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隈研吾 (Kengo Kuma)

記不記得北京奧運會宣傳片裏出現過的竹屋?那幅黃土地上的竹林拍得恍如七賢故居,那是長城下的「竹之家」,由日本建築師隈研吾設計,充份表現到他由「空間」到「時間」的建築哲學。

 ■隈研吾第一次在中國進行的項目,是北京萬里長城的竹之家( Great Bamboo Wall),使用中國竹子,運用 CFT( Concrete Filled Tube)技術而加強竹子硬度。
(相片提供: Satoshi Asakawa)



攝:三原久明
文:佐保暢子


隈研吾( Kengo Kuma)
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出生,東京大學建築學科大學院畢業,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員後,1987年在日本建立空間研究所,1990年設立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當事務所所長外,還在東京大學教授,九十年代起在國內外獲獎無數。(查詢 http://www.kkaa.co.jp/)


建築物「負」起來

隈研吾是世界著名建築大師,要認識他,可先從他的書籍開始。
看完幾本隈研吾的書,我才察覺世上還有很多自己睜着眼睛也沒看到的東西、才會自問有沒有老老實實考慮過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是如何建起來。我們老百姓,為安居按揭而勤奮工作,又因樓市升降而喜怒哀樂,即使摩天大樓不是自己擁有的,也要為建築物高度而自卑自傲,互相競爭世界第一。我腦袋充滿懷疑,在悠長的人類歷史上,這一代的人類到底被後一代的人類稱為甚麼文明。隈研吾作為一位建築師,俯瞰我們人類二十世紀留下來的「榮譽」和「傷痕」,繼而反思。他以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及政治學解讀現代建築學,親身走進偏僻村落,拾回現代人在高度成長裏所忘記的東西而再生,以便提醒我們去思考如何建設二十一世紀,在其代表著作《負建築》裏,他從建築學角度來解開這命題,雖然用詞溫和穩健,可是每句堆起來就變得銳利無比,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啟示。

例如,他列舉凱因斯經濟來反思建築,我們為何要建大廈?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這問題常被問及,可是大家卻完全忽視建築物本身的質量和存在理由。二十世紀建築物之多,在數量上是歷史罕見的紀錄,而本來,建築是部份階層所擁有的特權,至資本主義抬頭才改變一切,正因如此,他批評二十世紀的建築物,在質量上只留下慘不忍睹的地步,只為建而建,完全脫鈎了建築背後的思想。所以,他要擺脫前世紀的束縛,提議摸索新概念,並將之取名為「負建築」。

「負」,也許會令人有點感覺負面,這位建築大師想我們走向何處呢?如何「負」起來呢?不如直接問他好。


 ■隈研吾應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邀請設計的美術館,還在建設中。美術館在茶園覆蓋的山坡上興建,茶園與建築物融合一起,徹底實踐他的建築理論。

 ■01941年開館的根津美術館,隈研吾負責改建工程,2009年重開,它位於東京青山,在樹林裏豎立着新舊混合的獨特建築物,引人入勝,2010年奪每日藝術獎。
(相片提供: Fujitsuka Mitsumasa)

 ■《負建築》的主旨是「負建築絕非失敗的建築,而是人類真正需要的建築」。

不休息的工作狂

晚上十點鐘……我收到隈研吾寄來的電郵,我擦了擦眼看了三次,一點沒錯,他所指定的時間確是這時間。

我半信半疑到達位於東京青山他的辦公室,共三層的辦公樓居然全部亮燈,還有不少人在公司工作。我在電視上看過,有人形容他是正宗工作狂,通常早上八點前上班,晚上十二點才下班,一周做七天,工作表上沒有休息日。到了辦公室,有位員工帶我上天台上的會議室,等了數分鐘,隈研吾匆匆忙忙跑上來了,我倆隔着一張很大的玻璃桌面對面坐,就這樣開始訪問。

在書裏,隈研吾總結了二十世紀的建築世界,那麼,二十一世紀的城市應該如何建造?他悠悠地說:「我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主題是時間。」他很仔細地選每一句話而說:「最重要是時間的積累,上世紀的主題是空間,二十一世紀要以時間為主題了。那麼如何積累時間呢?這會是真刀搏鬥的挑戰吧,我們要賭時間(歷史如何評估我們)而拚命幹,建築家都應該很敏感地意識到這一點。我想,任何從事城市開發的人,要是他不考慮時間的話,他再不能參與這個互爭勝負的挑戰。」從「空間」到「時間」的意識改變,他說這是個要賭命而推行的本世紀主題。

 ■他在鄉下工作期間,果敢挑戰新建築素材,日本山口縣下關市豐浦的安養寺正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建安養寺時,他採用當地人從中世紀便使用到現在的泥土。現在,他在中國無錫進行項目,因無錫以泥公仔著名,也打算利用無錫泥土做建築素材。(相片提供: Daici Ano)


香港很寬容

那麼,建築界需要甚麼具體變化?他繼續說:「建築物本來不是因求快財而建,可是在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把建築理念轉為『在短時間內產生多少利益』;以後,資本家和建築師都應該好好設想幾百年後的事。」我們也許忽略時間概念,沒有評估建築物能否耐用幾百年。他這樣說,令我想起香港,我問:「那麼,香港是不是最相反你意見的好例子?」他的回答有點出乎意料:「不,香港是世界上我喜歡的城市之一,我喜歡香港的密度,我覺得香港的密度很舒適。在餐廳坐下,雖然枱凳擺得很緊密,可是我覺得很舒服。這是香港具有的氣氛吧,中國人的城市,不像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不會為追求烏托邦主義而脫離現實,中國人是很實際的。我到香港時,感受到香港有意志靠自己的求實精神,去建造對自己舒適的環境。」

我再問:「高樓林立的城市,是不是最代表上世紀的建築?」他用手指畫一圈說:「高樓周圍不是有各種東西嗎?」根據他的理論,二十世紀建築主要追求「乾淨」和「室內化」,在東京,拆了舊區蓋高樓後,這塊地方就變得乾淨到不能容納「不協調」的東西,可是香港甚麼都有,高樓旁邊有掛着很多衣服的唐樓,地下有報攤、小販等香港獨有街景,這並非說香港不乾淨,而是說香港很寬容。他又指出:「二十世紀的城市,因為需要呼應工業化,所以太重視機能性和生產性;本世紀的城市,所需的是寬容性,還要像中世紀的城市那樣具有祭祀性。」


■三里屯 Soho,隈研吾在佔地465,680平方米的面積內,設計包含了五幢辦公大樓、四幢住宅大樓和五幢商廈的綜合建築群。

■隈研吾用一種彈性化合物加記憶合金,製造這可因應溫度變化而隨時變形的「泡泡」,「泡泡」曾在東京博物館展出。

 ■「膠屋」,主要素材為石灰酸塑膠,另加鋼架和多元酯塑膠物料支撐,面積約259平方米,有齊客廳、睡房、露天茶座、工作室及天台各部份,容易裝嵌、輕身防火是優點,創意無限兼具實際用途,是隈研吾傑作之一。


中國學生最熱情

現在他的工作地點,日本、中國及歐洲三分。
他自言不是推廣日式建築的設計師,沒一定設計模式,他會先採訪地方,了解地方風土人情後才決定怎樣設計,他主張的負建築,「負」就是被動的意思,第一次跟中國公司合作,就是在離萬里長城不遠的北京郊外的「竹之家」。

當時,找隈研吾的是從女工化身為 SOHO中國的 CEO張欣,他接收到北京的要求,據自己對那塊地方的感受而畫了竹之家,半信半疑地把方案提交北京。跟他預期相反,居然收到好消息,自此他對中國看法不同了,「對從『空間』到『時間』的意識變化來說,我覺得中國的新一代比日本年輕人更敏感,中國前一代很喜歡換舊更新,可是年輕一代卻會去保留古老東西,他們了解自己去改變舊概念,所以我對將來的建築界很樂觀。」他每次應邀到中國出席講座,都有很多學習建築學的學生捧場,「在這世界裏,最熱情的是中國學生,他們很認真,令我感覺自己被他們的眼光射中似的。他們的熱情很鼓勵我,我應該多發表能夠報答他們的作品。」

■隈研吾演講無數,認為中國學生最認真最熱情。

就地取材夠環保

曾經,建築物被認為越有稜有角越好,重新看隈研吾的作品,發覺他反其道選擇了「融合」這概念。

何謂融合?簡單說,就是不勝過周圍環境,而是跟周圍環境融合在一起,這就是他所說的負建築。那麼如何融合?設計和材料的配合就很重要了,有中國評論家說隈研吾對素材有偏愛,說他善於利用當地木材、石材或革新自然素材。這種偏愛是偶爾開始的,「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由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差不多十年間,我在東京找不到工作,幸好當年在鄉下有人找我。」鄉下建築工程規模小,能動用的資金也不多,對建築師來說,這算不上理想工作,但就正正放他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他才發現建築的另外妙趣──竹子、石頭、泥土及和紙都可以成為建築素材!他願意跟無名工匠合作,方便傳統工藝和先進技術結合,將之整理再導入現代建築工程,他所選的自然素材,不單止為裝飾用,而且還能夠當支撐建築的材料,「利用當地的材料,可以減低成本亦很環保。有些建築家或許會認為沒資金就做不到甚麼,當時我在資金最緊張的情況下,我發覺我不是一無所有,還有素材在我手。」即使有時沒被認同,但他也專心致力開發素材,「那時候,我能遇到那些素材,我是被素材救起來的。」

後記

採訪尾聲,我取出西九文化區的三個藍圖給他看,還告訴他香港政府正向公眾諮詢意見,隈研吾興奮地說:「真的,真有意思!以前的建築師在聖域生存,如此讓建築師直接面對公眾,是好事。」

31/10/2010

陳健民:中國崩潰或是和平轉型?

陳健民﹕中國崩潰或是和平轉型?
——覆王卓祺

【明報專訊】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在本欄一篇〈民主寄託於虛無縹緲的希望〉,將我說成是「中國崩潰論」的支持者,原因是我在3月4日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中有此一段文字:「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

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

我一向不採用「中國崩潰論」的說法,是因為即使中國政治出現劇變,不代表中國便會崩潰。當然,以目前中央對西藏和新疆等地的高壓管治方法,一旦中共下台造成主權分裂的可能性的確存在。但由於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變革後以何種體制(譬如聯邦制)取代現時的「單一制」,對中國主權的完整性會有不同程度的衝擊,不能一概而論。

中共一直忌諱港人高喊「結束一黨專政」,其實一黨專政可以透過暴力革命結束,亦可以是黨內分裂促成,甚至是由政府帶動、和平有序的民主改革達至,路徑不一而足。結束一黨專政,亦不代表打倒共產黨。假如是由中共自己帶動民主改革,一黨專政結束後,中共能夠參選甚至繼續管治都有可能。台灣不就是在蔣經國領導下於上世紀80年代中開放報禁、黨禁,而在結束一黨專政後,國民黨還繼續執政嗎?

我認為中國在10年間要面對重大變動,是因為現時的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不得不觸動政治改革。現在的發展模式所以是不可持續,首先是因為改革30多年來仍未發展出一套權力轉換的機制。不單是江澤民藉黨內你死我活的權鬥中乘勢而上,到了習近平上台,同樣要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政敵進行殘酷鬥爭。如果連政治領袖的產生方式都不能制度化,談什麼模式?
其次,中共貪污問題的嚴重已超乎許多人的想像。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貪污問題的,當時還判斷中國的情况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不同,並非權力愈大,貪污問題愈嚴重。原因是要爬上中共的頂層必須通過重重考驗,如果涉及貪污,很容易被政敵攻擊。事實上,過往很少中共領導人被指控貪污腐化,但觀乎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等斂財至富可敵國,可見腐敗問題已從底層灌通至權力頂尖。

研究貪污問題的學者都知道,貪污在經濟發展初期可扮演「潤滑劑」的角色,以「利益刺激」打破官僚系統的繁文縟節。但要經濟轉型升級,必須發展出一個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促進競爭與創新,此中包括政府監管、產權保護、公司管治、司法獨立等等,都是與貪污水火不容。高教育人士特別痛恨貪污,因為他們是最受惠於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現在中國每年培養百萬計的大學生,他們將如何看待一個貪污大國?

最後,今天中國的高增長是建築在「消費未來」的基礎上。粗放型生產和暴發型消費,讓穹頂之下,大地窒息,最終將以無數的生命和沉重的醫療支出作為代價。由於這些問題已廣受關注,在此不贅。

從上而下反貪交易成本高

習近平對這個社會主義大國已淪為「權貴資本主義」(孫立平教授語)應有深刻認識,亦是這種亡黨亡國的危機感驅使他兵行險着反貪打老虎。但習近平的改革模式是盡收天下兵器,樹立個人權威,以從嚴治黨作為救亡手段,反貪為介入點。改革的思路是從上而下、不假外求,禁止傳媒和公民社會製造干擾。中共反貪弔詭之處,是一面在救亡,一面在自揭瘡疤,摧毁自己統治基礎。因此,這種改革有如醫生和自己動心臟手術,愈認真愈要停。

當然,以從上而下的方式反貪不是不可以,新加坡便是成功例子。但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以這種方式反貪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特別是因為「信息不對稱」 問題,中央政府要掌握地方官員的貪污瀆職行為非常困難。反貪運動雷厲風行時,地方官員會以少做少錯來避風頭甚至抵制壓下來的監督措施。如果沒有進一步制度化反貪工作,風潮過後往往故態復萌。
其實要減低反貪的「交易成本」,有效的做法是容許受官員權力影響的民眾參與監督,但這涉及增加政府透明度甚至是言論自由。香港的反貪成功經驗告訴我們,除了領導人(港督麥理浩)的決心、廉政公署獨立反貪的權力外,社區動員(舉報和教育大眾)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傳媒的監督和公民社會(大學生「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更是激發或確保反貪的政治意志不會後退的壓力。即是說,習近平上台後不斷擠壓傳媒與公民社會的空間,只會令這位為自己動手術的醫生隨時可縮手叫停。

我對習近平這種反貪方式沒有信心,更擔心會引發利益集團的反撲。假如反貪因觸動太多既得利益而叫停,民眾的不滿恐難控制。過往的調查發現中國民眾對地方官員信任度很低,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極高。但這兩年來暴露出中央要員嚴重的腐敗,有否打破「中央是包青天」這個迷思,值得留意。由於中國缺乏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民怨往往轉化為零散的騷亂,幾年內出現革命的可能性不高。但假如黨內利益集團分裂,利用這些民怨來進行政治鬥爭,後果難以預料。假如習近平明白到在一個大國反腐,必須借助社會力量和獨立的監督和司法系統,在面對各樣抵制後不是知難而退,而是轉而建立體制內外的制衡機制,那中國才真正走入現代化的正軌。

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如此複雜的課題,我沒有簡單地接受了「中國崩潰論」,一定讓王卓祺失望。相反,一向對中國發展持樂觀態度的David Shambaugh教授最近在《華爾街日報》為文,提出〈中共統治已邁向尾聲〉 的說法。我一直都同意他在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觀點,即中共雖是專制卻有非常強的調適力。但今日的他卻打倒昨日的他,加入了「崩潰論」行列,可見事情並不像王卓祺想像般簡單,對中國沒信心便是「缺乏文化歷史智慧」。

其實誰能預測未來?我只知道中共正處在十字路口,在習近平任內,可能因為他的強硬作風引發劇烈的黨爭,但他亦可能因勢利導轉身為中國的蔣經國。在此變局,香港的故事仍未寫完,大家何不帶着希望步向未來?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

2015年3月16日 星期一

馬嶽: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馬嶽﹕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明報專訊】政改兩個月諮詢期結束,建制陣營在 8‧31的緊箍咒下,拋不出什麼有吸引力的改良方案,於是出現所謂「權威人士」吹風,說如果政改否決原地踏步,梁振英便很可能連任,然後硬推23條,泛民否決政改變成了幫梁振英一把云云。

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說法。如果這真是中央的態度,那代表中央把梁振英連任和23條立法視為最最最恐怖的手段,恐怖程度足以驚嚇到民主派議員和很多民主支持者放棄原則支持「袋住先」,而在中央官員口中是憲制責任、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怕的23條立法,也突然變成恐怖手段了。有趣的是:這個說法承認了現在的1200人選舉是由中央操控,香港民意對結果沒有影響力。它也承認了如果「先篩選,後投票」,縱使只是3個建制派揀1個,那麼中央很支持的梁振英便會在有限度的民意表達過程中落敗了。換句話說,這是在告訴所有人,中央現時是在支持一個他們明知沒有香港民意支持的人當特首。這種奇怪邏輯,難怪只能用「權威人士」來發表了,開名的話我想連權威都沒有了。

誰還會信中央重視香港民意?

經過首輪政改諮詢、8‧31決議、雨傘運動期間中央的回應,誰還會相信中央真心重視香港民意,決定誰當2017年特首時,香港民意會是主要考慮呢?

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香港的特首沒有民意基礎,只能倚賴中央維繫其權力,在中港關係的很多問題上,根本不能有效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和利益。就像限制自由行的問題,梁振英這邊廂說要檢討自由行,一上北京,變成了要「照顧內地遊客感受」了。以現在梁振英在香港之「威信」,和對中央的倚賴,沒有人會相信他會在中港利益衝突時站在香港人的一方。當中央可以透過提名委員會控制提名,未來的「先篩選、後投票」產生的特首,權力倚賴同樣會令選出的特首把港人利益置於次要地位,重複的放棄港人利益。就算是所謂「一人一票」產生,當未來特首只會站在中央一方,管治權威亦會很快破損,危機重複出現。

一國兩制與中港區隔

自1980年代以來,為了令香港人安心,一國兩制的最重要精神是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建立區隔,包括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區隔。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的條文,一國兩制最基本要義是把兩個經濟制度區隔:內地的社會主義邏輯不會侵犯香港的資本主義運作。1980年代很多香港人恐懼兩地經濟差距太大,會有大量內地人湧入香港,於是要有基本法22條預先審批內地人來港;害怕會要求香港補貼內地,於是香港的財政系統和稅制要獨立;害怕回歸後會喪失人權自由法治,於是要用基本法第3章明文寫下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以及保持原有司法制度不變。一切一切,都是希望令香港人覺得中港之間有足夠的區隔,令他們覺得九七後生活方式可以維持不變。

回歸10多年,由於中國迅速「走資」,兩地經濟體制的區隔已愈變得不現實。社會生活層面,回歸前很多生活上的區隔,其實都是主權分隔的人為結果,隨着中港很多生活水平拉近,交通方便,而國際都會的競爭模式又向擴大區域發展,像呂大樂所言,區域融合的趨勢已難以逆轉。中國和香港在人口、資金和其他「重量」上都太懸殊,讓其自然融合會對香港造成很大衝擊。要照顧香港人的情緒和保護原有生活方式,需要更大力的以政策作主動區隔。這種政策區隔很難要求中央政府去做,因為按理他們不一定從香港人角度考慮問題,這需要特區政府更強力的代表香港人的處境、利益和意見,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問題是:特區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在哪裏?

港英時代的港督自主性

不少人憧憬港英年代香港有相當的自主,只反映他們不熟悉殖民歷史。且不說1958年之前,香港的財政預算是倫敦批准的,或者說民主政制發展等大問題上沒有尊重港人民意,香港當年起地鐵和起新機場,何嘗有諮詢香港人?當年玫瑰園計劃原預算2000億,也是在《施政報告》宣布便上馬了。以今天標準,這些都完全不可接受。但針對港英歷史的研究,的確反映不少事件上,港督會以地方官員角色抵抗倫敦的命令(例如倫敦希望香港進行較大規模的社會改革,港督會陽奉陰違「打斧頭」)。問題是:港督當年抵抗倫敦的政治基礎何在?
白加殊(Robert Bickers)等就英國殖民主義的研究反映,港督能有較大自主性,主因之一是英國殖民地和外交部的官員不大掌握香港的具體情况,因而需要倚賴「在地」的殖民地官員的知識和合作。余嘉勳(Gavin Ure)就1918至1958年的港督和倫敦的交涉的研究反映:歷任的港督主要策略是和香港的非官守議員結盟,因而可對倫敦聲言得到香港政治經濟精英以至民意的支持,作為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沒有民意支持 無法建立區隔

這些狀况都不會在回歸後的香港出現。中央官員對香港太近太熟悉(起碼他們覺得自己是),不會覺得一定要靠香港人「港人治港」。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是因為支持中央政府才服從特首,特首沒有能力擺平香港的政治矛盾,反而要靠中央替他擺平。當特首沒有香港民意支持,在面對中港利益衝突時,其實是沒有討價還價的政治基礎的。他不能扮演中央和港人之間的中間人,因而沒有能力調和內地和香港的各種矛盾。選舉委員會選出和「先篩選、後投票」,梁振英或不是梁振英,其實是沒有很大分別的,關鍵在於特首對中央的權力倚賴,以及他不能真正代表香港民意。

但中央可能正是看中這要點:他們不希望香港特首可以不靠中央,挾香港民意建立權威來跟他們討價還價,他們希望香港特首永遠倚賴中央才能建立其權威。如果這個態度不改變,根本難以紓解中港間的矛盾,也將跟一國兩制原有的精神愈走愈遠。

◆延伸閱讀
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2015年3月9日 星期一

郭濟士:如果民主永遠不來

今時今日已再沒人幻想「自由主義民主將席捲全球」這樣的一個「歷史終結」,真正席捲全球的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而事實證明市場導向的經濟,在適應任何地方的宗教、文化或傳統上都沒有問題,它很容易就與專制主義結合起來;反而過去百多年西方推崇的一些政治自由主義原則和個人主義價值,諸如基本人權、全面福利國家等概念,現在卻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

{編按: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於明報國際版分兩日刊出)

(一)李光耀、專制資本主義與中國

91歲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最近因為肺炎入院,健康情况惹人關注。被形容為當今「西方最危險哲學家」的齊澤克(Slavoj Zizek),上月在《金融時報》撰文時便提到,若要推測百年之後到底有哪些人將獲「立碑紀念」,李光耀相信會是其中之一,除了因為他是新加坡的開國總理,還因為他是「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創造者。

當然,齊澤克這一評論並不是什麼恭維話,而是表達對未來百載世界民主發展的憂慮。歐洲新左派當今有3位主要思想家(Big Three),一位是《帝國》一書作者兼意大利前政治犯Antonio Negri、一位是法國哲學家Alain Badiou,第三位就是來自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年約60多歲的他將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分析等理論結合,成為目前歐洲激進左派的明星級理論家。

 李光耀「撮合」資本主義與專制

近年齊澤克不斷發出的其中一個強烈警告,就是過往百年常被視為「息息相關」的資本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自由主義),今時今日已經分道揚鑣。專制資本主義現正緩慢但持續地向全球蔓延,當前的中國是最明顯的例子。齊澤克甚至警告,專制資本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將塑造未來一個世紀,就像民主主義塑造上世紀一樣,李光耀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最深遠影響,就是他在撮合資本主義和專制主義上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李光耀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只是外表包裝,真正內涵其實就是專制資本主義。

談到近20年中國經濟急速發展時,不少西方分析家討論的一個焦點,往往是政治民主會否自然地伴隨中國經濟發展而來,但齊澤克反問:「如果政治民主永遠不來呢?如果中國的專制資本主不是邁向進一步民主化的中途站,就連世界其他國家也是朝這方向發展,那又怎麼辦?」

 歐左翼思想家警示市場「巨獸」

齊澤克指出,今時今日已再沒人幻想「自由主義民主將席捲全球」這樣的一個「歷史終結」,真正席捲全球的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而事實證明市場導向的經濟,在適應任何地方的宗教、文化或傳統上都沒有問題,它很容易就與專制主義結合起來;反而過去百多年西方推崇的一些政治自由主義原則和個人主義價值,諸如基本人權、全面福利國家等概念,現在卻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

以自從冷戰結束後即專心一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印度為例,當地的傳統社會結構並沒因為資本主義發展而遭到全盤否定,「人們仍然以鄉親關係先於個人成就,必須聽命於長輩,仍然是對年輕人追求自主的強力掣肘」。儘管有觀點認為,這類傳統的延續是對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種對抗,但齊澤克認為,其實這是錯誤的解讀,因為弔詭的正是,忠於這些傳統價值是令資本主義的殘酷邏輯得以在印度、中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被極端地全面擁抱的原因。

他解釋,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本來就是一個冷血無情、令很多人蒙受折磨傷害的地方,「若你獲得的回報只能夠滿足你個人一時之快,要你屈從接受其實並不容易」,但如果不是純為利己,若有家族傳統價值去支撐,就較易令人能夠活埋良心價值,將漠視別人的不幸加以「自我合理化」,「『我這樣做是為了父母』、『我這樣做是為了讓侄兒能讀書』這些理由,比起『我只是為利己』遠為容易接受和動聽」。

 民主成資本主義發展「絆腳石」

一些評論常誤會齊澤克的專制資本主義分析帶有西方文化價值優越論色彩,其實他過去便曾警告,將東方文化本質視為專制、將西方文化本質視為自由和利他主義是危險的想法。齊澤克的分析並非說:資本主義在西方就是令民主開花的好東西,但當與東方文化價值連結在一起時就變成了邪惡巨獸。他想說明的是,問題不在於東西方文化差異,而是資本主義本身——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制度,在日常生活中,資本主義都會無情地利用其特徵去延伸擴張自已,就連民主制度本身也不例外,所以自由主義民主不是歷史的終結。齊澤克想摧毁的是「把資本主義扎根於某類文化價值體系就能變成正面東西」的假象想法,簡言之資本主義就是巨獸、必然複製出同樣的社會不公平問題,不管種植的它是什麼樣的土壤。

(二)新專制主義社會——當奴役被包裝成自由

歐洲新左派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圖)認為,資本主義與民主掛鈎的時代已告終,專制資本主義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重要警號,即使在西方世界,民主也面臨被資本主義逐步削弱的危機。

作為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的學者馬克斯韋伯,曾撰寫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探討新教倫理如何有利於資本累積,促成了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崛起。

然而本欄昨天已指出,齊澤克認為資本主義不過是在利用不同文化價值體系的特點,去盡量擴張伸延自己,今時今日,非西方世界的一些傳統文化價值觀和社會結構,甚至可能比自由主義更有利於當前資本主義的操作。

 表面上擁自由 實質失選擇

雖然自由確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重要基石,但齊澤克認為,這種自由其實是以一種相當扭曲和奇怪的形式出現。由於「自由選擇」在西方被提升成為一個極致的價值,社會控制不能以明目張膽粗暴箝制的姿態出現,而是透過大量的語言偽術包裝,炮製出各式「自由選擇」假象,藉以維持對個人的控制。

在這種意識形態控制之下,人們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很多奴役,都諷刺地被包裝成為「自由」,例如長期就業的希望被扼殺,就被說成是勞動市場「彈性」,可以讓人們不斷有機會「自我再創造」;當全民退休保障被拿走,就被說成是「讓我們能自由地去計劃老年的生活」。他警告,西方正可能邁向某種「新專制主義社會」,表面上擁有所有私人自由,即使選擇人獸交也可以,但社會領域卻被去政治化,失去有實質意義的選擇。

 金融海嘯造就排外非革命

齊澤克坦言,2008年金融海嘯敲碎了歐洲民眾的安逸,但它帶來的最大政治效應,不是激進左翼的興起,而是助長帶有排外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皆因普羅大眾對經濟危機的最深刻反應是恐懼而不是起來革命,他們希望保證自己在現有制度下繼續有得食有得住,因而令極右民粹力量有機可乘。歐洲迄今只有民生困頓得連食住都成問題的希臘出現激進左翼政權,看來實非偶然。

除了歐洲,一些奉行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為推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似乎也在朝專制主義方向走。印度時事專欄作家森帕夫(G. Sampath)便認為,印度莫迪政府近期透過行政指令,繞過國會民主立法程序,削弱《徵地法》對收地的限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反映了當民主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時,莫迪政府已準備好以專制手段代替民主;新指令允許徵地時毋須各方同意,正好就是由於當局認為講共識(符合民主精神的資本主義)行不通。
森帕夫指出,當今印度社會出現一種氣氛,認為經濟決策應交由非民選專家處理,民眾不應干預。他坦言,目前印度出現一個右翼政府、由一名被形容為「專制的強人」(即莫迪)去領導,很多印度人都對國家增長加速甚至長遠取代中國成為亞洲頭號經濟火車頭感到樂觀,正是由於印度終於有一個樂意擁抱專制資本主義的政府。他還慨嘆地反問:「若要我們(印度人)在有民主但沒資本主義,以及有資本主義但沒民主之間作選擇, 大家會怎揀?」

 倘不反抗 將朝專制資本主義走

面對當今資本主義的發展,齊澤克認為,若不加反抗、任由自然趨勢發展,歷史將持續朝專制主義方向走。事實上,齊澤克相當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建制運動,諸如前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反政府示威,還有去年香港的雨傘運動。

 齊澤克去年發表聲明支持雨傘運動時,便提到示威者不應只着眼於投票制度,也應「關注你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包括不人道的樓價、殘酷的私有化,還有來自北方的紅色資本家加入你們本來的資本家陣營。沒有經濟權利、社會公義和團結,選票不過是一種崇拜物」。
在上月刊於《金融時報》的文章中,齊澤克還以烏克蘭民眾示威為例,慨嘆雖然西方民眾隱約意識到他們當前享有的「自由」存在缺陷,可是卻未能像烏克蘭民眾那樣敢站出來去行動去求變。無怪齊澤克會被一些批評者視為當今最危險的哲學家。

郭濟士
原文載於明報國際版

呂大樂:水貨客非問題主因 區域融合更需深思

呂大樂﹕水貨客非問題主因 區域融合更需深思

【明報專訊】近期圍繞着自由行而產生的衝擊行動和特區政府的回應,是劣質的政府與社會互動的例子。

對於那些「光復行動」,我既不認同其主張,也不贊成他們所採用的行動方式。但特區政府的回應也不見得怎樣高明。我所指的並不是警方的行動,而是政府一直在管理內地人士來港旅遊的問題上,表現遠遠落後於形勢,令社會上的不滿不斷加劇、累積,再而進一步流傳、擴散。特區政府不願意正面正視內地旅客每年大量增加的現象,也沒有準備將不同的相關問題拿出來公開討論,而只是時而把問題簡化為「水貨客」的事情,時而把焦點轉移,看待為部分人士排外所為,與管理內地人士來港旅遊不善無關。可是左閃右避之後,只會因為來港人數繼續上升,而令民怨更深。

我知道這樣說一定會引來現屆特區政府支持者的不滿,但觀乎過去數月的情况(去年8月梁振英曾提出檢討自由行),誰令那些「光復行動」由無法引起大多數市民同情的狀態,到今天有不少人雖不支持,但開始覺得它們也不是全無意思,特區政府的領導層不能以為與自己無關。現時在社會上逐步形成,並且愈來愈普遍的意見,是「雖然覺得衝擊內地旅客的做法不對,可是若非如此,有人做出這種動作,特區政府也懶得回應」。這也就是說,大部分市民不想參與其中,但卻覺得如果不是發生一些亂象,他們並不認為政府會有反應。

特首角色是「好女兩頭瞞」?

可以想像,特區政府及其支持者會認為,其實他們在背後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只是一天未正式成事,很難向外交代。這是梁振英政府在所有有關內地與香港事務上所表現的一種姿態——特首的角色是「好女兩頭瞞」,因為事情複雜,他不便將資料公開;事情要有一個滿意的結果,唯有靠他在後面巧施妙計,才可和氣收場。在現實中事情是否真的如此,恐怕只有他才知道。不過,他或者未有考慮一點,就是所謂「好女兩頭瞞」這一招,在某一方的角度來看,是另一方根本不把他看在眼內,懶理他的死活,所以中間人的角色很重要。套用到目前內地訪港旅客的問題上,特首那欲言又止的神情,似乎想暗示在中央方面來看,全都不是問題。若我們相信特首不得不「好女兩頭瞞」,即中央另有考慮,無意處理問題。若我們不相信特首,則似乎是他不敢在中央面前,做一些影響內地與香港關係的動作。但有趣的是,無論是哪一種看法,都不會增加港人對中央的好感。

我說近期的事情是一種劣性互動,因為不太文明的做法,反而更能促使政府回應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將來會出現更多這一類衝擊行為,而同時社會不會有很強烈的民意反彈,是絕不出奇的事情。或者讀者會問:特區政府可有另一種回應的可能?我的答案很簡單,到目前為止,要說服香港市民,講事實和道理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政府要爭取市民支持它的做法,至少應該嘗試將問題說清楚,令人明白究竟有何對策的選擇。

對於內地訪港旅客不斷增加的現象,我一直強調:面對現實,當前要處理的並不是一般接待遊客能力的問題,也不是一個「走水貨」的問題;問題是區域融合。目前有關當局公開的統計數字不多,我們對內地訪港旅客所知有限。但就已知的,情况大概是這樣:

●2014年內地訪港旅客多達4724萬人次,超過總訪港旅客的四分之三,與2013年的人次比較,增長達16%。
●在所有內地訪港旅客當中,約六成(2817萬人次)為即日來回,不過夜的。這類旅客在2013至14年間,增長率為19%。
●而使用「一簽多行」入境的內地訪港旅客,2014年有1484萬,2013至14年間增幅為22%。
●2013至14年間內地訪港旅客增加了約650萬人次,而不過夜旅客則增長了約452萬人次,即是說近七成的內地旅客增長,來自不過夜旅客。

見到上面的統計數字,很多人以為問題在於那些不過夜旅客,而當中最大的問題來源就是「水貨客」。可是,根據《明報》取得的資料,以「一簽多行」過境,而入境達52至99次者,有大概2萬人,而在100次或以上者,則約有1萬人。很多人對此感到嘩然,以為那是大數目。但假如我們細心想一下,則叫人嘩然的應該是為何只得如此的一個小數目。我假設那兩萬人平均來港一年75次,總人次只不過是150萬人次。而那1萬人入境1年150次,也就只是另一個150萬人次。加起來只不過是300萬人次,以全年近1500萬的「一簽多行」來計算,只是五分之一。若以全年不過夜旅客計算,則只是略多於一成而已。假如我們假設那些以「一簽多行」經常過關的內地旅客為「水貨客」,那明顯地他們並非問題的主要成因。再者,如果「走水貨」是主要問題,那還是相對地容易處理的——取貨地點與交貨地點一定不會相距太遠,大部分活動在邊境附近發生,性質與一般購物不同。同時,我們必須明白,「走水貨」是商業行為,就算全面禁止內地人過境帶貨,只要一天還有市場需求,而亦有人願意額外多付錢買貨,則「水貨活動」仍會存在,而分別只在於「走水貨」成為了只有港人才可參與其中而已。關於這個問題,日後有機會再談。

根《明報》引述政府消息人士,去年以「一簽多行」訪港的深圳户籍居民,有150萬人左右,平均一年來港9次。其實以深圳來港如此方便的角度來看,他們來訪次數並不算多。在那150萬人當中,約120萬人全年訪港不到10次。假設他們不常來,只是每兩個月才過來以不過夜的方式玩個周末,一年也只不過是訪港6次。由此推算,這批消費者約有720萬人次,但也只不過是全年不過夜訪客的四分之一,是去年1484萬「一簽多行」人次中的一半左右。他們每年來港的次數還大有增加的可能,所以,將「一簽多行」封頂(除非定於5次或以下的低位),基本上不會怎樣減低這類訪港旅客的增長。

更重要的是,不過夜旅客全年有2817萬人次,而「一簽多行」有1484萬人次,只佔前者的一半左右。這表示有1300多萬人次分散於珠三角各地(包括深圳非戶籍人口),而以當地人口的總數量,這並不是一個大數目。只要他們仍有興趣來港消費,則來自周邊地區的訪客亦大有增長的潛質。

嚴打「走水貨」 內地客或續增

篇幅所限,討論暫且打住。在此我想提出幾點,作為一個簡單的總結:
●「水貨客」並非問題的主因,別以為將矛頭指向他們,便可將問題解決。如無意外,就算嚴打「走水貨」,一年後不難發覺內地訪港旅客仍在增加。
●將「一簽多行」封頂的做法,除非把入境次數定在一個低位,否則效果亦很有限。
●以目前內地辦簽證之方便,基本上用行政手段來處理問題,效果不會太過明顯。除非香港所能提供的服務大不如前,否則內地訪港旅客的數目不會顯著下調。來港購物、消費、玩樂是一種市場行為,那恐怕就只有提高內地旅客來港的成本,才有可能收到調節的效果。
●內地訪港旅客只因他們需要簽證來港,才會歸類為遊客。當中六成即日來回,而且還有持續增長之勢,我們不應再以旅遊與接待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簡單直接的說,他們不是觀光遊客。
●若以為新春期間內地訪客略為減少便代表一種新的趨勢,那恐怕不會是很準確的預測。事關年廿九、年三十的數字都有增加。而有到消費點轉轉的市民都會知道,現在更多的內地旅客是到來辦年貨、買新衣物。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還只是剛剛開始的一個過程。從2009年開始,內地旅客的數量以每年400萬至600萬的數目增加,而不過夜旅客很快便成為了推動增長的主要力量。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區域融合過程中人口流動的問題。我們需要想得更大更遠。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