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陳健民的民主急救論
【明報專訊】陳健民教授於2014年1月6日在《明報》撰寫題為〈先急救，再去找你的靈丹妙藥〉，指正筆者較早前亦在《明報》發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是靈丹妙藥還是興奮劑？〉一文。他認為若政改失敗，特區政府未來很難管治下去，因此要為特區政府做心肺復蘇，請筆者不要忙於尋找仙境中的靈芝！筆者與陳教授對香港發展民主政體的目的相同，只是角度及步伐有所不同而已。近日事忙，未能更早回應陳教授指正。不過，陳教授謙謙君子，不會計較。筆者相信，道理在我這邊，又不會走了，所以不急！况且，西方民主（請注意，不是民主本身）大勢不妙，時間亦在我這邊。現在討論應該如何為西方民主（即選票民主）而不是為香港管治做急救！
當然，對於對「有得選」充滿激情的人士來說，他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筆者亦是過來人，屬於戰後香港成長的第一代民主派，當年充滿激情，今天亦保留一點「火」。不過，歲月痕迹的好處是多一點審慎、理智，考慮多一點後果。本文對「民主激情」的回應是：若西方民主是完全好東西，應該不顧後果追求，筆者一定會舉腳支持，不會在這裏婆婆媽媽！
選票民主管治效果不彰
對香港管治的認受性問題，坊間的意見有一定的參考性，例如陳教授引述藝人黃子華的看法，意思是有份投票，「條氣順啲」！不過，用選票民主增強政府認受性是一種方法，從實證效果來看，不見得有效。陳教授認為他標籤的專制政權，人民「無得選，條氣唔順」，政府認受性及管治問題一定較差。這亦是實證問題，可以驗證。
有政黨輪替，符合西方民主定義的台灣的國民黨馬英九民意支持度最低跌至9.2%。PEW Research center是一個美國的國際民調機構，跨國比較中國民眾支持政府遠遠高於美國。舉例說2011年，有87%中國受訪者滿意國家的發展方向。而PEW在美國研究同樣的問題，2011年滿意度是17％至32%。PEW亦做過公眾對政府的信任，1993/94期間在美國曾跌至只得23%受訪者信任政府。台灣「中研院」做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2002年中國的體系及民主支持程度在8個亞洲地區之中得到79.3%的平均分，僅次於最高的泰國（平均分為82.5%）。被稱為專制的中國，好過內蒙古（71.3%）、台灣（63.6%）、菲律賓（63%）、韓國（62.1%）、香港（61.2%）及日本（58.7%）。亞洲最老牌的民主國家，經濟水準亦最高的日本被比下去了。這個調查量度指標包括對政府體系支持、滿意政府、信任政府等維度。其中中國受訪者信任政府制度是72.2%。這些例證說明政治認受性與政府形式沒有相關性。綜合上述的數據，我們得出如下的結論：
1. 有得選（如日本）與管治成績——西方民主制度的選舉方式，但方式公平公正與管治績效——沒有因果關係；
2. 沒有得選（中國），或部分有得選（香港立法會）亦不一定與管治成績有什麼關係——選舉元素缺乏或弱化與管治能力無關。
若這兩點結論成立的話，明天香港行西方民主選舉特首及立法會，兩個政府制度是否有認受性最終還是看管治績效。陳教授會反駁筆者，他舉出「世界銀行」的全球管治指標，數落中國在法治、問責、貪腐、政府效率等成績不太理想。筆者亦看過相關數據，亦同意它部分的可信性。但管治概念的中心思想是，根據閣下老師Juan Linz及另一位學者Alfred Stepan的見解是「相信政府的認受性而使之有能力落實決策」。關鍵是相信（belief） 兩字；因此，科學的民意調查是最可靠的管治指標。在上述的指標中，香港得到的分數亦恰如其分。即是說，管治關鍵是民眾的評估。跨國／地區的比較結果是選票民主，效果未必理想，比沒有得選的政體差。即表示西方民主政體是出了問題。
經濟成功需要民主嗎？
陳教授亦引用學者的研究說明民主在經濟發展的好處，但明顯沒有說服力。筆者亦努力找證據，好讓我不會對西方民主這樣失望，可惜事與願違。我以下的證據比陳教授拿出來的更有說服力。
1991年蘇聯解體、1992年鄧小平南巡展開了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政策，標誌着二次大戰後的冷戰結束，東西方的比併進入新的平台，不再完全是意識形態之爭。在這個背景下，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Kevin Hassett問一個關鍵問題──經濟成功需要民主嗎？
他文章開首的第一句是斬釘截鐵的說，「可悲的，不需要」（Sadly, no）。為了認真覆核Hassett的數據，筆者找了位懂得量化運算的同事再做一次。真的沒有錯！見附表，民主與非民主半民主是用Freedom House定義，相信大家沒意見，完全是西方標準。在130個國家或經濟體之中，67個被定為民主國家或地區，包括20多個歐美傳統民主政體（如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澳洲）及亞洲的日本、印度及台灣等。另一個組別是半民主（partly politically free）或非民主半民主共63個（如中國、俄羅斯、馬來西亞，新加坡及香港等在這一組）。兩組國家或經濟體分別只是民主這一元素，而另一元素是經濟開放或自由。Hassett所指的所謂經濟開放亦有不同程度，如中國的經濟自由度是排名95，香港屬半民主（表中與非民主歸為同一組別）排名是1。它們都屬於同一組。
總而言之，兩組國家或經濟體分別的元素是西方民主，其他元素理論上不變。結果十分清楚，不用統計上有顯著度便可知Freedom House所指的西方民主國家或經濟體在1991年至2005年15年間任何時段都輸給非民主半民主的國家或經濟體2至4個百分點。一般而言，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慢，但在西方民主一組內有三四十個發展中國家如南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烏拉圭，非洲的馬里、毛里裘斯、南非等。即是說，西方民主一組不可完全怪罪成熟經濟這個元素。從管治及經濟成績兩項重要指標，西方民主政體這樣不濟，亦出乎筆者意料。但筆者亦沒有辦法，社會科學首重證據。
剩下筆者要回應陳教授就是新加坡模式的問題：就算新加坡政府管治有績效，人民行動黨過去3次大選得票率節節下降！這可能是後現代或後物質主義年代的基本問題。由於生活水準改善，人民要求改變了；以前要經濟增長，有高收入，什麼「四仔主義」，今天要環境保護，要簡樸生活，要去新界做現代農夫，要參與政策制訂。究竟這有幾普遍呢，還未有明確的實證研究。就算是真的，它亦反映一個富裕社會年輕一代未經歷上一代的艱苦、奮鬥，講權利多過講責任及後果！若當他們真的要做一個需要犧牲的抉擇，極有可能是繼續逃避自己的責任，將問題往社會推；這正是希臘、西班牙主權債務危機嚴重國家一蹶不振的原因。這亦是筆者在文首這樣肯定的指出，西方民主大勢不妙。正如筆者〈民主是激情專制〉中引述撰寫美國「聯邦人論文」的麥迪遜所言，若人們是天使，政府就沒有需要了！真理與人數多寡沒有必然關係，這亦是筆者欣賞混合政體（包括民主） 的原因。
年輕人準備為民主付出代價嗎？
西方民主，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講法，是多數人的統治，但亦會變成暴民政治。請支持西方民主之士不要低估民主激情專制的禍害，尤其是年輕人，充滿激情，但經驗尚淺；我們年紀大的是否有責任提出異議呢？中國文革的禍害大家耳熟能詳，我們可以談一談影響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及體制發展的法國大革命。當時激進黨人雅各賓派專政期間（1791至94年），多數人暴政的結果是3年內上斷頭台的「反革命分子」達7萬人之眾！為什麼？道理十分簡單，多數人的決策、參與並沒有任何內在邏輯或結構因素會造成正義或符合公共利益的結果。這亦解釋了Hassett的研究結果：西方民主不帶來經濟紅利。當然，陳教授會抗辯說：這是人民的抉擇！這亦是筆者為何甘冒大不韙，逆香港小局的時興潮流，力陳西方選票民主本身並不能解決管治問題，它只是短暫的興奮劑而已，「急救」之後亦會迅速回復原狀。若各位極力推崇西方選票民主之士，有盡言責向市民講清楚選票民主的利弊，若此，筆者亦可以少講兩句！
結論
香港管治問題用選票，或普選做急救是藥石亂投。管治之道，歐美諸國近幾十年行了歪路，用「選票至上主義」（electoralism）為東西方冷戰開藥方，但最後累了自己。這當然有Kupchan在《外交事務》所講的全球化因素，致有Hassett的「經濟成功需要民主」的問題。實證結果不會騙人，但激情或民粹則不同了！它亦可騙人及造成人類悲劇。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以至美國立國國父都是追求共和政體，就是希望避免多數人暴政、激情或民粹。因此，混合政體應是較為可取，它平衡一人政府、少數人政府及多數人政府三者的制度優劣。美國立國政體設計（見筆者1月7日《明報》〈民主是激情專制〉一文）就是用間接選舉選出並不「激情專制」或民粹的總統及參議院，使政府管治有全局及長遠利益考處！
（寫於2014年1月21日）
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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