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1日 星期一

呂大樂:絕望的想像與不願等待的心理

呂大樂:絕望的想像與不願等待的心理

【明報專訊】近期跟年輕朋友閒聊,最常聽到的一句說話,是對香港的社會、政治現狀感到絕望。他們對北京感到絕望——因為完全看不到領導人有誠意給香港社會進行民主化的空間;他們對特區政府感到絕望——因為不覺得政府的管治班子有打算及有能力回應民間的政治訴求;他們對扮演反對派角色的民主派感到絕望——因為並不認為他們能給政府製造政治壓力,打破現時的悶局,給香港社會帶來轉變和希望。在他們眼中,香港的政治悶局難以打破。而在這樣的情况之下,有的覺得就算明知某種主張、行動難以奏效又或者成功機會渺茫,亦應該一試,有的則認為既然過去可用的方法均已經用過,那麼現在任何一種手段都可以採用。這一種強調絕望的情緒為行動者提供了足夠的理由,毋須思考行動的策略與意義的問題(因為「之前所做的都沒有用,現在做什麼都只會更好(或不會更差)」);於是,就算只是為了行動而行動(大概因為只要停頓下來,不再有行動,便不知道如何為沒有行動作出解釋),甚至是明知是盲動而盲動,也較任何其他選擇更能振振有詞,站在道德高地之上,高聲宣稱「已經去到最盡」。如果這樣做仍未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那只因為「港豬」繼續做其「港豬」,而裝睡的繼續裝睡。行動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其他人沒有覺醒而已。

絕望情緒的邏輯與操作

在此我並不打算討論以上那些情緒、想法或對或錯的問題;這類提問關乎道德價值判斷,讀者自有其個人的看法。我更感興趣的是,這些情緒、想法的邏輯與操作,意思是究竟它們背後有些什麼假設,而按其思路,最終又如何自圓其說,打破所謂的悶局。

時下年輕人口中的絕望,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緒的反應。當然,在停止思考另一些可能性的時候,眼前的現實也就會變得令人感到絕望——所謂絕望,不一定是外界已不存在出現變化的可能,而是主觀上不想處理這個關於轉變的題目。我們或者需要明白,任何轉變的出現,都要求行動者等待(但在時間上,可長可短)。對很多人來說,如何改變現狀,涉及個人的或集體的(例如家庭)策略;而在思考、設計相關策略的過程中,要有所部署,而中間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關於等待:是否值得等待(最終可以取得期望的成果)?是否做了適當的準備之後,便可以期待轉變的出現?在計劃與最後取得成果之間,不能避免地存在一個時間上的問題:由這裏到那裏,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中間牽涉到時間;在一般的情况下,開花結果需要時間。

但有些年輕朋友覺得,或者他們可以繞過這個問題。他們反問我:為什麼要等?面對這個不公義的制度,不是應該立即就大變嗎?在革命大局面前,沒有必要再等。這裏存在兩個有趣的問題,一是當前香港社會是否已來到一個革命形勢?二是就算已經出現一個革命形勢,那也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當中事態的發展可以峰迴路轉,而局勢亦可以大上大落。所謂革命運動只爭朝夕,其實也一樣需要有策略、部署、等待。所以,等待同樣適用於革命過程之上,只是那些年輕朋友沒有耐性去想這些事情而已。

絕望的想像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為它能給予很多年輕人提供一套理由,幫助他們避開以上所講的等待的問題。而這種絕望的想像近年在年輕人圈子裏能夠迅速擴散、廣泛流傳,並且為他們所接受(儘管在程度上並非一致),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要全面及深入解釋這個現象,必須有調查研究。在此我能提出的,恐怕純粹只是個人的觀察。回顧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狀况的一個(但當然並不是唯一的)特點,是「時間表」、「路線圖」等字眼從主流文化中抽走。或者當時北京覺得這是抗衡、打擊政治反對派的最好方法,刪除一些不必要的想像空間後,對手便難以在政治發展的議題上死纏爛打,咬着不放。北京使用這一招式之後,所謂的溫和泛民便很難再自圓其說,將有限度的改進(由政制的有限度開放到他們在議席上的增加),理解為政治上的一點成績(例如制衡特區政府的能力的提升)。以前民主派的政治論述容許他們在不全面挑戰現存制度的框架下,能解釋各種政治上的動作的意義;可是,當現存的制度框架並不能容納任何「時間表」、「路線圖」,沒有進一步朝着既定方向的改革發展時,則一切在框框內爭取更大空間的嘗試,都變得沒有什麼意義。北京為了撲擊反對派,將原來可以幫助維繫制度框架,保持社會、政治發展有所平衡的元素,統統也剷除。或者北京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做會帶來什麼社會效果,又或者他們根本不覺得那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北京在政制改革的議題上一再出手,基本上將舊日維繫制度運作的理解框框、心裏有數的假設(民主政治的爭取並不挑戰北京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全部廢掉。忽然之間,什麼寸土必爭、「位置之戰」、盡量擴大政治空間的說法,全被另一套政治論述所蓋過——如果要改變,即時就變;如果要有效果,要立即見效。等待變成等同於無原則的妥協,現在就是一切。新的香港政治,只有當下。

民主派的「罪」 同樣出現在革命派身上

沒有期待、等待,基本上也就再沒有妥協、交換的想像空間。於是,有的認為現在就來一場決戰,也有的其實沒有想法,只覺得總之要做些什麽的,不一定有明確的目標,也不一定有什麼策略、部署,就是做了再算(就算對所謂的大局毫無好處的,怎樣也要幹一番)。從舊日社會運動圈子的角度來看,這是追求個人滿足的情緒反應,只有政治的包裝,而無政治的內容。可是,當大部分參與行動的社會人士覺得這總比漫無目的地等待更有意義時,則這樣的行動不單止可以迅速發動起來,而且有其追隨者,行動頗具規模。而有趣的是,由於這些行動有其參與群眾,它們的規模足以遮掩了本身其他方面的弱點(例如缺乏對中長期發展的思考),很多需要考慮的課題變得不受重視,或覺得可以擱置一旁。至於參與者本身,他們享受行動中「爆」的一刻及其感覺,而爆發本身就是行動最為引人注意的成績。

究竟一個接另一個的行動有無累積性的效果,這有待研究,但這個題目似乎未有引起太多注意。在沒有期待、等待的心理狀態底下,累積或延續都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當下、現在更為重要。但「爆」就等於革命?又或者是革命過程的其中一個環節?「爆」過之後又將會怎樣?現在持這種所謂革命論的行動者所要面對的難題,是再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亦很有可能陷入和需要面對曾受到狠批的民主派的處境——他們的行動(就算表達方式如何激烈)也不能帶來所謂的真改變(愈強調真改變——也就是徹底的轉變——就愈難在短期內交出成績)。這也就是說,他們對民主派的批評並不需要經過太長時間也會應用到自己身上。他們對參與行動的群眾最具吸引力的一點,是大家對現狀失去耐性,再無等待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發生的轉變。作為攻擊對手的政治論述,這對民主派是致命的一擊。不過,問題是當這些行動者組織一次又一次的「起義」(或者維持一兩天的「革命」)之後,他們也需要說服群眾必須忍耐,等待黎明、解放的來臨。有趣的問題是,如果參與行動的群眾不應等待民主派,那又為什麽要對所謂的革命派特別包容呢?革命派憑什麼可以說服群眾,巨大的轉變快將出現,而且那些變化將會是相當徹底,保證剷除建制中的牛鬼蛇神,把現有制度完全顛覆呢?

必須認真想想如何打造願景

所有民主派犯上的「罪」,亦一樣會出現在革命派身上。革命派要解決這個問題,方法只有一個:在革命派中走出更革命的一派,自命更革命的一群,指摘另一群行動參與者背叛革命、臨陣退縮、缺乏堅持的勇氣。革命的希望之所以得以維持,原因不在於真的搞出一個革命的勢頭,而是革命派當中不斷出現內部分裂,每次革命未能成功展開,都只是因為另一幫人不敢「去盡」,出賣了革命,而有人會繼續手持革命火炬,奮戰到底。革命形勢永遠存在,只是有人沒有好好把握而已。在這個內部分裂的過程中,參與者又可以暫時將期望、等待的問題擱置,相信隨時又會有另一次爆發。因為群眾沒有耐性等待,革命派也遲早會被人視為阻人前進的絆腳石。

香港社會要進行重建,必須認真想想如何重新打造願景——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方面)是可以向前發展的。沒有希望,就不會談等待;沒有某種方向感(某種「時間表」、「路線圖」),便不會出現對制度的信任,同樣也不會等待;沒有某些向前進步的指示、標記,很難談什麼計劃與準備。這些元素聽起來都是十分基本的東西,但現在卻可能是香港社會最為短缺的。回顧過去10多年的社會發展,香港是上了寶貴的一課。誰說社會的制度最難改變?誰說制度性因素是最具對抗迅速逆變的東西?原來很多制度性的東西可以變得比我們想像中更快、更急。既存的雖未至於隨風而逝,但早已大打折扣。如何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重建,肯定是艱巨的社會工程。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2016年3月3日 星期四

蘇鑰機:「亂」的名字 「暴」的姓氏

蘇鑰機:「亂」的名字 「暴」的姓氏


【明報專訊】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事件至今已有3星期,它是香港政治生態演變中的一件大事,大家仍在議論。其中對事件的性質有不同看法,政府和新聞媒體有兩大類的論述。

2月9日年初二,特首梁振英及林鄭月娥、黎棟國、盧偉聰等一眾高官會見傳媒,譴責有關人士破壞法紀,並將事件定性為「暴亂」。根據當日的政府新聞公報,他們共用了「暴亂」16次,「騷亂」則有7次。梁振英回應傳媒時說:「在任何一個城市發生類似的事件,社會,不單止政府,都會把它定性為暴亂。而事實上,今日幾個小時之前,新聞界作出有關的報道時,已經是用同樣的字眼。」

不同類型媒體對旺角事件的取態

那麼新聞界如何稱呼旺角事件?端傳媒記者趙燕婷在2月17日寫了一篇報道(〈暴亂?衝突?香港媒體怎樣稱呼「旺角騷亂」〉),總結了35家香港媒體(包括報章、電台、電視和網媒)怎樣稱呼此事。結果顯示,17家媒體用「騷亂」,12家媒體選取「暴亂」,其餘的就用「衝突」、「暴動」和「魚蛋革命」。

如果將事件性質分類為程度較輕的「衝突」或「騷亂」(A),和較嚴重的「暴亂」或「暴動」(B),根據趙燕婷的統計(表1),傳統報紙中採用A的有4家而B有11家,但網上報紙的A和B數目相應是11和2,電台的數目則是4和0,而電視就是2和1。上述的比數,說明了不同類型媒體對此事的取態,並反映了它們的政治立場。

各形容詞意指不同嚴重程度

查看《現代漢語詞典》及維基百科,各形容詞意指不同的嚴重程度。最輕微的是「衝突」:矛盾表面化、發生激烈爭鬥、不協調。「騷亂」的意義是混亂不安、社會不同階層或階層內部的衝突與對立。較嚴重的是「暴亂」:破壞社會秩序的武裝騷動和行兇作亂。而「暴動」則為某階級或集團為了破壞當時的政治制度、社會秩序而採取的武裝行動。

比較兩者的英文翻譯,「騷亂」最常見的相應詞彙是「riot」(暴力的社會失序)、「disturbance」(有行動令公眾地方失去秩序)、「turbulence」(混亂及不規則的變化)。比較而言,「暴亂」的詞彙是「riot」、「rebellion」(拒絕服從命令或秩序)、「revolt」(在短期內要基本改變社會組織結構)。可見「騷亂」和「暴亂」有相通之處(「riot」),也有不同的意義,而兩者的嚴重性有些差別。

電子新聞傳媒和網上媒體之前的報道,要用較多力氣去尋找和統計,而傳統報紙的報道則較容易在慧科新聞資料庫中一併找到。表2是事發後3星期裏香港各傳統報紙的報道文章標題中,有使用上述4個關鍵字詞的情况。表中並按所選字詞之間的比例,作出先後排列。表中同時列出來自不同地區報紙相關報道的新聞數目和比例。

港報傾向「暴亂」論述 台報採「衝突」為主線

表2顯示,在所有新聞標題中以「暴亂」最多,相信是因為特區政府一開始已經對此事作出如此定性有關。其次是「暴動」,原因是後來陸續有示威者被捕及被控暴動罪,因此也較常出現這個詞語。「騷亂」和「衝突」的出現頻率較低,它們與「暴亂」和「暴動」的比例約為1:3與1:4之間。

香港傳統報紙的取態值得留意。依照它們採取A和B兩組字詞的比例,可見有明確分野,散佈成為一個清晰的政治意見光譜,一邊是傾向採用政府的定義,另一邊則不甚認同官方的論述。而各報在這個光譜中的位置,和大家對這些報刊政治立場的估計頗為脗合。

比較不同地區傳統報紙的報道和用詞比例,整體而言香港報紙明顯以1:3傾向官方的「暴亂」論述,而台灣報紙卻低於1:1,並採用「衝突」為主線。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中文報紙則介乎香港與台灣的報紙之間,稍為多用「暴亂」作主軸。大陸報紙的報道中,雷同程度極高,多是直接採用中新社等官方通訊社所發的稿件內容,而且「騷亂」與「暴亂」的比例接近1:12。澳門報紙的情况相似,只是比例略低,但仍達1:9。

傳統與新一代看法差異大

在複雜的新聞事件中,政府對事件的定性往往最有影響力。根據政府對旺角事件的「暴亂」論述,示威者就是使用「暴力」的「暴徒」,他們於是干犯了「暴動罪」。這個官方統一口徑自然被很多新聞界引用。記者及市民對今次事件「亂」的名字沒有爭議,但它應是姓「暴」還是姓「騷」,卻有明顯分歧。

新聞媒體當然對事件各有判斷和取向,它們也可參照議員、專家和其他社會領袖的看法。以前新聞傳媒當中有個別「精英機構」在擔任「意見領袖」的角色,但今天較難有這種局面了;特別是傳統紙媒和網上媒體的取向頗為不同,它們好像存在於兩個不同世界,為新舊兩個群組服務,傳統的「主流意見」(如有的話)和網上新一代的看法有很大差異。

民意合久必分 但分久未必會合

示威者的論述框架肯定不一樣,對事件的成因、動機、過程和影響有自身的解讀。他們可能認為警方使用的才是暴力,自己只是「以武制暴」。但誰武誰暴、誰是誰非,結論會因不同人的立場而有別。市民大眾的看法也很紛紜,除了大家普遍對暴力行為不表認同之外,對事件的起因、誰要負責及如何善後,相信也存在不同甚至對立的看法。

在今日的香港,民意合久必分,但分久未必會合。不要說可以達至和諧社會,能夠多些共識也有極高難度。香港如何能走出惡性循環,重回正軌,是大多數人的願望;但這和現實的情况剛好相反。大家雖然立場不同,畢竟同坐一條船,彼此是否要有多些創意、諒解、溝通和妥協?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