的理解並非是叫大家「犬儒」做「世界仔」,而是像許寶強教授所言的「狗智」,即大家要忍受這幾十年的過渡,保住優秀的香港文化,同時想辦法發展自己的經濟優勢,在任何時候、面對任何政權,亦能獲取特殊的政治權利。 所以,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香港在全球化經濟底下,可以發展怎樣的經濟模式,建立特殊無可取替的經濟體。當然,有人可能說,以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其經濟只會為中國政府服務。我不否認,上面的所謂出路絕非一勞永逸,但與中共進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博弈,可行性總比直接以政治鬥爭進行博弈較高。

除此之外,組織與擴大工會亦是必不可少,因為只有龐大的工會組織支持,才可能實現成功的大規模抗爭,這亦是香港現今抗爭論述中最缺乏的地方。大家要緊記,對破壞基階市民的生活、影響民生最大的不是中共,而是已沒多少人提起的地產霸權。
最後,即使你相信勇武抗爭、相信香港遲早能民族自決也好,至少要懂得從全球化經濟與國際關係的政治角度找到香港的位置,缺乏這個視角,所有政治理念都只會淪為空談、所謂的民族自決也只會帶來災難。

2016年2月19日 星期五

呂大樂:旺角暴力衝突的核心問題 不是「為什麼」 而是「如何回應」

呂大樂:旺角暴力衝突的核心問題 不是「為什麼」 而是「如何回應」

【明報專訊】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年初一晚上參與暴力衝突的人,而是香港社會對這次事件的回應。

我之所以這樣說,並非想迴避對這次暴力衝突事件本身作出價值判斷。在此我可以清楚表明,對於這次暴力衝突,沒有任何可以借辭於「社會的錯」、「和理非非的錯」、「梁振英政府的錯」、「他們已感到絕望了」等等,而將它(像一些評論所指出)「高高的舉起,輕輕的放下」的理由。當晚所出現的暴力場面,無論再作任何解釋(例如說新聞鏡頭只是有選擇性的角度,又或者並不是每一位參與者都曾經擲磚頭等),都是超越了合理抗爭的底線。究竟參與者有何良好的主觀意圖、怎樣崇高的理想,均不可以將其行為合理化。或者在20年、30年、50年,或100年後政治環境出現變化,會為這件事件提供一個重新解讀的機會,到時按照那時候的政治需要、意識形態來理解它的歷史意義。但這樣的可能性也不應阻礙我們對暴力手段的批評。正如1789年所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對後世的歷史帶來巨大的轉變,可是這並不等於說它的暴力沒有問題;當代的思想家對此有提出批評,後世的歷史學家之中亦指出當中的後遺症。在批判暴力手段、追求翻天覆地變革而不惜一切的想法等問題上,我自問是保守主義者。

「革命」的夢遊人

在我這個保守主義者眼中,將磚頭擲向警員,那恐怕並非只是發泄一下心中不滿的小動作,而是有意傷害他人的所為。或者好些年輕人會問:這有何不可?又或者我也聽過一些年輕朋友所講,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到警員採取行動時,受到傷害的將會是自己。既然這樣,擲磚頭也只不過是出於(先發制人的)自衛而已。這樣的辯論大可永不休止,但撫心自問:那真的是自衛嗎?年輕朋友可能會覺得我這類「離地中產」,迷信社會秩序,沉迷於「小布爾喬亞」的所謂普世價值,所講的全是抽象的、漠視公義的仁愛,是偽善的所為。但我想反問的是:見人倒地而仍想襲擊,那還可以解釋為不是有意傷人嗎?那是勇?還是惡?

而向新聞工作人員作出言語上的攻擊,或甚至是肢體上發生衝突,也反映出一種態度——部分參與者會覺得可憑自己的政治價值、信念,而界定哪些記者不需要尊重(例如受攻擊的是他們口中的「CCTVB」)。在他們看來,記者採訪的權利似乎是可以商榷的。這一種態度的流露令人擔心。我擔心的是,當晚在旺角所見到的情况,是有人堅信他們的政治想法(其實很多都談不上是政治主張,更遑論是意識形態)可以凌駕於普世價值之上;採訪的自由並非絕對,而是要通過他們的檢測。坦白說,這一種對待他人及事情的態度,理論上應該是時下青年所痛恨的。他們極不喜歡中共,因為共產主義者(及其政黨)往往自以為擁抱真理,而可以按其意識形態來對人對事。香港社會和香港人在過去多年以來,一直很努力的嘗試打造一個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盡量不會干預日常生活的社會制度。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做,很大程度上跟其(或上一輩)的移民經歷有關——他們來到香港,希望自己及家人可以在一個可免於政治運動,由自己支配(儘管並不容易,同時我們的社會亦存在不平等)生命的環境裏生活;沒有人可以以意識形態、終極價值之名,而影響另一個人的生活。今天,諷刺地,一些揮舞着「革命」旗幟、進行反宰制的人士,在尚未革命成功之時,已對「反革命分子」毫不客氣了。我想說的是,很多以正義之名而動手的青年,不知不覺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為了他們最為痛恨的同類!有時候我在想:他們一直批評別人為「裝睡的人」,但他們自己何嘗不是成為了夢遊人呢!

回到本文的第一句:我們現在最值得好好研究與思考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會發生當晚的暴力衝突(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我們大大話話談了10年;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早已懂得這個道理),而是整個社會是怎樣回應這次事件。

今天 港人要對自己坦白

到了今天,香港人實在有需要對自己坦白。坦白之一,是我們一直以為香港社會和香港人重視秩序,不會輕易動手動腳,其實那恐怕只是我們的期望,多於現實。一來「香港人」一詞從來都是眾數,而並非完全一致。無論如何不情願,我們都要接受已經爆發這類行動的事實,而且相信亦不會是最後一次。二來舊有的規範與秩序,其實建基於一個遠較我們想像中脆弱的基礎之上。所以,換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次旺角暴力衝突事件最需要冷靜思考的地方,不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為何香港社會會出現了採用這種手段和提出這樣的主張的人。坦白說,香港作為一個擁有700多萬人口的城市,當中有數百至1000多人認為需要以暴力的方式來改變社會,實在不足為奇。過去香港人以為自己只重經濟,不重視意識形態,理所當然的以為絕大部分市民都接受所謂的社會主流思想,多多少少是有點自欺欺人。隨着政治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各種各樣的政治想法自然而然的會在民間的各個角落出現。過去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假設什麼「建制」、「泛民」、「免費午餐派」、「保守派」之類的分類已足以涵蓋現實的政治光譜的所有分類,那很大程度上只反映出我們在政治思維方面未見成熟,同時也顯示出香港人一廂情願的自我感覺良好——每次在公共領域見到偏離於主流的行動、行為時,大家(由新聞媒體到意見領袖)總是急忙出來澄清,表示那只是偶發現象或極少數人士所為,而很少會問:那類做法能在社會上產生迴響嗎?同樣,當在公共領域聽到「港獨」的口號時,同樣大家的第一時間反應是去淡化(也是說那只是極少數、毫無代表性的言論,有時甚至代為解釋,所謂「港獨」其實並非港獨),而很少會承認那恐怕的確是這個社會所存在的一種想法。今天,我們需要坦白承認,這樣那樣的想法、主張、口號全部早已「流入市面」。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究竟它們在社會上能引起多少迴響?有多大的影響力?

我的提問很簡單:發生了旺角暴力衝突事件後,香港社會如何反應?我明白,很多朋友對這個問題都有他們的答案。而眾多答案中的其中一種,是認為香港社會處於撕裂的狀態,所以支持特區政府的人士譴責群眾的暴力行動,而反對政府的則譴責政府高壓、警察開槍。在一個撕裂的社會裏,意見也各走極端。這樣的觀察當然重要,但卻似乎未夠全面。對此我們應有系統的進行分析。

「泛民」尷尬 躲勇武大旗背後

關於社會的回應,我們可以分開幾個不同的層次來討論。首先,我們即時會想到的,是政治圈內不同勢力、派系的反應。「建制派」的回應大致上是不難預測的,在未來的日子裏,相信他們仍會繼續,陸陸續續發表聲明譴責暴力或到警署打氣支持警隊,作為表態的方式。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們做了些什麼,而是要留意為何他們的行動力度不大、投入相當有限。理論上這次暴力衝突事件是很好的題材,大可有一番發揮。但目前所見,力度是較預期中的低。
第二,是「泛民」及其他活躍於社會運動的社會力量的反應。這是一個很重要和有趣的課題,大可成為論文題目。先談「泛民」政黨中的民主黨、公民黨,又或者還可以包括民協、工黨。近年它們一直被(廣義的)激進一翼牽着鼻子走,而這個現象不能只以它們的領袖什麼欠缺政治家風範、勇氣之類的批評而解釋過去。以今次事件為例,這些中游「泛民」明明不認同「動武派」的行動及作風,但卻一直不敢明言;難得警權問題可以成為一個可以發揮一下的題目,於是也就尷尷尬尬的左右而言他,擺出一個不滿梁振英政府的姿態,避開直接談論旺角暴力衝突事件背後的主張和策略。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並非因為想親近「動武派」(他們清楚明白這只會自討苦吃),而是害怕完全失去青年群眾(包括積極參與人士和一般的「花生友」)。他們明白在青年群眾的輿論圈子裏,不做「敵人的敵人」(即必須站在梁振英政府的對立面),便一定會受到圍攻。他們近年在政改、佔領運動等議題上吃盡苦頭,以至不敢輕舉妄動。直接的說,他們怕得失一些不知如何討好的群眾。而到了今天,他們不單止不敢理直氣壯的提出所謂的「和理非」路線,現在甚至是越過了底線,仍不敢多說一句話。在中游「泛民」政黨的想像之中,「動武派」的行動、話語有一定的市場,而正由於這樣,他們甘於躲在勇武的大旗後面,以免成為眾矢之的。
以上的情况的確有點搞笑,因為無論中游「泛民」政黨如何努力討好各方各界,在「動武派」面前,他們永遠是「和理非非」,是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已失去耐性的一群——挖苦的對象。當被問到如何理解暴力衝突時,他們一定吞吞吐吐,而「動武派」對這個弱點看得很準,就算中游「泛民」嘗試「包容」一點(即對暴力行為不直接表態),結果亦一樣會被矮化(因為中游「泛民」根本就不會參與其中)。事實上,中游「泛民」不索性割蓆的話,是死路一條——既無法討好年輕人,同時又流失溫和民主取向的支持者。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左閃右避。

社運界陷入困局

有趣的是,差不多同樣的情况也出現於其他社會運動派系之上。所謂「本土派」,是一個眾數,並非只得一家。但所有「本土派」都有共同的弱點,就是太重視政治正確性,要顯示出不畏強權、敢於爭取公義、敢向北京說不。這樣的話,只要有人施展一招「制空權」(即搶奪最能引來支持群眾讚好的政治位置,而這通常是道德高地或最激烈的抗爭手段),其他人便不敢不靠過來一下。於是,「動武派」看準這一點,由原來經常依靠其他組織來「搭台」,而他們則借題發揮的狀態,轉變為他們以行動的形式來牽引着其他組織,就算後者並不同意其主張(如果真的有具體的主張的話),亦不會表示異議,有的甚至自動歸隊。
在這樣的情况下,儘管「動武派」所宣揚的暴力革命在內容上相當空洞,其他不完全是同一路線的社運團體,亦只有乖乖的尾隨其後。而更有趣的是,「泛民」、社運界、學生組織、其他「本土派」並不會在這一種新的運作方式底下而變得更團結。過去幾年香港的社運界別中的一項特色,是內部分化日趨嚴重,而不是走向團結(甚至連走向團結的條件亦相當缺乏)。團體、派系之間在爭取「制空權」、話語權的競爭,令彼此之間不斷互相矮化對方——衝動的、轟烈的行動形式作為政治正確性的指標,較諸其他任何政治元素都更為重要,而愈能觸動特區政府的神經者,愈有條件取得主導運動的話語權。於是,誰更堅持?誰敢犯禁?誰敢挑戰底線?這些口號變得十分重要,甚至較諸綱領、策略都來得重要。而我們經常可以見到,在內容空洞的情况下,行動的形式變為衡量政治正確的最重要指標。於是,現在是身體帶動腦袋,誰敢跑得最前,便能牽着其他山頭、派系。

或者讀者會問:以上所講的只跟社會運動、參與政治的圈子有關,與社會上的迴響有何關係?上面所討論的情况,背後是一種頗值得了解的心理,這就是在目前香港社會裏,至少在大部分年輕人(我的觀察是年齡在35歲以下)圈子,誰跟梁振英政府同一陣線,一定是負分,至於屬現屆政府的對立面,則有可能屬不同高低的正分數。這是廣泛社會大眾層次上的情况,而正因為存在這種大眾情緒,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上面所指出在政黨、社會運動等不同範圍的活躍分子,會作出種種自相矛盾、不易理解的行為。中游「泛民」害怕的不是「動武派」(反正早已不是同一陣線,後者專以拖前者後腿而建立聲望和爭取支持者,而前者對此亦心裏有數),而是背後支持或接受後者的行動、手段、論述的(隱形)群眾。而社運界的不同派系,同樣擔心會因在言論上不靠近一下,便會被貼上標籤,再難介入那個圈子。在過去5年左右的時間裏(我的看法是在2010年前後),這種情緒慢慢累積、結集起來,而(其無形的)影響力逐年遞增。

看不到現屆政府可推動重建

所以,儘管爆發了旺角暴力衝突,預期中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同情分會有所增加的情况未有出現,而全民聲討暴力的場面也未有在社會上形成。以當晚事態之嚴重,社會是應該會出現反彈的,但結果又並非如此。香港目前這個社會狀况,確實相當古怪。這是一種政治疏離的狀態,現屆特區政府似乎完全沒有辦法將市民大眾和坊間的輿論拉近過來,反對力量就不用多說了,就連「建制派」也會小心翼翼,很謹慎的作出有限度支持。究竟誰是誰非,暫且不談,但從香港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則在這次旺角暴力衝突事件後,我看不到現屆特區政府可以擔起推動社會重建的角色。若由他們來牽頭,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便會走到對面,令重建規範、秩序倍加困難。但這項重建工程是當前香港最為重要的事情。或者在現屆特區政府缺席的情况下,香港社會和香港人更有辦法去做好事後的工作。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2016年2月4日 星期四

陳智傑:社會真相的新聞詮釋

【明報專訊】寨卡病毒突如其來,連港人旅遊勝地泰國也傳出此病毒已成風土病的消息。政府官員、醫學專家的意見,自不然成為新聞素材;但赴泰旅遊的港人,以至是熟悉當地生活的名人,其親身經驗也構成新聞的重要內容。同樣,當內地旅客數字下跌、零售業營業額等資料告知我們自由行人數放緩的負面影響時,一些市民的生活經驗——對街頭空間的感覺、店舖負責人的分享(有的說生意差了,有的卻說沒多大影響,有的還說租金平了)等,亦是新聞中的「真相」。

上文的例子,多不勝數。在新聞報道中的「真相」,既有較為客觀的資料:時、地、人、為何、因何、如何,以至是數字、專家意見、權威消息來源等;另一方面,新聞所呈現的社會真相中,亦不時有較為主觀或感性的細緻描述或生活經驗——民間的感覺、城市的萬象、時空的感觸等。前者固然是新聞價值中的重要材料,惟後者卻是讓新聞有血有肉,反映社會脈動,以至是貼近讀者心中所感受到的社會真相。

「系統世界」與「生命世界」

這兩種互相補足,卻又截然不同的新聞詮釋,跟社會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討論「系統世界」(system)與「生命世界」(lifeworld)的概念相映成趣。「系統世界」的大意是指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思考模式,例如以數據和資料論證效益如何、效果如何、最「理性」的選擇是如何等。日常我們工作中的利害分析、問題管理,固然是「系統世界」的產物;此外,生活中的一些點滴——如何以最少時間完成旅程、如何以最「抵」價錢買得貨品,以至如何善用人際關係網等概念,都是某種工具理性,以達成目標的手段為本的想法。

相較於「系統世界」,「生命世界」則傾向以價值、文化感覺、生活經驗為本的思考模式:賞景、鍾情於某種興趣、享受獨處、天倫之樂,以至是感應天地之冥想等。有時候,一些生活中所謂「不理性」的行為——例如一些被稱為「嘥時間」、「嘥錢」的選擇,可能正正就是「生命世界」中擺脫工具理性,不是把行為看作手段的思考模式。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正無孔不入地融入人們的思考模式,並有可能使「生命世界」被「系統世界」支配,局限了社會上溝通的功能。是故他提出一些溝通的規則:放下權力和身分,勿以手段為念等,才能使溝通發揮更好的威力。

上文有關新聞如何詮釋社會真相的討論,跟「系統世界」和「生命世界」之間的糾纏亦有共同之處。講求消息來源的權威、數字的真確、證據的推論等新聞考證工作,以及平衡報道、事實評論分開處理、把新聞迅速分門別類地處理的作業系統、倒金字塔式寫法等,都是設法以最快時間讓新聞以最有說服力的形象示人。這跟講求效率、效益、有力手段等工具理性的思考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構成「真相」的材料

不過,講求效率、效益和維持公信力的新聞價值和行規,亦不時有人挑戰,亦有隨着時間空間而出現轉變。例如,新聞工作者的情感,應否影響新聞製作?一般來說,為了新聞公信力,都會說不。不過,在災難和十分悲情的一刻,一些動人的新聞描述,以至是新聞工作者本身的感情投入,卻會讓人覺得這些才是「真相」。另一方面,雖然數據、專家意見大多予人權威真確的感覺,不過有時一些人海奇情,反倒讓人勾起生活經驗的共鳴。這便是「都市傳說」—— 一些難以證實,但很多人深信的民間智慧——仍會出現於新聞版面的理由。

「生命世界」的思考模式,使人們看待新聞資訊時,多留意身邊的文化感覺和城市氣息,以至是「平衡」數據和專家意見所呈現的「真相」。有時,也許專家會表示市民不應去哪裏、不該如何做,數字會指出社會如何如何,但讀者以至是新聞工作者,總能列舉出生活經驗和一些「素人」的訪談,作為佐證,提出不同的看法。這些可能不是來自「科學根據」的看法,卻能使部分人相信。始終,生活經驗所給予的存在感、價值所帶來的滿足感,以至是「看見自己相信的事」所帶來的真實感,都是構成「真相」的重要材料。存在感、滿足感、真實感等文化氣息,未必是新聞行規、作業方法或專業信念所能完全給予所有人的。而有關新聞如何詮釋社會真相的討論,亦會在「系統世界」和「生命世界」兩者間搖擺下去。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