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3日 星期日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mericans


弔詭

悖論,亦稱為弔詭或詭局,是指一種導致矛盾的命題。英文paradox其實亦有“似非而是”的解釋。即是用普通常識看上去不正確,但其實是正確或是有可能的。
http://zh.wikipedia.org/zh-hk/%E6%82%96%E8%AE%BA


艾薛爾(M.C. Escher,1898-1972

2012年9月21日 星期五

蔡子強:激進民主派票從何來﹖


【明報專訊】今屆立法會選舉其中一個最矚目的結果,就是激進民主派的得票大增,人民力量加上社民連的得票率,達到14.6%,比起上屆立法會選舉社民連尚未分裂時拿到的10.1%,翻了幾乎半番。民主派遂出現公民黨、民主黨、激進民主派三分天下之勢。

這樣的一個結果當然影響深遠,選舉是政黨政治路線的最終裁判,如果投票結果證明激進有市場,政黨便會紛紛向左轉,搶佔道德高地。這不單會讓民主派與梁振英之間,以至是立法與行政機關之間,關係日益對立和緊張。

有關這一方面,選後不少評論已經說了很多,在此暫且不贅,筆者今天要談的,反而是承接昨天,就立法會選舉的票站數據,探討各大政黨於不同階層社區的得票和所獲支持,從上屆到今屆的變化,尤其是激進民主派新增選票的階層來源。

激進民主派正向基層靠攏

4年前,筆者在立法會選舉之後寫了一篇〈社民連只有草根擁躉﹖〉,透過票站數據分析,發現黃毓民等5位社民連候選人,其支持者均呈跨階層的特徵,並非單靠草根擁躉。從表1可見,除了於豪宅區得票偏低之外,當時社民連在私樓、大型中產屋苑、公屋、居屋的得票率,可說是相當平均,不相伯仲。(這裏要一提的是,4年前社民連在港島區的候選人是阿牛曾健成,他是5人中表現較弱的一位,在港島區只拿到3.3%選票,而港島區是豪宅區的集中地,因此社民連在全港豪宅區的得票率亦因此被阿牛大大扯低。)

筆者當時解釋,當時社民連代表的激進和反叛路線,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經濟上的,貧富懸殊惡化、通脹蠶食生活水平、失業率攀升、階級矛盾加劇等,這都會令低下階層不滿上升,漸趨激進化。但第二個層面則是政治上的,曾蔭權「親疏有別」的政治路線,再加上官商勾結的疑雲、打擊港台、收窄民間言論空間、政改停滯不前等,都令人對香港政治上愈來愈一元化和失去均衡,產生恐懼,進而對曾班子日趨反感,當時社民連的競選口號之一,就是要令「曾蔭權頭痕」、「為曾蔭權帶來噩夢」等。所以這種激進主義在中、上階層一樣有市場,不完全是「bread and butter」的問題。

那麼4年之後,激進民主派的選票來源是否仍然那麼分佈均勻,在私樓、大型中產屋苑、豪宅、公屋、居屋平分秋色,支持者有着跨階層的特徵呢﹖

從表1可見,如果把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在今屆選舉的得票加起來,當作是激進民主派的票源來看,並與4年前尚未分裂的社民連作一比較,會發現激進民主派今屆選票增幅最顯著的是公屋區和居屋區,至於私樓和大型中產屋苑增幅則較為遜色,影響所及,激進民主派再非得票率各階層分佈平均的政治力量,而有向草根階層靠攏的趨勢。

是否出現了一個年輕草根階層政治激進化趨勢?

這裏反映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過去4年的政治發展,為何讓激進民主派在草根階層的影響力發展得更快﹖

•是否社會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通脹加劇,基層市民感受至深,讓他們對政權更加憤恨,更傾向接受激烈的抗爭手法﹖

•從鍾庭耀的exit poll可以進一步看到,無論是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其票源很大比例都是來自18至30歲的年輕人,而且教育程度不低,是否社會缺乏流動、年輕人買不到樓等,低下階層感受至深,讓這個階層的年輕人比起其他階層的人特別反政府,並且認同激烈抗爭手法﹖

•此外,這又與他們一些較為民粹的政策主張,如人民力量主張政府派錢(由原本主張每人派6000元到後來加碼至8000元),有否關係﹖是否這樣更能討好基層﹖

•同一時間,是否中、上階層對激進民主派的抗爭手法、引發民主派內耗,以及一些民粹政策主張等,始終較為保留,讓激進民主派較難發展這些票源﹖

總的來說,香港是否正出現一個年輕草根階層政治激進化的趨勢?

民主黨在草根階層重創

讓我們再看看民主黨。
值得留意的是,民主黨今屆選舉大幅流失選票,得票率由上屆的20.6%,跌至今屆13.7%,流失了逾6.5萬張選票。但縱然如此,從表2可見,該黨在豪宅區的得票率不跌反升,由上屆的11.5%,上升至今屆的14.1%,就是在私樓和中產大型屋苑,跌幅也相對輕微,顯示該黨的主要傷口並不在中上階層,真正出現重創的,其實是在中下階層,該黨在公屋和居屋區,得票率幾乎跌了一半,當中又以公屋區較居屋區嚴重。

是什麼原因導致民主黨在草根階層重創呢﹖

首先,近年民主黨在區議會選舉中接連失利,地區實力以及樁腳數目都大不如前。在2007年區選該黨贏得59席,但到了2011年已經下降至47席。民主黨不斷被「拔樁」,當然會影響到該黨在立法會選舉中「固票」的能力,這在公屋區更是立竿見影。

但另一點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正如前面提到,激進民主派今屆在公屋和居屋區的得票率大幅增加,而剛巧民主黨也就是在這兩種社區遭遇重創,究竟這種此消彼長,是否意味着民主黨的基層票就是流失到激進民主派身上﹖是否草根階層的民主派支持者,正出現一種激進化的趨勢?

民主黨傷口非在中上階層

選舉之後,很多人都說民主黨的溫和路線,尤其是不參與五區公投,以及跟中央協商,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等政治妥協,不得民心,因而讓該黨流失不少選票,但這種說法無疑太過籠統,亦欠缺進一步的階層分析。仔細分析完票站數據之後,會發現坊間一些講法其實是欠缺事實基礎的,至低限度,民主黨在豪宅區的得票率不跌反升,在私樓和中產大型屋苑,跌幅也相對輕微,似乎難以得出中上階層因為民主黨的溫和路線而離棄該黨的結論。該黨要進一步深究的,反而是在草根階層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順帶一提,筆者昨天的文章說漏了一點,公民黨雖然是今屆選舉中在豪宅區表現最好、得票率最高的政黨,達22.3%,但查實公民黨於上屆選舉在豪宅區的得票更高達32.1%,所以今屆其實是失色了不少,在思考上層社會的政治取態時,這一點不得不察。)

(立法會選舉系列之十)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2012年9月20日 星期四

蔡子強:各大政黨不同階層得票率剖析


【明報專訊】過去一星期,筆者嘗試整理今屆立法會選舉的票站數據,探討各大政黨於不同階層社區的得票和所獲支持,結果整理出附表。

新民黨較自由黨能取信於中產

附表中的數據,部分與坊間一向就政黨屬性與階層支持的印象和認知合。例如自由黨作為一個工商界政黨,它的選票和支持者主要來自豪宅區,在公屋區和居屋區表現就較為遜色。

至於另一個以自由黨作為假想敵的中上階層政黨新民黨,該黨主席葉劉淑儀與對方主席劉健儀在選舉論壇中纏鬥不休,兩黨在今屆選舉中同時派出兩張名單在兩區參選,結果有幸有不幸,但如果回歸票站數據考察,兩黨的表現又孰優孰劣呢﹖

從附表可見,兩個定位中上階層的政黨,其實在豪宅區表現相若,成績都頗為不俗,都有超過一成得票;而在公屋這些基層社區,兩黨也恰巧表現同樣未如人意;兩黨表現出較大分野,優劣可判的,其實是中產社區,尤其是大型中產屋苑,其次是私樓區,再其次是居屋區,新民黨明顯較自由黨更獲中產階層支持,前者在大型中產屋苑的得票率甚至是後者的一倍。

如果我們進一步審視數據,會發現新民黨的得票模式並非受葉太一個人所左右,新民黨另一參選者、田北俊的弟弟田北辰,得票模式也相若。在大型中產屋苑,田北辰的得票率為9.7%,葉太為12.3%,至於劉健儀和田北俊,則分別只有5.7%及7.7%。在私樓區,田北辰的得票率為10.9%,葉太為8.7%,至於劉健儀和田北俊,則分別只有4.8%及8.2%。

從中可見,若然要定位為中上階層政黨,並得到發展,單是取悅上層社會並不足夠,還要拉攏到一班比較保守的中產階層支持,我相信這也是葉太一直花心思,在諸如「強拍」、反對外傭取得居港權等問題上旗幟鮮明的原因,她要樹立的就是一條保守主義路線,從今次選舉結果來看,她獲得一定的成功,形象較自由黨更為鮮明。

律政群英的魅力和軟肋

但當然,不是所有的中上階層也是一定保守,有一些也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先行。在中上階層社區最受歡迎的政黨,其實是公民黨。從附表可見,在大型中產屋苑和豪宅區得票率最高的政黨,其實是公民黨,兩者都超過兩成,高踞榜首。以律政群英掛帥的公民黨,對一些中上階層來說始終有它的魅力,縱然其對手仍嘗試在選舉中把兩宗官司再次拿出來「翻炒」和發酵。

公民黨表現最弱的一環是公屋區,得票率不足一成,反映地區工作始終是其弱項,而這正好是建制派直選旗艦民建聯的強項,後者在公屋區反過來拿到超過兩成得票,是表現最好的一環。這也難怪在上年年尾的區議會選舉,民建聯共派出182人參選,當中有136人勝出,選區平均得票率達52.7%,在一眾政黨中屬於高限。而這個佈陣,就成了民建聯在今屆參選立法會時的最佳樁腳。

工黨工聯會各自修行

由李卓人領導的職工盟作為基礎,再加入何秀蘭和張超雄兩位為弱勢社群請命的民主派人士,新成立的工黨今屆首次參選,取得三戰三捷的佳績。工黨,以及由陳婉嫻領軍的工聯會,分別是泛民陣營和建制陣營兩大代表勞工階層的政黨,主打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全民退保等勞工議題。這樣的勞工政黨,其支持者和選票,究竟又是否主要來自草根階層呢﹖

先看工聯會,從附表中可見,它的主要票源,一枝獨秀的來自公屋社區,其次是居屋區,最少是豪宅區,這與一般就政黨屬性與階層支持的簡單推論,可謂十分合。但如果再看工黨,結果卻讓人有點詫異,工黨的票源可謂相當均勻,上、中、下層社區都十分平均,勉強挑剔的話,可以說在豪宅區最弱,但其實差別不是真的很大。

兩個代表勞工階層的政黨,為何會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呢?

首先,在歐美很多民主國家,支持勞工政黨的不乏中產階層,尤其是那些出身草根、因福利和教育制度而脫貧、實現知識改變命運的中產。而香港的工黨更不止於此,李卓人是支聯會主席,代表的是一份對六四、對中國民主和人權,以及對抗強權的擇善固執,至於何秀蘭和張超雄,則一直為同性戀、少數族裔、傷殘智障等弱勢社群請命,凡此種種,都比較符合中產知識階層的價值和信念,甚至是文化口味。於是,在今屆選舉中看到,工黨的支持者便不僅限於草根階層,在中、上階層也一樣有擁躉。

相反,工聯會雖然在勞工問題上一直「企硬」,但在中國、民主、人權等政治課題上卻一直左閃右避,又或者緊跟北京,這讓工聯會不同於工黨,較難取得上述那些中產知識階層的認同。工聯會走的是另一條路,上年年尾的區議會選舉,工聯會共派出50人參選,當中有30人勝出,選區平均得票率達47.5%,在一眾政黨中屬於高限。與前述民建聯一樣,這個佈陣,就成了工聯會在今屆參選立法會時的最佳樁腳。這些樁腳多集中在公屋區,而工聯會又在這些基層社區以地區服務作招徠,也就是公民黨梁家傑所說的「蛇齋餅論」,再加上工聯會的龐大勞工會員網絡,結果求仁得仁,在上屆和今屆的立法會選舉中,工聯會在公屋區都表現突出。

至於激進民主派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又如何﹖相對2008年立法會選舉,票源有何改變?而民主黨在兩屆立法會選舉期間,如何流失選票?篇幅所限,稍後再談。

(立法會選舉系列之九)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2012年9月19日 星期三

盧子健:泛民未來挑戰﹕開拓中間票源


立法會選舉後,民主派一片愁雲慘霧,地區直選所得議席由上屆的19席倒退至18席,而與建制派的差距由19比11大幅縮減至18比17,實際上是拉成均勢。亦有不少論者指出民主派得票率下降,「六四黃金定律」被打破,而這更是在高投票率下發生。這一切令人對民主派的前景充滿擔憂。

民主派自回歸以來便是艱苦作戰,未來確實有嚴峻挑戰,但很多悲觀的判斷是基於不大準確的分析,所謂民主派得票率下降的說法就很有問題。

坊間計算民主派的得票率有多種版本,因為不同論者對如何歸類民主派有不同看法。而不少論者又會簡單化地把一些非民主派的票歸類為建制派,但在這些多種版本的情況下,普遍印象都是民主派的得票率下降。我自己的計算卻未能得出如此結論。

我把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民協、街工和今屆才存在的人民力量、工黨、新民主同盟,和上屆存在而今屆不再參選的職工盟、公民起動、前綫總匯為民主派陣營。這一個大集團在2008年得到超過86萬票,今年則超過98萬票。如果我們把勞永樂和劉千石的票也算為民主派,則兩個數字分別為超過89萬和接近100萬。

泛民建制票數 仍是六四比

至於建制派方面,在2008年,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葉劉淑儀(後來變為新民黨)、梁美芬、龐愛蘭共得票接近60萬。以這個數字和民主派集團加上勞永樂和劉千石比較,大約是四與六之比。

今年,建制派在上述勢力之上再加了謝偉俊,共得票超過67萬,增長大約是11.7%。民主派陣營加上勞永樂得票比上屆增長超過10萬票,增長也是11%多,兩陣對圓,票數仍是四與六之比。

我從來不相信有所謂「六四黃金定律」,但如果有,今屆的民主與建制得票率仍然維持六四之比,與上屆並無分別。

上述是大體分析。今屆投票有幾個明顯現象需要民主派關注,亦對民主派認識未來挑戰有幫助。

第一,上面票數分析顯示,民主與建制兩大陣營在2008年合共得票接近150萬,幾乎是有效票的全部。

今年,民主與建制兩大陣營合共得票接近170萬,但仍有10多萬張票由其他名單取得。在這些名單中,有些或許可歸類為建制,例如在新界西有鄉事背景的何君堯和陳強名單,但也有一些是難以簡單歸類的,例如新界東的方國珊、龐一鳴,新界西的陳一華、麥業成,九龍東的譚香文等。以上多張名單加起來差不多有8萬票,佔了總投票數的4點多個百分點。

第二,如果我們扣除了勞永樂和劉千石的因素,民主派政團陣營的得票增長率更佳,由上屆的86萬多增加至今屆的98萬多,增幅接近12萬票,增長率超過13%。

自由黨失票多 親北京新力量成績佳

可是,如果我們把自由黨和建制陣營中的親北京嫡系分析,親北京建制力量的得票增長率更佳,超過17%,因為自由黨得票由上屆的6.5萬多下跌至今屆的4.8萬多票。

原來北京可能曾經借助自由黨吸納商界、專業和中產人士的票,但由上屆開始,北京已放棄自由黨,改為培植葉劉淑儀、梁美芬、謝偉俊等。他們沒有商人的包袱,有自己專業,手法更出位和敢於民粹,遠比自由黨成功。田北辰由自由黨跳槽加入了這個新的建制專業中產力量。今年新民黨、梁美芬和謝偉俊合共取得超過14萬票,比工聯會還要多,是建制陣營內的三大支柱之一。

第三,前面分析指出,民主派取得的總票數並沒有大挫折,真正慘敗的是民主黨。2008年,當時的民主黨與前加起來有超過34萬票,今年只有24萬多票,流失選票接近10萬。這10萬票流向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機會不大,多數是流向公民黨、工黨和退黨成立的新民主同盟。這3個政團得票正好比上屆增長了超過10萬票。

如果上述推算是準確的話,即是說民主派今年得票增長基本上全歸激進民主派。人民力量與社民連合共得票比上屆增長11萬票,是今屆選舉的大贏家。

無新支持者 民主黨淨流失

選舉的大贏家和大輸家都在民主派陣營內,有什麼啟示呢?就是民主派不單是激進勢力抬頭,而是民主派政團的支持者的光譜重心同時向激進方向移動。與此同時,民主黨未能吸引新的支持者,流失的支持就是淨流失。

這個現象揭示了民主派的未來主要挑戰:如何開拓中間票源?今年民主派得票增長,主要是來自支持激進民主力量的人數大增。我們沒有有關上屆曾支持民主派而今屆不投票或轉投其他人士的數據,其實可能民主派不單無法開拓中間票源,而是流失了部分較溫和的支持者,只不過激進的生力軍更多,使民主派的總得票仍有增長。

前文提及,親北京的專業中產力量在今屆有好成績。他們的任務就是要和民主派爭奪中間票源。民主派不應簡單假設新民黨、梁美芬、謝偉俊等的票只是由西環分配得來,而完全忽視他們的個人條件和努力。事實上,建制派候選人的質素在過去10多年有相當大的提升,反而民主派令人有下降的感覺。選舉會有「鐵票」,但不會180萬張都是鐵票,否則何以今年投票比上屆多了30萬,這是有多方面因素驅動選民往投票的結果。

總的來說,民主派在今次選舉中的議席數目令人失望,但所得票數並非難看,相對於建制派的優勢亦沒有大的變化。但民主派新增票源基本上是激進的支持者,因此民主黨大敗、人民力量大勝,但建制派票源開拓較平均。在嫡系內超過60萬張選票中,龍頭政黨民建聯佔大約一半有多,代表基層的工聯會約20%,而代表專業和中產的新民黨、梁美芬、謝偉俊、龐愛蘭等增加至超過四分之一。這個大趨勢與激進民主派抬頭同樣重要。

民主理念本應為大多數人支持。六成的支持率並無令人特別欣喜之處。如果民主派未能持續開拓中間票源,則隨時連這個支持度也不保。要民主理念得到廣泛支持,則民主派絕對不能放棄中間地帶,這是一個長遠而富有戰略意義的挑戰。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鄭耀彤﹕泛民配票失敗,錯不在長者!




【明報專訊】9月9日立法會選舉,適逢反國民教育運動,引起全城關注。傳媒除了追蹤候選人動向,另一焦點在於報道長者被接載、引導去投票。文盲長者投梁美芬,在網上獲得10萬以上點擊,掌心雷的相片,有近4000人like,2000次分享。是責罵建制別有用心之餘,亦慨嘆長者為「蛇齋餅糉」所蒙蔽。
整體氛圍,是長者無知被政黨操控。看着新聞,盡是大眾對年長人士的迷思與輕視,否定他們的決策能力。
星期一回到中心,與數名長者交流立會投票考慮,他們有以下分享:
「睇下平時見唔見到佢囉,有啲人真係唔知係邊個嚟。」
「個個都話幫你㗎啦,講啫,最重要都係睇佢過去做啲咩。」
「阿邊個對我好好㗎,成日都嚟關照我,佢叫我投X號,無理由唔投。」
綜合近日交談及過去經驗,我有以下觀察:
1. 長者是多樣化群體——在香港,60歲退休年齡多作為長者定義,由60歲到100歲,行動能力、身體狀况、教育程度、經濟條件,有多大分別。若只針對體弱人士,報道他們特有選擇,是以偏概全,將長者標籤為貪食無知的一群。
2. 信息交流,講求直接接觸——除醒目的青老,社區內亦有一群身體較弱、教育程度較低、經濟能力欠缺的年長人士,通常被標籤為「婆仔」、「叔父」。他們不懂得上網面書,亦不容易理解電視新聞快速而煩雜的資訊,面對面的接觸,最能讓他們理解及認識。這是當身體經歷一定程度退化後,回歸到最原始的溝通方法。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有誰願意停下來與他們溝通。
3. 生活空閒,期望與人接觸——人退休後,生活會多出許多時間。子女為口奔馳,往日老友離世,可以交談的人愈來愈少。故此,當有人願意主動接觸,送上關懷,心中滿是喜樂。這份對快樂的追求,很多時會無視背後的目的,哪怕探訪者是為了課餘學習經驗、收集義工時數、或是鼓勵投票。他們所期望的,或許並非那份小小的禮物。真正在意的,是有人關注他,重視他,誠然是追求自我肯定。
請不要埋怨長者不投票給你
老實說,中心個別年長長者亦有投泛民人士,這些長者不是另類出眾,能洞悉政治局面,而是那些獲支持的候選人,過去數年一直用心關注長者議題,時刻在區內,甚至走入中心與他們接觸。那些經常推卻長者邀請的候選人,過去你有重視長者的邀請嗎?你願意花時間與他們直接溝通嗎?
對於有政黨走激進抗爭或中產明星路線,在鏡頭前各顯神通,這是各自的選擇,但在你選擇自己的道路後,請不要埋怨長者不投票給你。因為,是你一開始選擇放棄他們。馬嶽教授講,香港有個奇怪的現象,長者人口不斷上升,選民人數愈見增加,長者議題卻仍然無人關注。我相信,大眾並不認為這群行將就木的人士值得被關注,君不見退休保障討論20年,仍未見寸進。
幸好,今天尚有議員,打着扶助弱勢旗號,走入議會為弱勢發聲。某議員近日在他的訪問表示,「我的議題都是有關公義,令病人有藥、老人家有護理照顧……總之就是說一些很不sexy的事,一些連傳媒都覺得悶的事」。我相信,真心想得到長者支持,要需要正視這些悶爆卻深深影響長者的議題,而不是在鏡頭前表演。
作者是長者服務前線社工

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馬嶽﹕說好的改革呢?


【明報專訊】每一屆選舉民主派各政黨失利,都會說要檢討改革。總說要加強泛民各黨派的團結、說要做好地區工作、訓練新人接班等。

樓梯響了很久,果陀還是沒有來。民主派分裂和互相攻訐愈來愈厲害,區議會的陣地被建制派以極快速度侵佔,今年民主派18名當選的直選議員的平均年齡是53.6歲(最年輕的慢必也原來40歲了)。民主派輸選舉也不是第一次,但我們好像還沒有見到什麼真正的改革。

在抗爭戰線上已遠遠落後

這次「泛民失利」的選舉,雖然明顯看到建制派步步進逼,不斷擴大版圖,但真正輸的民主派政團卻只有民主黨。我沒有聽到其他民主派政團說要改革。民主黨要改革,也許先要弄清病原。

兩年前政改一役,當然會令民主黨流失部分原來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兩年來,中央政府對維權人士愈趨高壓,形象愈來愈壞,中聯辦的各項干預和梁振英上場,令「反對西環治港」成為今年的競選議題。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抗中意識最強的政黨,在今年選舉中表現最好。民主黨兩年前和中央的談判成為更大的負資產。中央在政治上的各項倒退,也令人更難相信兩年前政改方案的破冰,會帶來未來更大的民主進步。

但民主黨沒有反省的,是他們近年在抗爭戰線上已遠遠落後,以及和公民社會脫離,不能在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中起領導作用。隨近年公民抗爭意識抬頭,公民社會成為各類運動的主推者,民主黨在爭取新一代的民主支持者上,已經陷於劣勢。

民主黨的領導層老化

主要原因很多人都已指出:是民主黨的領導層老化。今年民主黨有4名現任直選議員退休或轉戰超級區議會,本來是年輕化的大好機會,但今年準備接班的4位直選候選人,最年輕的竟然是49歲的胡志偉。有些「接班人」比他們要繼承的人年紀更大(例如單仲偕比甘乃威大、黃碧雲又比涂謹申大)。

選戰期間,民主黨候選人經常強調「民主黨紮根XX區廿多年」。到了末段告急,也是訴諸「我們從事民主運動廿多年,你怎麼可以讓我們死掉?」。這給人很強的感覺這是一個「第二代香港人」的政黨,宣傳的對象也只是第二代至第三代香港人,政黨主要的強項都在歷史中,沒有向選民提出任何前景。

筆者不是搞年齡歧視,而是每個人都受自己年代的經驗所局限。這些50後或60後從政者一般對網絡民意不夠敏感,因而回應民間的運動會「慢三拍」。他們經常以第二代中產專業那種「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角度作為行為標尺,結果往往在各類抗爭中不敢越軌,落後於人。他們也過於相信1980年代民主運動承襲的手法,未能脫出廿多年來自己創立的民主運動框框。

民主黨非常強調紮根地區(所以李永達輸後,本能的解釋是「地區工作做得唔好」),因為香港1980年代民主運動「起家」的經驗,是透過地區民生工作,以選舉作為載體,推動居民作政治參與,以此教育市民如何透過民主參與改善民生,並且透過參選獲得資源、建立據點,作為進一步推動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基礎。

到了今天,我仍然認為這類地區工作對民主運動是重要的。很多社會矛盾都是「在地」的,往往要回到社區解決,地區據點也是政團接觸和組織群眾的基礎,如果放棄的話只會讓建制派不斷擴大其版圖。議員辦事處的資源對民主派也仍然重要,但時至今日,這套模式明顯出現極大局限。第一當然是地區選舉面對建制派的強力挑戰,在資源遠遠落後下,倚賴地方議會議席建立群眾基礎,未必是可以「永續」的方法。第二,在網絡和新媒體年代,「非在地」的認知動員(Cognitive mobilization)愈來愈重要,對新一代選民而言,傳統民生議題和地區工作的吸引力下降。第三,議會在推動社會變革和抗爭上,相對於公民社會愈來愈不重要,只是政制設計上其中一個可以用以制衡政權的位置而已。民主派政黨如果將太多資源放在地區選舉和議會,而與公民社會脫節,其影響力必然逐漸減退。

香港民主派政黨從公民社會中來,但自1990年代進入立法議會後,逐漸與公民社會脫離。真正民主的體制中,政黨乃選舉機器,不需帶領運動,但香港的議會真正能促成政策改變的能力不強,在香港半民主的體制中,不少民主派選民仍然期望民主派政黨帶領民主運動和各類抗爭。在面對保守強硬的政權時,如何連結議會、地區網絡和公民社會,是未來民主運動的重要思考課題。

必須全面而深入地年輕化

對民主黨而言,改革方向明白不過:必須全面而深入地進行年輕化,讓比較接近年輕人和公民社會脈搏的一代思考和引領運動和政黨路向。(年輕化其實不保證成功,但不年輕化一定死翹翹。)其他泛民政團其實好不了多少:今年18位泛民直選議員其實只有4人是50歲以下,也談不上有什麼新星。何俊仁在選舉後對傳媒表示下一屆所有老將會不再參選,我第一個反應是:「聽住先。」年輕化的主張過去都常有提及的,我只希望我兩三年後不需要把這篇文章拿出來「翻叮」一遍。


2012年9月17日 星期一

蔡子強:配票成功救不了李永達2012版


【明報專訊】昨天以票站選票數據來說明,今屆民建聯的分拆名單和分區配票異常成功。

選舉翌日,在點票中心,被記者包圍,追問民建聯為何能如此神乎其技,主席譚耀宗稱,分拆名單和配票的做法是「學對手,唔敢話自己最叻」。他指的對手其實是民主黨。

譚耀宗並不是故作謙虛,他說的是實話。過去10年,有看開筆者在《明報》撰寫立法會選舉選後評論系列文章的讀者都會知道,筆者早已指出民主黨在新界西和新界東的分拆名單策略以及分區配票技巧,並且每一次都以票站選票數據來印證其功效和成敗。

民主黨是分區配票的鼻祖

事緣2000年立法會選舉,受到李卓人及梁耀忠前一屆分拆名單參選最後雙雙勝出的經驗所啟發,當屆民主黨為了奪得新界西3個議席,因此亦分拆3張名單參選,分別由李永達、何俊仁及陳偉業3人領軍。為了使選票較平均地分佈在3張名單上,以同時提高3張名單的勝算,民主黨採用了劃分「掘票責任區」的方法,把葵青及離島分配給李永達,屯門及元朗鄉郊分配給何俊仁,至於荃灣、元朗市中心和天水圍,以及1.5個屯門區議會小選區,則分配給陳偉業。每位候選人負責集中火力在自己所屬的責任區內拉票。雖然街板及海報仍舊可以在整個新界西懸掛及張貼,但3人只可以在所屬責任區內企街、洗樓、派單張及寄上選舉郵遞廣告,不可以未經批准而跨區宣傳。結果,李永達、何俊仁及陳偉業3人,分別在自己負責的葵青、屯門及荃灣取得近七成半、八成半以及九成之選票,民主黨的配票策略可說是做得空前成功。從此之後,民主黨在往後幾屆立法會選舉,在新界西和新界東都分拆名單和分區配票,成績都頗為不俗,詳細的選票數據,可翻查筆者以下的舊作:

2000年9月27日,〈配票成功救不了李永達〉

2000年10月23日,〈無地區基礎 配票亦有效——評民主黨新界東配票策略〉

2004年9月15日,〈民建聯非大勝 民主派非大敗〉

2008年9月12日,〈公民黨與民主黨的兩條道路〉

民主黨今屆分區配票成績

那麼今屆民主黨的分區配票,成效又如何呢﹖

該黨的分區配票指示如下:

新界西

李永達——葵青、荃灣(不包括荃景圍)、離島

陳樹英——屯門、元朗、荃景圍

新界東

劉慧卿——西貢、將軍澳、大圍(大圍火車站一帶、美林、新翠、顯徑)【區議會選區:R12-19】

蔡耀昌——大埔、馬鞍山(包括濱景花園)【區議會選區:R23-34】

黃成智——北區、沙田(包括沙田第一城、秦石、沙田市中心、新田圍)【區議會選區:R01-11,R20-22,R35-36】

註:1. 根據以上劃區,3名候選人各自所獲分配的選民人數約為29萬

2. 新界東各選區於選舉前一星期全面開放予候選人自由宣傳

附表1、2揭示了有關結果。從附表1中可見,該黨在新界西的分區配票工作其實已算頗為成功,屈指一算,撇除了混合開發的荃灣,李永達在葵青和離島分別拿了民主黨九成三和八成二選票,而和他知名度相差一截、原先打算承接何俊仁根據地的接班人、李永達的太太陳樹英,在屯門和元朗也分別拿了民主黨七成八和七成三選票,已算有交代。

上次輸了給梁耀忠,今次輸了給余若薇

12年前,我曾經在2000年立法會選舉之後,為當時李永達的敗陣把脈,寫了一篇〈配票成功救不了李永達〉,指出當時民主黨的配票工作已算頗為成功,李其實是輸了給梁耀忠,李在葵青流失了大量選票給梁,注定了其敗北命運。

12年後,再為今次李永達的敗陣把脈,情亦大同小異,只是梁耀忠換了是強力吸票機余若薇,余若薇由最初被懷疑是否真心希望當選,到後來不斷告急,從其他民主派戰友身上扯走大量選票。

撇開何俊仁的接班人陳樹英,以及左翼選票大量增加的陳偉業,兩者不談,其餘3位民主派原議員李卓人、梁耀忠、李永達,3人得票率分別由上屆的10.6%、10.7%、11.5%,下跌至今屆的8.2%、8.8%、6.6%。當中無疑以李永達的跌幅最為顯著,但3人得票率都被余扯低,卻是顯而易見的。

那麼李永達又是在哪些階層流失選票的呢?

從表3可見,李永達在不同階層的得票率均大幅下降,當中以私樓區又較公屋區更為嚴重。稍後我們再分析各個政黨於不同階層的表現時,會看到公民黨的強項弱項,這裏且暫時透露,公民黨的強項在豪宅區和大型中產屋苑區,再其次是私樓區,較為遜色的是公屋區。

有趣的是,李永達的選票流失模式,與民主黨的整體其實並不合,這或許暗示了余若薇的獨特影響。

分拆名單參選的雙重難度

作為一個總結,政黨分拆名單參選,能否順利奪得議席,配票成功與否,當然是關鍵,但另一個不能忽視的,便是該黨對自己選票份額「那塊餅」大細的估計是否準確,一般來說當然是以上屆得票份額作為一個估算的基準,但如果在兩屆選舉期間出現大量流失選票的情,如民主黨今屆在新界西的情,那就隨時會弄巧成拙,想加反而得減。這也是分拆名單參選的雙重難度所在。(立法會選舉系列之八)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2012年9月16日 星期日

傻強:立會選舉無間道 ——配票機器是怎樣煉成的


【明報專訊】表面上看,今屆立法會選舉建制和泛民陣營都一片混戰。事實證明,互相搶票的只是泛民陣型,建制派的配票手法已是爐火純青,背後分票策略有條不紊。在五個區中,王國興、梁美芬、謝偉俊和梁志祥都得以掃走末席,基本上都是選舉當日下午四時後,組織將已能穩奪一席的候選人選票,過戶給他們。

2007年泛民在區議會選舉大敗,一篇「區選無間道」(編按﹕原刊於2007年11月25日「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詳述了建制派選舉機器之厲害,掌握選民資料之精細,在此不贅。跟該文受訪者一樣,我也是一個在建制派工作的民主派,今次讓大家看看我方陣營資源之豐厚,實在是想告訴大家一個可悲的事實——這個選舉遊戲實在是泛民玩不來的。

「阿爺」不在西環

配票要成功,重點在統一指揮、資源調配得宜。是次港島區選舉的操盤人是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我們覲見「阿爺」,不在西環而在上環中旅社,人稱「大樓」。各區部長作風不同,吳部長為人較開明講道理,是以港島區的選舉操作也較為審慎而不張揚。
抱歉我只能稍為「露一手」,拿出來的是中資機構的義工分配圖。光是港島區,已達29間公司、共533人參與。中國銀行最人強馬壯,派出150人,其次為中旅社、廣控和中國海外,各派出40人。

中資機構只是一例,其他數以百計的地區組織、社團協會也有類似分工。在街站幫忙只是表面的工作,他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向身邊的親友拉票,有些地區領袖可影響區內數百或過千張選票,即等於一個中小型政黨的黨員人數了。除了地區選民,我們當地區工作的,還會收到功能組別選民的資料,同時為功能組別的候選人拉票,可見這一局棋的棋盤有多大。
工聯會的王國興今屆空降港島,形勢不佳,獲派義工160人,比「非直系親屬」葉劉淑儀多一倍。鍾樹根獲派義工數目第二多,達152人,可見組織一開始就沒打算要棄鍾保曾(順便一提,這也證明了自由黨確實不是自己人)。結果,東區山寨王鍾樹根以三萬多票高票當選;相反,葉劉淑儀由上屆六萬多票,「被流失」至今屆只得三萬票。究竟是阿爺強搶,還是她的實力從來沒那麼高,真的只有阿爺才知道。
事實上,建制派內裏非人人聽話。一向自視甚高的葉劉淑儀,認為公民黨在外傭居權案一事上失票甚多,這些票若非過戶給她,難道是給鍾樹根?所以,她的目標一直是在港島取下兩席。不過到了選舉後期,葉獲派的義工愈來愈少,而鍾的攻勢則愈見強大。正如希臘神話的悲劇英雄一樣,天神的旨意豈是人力所能改變,最後鍾的得票比她還要多,未知她心裏有多不是味兒了。

建制派中人也眼紅民建聯

拉票活動也是組織規劃好的。有的叫「共同開發區」,即可多於一個建制派候選人到該區拉票,有的是「專屬區」,只准一位候選人拉票,誰僭越他區,會馬上收到指示要略為收斂。紀律嚴明就是統一指揮的精髓。曾鈺成主要在中產票倉中西區和南區拉票,鍾樹根則完全不沾手這兩處,效果跟最近報章分析票站得票率的情况不謀而合。不過,建制派內部也有人認為組織資源分配不公,偏幫民建聯。先不說陳婉嫻在超級區議會中被李慧琼強搶選票,平日民建聯常常自恃是龍頭大哥,搶最多的資源,街站要霸最好的位置,其他旁支只能認命。
無論配票機器如何精密,說到底,也要選民配合才可成事。為什麼他們就不會「食窮民建聯,票投XXX」呢?我相信,建制派支持者中因政治立場而希望泛民大敗的,只佔少數,更多人投建制是源於對政治的冷漠與無知,建制和泛民在他們眼中根本毫無分別。泛民打着民主、核心價值等旗號可令十萬人汗流浹背遊行一整天,卻敵不過幾十萬人投下無所謂的一票。他們除了是敗給阿爺的選舉機器,也是敗給一班政治上毫無立場,或裝睡、或沉睡的市民手上。

積極一點想,阿爺既已掌握選舉必勝法,香港離普選不遠矣。

編按
本刊就此文章內容致電中聯辦查詢,職員確認有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其人,至於中聯辦及吳仰偉有否介入統籌建制派的選舉配票工程,職員以周六沒有人上班為由,表示無法找到同事回應相關問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晚上回覆電郵時則表示﹕「你所說的事情我從未聽說過。眾所周知,香港的選舉是特區內部事務,中聯辦不會干預。」

文 傻強

2012年9月12日 星期三

蔡子強:改革選舉制度 減輕策略性投票


【明報專訊】今次選舉的其中一道奇特風景,就是很多候選人的戲劇性「高開低收」,又或者「低開高收」,讓人懷疑出現了大量的「策略性投票」。

以今次超級議席為例,當一個月前港大鍾庭耀的滾動民調開始時,泛民3位候選人的民調支持度,順序是何俊仁、涂謹申、馮檢基,這大致上與大家的政治常識合,而3人的距離亦相當顯著。但隨輿論焦點慢慢集中在處於出局邊緣的馮檢基,而他也打出為民主派力爭取最後一席的宣傳口號之後,筆者身邊不少人便開始討論是否應把手中一票策略性投到他身上,為民主派力爭3席,而同一時間,馮的民調支持度亦徐徐上升。到了選舉前個多星期,馮的民調支持度甚至超越涂謹申,於是弄出涂在鏡頭前含淚告急的一幕,並在報章大賣告急廣告,後來又輪到涂的民調支持度出現反彈,但最初原本顯著領前的何俊仁卻反而急墮,岌岌可危,導致在選舉論壇一直堅持沒有告急的他,也在最後兩天,呼籲支持者不要再分票。結果,涂謹申當了票王,何俊仁則戲劇性的墮至馮檢基之後,成了泛民三子之末,只能拿到5席中的末席,讓人為他抹了一把汗。

類似的情一樣發生在建制派身上,陳婉嫻本來在民調中遙遙領先,眼看將成「超級議席」的票后,但經李慧和劉江華持續告急之後,陳婉嫻最後也是急墮,只能拿到第4席。李慧反而戲劇性的升至建制三子之首,拿了5席中的第2席。

兩個例子都讓人聯想到,出現了大量「策略性投票」。所謂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便是指選民情願犧牲了自己真實的投票意願,改為投票支持自己其實並非最為擁戴的候選人,以期取得更為理想的選舉結果。最簡單的例子,莫如是選民覺得自己原本最支持的候選人或是「贏梗」或是「輸梗」,為了避免自己手中選票遭浪費掉,便改為投票支持另外一些形勢較為吃緊的候選人。在台灣選舉中,這便是所謂「棄保效應」。

這些策略性投票,有些是由政黨通過有系統的選舉工程所策動,例如陳婉嫻便連日投訴民建聯「」她的票,通過打電話等方法向工聯會會員傳達「嫻姐」已經夠票的信息,叫他們轉投排在榜末的李慧。另外一些,則如泛民的支持者一般出於自發,自己看到如港大滾動民調的結果,自行因應各候選人的勝算改變自己的投票決定,例如本來心儀的是何俊仁,卻最後把票投給涂謹申或馮檢基,但求泛民能夠全取3席。

這樣的情一樣發生在地方直選之上,於是不少泛民候選人氣急敗壞,甚至含淚哭訴,呼籲支持者不要輕信民調,以為自己已「贏梗」,把票轉至其他泛民候選人身上。類似情發生在泛民的候選人身上較多,反映相對建制派而言,他們的選票較為「fluid」。

市民缺足夠資訊作策略性投票

政治學者通常都不會建議市民作策略性投票。事實上,選民根本缺乏充足的資訊去判斷究竟哪位候選人正處於優勢,哪位劣勢,或哪人剛處於邊緣位置正在告急。選民充其量只是按媒體公布的民調結果,或候選人政黨的告急呼籲來判斷。但民調結果已經多次出現嚴重偏差,而候選人的告急呼籲更可能只是選舉策略、幌子,選民根據這些信息作出策略性投票,都有可能弄巧反拙,令到原本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勝算受損。

另一個問題是,即使這些信息在當下屬於正確,但當選民開始決定行使策略性投票後,圖像便開始遭到扭曲。策略性投票的弔詭是:太少人這樣投票,對選情根本幫助不大,太多人這樣做,卻可能弄巧反拙,但如何才算得上是適中,則往往是事後才可出到孔明。

所以有時候問題並不是出於民調不準確,而是民調嘗試描述的,並不是一個被動、靜止的世界,選民反過來會按民調的結果來調整自己的投票決定,所以民調便陷入一個類似「測不準原理」的弔詭,民調專家的工作亦因此變得吃力不討好。

學者不建議市民作策略性投票的另一原因,便是它會扭曲了公眾意願的表達,政黨及候選人的得票,再不能反映其政策及政治取向受選民認可的程度。舉個例,如果李卓人因策略性投票而流失大量選票因而丟掉了議席,就會讓政府低估了公眾對最低工資等政策的支持程度。

但規勸還規勸,在今天港式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之下,如果泛民或建制陣營想最大化自己的議席數目,就得最有效率地使用自己的選票。最大餘額法懲罰大黨,若然大黨以一張名單參選並希望以此拿到兩個或以上的議席,就如今屆公民黨在香港島及新界西一樣,它就得耗費「額外」的「餘額票」才成,平均起來,較小黨拿一個議席所需的選票為多,這有利於小黨從大黨身上搶走議席。

面對如此一種對大政黨具殺傷力的選舉制度方程式,大政黨如果希望在選舉中能扭轉劣勢,避免額外喪失議席的話,它只有一條道路可以選擇——分拆名單參選。這是14年前引入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時我已作出的預言,到今天可謂完全應驗。

但政黨分拆名單參選,會讓選情十分混亂,策略性投票進一步增加,選舉的不確定性倍增,但在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之下,他們差不多別無選擇。

「漢狄法」更普及更簡單

14年前我亦提出過,比例代表制變種繁多,除了最大餘額法之外,常用的還包括漢狄法(d' Hondt method),後者不單較為簡單,而且在世界各地亦更為普及。在漢狄法下,每份參選名單排名第一的候選人,便可獲分配該組總得選票的全部,第二候選人則獲一半,第三獲三分之一,第四獲四分之一,餘此類推。最後,檢視所有參選名單,按各候選人所獲分配選票的多寡,再行分配議席。

在漢狄法的計票方法下,大黨想一張名單取得第二個或更多議席,不會受到「額外」「餘額票」的懲罰,政黨根本沒有需要分拆名單參選,這會減少選舉中參選名單的數目,讓選情沒有那麼複雜,亦有助減輕策略性投票。

我們不能阻止選民策略性投票,如何運用手中的一票是他們的自由,但我們可以改革選舉制度,提供一個讓他們不用那麼傷透腦筋去進行策略性投票、減低選舉中出現陰差陽錯的選舉制度。而且由最大餘額法改為漢狄法,那只是計票方法的改變,是比較小的手術,不是把比例代表制推倒重來,是在2020年取消功能組別為選舉制度大翻新之前,也可於2016年進行的小手術。(立法會選舉系列之六)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沈祖堯教授開學禮致辭


沈祖堯教授, SBS

2012至13年開學禮
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
2012年9月10日

新學年伊始,我謹在此代表全校師生,歡迎你們加入中文大學,成為中大一員。

今年是香港高等教育史上很特別的一年。我甚至認為它是一個歷史時刻和範式轉移。中大自1963年創校起就實行的四年制,今年終於獲香港教育制度認同。1989年大學教務會就《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發表聲明,說:「中大素來認為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教育制度是最適合香港的,而這種學制不一定比『五加二加三』學制更昂貴。」經過二十三年的爭論,我們終於重回正軌。

現在本科生多了一年在校時間,應該怎樣利用?

幾個禮拜前,我在網誌中說,校園流傳一句話:「認真,你就輸了。」大學生從小學、初中、高中一路走來,經歷過無數公開考試,身經百戰,最終獲得入讀大學的資格,因此校園就盛行一種觀念,認為大學生活,是時候喘一口氣,放鬆一下,好好玩一下。他/她應該選一些可輕鬆過關、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在大學的這幾年應該好好享受,晚上在書院宿舍開開派對,為辦學生活動開開會,通宵達旦,在所不計。如果還有空餘時間的話,最好找份兼職工作,確保自己有穩定的經濟來源。

對此我另有看法,我的看法是,如果你選擇在未來三、四年「放輕鬆」、「過好日子」和「捨難取易」,你的大學生活就白過了。以下我提出幾件事,看看你們在未來幾年的校園生活裡做不做得到。如果你至少肯嘗試去做,你的大學生活會更豐盛,你的未來會不一樣。

每個月讀一本書,一本與你的主修科目無關、與你的專業無關的書,一本讀完也不會拉高你的GPA分數的書。任何題材的書你都應該讀。讀一本歷史書吧,我們所有人都要從錯誤中汲取教訓。讀一本關於世界局勢的書吧,地球只不過是一條小村落而已。讀一本心理學的書吧,人心這本大書要難讀得多。去讀關於人類文明的書,讀攝影的書,甚麼書都去讀一讀,用甚麼語言寫的書都去讀一讀。你的生命會更豐盛。從本學年起,我們的圖書館二十四小時開放,好好利用它。
每年至少認識一位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朋友。你的班上或者書院中有國際生、內地生,你應該認識他們,跟他們交朋友。帶他們去一家好的中菜館(或者你家),吃一頓晚飯,看一場音樂會,帶他們去行山,帶他們遊覽香港,逛我們的歷史博物館,向他們介紹我們的文化和社會。反過來,請他們與你分享他們的文化和歷史,他們引以為傲的事物和面對的問題。嘗試學他們的語言(韓文、日文、西班牙文、德文,當然還有英文),教他們講廣東話。他們會告訴你,廣東話很難學,他們的語言容易很多。
在書院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無論你是宿生還是走讀生,都不要錯過與書院同學一同生活和享受生命的機會。至少參加一次他們的服務之旅。學習團隊的工作方式,這個團隊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組成,成員是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男女,大家不會互相競爭。在你未來人生中,說不定這個團隊會幫你一把,沒有人說得準,對吧?在書院裡,你會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如果你照我的話做,接受我的建議,畢業前就會讀完三、四十本書。會了解三、四種不同文化,會講幾種語言,對世界事務也開始有所了解。你會喜歡與人合作,而不是人爭我奪。你的世界會更廣闊,而不只局限在維多利亞港兩岸。你會更懂得待人接物,更擅於隨機應變,人緣也更好,每個人都樂於和你交朋友。未來發展事業時,你會更有本錢遨遊四海。在世界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工作、發展事業和建立家庭。

各位,我上述所說的幾件事,如果你能認真去做,你的大學生活不但不會浪費,還會是你成長過程中最無法忘懷的歲月。

周俊輝:當周俊輝遇見路上仆倒的婆婆


週一, 2012-09-10 23:25 — Y.K.





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一直被缺席率屢創新高的霍震霆壟斷,今年他終於退下來。界別首次有3名候選人競爭。一如所料,被指有建制派背景的馬逢國以1106票當選。以477票落選的周俊輝雖敗猶榮,他和一班團隊嘗試為這界別打破缺口,高舉「文化權利」。下文轉載自其Facebook。他憶起拉票之際,一位婆婆誤會他是「議員」,希望他修平道路,好讓長者不易跌倒,令他反思文化和民生的關係。

上星期日,我在旺角西洋菜街擺街站,以藝術家參選立法會的身份在鬧市寫生,告訴市民文化體育不是有錢人的專利,人人有份,我們要爭取自己的文化權利。

大概畫到五點,有個老婆婆在路邊仆倒,旁邊一個在派傳單的阿姐把她扶起,給她拿了張接椅坐好。很奇怪,她一直指著我,「議員呀議員」我們的對話就這樣開始。她拿起褲管指著膝蓋和地磚說:「別說什麼文化、別說什麼國民教育。你關心一下我們老人家好嗎?你看路凹凸不平,我剛才砰的一聲就仆倒,仆得好大聲呀。說文化說教育,不如修好條路先。」然後她重覆了十遍。

那一刻我很懷疑自己所做的。對的,在電台電視跟蕭先生、馬先生辯論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論點。但我望著老婆婆紫青的膝蓋時,我很懷疑自己花了那麼多光陰所做的藝術、花了那麼多精力所做的選舉,對受傷的老婆婆真的有意義嗎?

那天那幅畫我沒有完成。

畫一幅畫能讓世界更美好嗎?不。我想這殘酷的答案令很多創作人都很氣餒。一個倒霉的藝術家可能窮盡一生都得不到認可;一個走運的藝術家可能藉著作品名成利就,在歷史中留下痕跡,但老婆婆還是因路凹凸不平而仆倒。所以我作為一個藝術家參選,是希望將我十分重視的文化觀點從象牙塔帶到實際市民生活當中。希望我的文化專業知識能令我土生土長的香港更美好。但老婆婆還是因路凹凸不平而仆倒。

但是老婆婆尚有派傳單的阿姐把她扶起,尚有她口中不是議員的議員照料傷勢。大家可仍記得去年佛山小女孩悅悅被汽車輾過後,有十八個路人經過沒伸出援手。那是荒謬的,那十八個路人要被繾責,但亦要被同情。在那充滿謊言的世界,伸出慈悲援手隨時會引來禍端。他們都習慣了一個血淋淋的身體其實是造假的。為什麼今天我在高呼撤回國民教育,不單是洗腦不洗腦的問題,而是我們不希望香港的學生被迫成為那十八個路人。當小孩學懂口是心非、活在謊言的世界,我們將會失去勇氣去扶起一個受傷的人。

在今天選舉結果公佈時,我想藉此機會對那位老婆婆說,我們做創作的,未必能修路;我作為立法會參選人,未必能帶給你即時的好處。但我相信這些一點一滴的努力,就像一塊一塊的地磚,鋪成一條更好的道路。我們不希望有人跌倒受傷,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發展為先的城市裡,有更好的制度讓我們有文化素養,有勇氣去扶助受傷的人。

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比例代表制正式玩完,建議修改選舉辦法。



比例代表制精神是民意支持度與所得議席相約。但現時最大餘額法下可以看到港島得票30K得一席,但雙倍票得70K都只得一席,達不到比例代表制的原意。

比例代表制名單制的設計是投黨不投人的,因此亦應能鼓勵政黨政治。但因上述1的原因,政黨希望在最大餘額下偷雞,公民黨外民主黨及民建聯今屆都分拆名單,今屆結果亦表明第二名單的候選人無可能勝出,名單變得完全無意義。

比例代表制其中一個好處是期望選民無需考慮棄保下,投最心儀的候選人,達至最反映民意的議會結果,但基於1及2,市民現時自行配票,減低了議會代表性。而且沒有組織及正確資訊下,配票多會失敗,引致今屆泛民990004票/18席;建制683890票/17席 的不合理情況。

2012年9月7日 星期五

葉健民﹕沒有進入議題的選舉政綱


【明報專訊】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最大特點,是大家都沒有真正進入議題,沒有認真地去思考討論公共政策,也沒有為大眾提供解決問題的選擇。

這種情,也許從來如此,只是今屆各路人馬的競選策略,完全重姿態而缺乏內容,低劣程度實在令人無話可說。競選工程的重點,似乎只在於嘴臉鬥囂張、用詞鬥惡毒、互翻舊帳、互指誰更可恥。網上熱傳、傳媒爭相轉載的所謂「精彩」場面,只是誰人動了真火破口大罵,又或者論壇主持人成功設下陷阱,令候選人洋相盡出的情狀。有人大概認為立法會早已淪為橡皮圖章,制度已完全失效,直接行動公民抗爭才是出路,既然如此又何須太認真?社會運動當然可以左右民情牽引輿論,但立法會依然在公共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關鍵作用。所以對於選舉,我這類頭巾氣重的書生還是有點基本要求。我固執地相信,選舉的意義在於為社會提供不同政策主張的選擇,容許市民決定哪一種才是最佳的解決問題方案,以選票去顯示主流傾向,為未來政策抉擇奠下理據基礎。所以,容許我天真地相信,理想的選舉,政綱的比併理應是關鍵,個人的質素反而是次要。

政綱的比併理應是關鍵

大小政黨當然各有政綱,人人都有長長清單羅列各種主張,但這種近乎聊備一格但求人有我有的所謂政綱,其實只有姿勢,卻沒有背後分析。持續發展、優質生活、公平公義、關顧弱勢、人權法治、監察政府等等大道理,不管是建制派、保皇黨,抑或是激進泛民獨立人士,人人都會琅琅上口,大聲疾呼,但在這些誓神劈願、歇斯底里的叫罵後,如何落實這些理想,當中所牽涉的深層辯論,大部分候選人卻交了白卷。但過去幾年,社會出現了連串的大型抗爭,其實已產生一些新的訴求,強烈要求社會要認真思考有關議題,但不幸的是這些議題只成為政客的競選口號,大家似乎並沒有興趣去進入議題,切實探討解決方案出路。

所謂進入議題,不單要求表態擺位,而是要認真陳述有關立場的理據所在,敢於觸及相關問題的爭議性環節,坦率地去分析要落實有關主張社會要付出的代價和成本。具體來說,各大政黨都沒有認真地處理以下幾個重大議題,包括:

(一)地產霸權——大家自然關心樓價過高,上樓困難,也對地產商賺盡一分一毫表示厭惡,但除了原則性地強調要以普選杜絕官商勾結、以復建居屋去壓抑樓價,又或者沒頭沒腦不問情由去認為「港人港地」是靈丹妙藥外,沒有多少人提出過要從財政結構上入手,例如以擴闊稅基、改良稅制等從根源上去減低政府以至整個經濟對土地買賣收益的依賴。最簡單的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沒有經濟結構改變,政治權力再分佈又如何說起?

(二)有為政府——近年冒起的一種思考方式,就是認為政府回購是解決難題的良方。屋小商戶受苦,所以要回購領匯;交通費用昂貴,所以要回購兩隧;鄉郊土地保育,也應由政府出資收購私人土地。大小政黨主張回購的最大理據,是政府庫房充裕,完全負擔得起,但其他相關的考慮,似乎我們並沒有認真想過。政府有錢回購是一回事,是否能有效管理相關資產又是另一回事,但假如我們經常把官僚無能、監察無力掛在口邊,信口開河地認為收歸國有便能解決問題又是否有點不負責任?市場與政府的合理平衡,如何取捨怎樣劃界,還要一個更深入的說法。

(三)城市規劃——由菜園村、天星皇后以至新界東北規劃,城市規劃成為了近年社會的重要焦點,這當中揭示了逐漸成形的新價值觀念、對現有制度程序的不信任和對中港融合過程的抗拒疑慮。我們有必要深入討論一連串的問題:例如如何落實對規劃過程的優化要求(如何促使規劃決策更民主開化?如何引進更嚴格的環評機制,代價又是什麼?)如何看待新的發展模式(永續農業作為一種生活態度,還是可行經濟選擇?大家是否接受農業發展作為新界土地規劃的優先考慮)?如何在加速融合與承受能力中取得平衡(如何做到雨露均澤,令各階層公平地分享融合所帶來的好處?又或者假如真的放慢融合腳步,公眾又是否願意承受可能出現的經濟增長放緩)?

整個選舉令人氣餒的地方,是各路人馬只是集中火力去動員公眾心中的各種恐懼和憂慮(搞亂香港、不斷內耗、拒絕赤化、經濟倒退、西環治港等等),提出陳義甚深的最高綱領和迎合大眾的口號,大家都似乎事事關心急民所急,但其實彼此都在迴避問題核心,敷衍了事。這種盡訴心中情式的政綱,也許能安撫一下港人當下的困苦心情,但我們的社會實在已經走到了一個危急關口,太多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急需馬上解決。單靠重複口號又或者只求「反倒退」的思維,實在已不能回應時代需要。

9月9日,我們將一如以往去按自己喜好去判斷誰是「好人」、「壞人」,投下神聖一票,但對於如何解決當前面對的一連串問題,保皇黨也好,民主派也好,並沒有為我們提供什麼出路。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新力量網絡Facebook專頁連結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2012年9月3日 星期一

陳景輝﹕什麼「激進抬頭」?

什麼「激進抬頭」?
【明報專訊】電視箱傳來了選舉論壇的鬧爆聲。那裏存在分不清的人聲交疊,叫罵者眾。很多時候,大家都聽不出問題也找不着答案,更遑論真知灼見的論辯,只剩下候選人的叫囂:「我未問/鬧完,你同我收聲!」與其天真地以為選舉論壇是讓人說理的「沙龍咖啡廳」,倒不如說是一場罵娘的比併,看看誰能更快手起刀落,劈下對方頭顱。印象最深的是九龍東選區黃洋達質問陶君行:「民主黨是否你同路人?」電光火石之間,陶君行只重申傳統建制派才不是「同路人」,語帶猶豫的他彷彿處於下風。然而,泛民陣營內的敵友之辨,「咄咄逼人的結論」真的比「小心翼翼之猶豫」更好嗎?
正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陶君行的遲疑正好反映出激進路線新近的分化與異變。這更能說明所謂「激進抬頭」(蔡子強語),意味的再不止是掃枱掟蕉拉布的「行動升級」,矛頭也不僅指向權貴,而是一種內鬥意識的抬頭和蔓延,矛頭逆向針對泛民陣營以至公民社會。讓我嘗試把問題梳理清楚。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面對被指日趨保守的民主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莫不予以激烈批評,因而,兩者皆非民主黨的同路人——一方強調協商而另一則相信抗爭,這方面該無疑義。但關鍵區別在於,「非同路人」並不等於「敵人」。「非同路人」只是「道路不同」的人,惡劣一點是抄捷徑或行歪路,各方可以側目、爭議、競逐與互批,但到底不是「敵人」。從定義上說,「敵人」是需要消滅的,更進一步,哪怕是敵人,也得區分主次。也就是說,真正的混淆並非弄不清「誰是同路人」,恰恰相反,它是種無分場合渲染敵意的政治錯亂,將「非同路人」跟「敵人」混為一談,於是一再引發荒謬:與攻擊建制派相比,更常見的情况是,人民力量臭罵泛民之力更狠更毒(包括工黨、公民黨和社民連),而在之前的區議會選舉,他們更寧可讓建制派勝利,也要將所有民主黨拉下馬(部分是年輕進步派,參與五區公投和反高鐵運動等)。怪不得,人力同時給人別上「民建聯B隊」的綽號吧。很弔詭,草率樹敵的真正效果,卻是為真實敵人做出了掩護(如建制派)。整個民主派忙碌於虛假鬥爭,而任由敵人逃之夭夭。這是激進思維中天堂與地獄之辨。
過去,激進運動的前輩常常提醒,如果你自命激進,那就預備好付出百倍的努力。畢竟,保守常識已盤據於大眾的腦海,而你所屬的陣營經常處於下風,主流社會往往視為「異端」。激進派需要的不是廉價自滿,而是創意、耐性、勇氣和團結更多的人。譬如說,別人拖後腿,當然可以批判,但不可忘記,他們也是有待你去說服、感動和團結的民眾之一。身為激進派,背後需要一份信念:有一天,所謂根本變革,不再是「少數人」的奢求,而是「多數人」願意一同奮力的事業。激進派的任務,就是克服其間的距離,而非沾沾自喜於一己的覺醒,以及跟他人的距離。但今時今日呢?人們彷彿墮進了非友即敵的怪圈,意見不同者常被罵得體無完膚。某些人雖如蒙受感召般以「激」為尚,但常民大眾則更為誤解和抗拒,結果是:激進派永遠無法贏得多數人的支持。我知道,在比例代表制下,這種定位縱然得票率低但卻不愁議席。現實更是,中間派統統被辱罵成小丑也絕不打緊,只要激進派一直穩據小眾市場便可,網台和棟篤笑保證生意興隆。但對不起,這種漫無目的踐踏他人的所謂激進,也同時踐踏了激進的理念和希望,到底不過是一盤天下為私的生意罷了。
也許,「激進抬頭」來自於對傳統民主派的失望,但卻變異出了一隻民主為名的怪獸,這叫我想起魯迅的話:「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陳景輝

2012年9月2日 星期日

曾榮光:《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批判

【明報專訊】7月28日教育局長吳克儉公開聲稱,「看不見有任何理由需要撤回國民教育科」。對於吳局長這個向「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代表以至全港市民提出的質詢,作為香港教育工作者的一員,本人實覺得責無旁貸,要從學理上回應吳局長的質詢,以下就是本人看見,但吳局長似乎看不見,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簡稱《課程指引》)中出現的偏差與錯失,我更會指出這些在教育理念與教學取向的偏差,更可能對香港特區下一代身心及未來香港社會的制度脈絡,造成嚴重的扭曲與矛盾。

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基礎作了錯誤界定

《課程指引》的首要教育目標就當然是培養香港公民的「國民身分認同」,然而《課程指引》的最根本的偏差,本人認為,就是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基礎作了錯誤的界定。《課程指引》把香港國民身分認同建基在一種「同根同心」的所謂原生(primordial)、本質(essential)的基礎上(註1)。雖然今年4月公布的《課程指引》較諸去年5月公布的《諮詢稿》已刪減了一些如「血濃於水」、「祖國同胞」等強調原生、族裔性的詞藻,但本質上強調「同根同心」、以地緣及血緣為本的族裔本位的基礎,卻始終沒有改變。當然,讀者可能追問,這樣的一種本是同根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有何偏差之處?我的回應就是,它與香港特區所處的時、空、制度脈絡不單止格格不入,而且更可能導致制度上的矛盾與扭曲。

首先,當我們把上述的一種「同根同心」的族裔本位的身分認同,放置在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國家」的制度脈絡內,我們就會明白《課程指引》在這方面的偏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開宗明義就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unitary multi-national state)」。緊接這個界定,就更強調:「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由此可見,《課程指引》鼓吹的一種以地緣及血緣為本的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的認同基礎,根本上就是「政治不正確」。事實上,「多元民族」與「統一主權國家」這兩個制度,就是中國人的國民身分認同的兩個基本的制度基礎。國內所有小學生均會知悉,中國是由56個民族所組成,其中除漢族外,55個均屬少數民族。因此,我們只需要想像一下,若把特區國民教育科這種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認同課程拿到中國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去推行,例如新疆或西藏,並設想一下可能產生的「教學果效」,我們就自然明白這種建基在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認同理念,是完全不符合今天的中國國情。

若把特區國民教育科課程拿到少數民族自治區推行?

其次,若我們把這種族裔為本的國民身分認同的教學理念,放置在更廣闊的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脈絡內,我們就更容易明白《課程指引》在這方面的偏差與錯失。事實上,近代多位中國歷史大師(同註1)均一致地指出中華民族是由多個族裔群(ethnic groups)經過幾千年的交往與衝突而漸漸形成的一個——費孝通教授稱之為——「多元一體的格局」;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的格局的整合與團結的基礎,就是透過長年累月的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的互動以至互利的交往而累積起來的,而不是一些狹隘的地緣、血緣、族裔本位的原生因素所造成。據此,我們就更不理解為何《課程指引》會把香港特區國民的身分認同,建基在現時的一種族裔化的基礎上,這根本就與歷史事實不符,更只會對「多元一體格局」的中華民族的維繫與延續造成障礙與扭曲。

香港的多元文化主義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就是,當我們把這種狹隘的國民身分認同,放置在今天香港這個號稱是國際大都會的經濟、文化、社會脈絡內,我們就更不可能不察覺《課程指引》的偏差與缺失。依我個人的意見,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社會的運作及團結的基礎,一直是一種互相包融、同舟共濟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換言之,不分族裔、不分宗教信仰、不分語言文化,均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各自追求理想,這樣一種多元文化的社群主義才是香港公民身分的認同基礎。事實上,本人在對《諮詢稿》的回應中已指出(同註1),《課程指引》所指的一種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認同,極可能對本港現時在學的2萬多個非華裔的兒童,造成一種疏離及被邊緣化的感覺。很明顯,這樣的一種國民教育的果效,是絕對不利於香港社會的內部整合與團結。

此外,吳克儉局長與教育局官員曾一再強調,《諮詢稿》是「經過2011年5月至8月4個月的公開諮詢,考慮了各界的意見和千多份意見書」(註2),在這樣廣泛而充分的諮詢下,是沒有撤回的理由。但以上為期4個月的充分諮詢的理據,只適用於懂漢語的香港公民,因為英文版的《諮詢稿》其實是遲至2011年7月29日才上載上網(註3),換言之,對不懂漢語的香港公民來說,他們被諮詢的時間就只及懂漢語的香港公民的不到三分之一(5周與17周之比)。至此,我不禁要追問,那些不懂漢語的香港公民是否因為不符合「同種同文」的族裔化的國民身分,而獲得如斯不平等的待遇?

《課程指引》內容的另一個錯失,就是對國民身分認同的兩種根本制度脈絡的混淆、誤配和不加識別。它們分別是「國家」(the state)與「民族」(the nation)(見昨文中國憲法的用語),在《諮詢稿》中,專責委員會竟張冠李戴地把「國家」誤配為nation,及至《課程指引》中,就只簡單地把「國家」的對譯改成為country。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不負責任、虛應故事的做法,因為把「國家」與「民族」這兩個香港特區國民身分認同至關根本的制度,模糊化為「祖國」這個語意廣泛的日常用語,根本就對香港特區國民身分認同必須認識、處理以至調協的兩個制度加以虛幻化。

「國家」(the state)與「民族」(the nation)

在社會科學著述中,「國家」是普遍被界定為一種對既定地域及居民行使主權的統一權力機器,而「民族」則被界定為一種建立在「團結感情上的社群」(a community of sentiment of solidarity)(註1)。香港以一國兩制形式回歸中國就正好體現了這兩種相關但本質上不相同的制度脈絡的融合以至磨合。一方面,在一國兩制下,國家作為行使主權的統一權力機器,就依《基本法》劃分為特區內部的管治與特區對外主權的行使這兩種權力制度,但另一方面,在民族作為一建基在團結感情的社群的前提下,又期望香港所有華裔公民與國內「同胞」孕育出團結感情。在這3種制度脈絡的運作及銜接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產生種種的摩擦、衝突以至對抗。國民教育作為培養「香港人」的「中國人」及「中華民族」的國民身分認同的課程,定命地就是處於這些矛盾與衝突的焦點當中。據此,當《諮詢稿》把「國家」與「民族」錯誤地配對,及《課程指引》避重就輕地把二者模糊化及不加識別,對照於上述的種種制度脈絡的矛盾,這種偏差與缺失,自然是必須糾正。

除國民身分的認同基礎及制度基礎上的錯失與偏差外,《課程指引》內另一個必須予以批判的內容,就是在教與學模式的設計。在《諮詢稿》中就學習模式的設計,是採取一種所謂「以『情』為本」及「以『情』引發」的國情學習。其中所謂「情」的英譯是passion(見《諮詢稿》及《課程指引》的英語版;本人會譯作「激情」);當時本人就已對這種「以『激情』引發」及「以『激情』為本」的國民教育模式提出異議及批判。但在《課程指引》中,專責委員會就只偷天換日地幾乎原封不動地把有關學習模式從《諮詢稿》正文第4章教與學,搬遷到《課程指引》〈附錄六〉。

強調國仇家恨的愛國教育

要理解這種「以『激情』引發」的教學模式的具體運作,我們只要參考以「國情教育」名義舉辦多年的國內交流團中,其中以下一項指定的活動:在圓明園(或盧溝橋)現場,引領香港學生集體宣誓(附圖)。據此,我們就不難明白所謂「以『情』引發」的學習,就是把學生放置在「國仇家恨」的「激情」現場,對他們的「情緒」(emotion)下工夫的一種學習模式。但本人必須指出,這種「以『激情』引發」的學習模式是明顯與道德及公民教育主流視域所強調的,道德理性思考(moral reasoning)及事實為本的公民決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的教學理念(註1)相違背!更嚴重的,對照於近年全球化脈絡下,種種由宗教原教旨主義、族裔民族主義,以至政治分離主義所驅使,而湧現的狂熱分子及激進政治運動;我就必須質問,這樣一種強調國仇家恨,以激發年輕人的愛國情緒以至激情的愛國教育,又是否負責任的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取態?

就本人理解,造成整個國民教育課程政策制訂上的種種偏差,其根源的主導思想,就是受着在身分認同政治取態(politics of identity)研究中(註1),所謂的一種「一統的政治取態」(politics of unity)的支配。這種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就是追求「同質的」(homogeneous)、「一統的」身分認同的基礎,例如「同種同文」、「同根同心」、「祖國同胞」,以至「統一政治思想」等;這種「一統的政治取態」的身分認同當不加節制地擴張,就可能造成:如上世紀中葉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及對異見人士的鎮壓,及1990年代在巴爾幹半島地區,因「一統政治取態」而引發的族裔、宗教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族裔戰爭的悲劇。對照於香港特區近年有關國民身分認同的議論,我個人就察覺到一些「一統政治取態」的身分認同的議論的迹象。例如,年初中央駐港官員批評港大民調給予港人在身分認同上的多項「政治不正確」的選擇,其含意明顯地就是一種大一統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

我個人相信,在有關身分認同的不同政治取向的理論視域討論中,更值得香港人認同的一種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就是所謂「認許的政治取態」(politics of recognition)。多位近代的著名學者(註4),均就他們所處的多元文化社會的歷史經驗,提出一種以「認許」為本的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即提倡超越個別原生族裔、宗教信仰、血緣或地緣紐帶的特殊性質,並在平等、自由、民主及法治的基礎上,透過政治、經濟、社會的參與和實踐,而孕育並累積起來的一種「同舟共濟」的團結感情。事實上,回顧香港社會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實踐,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超越族裔、宗教、地緣等差異,並在互相認許、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團結感情的體現與實踐。我個人深信這種國民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才是香港特區國民教育課程應採取者。

註:
1. 有關分析及參考書目見:曾榮光(2011)〈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的議論批判〉,《教育學報》,第39卷第1-2期,頁1-24
2. 見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 及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9033&langno=2
3. 見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397&langno=1
4. 有關分析及參考書目見:曾榮光(2011)〈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的議論批判〉,《教育學報》,第39卷第1-2期,頁1-24。

安裕﹕感謝你們



【明報專訊】朗彥、莉莉、凱撒三位小友,

開始絕食時你們已經不是心智上的弱冠少年了,默默在政府總部前那片地方架起營帳,開始你們至今十幾年人生裏最重要的一次抗爭。半夜的金鐘夜色沉寂,幾盞燈照著那丁方大小的抗爭之地,矗立後面的政府總部在黑夜裏像魔神一樣動也不動,空洞的玻璃窗裏據說是「從群眾中來」的政府官員辦公室,這場掀動社會心靈的絕食,就在強與弱、大與小的不對稱空間展開。
 星期四下午之後你們一粒米再也沒下肚,星期五凌晨大雨傾盆,星期五下午艷陽高照,星期六上午灑了一陣雨,面書上的關注鋪天蓋地,「同學保重」,share之後share再share,我輾轉看到一個叫「司徒夾帶」的帖子,附著一張照片,兩男一女三個中學生穿著人字拖在西洋菜街行人區捧著大聲公在喊話,他們身後紅色條幅上是斗大三個字,「反洗腦」﹕

 「【停一停‧諗一諗】個女同學真係風都吹得起……我讀中學果陣,冇幻想過會有一件事可以逼到十幾歲咗我鼓起勇氣去旺角企街同嗌咪。今日,究竟發生咗咩事?令到一班後生仔女去絕食上街嗌咪?佢哋為咗乜嘢?為咗邊個?有獎學金咩?有得分咩?我真係好慚愧,慚愧在於我嘅學歷閱歷都比佢哋高,但背後支持我嘅價值觀彷彿被比下去。大家可以扮睇唔到、唔動容、唔去理,但係唔可以唔諗,畀著你返到去那些年,有件事能夠令到衣食無憂仲係中學生嘅你自發性覺得要上街,你感受係點?」

 感受是什麼?中學於我而言是上世紀猴年馬月的往事,然而我看到那張照片時心情激盪不已,在陰暗微雨的星期六上午眼眶發熱,那是一股不可抑遏的精神,是香港幾十年來賴以自存的真氣。我單憑照片就猜到你們那三位戰友心底裏想什麼,那是「救救香港」。唯有即將溺水的才知那千鈞一髮的求生時機,走上街頭的家長和學生,都是在快要水淹沒頂的一刻出來抗爭,因為他們心目中都知道,不出來,就什麼都沒有了。

 國民教育爭論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是必然的。梁振英政權是以不斬樓蘭誓不還的決心要把國民教育科在今年進行到底,這客觀上說明了國民教育科是他上台後的必然任務。也許,在某些人心裏,香港回歸十五年,也是時候與大陸同唱一個調調了。這會令人愈發心寒,你們學弟學妹快要接受的國民教育是一種什麼樣式的國民教育,我在想,如果沒有那部國情手冊,如果沒有在九萬人上街後政府一步不讓還要巧言令色,如果沒有把反對國民教育人士扯到港英餘毒這些言語,我想人們可能會給國民教育一個機會。可是,如今是不可能的了。

 包括你們在內,香港社會在這一刻全不猶豫公開自己的心結,不接受國民教育的原因,很簡單,就了怕了中共。沒有別的。這一句話過去二十五年一直沒有說出來,是因為那時大家都想給自已一個相信的機會。相信中共和一九七六年前的中共不一樣,相信改革開放會改變中共的處事方法和意識形態。我們的父執輩因為赤禍輾轉由大江南北逃到香港,然而經過時日,人們開始相信中共會變。這一期許在改革開放初的十年完全受用,中共變得世故成熟,香港社會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共,到了八十年代變為「中國」。你們年輕,不知道香港的一九八四年是什麼樣子,一年之內,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未來身分定讞;同年夏天,中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一舉奪得十五金牌,中美女排決戰在香港時間上午打到中午,轉播這場比賽的無電視連中午新聞都讓路。當天下午一時十五分,比賽結束,中國奪得金牌,「中國得咗」在英國殖民地成為一句共同語言。

 然而這是少有的榮光,都是過眼雲煙。人們無法相信一九八九年那開著坦克輾人的國家是我們八年後的祖國。我們在想著應該怎樣留住我們的財產,這就有核心價值的再肯定。這是由多年的腐敗修正沉積之後的獲得,核心價值對社會大眾來說很抽象,我打個譬喻,核心價值是我們走在街上遭人打劫,事後報警還拘捕了疑犯。到了警署,沒有人會來說那疑犯是某某要人之子,也不會有疑犯說「我爸是李剛」。過了幾天,疑犯上法庭,沒有人會因為一個電話就讓疑人釋放,更不會一個電話明天所有傳媒都把這條新聞按下不發。毋須陳義過高,只此而已。
 你們年輕,也許會從相對抽象的核心價值來看今天的中國,或者以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來比對中西方之別。我們這一代,看到的東西太多了,才會打從心底裏感到恐懼——這個星期,美國第一位登月太空人杭思朗去世,你們應該讀過這條新聞。我只想說,一九六九年杭思朗走在月球上的時候,中國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知有這回事,那是中國完全處於新聞封鎖的年代。你們會感到匪夷所思,然而事實確是如此,一句都沒有。其實,科技落後也不是醜事,不及就要趕上,美國不也是在載人人造衛星上落後蘇聯,總統下令要在七十年代來到之前美國人要第一個登陸月球。

 興許會有人說,今天的中國不是一九六九年的中國,中國不會再走舊路。我衷心希望這是真的,也真希望當其他國家派人登陸火星時一句不差一分不漏的現場收看。可是,除了這些呢,像是中國的人權狀況,像是中國的百姓維權,人們實在沒有信心。原因很簡單,我們的生活裏就是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從譚作人到艾未未到李旺陽,不光是這些人到底做了些什麼,而是中國政府當局是以什麼態度來處理。一個為了地震豆腐渣工程蒙禍,一個因為連原因也沒有便關起來,一個坐了二十年牢出來離奇吊死。你們也會知道這些人這些事,你們曾經為此氣憤難平,你們知道,香港不可能會發生這些事,但未來的香港呢?這無疑是香港社會對國民教育誠惶誠恐的原因,也是你們今天還留在政府總部的理由。

 這些年來,我在周記裏不只一次寫過香港是悲情城巿,可是今天我覺得在陰霾四合的天空裏綻現一絲陽光。感謝你們和那一批捨得一身剮的家長們。像「司徒夾帶」所說那樣,香港巿民天天營役於生活,有飯開是人生至高目標,絲毫不知天即來。這幾個月,你們比起許多大人都有理有節,你們比誰都謙遜誠懇,你們沒有陰謀詭計,當黃之鋒星期五上午面對梁振英時的理直氣壯,我看到是「見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在充滿媚諂的香港,太多年沒有人這樣做了。

 你們以後的路途艱辛還多著,香港巔巔不平的不會少;把身體鍛煉好,多些讀書閱報,多走多看,擴闊視野。你們還年輕。

 安裕

 九月一日

程翔﹕港深邊境開發的我見

周日話題﹕港深邊境開發的我見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大公報》一篇關於「邊界特別發展區」的報道(見八月二十一日該報〈港深邊境免簽特區,料五年內上馬發展〉)指出,「邊境發展區已從民間設想進入官方設想」,而「深港一體化」已逐漸進入「活躍期」。報道一出,引起港人很多議論。

據筆者了解,「邊境特區」(以下簡稱「邊區」)的構想,是梁振英先生念茲在茲的一個重要政策,早在回歸前筆者已經聽說他既向董建華,也向中央政府推銷這個概念。

回歸後才三年,與他關係密切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就在二○○○年發表了《港深邊境開發區策略研究》的報告。可惜生不逢時,當時由於香港地產市道低迷,這個報告難以引起公眾注意。到了二○一○年,該中心更新資料發表了《香港邊界禁區發展策略研究》,內容基本相同(《大公報》報道所憑據的就是這份報告)。到了今年特首選舉時,梁振英先生的競選政綱〈土地規劃及交通運輸〉篇,正式提出發展邊境禁區的建議,在《規劃長期的土地供應(八年後)》一章中表示﹕「邊境禁區是香港最接近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部分,對促進香港和珠三角的共同發展,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和紐帶作用。應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積極規劃邊境禁區成為經濟發展和保育兼顧、產業多元和別具特色的發展區」。所以由始至終,梁振英先生一直在努力推動「邊境特區」,並稱之為「特區中的特區」(指香港特別行政區中的邊境特區)。這個概念,也是他「港深一體化」藍圖的一部分。

由於練乙錚先生曾經以「兒皇帝」石敬瑭來比喻梁振英之得大位,所以當《大公報》邊區的報道發表後,即引來關注香港邊境地區是否成為梁振英版的「燕雲十六州」。有人甚至用「賣港割地」一詞來形容此舉。這種說法失諸過激,但反映了香港人對梁振英的極度不信任則很明顯。

恪守一國兩制強化邊界線

對於一個梁振英先生孕育了超過十五年的「智力產兒」(brainchild),在他今天執掌政權後有可能推行的情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限於篇幅,筆者謹提兩個觀察。

第一,邊境特區的構思是明顯向內地一側傾斜,有違一般邊境安排都是互惠雙方的原則。

由於目前尚未有具體政策,我們僅僅能夠文字來分析。從上述「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兩份報告的文字,再加上該中心的助理總研究主任方舟於八月二十二日發出的新聞稿來看,人們很容易得出上述結論。

根據二○○○年《港深邊境開發區策略研究》報告摘要的第十九段第一節的建議,香港居民從香港一方可以自由進入(位於香港境內的)邊境特區,但離開特區返回香港境內其他地方時需要憑身分證或護照以證明其為香港居民。相反,內地居民由深圳一方進入(位於香港境內的)邊境特區時,只須憑開發區內任何企業、機關發出的邀請、聘請書,就可進入,而「深港兩地出入土境機構均不可設立任何規限和阻礙」。他在進入特區後如果還想繼續進入香港其他地區,才需要補辦「一般正常入境程序」。至於居住和工作,香港居民固然可以不受限制在邊境特區內工作和居住,內地居民只要有區內企業、機關的聘請證明,也可以居住和工作,唯一不同的是內地居民在特區內居住和工作的期限受制於他受聘的期限。

這一段文字清楚不過地表明,無論從進出、居住、工作這些環節看,邊區的種種特殊政策都是向內地傾斜而不是對稱的。香港將要在境內劃出一條「二線」(估計是將目前的禁區線改為「二線」)。在滿足一定條件下,「二線」以北基本上供內地人自由來往、工作和居住。香港人從「二線」返「屋企」(兩者均在香港境內),反而要檢查證件。這種兩邊居民利益不對稱的原則,使這個安排從一開始就建立在一個政治不穩定的基礎上。

第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的邊界線是一條什麼性質的邊界線?

這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和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好好討論過的問題。這究竟是一條簡單的行政管理線,就如廣東廣西之間的省界線?還是區隔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緩衝線?

如果人們對這條線不從政治高度來尊重、固守它,只是視為行政管理線,就很容易出現如日前深圳方面在未經香港同意的情況下自行宣布容許在深圳非戶籍人口可以通過「一簽多行」來港,迫使香港方面要緊急請中央出面協調叫停的被動局面。

既然中央信誓旦旦要恪守「一國兩制」,要嚴格執行「河水不犯井水」的原則,那麼我們就應該強化這條邊界線而不是淡化它。

法治地理邊界守護兩制精神軀體

筆者覺得,「一國兩制」需要兩條邊界線,一條是無形的,不可見的,這是香港的法治,因為兩制之間的不同,到最後落實到什麼是非法什麼是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另一條是有形的,可見的,這是香港的邊界線。它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提供一個直觀的以及心理的構築物(structure),使人清晰無誤地知道兩制在地理上的區隔。如果說,法治的邊界守護香港「兩制」的精神,那麼地理的邊界則守護香港「兩制」的軀體。

在未見具體政策之前,梁振英邊區的建議,給人一個印像是淡化而不是強化這條有形的邊界線,因為原來起緩衝作用的邊境禁區,將與深圳聯成一片,而失去應有的緩衝作用。根據梁振英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接受《南方都市報》的訪問時說﹕

這樣,未來在邊境禁區,內地居民只要持有合法身分證明文件,如居民身分證,即可以便利往來禁區,毋須忍受漫長的過關等待。只要進入到禁區之內,內地居民就可購買到香港商品,除購物休閒外,還可享受金融服務,進行貿易洽談和會展商貿活動。梁振英指出,配合禁區免簽措施,未來在禁區與香港其他地區的邊界位置,有必要設立一個二線關,當內地居民進入香港其他地區時,則要通過二線關查驗簽注。

很明顯,原有的邊界管理——即將來的第一線——將因此而受到削弱。第一線削弱後,第二線就無法強起來。深圳二線最終失敗而撤銷的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文/ 程翔

2012年8月23日 星期四

邊境特區可保護本土文化


近日梁振英割地賣港之不逕而走,政府只懂迴避卻不敢評論,梁狼政府自卑的程度令人擔憂。與此同時,在立會選情考慮下,竟無聲音對邊界特別發展區作正面評價,現時反對聲音壟斷輿論的情況令人不安。 平情而論,東北特區有其好處。

一,引導自由行活動。一直以來,香港以低率吸引地居民來港消費,本土意識一直排斥自由行,對向自由行獻媚的尖沙咀銅鑼灣相當討厭,認為清一式的自由行商鋪扼殺本地商鋪,損害港人利益。落地簽注相對自由的邊境特區更有地理上的優勢,必能吸引以自由行為對象的商鋪向北遷移,不是正好幫助本地商鋪光復尖沙咀嗎!

二,發展北區。還記得前幾年天水圍城悲劇連連,正因北區周邊經濟活動不足,故政府接連推出交通津貼,鼓勵企業進駐,更有討論建議把政府總部移至以帶動社區發展,幾年下來,北區居民收入未有多大改善,自由行對服務業的得益明顯,定可吸納大量北區基層勞動力,帶動地區經濟發展。

現在香港與
地在制度及文化上存在差距,加上部份政客利用港人對中共的恐懼對不同政策妖魔化,缺乏理性討論,令人擔憂。事實上香港與地經濟融合是不可改變的趨勢,我們應思考如何避免邊緣化的情況下,保護本土特色及生活文化,邊境特區長遠而言不單不是割地賣港,更可能是雙贏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