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民之所欲
社會撕裂正發生在我們這個城巿，與六七十年代美軍進侵中南半島引起的國家撕裂相比，意涵相若形式則有明顯分別。美國以「保護美國利益」及「掃除共產勢力」為名大舉進軍越南，動用遺禍至今的化學武器，引發國內戰後出生的一代強烈反彈，紛紛走上街頭反對這場不義之戰，焚燒徵兵證衝擊軍方至於在大學校園的抗議示威更是家常便飯；三萬人選擇了另一種方式抗議：出走加拿大西歐逃避兵役。
同一時間，越南叢林萬里之外的美國本土也有一場戰爭，越戰引發年輕一代與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父執輩的巨大衝突。每天晚上電視新聞播放越南戰况，父子倆邊吃晚飯邊為越戰吵架，社會學家稱這是「晚餐桌上的戰爭」。老一輩揮之不去的大戰回憶成為包袱，無法明白兒子追求公義的反戰內涵，而是單純以粗糙的星條旗愛國主義判斷新一代的行為。
越戰的撕裂是永久的，在社會帶來無法填補的裂痕，在家庭父子反目成仇成為幾十年斷絕關係的倒影。這次在香港的政改紛爭也看到這一幕：父母與兒女爭論以至大吵一場、同事之間的不同意見變成如同陌路、面書上把相識朋友unfriend棄於網絡世界一隅。於反抗運動而言，金鐘銅鑼灣旺角街頭的齊聲引吭《海闊天空》取代三十年來爭取民主運動的We Shall Overcome。這不算是撕裂，但是，可以說是對上一個抗爭世代的舊有秩序說再見。
周六陽光普照的清晨卻不能令人放下胸中塊壘，周五晚電視直播旺角的廝打影像縈繞不去，這便是我們曾經很熟悉的香港，一夜之間早上醒來變得如此陌生。面書上的帖子讓人回到現實世界，大概沒有誰會想到，一場大衝突體現在實地的旺角銅鑼灣以及虛擬的網上世界；除了拳腳交加以外，網上的unfriend之說不絕，多少年的交往一掃而清。這是一個現實世界及虛擬環境並存的世代，是一個智能手機及文字描白同在的年代，當二十歲上下的集會巿民齊唱《海闊天空》時候，客觀證明了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林鄭月娥周四深夜答應會晤學聯代表，實是昭告天下聽Beyond搖滾音樂長大的新人類接手香港。
《海闊天空》搖滾世代的反抗
《海闊天空》是今次運動的深層文化一面，如何面對這些生於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學運一代，將是未來特區政府的長期考量目標。三十年間，從港英年代到如今特區十七年的香港建制，面對的對手都是以司徒華等人為主體的反對派。老對手熟知對方路數，在一些事件某程度更有着和而不同的耦合（coupling）。這種行之多年的儀式（ritual）建築於雙方深厚的默契，包括避於誤踏個別政治禁區——不會觸及「獨立」或「革命」等字眼，亦不會與外國多接觸，以免惹來「勾結外國勢力」指摘。上一代反對派通過這種約束，保留了免遭打壓的空間。因為一旦踏入禁區，嚴厲懲罰馬上來到，資深影迷或會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假如我是真的》以及《皇天后土》禁影事件，便是懲罰體制的一種。
不過，這種關係形態無法隨着時代向前伸延。回歸之後，本來特區政府可以通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創造中英文化共融的香港框架，適應新世代的政治及社會期許。以九七前中共對港事的撒手不管承諾，這種特立獨行的文化在港茁壯生根應屬可期，奈何回歸之後氣候趨於強硬，而董建華以新加坡為師推動「強政勵治」，強盛的當家作主企圖心執意要走出一條「中國香港」之路。可是這一概念並沒有經得起考驗的論述為基礎，况且新加坡以儒家文化為標榜，不少評論認為實是以所謂「儒家」管治國內其他民族，香港絕大部分是漢族人口，何須如此儒教管治。九七變成天塹，割裂本可延續的香港主體文化，由此，反對派無以創造新方向，個別範疇更囿於意識形態的限制及執行上的認知狹隘，出現落後形勢的走向。
上一代反對派的方向匱乏
落後，是因為新一代冒起，年輕一群從認知到論述以至通訊方法皆脫離上一代反對派。這一進程並不是突如其來，相反是有迹可尋，特區政府及上一代反對派在這方面對大趨勢的更迭看走了眼——當一群八十後為皇后碼頭靜坐不去、為灣仔喜帖街的遷拆群起上街、為高鐵計劃一步一足印走過鬧巿，強烈的本土主義興起信號已然發出，可是他們依然懵然不覺。二○○七年，那時是發展局長的林鄭月娥單槍匹馬到皇后碼頭，以「發展」為由企圖說服一眾巿民，最後落得喝倒彩之聲，而在芸芸抗議民眾當中，絕大部分是八十後的新一代，舊式的反對派或在野派的政治操作難以進入這一世代——年輕一代想的不是交通費水費加價或立法會席位，而是更為深邃的社會公義及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情懷。
應該說，自從保衛本土的思潮抬頭，上一代反對派的陣地開始逐小被新一代進入並牢固控制。也許是長期佔領反對派的道德高地放懶自己之故，上一代反對派欠缺動力改變既有的抗爭道路，除了「民主」和「民主」兩面大旗，他們與年輕一代出現脫節，不及民情，客觀上失去可以引起注意及討論的社會議題，主觀上的視野局限帶來嚴重的領導能力匱乏致命傷。這種世代之差斷層早已有之，只是體現在不同範疇，長時間未為發覺。對照的是六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學運，核心是當時的新人類挑戰二戰前價值觀。美國學運挑戰的其中之一，是一九四五年以降的消費文化為主體的經濟發展觀。一九六七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爆發學運，肇因是大學興建體育館掠奪黑人區土地引發反彈；法國學運緣因教育制度老舊，無以適應新的就業時代。美國學運迤邐兩個年代，法國學運最眾時參與者達百萬，單是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大遊行便有八十萬人上街。類似的大型社會運動，突顯了無法通過體制解決的階級矛盾，更是兩個世代差異引領出的價值觀衝突。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香港此刻同樣面臨社會力量轉換以及價值觀受到挑戰的雙重切面，當這兩個元素更迭、而舊有政治力量未能跟貼，新興力量即可能取而代之。《海闊天空》的一代抬頭並成為這次運動的支柱，除了學聯及學民思潮的學生身分純潔本質，其面向年輕一代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訴求毫無置疑是反對派大纛。職是之故，周四晚學聯向政府發出公開信，沒有再要求梁振英下台，反對陣營對此無甚異議，很大程度是對這批心無旁騖不爭選票的年輕人投下「不會是宋江」的信任。
香港局勢如今走向仍是未知之數，有說是中共以拖字訣對待，有說是學生已取得階段性勝利。此兩說僅是在高度壓縮時空之下的「上半場戰果」，下半場如何尚未得知。群眾運動的特點是把時間及空間高度壓縮，期許在短期內馬上取得成果，稍一不慎即會釀成悲劇，如何充分運用持久戰要訣，即排拒「速勝論」的過度樂觀主義以及「必敗論」的過度悲觀主義，端視如何處理巿民的信任。當我們審視二十五年來兩次大型抗議及反抗運動，即是一九八九年民運以及這次反對人大常委政制框架運動，這次的在地元素多於二十五年前那一次，特別是這次反抗運動基本上脫離傳統民主派指揮，戴耀廷接受電視訪問時說「我們跟隨學生」以及泛民領袖全面低調，從八十年代一直爭取民主的老泛民系統，終於交出反抗運動的帥印。
Who Cares？
香港搖滾新世代的反抗文化在於對社會的認知與上一代不同，他們的在地化本質以及與上一代迥異的社會論述，對事物的關切比先輩有着更為廣袤的視野，從核心價值的守護到於焚化爐的裝設一一俱是。《海闊天空》是八九十後的共同語言，以反叛及特立獨行的搖滾音樂為主體，與在昔年大學國是學會成長的上世代截然不同。對於政府官員而言，這一刻或許已在研究《海闊天空》的內在意涵，何以成為這次運動的主題曲，從而模塑一套與反對派互動的全新體系。不過，如何闡釋這種文化蛻變，追本溯源是上一代反對派無法適應潮流之故，而非新世代的論述責任，因為，於搖滾本質來說，who cares？
文__安裕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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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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