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榮光﹕教育均等、公平與公義的考慮 ——直資學校政策現象的釐清
【明報專訊】隨聖士提反女校轉直資的爭議，直接資助計劃這個實施了22年的教育政策，又一次引起公眾的關注，教育及輿論界的討論，以至現任及前任教育局問責官員的公開發表意見（註1）。然而在眾多官家的「政策修辭以至巧語」（policy rhetoric）氛圍下，我們見證到的卻不是愈辯愈明的政策真相，而是愈說愈糊塗的政策現象（policy phenomenon）。直資學校究竟是指每年學費「最貴十幾萬」的學校，抑或是不收取任何學費的學校（見註1（a））；是滿足「外國人來港工作的子女」及「富家子弟」的需求（demands），抑或是「專責照顧南亞裔學生」的學校（見註1（b））？作為從事香港教育政策研究的一分子，我想重提我對這個政策現象的一些管見（註2）。
辦學資源投入差距
還算是均等教育？
直資學校作為一政策現象，在官家的陳述中，明顯地出現欠精確的理解。香港教育界內眾所周知，直資學校在過去22年的發展中，實包羅了多種類別的學校；其中可概括為（註3）：
一、九七回歸所造就的傳統「左派」學校轉直資；
二、因上世紀70年代港英政府急於實施9年強迫教育而衍生的買位私校轉直資；
三、2000年以來新開辦的直資學校（其中絕大部分是英中）；
四、傳統津貼學校轉直資。
這4類直資學校各有不同歷史背景、加入直資計劃不同的動機與目的，以至不同的運作模式。在官家的陳述中，只不加識別地把它們當作一整體制度去理解，這就明顯地犯了公共政策管理的大忌，結果只會使政策措施流於掛一漏萬，無法切合不同政策對象的需要。事實上，近日有關聖士提反女校轉直資的政策爭議，官家的陳述只不斷重複，有多於30%的直資學校是收取每年5000元以下的學費。這種一概而論的說法，若不是顯示官方未有掌握問題的核心所在，就是刻意的混淆視聽，以祈含混過關（muddling through）。
聖士提反女校轉直資的現象，就屬於上述4類直資學校中的所謂傳統津校轉直資。唯有從這個角度入手，我們才可以緊扣直資學校是否製造教育不均等、造成社會不公義、窒礙向上社會流動等議題。事實上，當我們聚焦在由2002年以後傳統津校轉直資的12所學校，我們就立刻可以見到它們的平均收費是每年3萬多元（而不再是5000元）。據此，我們就可以質疑，當香港大部分學童在12年普及教育下，只可享用每年4萬元的財政投入（即資助學額的平均單位成本），但這些津校轉直資的學生卻平均可享有每年7萬多元的財政投入；這種辦學資源投入上的差距，難道算得上是均等教育（equal education）嗎？
公平競爭？
再者，當這種教學資源投入的不均等，不斷作用及累積了12年以後，這兩批學生在香港的考試制度內，卻被要求在同一標準下，參加香港中學文憑公開考試，並競逐本地大學有限的升學機會。這樣的一種不均等教育過程，以至考核與選拔制度，又算得上是公平競爭（fair competition）嗎？
對比於2002年以前的公立學校制度，當年所有傳統名校都包羅在公立學校制度內，並參加統一派位機制。即所有傳統名校都是向全體香港學生開放，並以擇優取錄的方式，讓學生公平競爭這些學位。但隨部分傳統津校陸續轉直資以後，公立學校制度內的優質教育資本就不斷被侵蝕；同時，本港優秀學童享用傳統津校的優質教學資本的機會，更一再受到剝削。因此就令人質疑，這算得上是一個公義的教育制度（ju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嗎？
優質教學資產 被封閉及壟斷
當我們再進一步追問，這些轉直資的傳統津校的優良教學資本是從何而來的時候，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當然就是，香港社會的家庭長年累月地把一代又一代的優秀子弟投入到這些傳統津校就讀，因此這些傳統名校的優良教學資本（以至衍生出來的文化及社會資本），都應該是香港社會大眾的共同資產。但當這些傳統津校轉直資後，這些優質教學資產就被封閉及壟斷起來。至此就更令人質疑，這算得上是公義的教育原則（just educational principle）嗎？
最後，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普及以至相對均等的學校教育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就是，一個包羅了所有傳統名校（包括官、津、補學校）的公立學校制度，而且這個制度是以擇優取錄方式向全港學童開放。這個公開、公平的公立學校制度，不單止為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童提供了一個很大程度上均等化的機制（equalizing mechanism），同時亦建構起戰後香港賴以維持作為公平競爭社會的其中一個核心制度。繼續容許傳統津校甚或官校轉直資，就是不斷對公立學校制度優質教學資本的侵蝕，以至對香港社會過去相對較開放的向上社會流動的階梯造成破壞。
附註
1. （a） 吳克儉（現任教育局長）2013年6月8日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問責》節目的發言。見：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layer_popup.php?pid=1084&eid=221215&d=2013-06-08&player=real&type=archive&channel=radio1
（b） 楊哲安（前任教育局政治助理）在《蘋果日報》「隔牆有耳」版的訪問發言；刊2013年6月8日。見：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608/18289208
2. 有關本人過往對直資學校政策發表的意見，見：
（a） 曾榮光（1998）《香港教育政策分析：社會學的視域》。香港：三聯書店。第9至11章
（b） 曾榮光（2011）《香港特區教育政策分析》。香港：三聯書店。第4章
3. 以上的歸類是以為本地學童提供完整6年中或小學的直資中、小學為基礎，因此不包括參加直資計劃的國際學校及高中（過往的中六）學院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客座教授
還算是均等教育？
直資學校作為一政策現象，在官家的陳述中，明顯地出現欠精確的理解。香港教育界內眾所周知，直資學校在過去22年的發展中，實包羅了多種類別的學校；其中可概括為（註3）：
一、九七回歸所造就的傳統「左派」學校轉直資；
二、因上世紀70年代港英政府急於實施9年強迫教育而衍生的買位私校轉直資；
三、2000年以來新開辦的直資學校（其中絕大部分是英中）；
四、傳統津貼學校轉直資。
這4類直資學校各有不同歷史背景、加入直資計劃不同的動機與目的，以至不同的運作模式。在官家的陳述中，只不加識別地把它們當作一整體制度去理解，這就明顯地犯了公共政策管理的大忌，結果只會使政策措施流於掛一漏萬，無法切合不同政策對象的需要。事實上，近日有關聖士提反女校轉直資的政策爭議，官家的陳述只不斷重複，有多於30%的直資學校是收取每年5000元以下的學費。這種一概而論的說法，若不是顯示官方未有掌握問題的核心所在，就是刻意的混淆視聽，以祈含混過關（muddling through）。
聖士提反女校轉直資的現象，就屬於上述4類直資學校中的所謂傳統津校轉直資。唯有從這個角度入手，我們才可以緊扣直資學校是否製造教育不均等、造成社會不公義、窒礙向上社會流動等議題。事實上，當我們聚焦在由2002年以後傳統津校轉直資的12所學校，我們就立刻可以見到它們的平均收費是每年3萬多元（而不再是5000元）。據此，我們就可以質疑，當香港大部分學童在12年普及教育下，只可享用每年4萬元的財政投入（即資助學額的平均單位成本），但這些津校轉直資的學生卻平均可享有每年7萬多元的財政投入；這種辦學資源投入上的差距，難道算得上是均等教育（equal education）嗎？
公平競爭？
再者，當這種教學資源投入的不均等，不斷作用及累積了12年以後，這兩批學生在香港的考試制度內，卻被要求在同一標準下，參加香港中學文憑公開考試，並競逐本地大學有限的升學機會。這樣的一種不均等教育過程，以至考核與選拔制度，又算得上是公平競爭（fair competition）嗎？
對比於2002年以前的公立學校制度，當年所有傳統名校都包羅在公立學校制度內，並參加統一派位機制。即所有傳統名校都是向全體香港學生開放，並以擇優取錄的方式，讓學生公平競爭這些學位。但隨部分傳統津校陸續轉直資以後，公立學校制度內的優質教育資本就不斷被侵蝕；同時，本港優秀學童享用傳統津校的優質教學資本的機會，更一再受到剝削。因此就令人質疑，這算得上是一個公義的教育制度（ju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嗎？
優質教學資產 被封閉及壟斷
當我們再進一步追問，這些轉直資的傳統津校的優良教學資本是從何而來的時候，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當然就是，香港社會的家庭長年累月地把一代又一代的優秀子弟投入到這些傳統津校就讀，因此這些傳統名校的優良教學資本（以至衍生出來的文化及社會資本），都應該是香港社會大眾的共同資產。但當這些傳統津校轉直資後，這些優質教學資產就被封閉及壟斷起來。至此就更令人質疑，這算得上是公義的教育原則（just educational principle）嗎？
最後，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普及以至相對均等的學校教育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就是，一個包羅了所有傳統名校（包括官、津、補學校）的公立學校制度，而且這個制度是以擇優取錄方式向全港學童開放。這個公開、公平的公立學校制度，不單止為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童提供了一個很大程度上均等化的機制（equalizing mechanism），同時亦建構起戰後香港賴以維持作為公平競爭社會的其中一個核心制度。繼續容許傳統津校甚或官校轉直資，就是不斷對公立學校制度優質教學資本的侵蝕，以至對香港社會過去相對較開放的向上社會流動的階梯造成破壞。
附註
1. （a） 吳克儉（現任教育局長）2013年6月8日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問責》節目的發言。見：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layer_popup.php?pid=1084&eid=221215&d=2013-06-08&player=real&type=archive&channel=radio1
（b） 楊哲安（前任教育局政治助理）在《蘋果日報》「隔牆有耳」版的訪問發言；刊2013年6月8日。見：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608/18289208
2. 有關本人過往對直資學校政策發表的意見，見：
（a） 曾榮光（1998）《香港教育政策分析：社會學的視域》。香港：三聯書店。第9至11章
（b） 曾榮光（2011）《香港特區教育政策分析》。香港：三聯書店。第4章
3. 以上的歸類是以為本地學童提供完整6年中或小學的直資中、小學為基礎，因此不包括參加直資計劃的國際學校及高中（過往的中六）學院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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