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抗命時代的開始

陳健民﹕抗命時代的開始

【明報專訊】人大對普選落閘，抗爭一觸即發，社會淹沒在悲憤、憂慮之中。背着一群面帶愁容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卻抿嘴而笑。這一笑，說明了許多問題。 梁先生是為了自己或是為了香港當特首，大家一目了然。要問的，是怎樣的制度和怎樣的權力，會欽點一個叛逆民情民意而沾沾自喜的人當上這個位置？

抿嘴而笑的，還有那批一直「代表」我們到全國人大「鼓掌」的港人。好像譚惠珠、范徐麗泰、馬逢國等在會議結束後，急不及待向記者介紹人大常委會決議案內容，那種亢奮是源於和權力如此靠近，靠近得可以將當權者的鼻息和一句半句聖旨的註脚，傳給屏氣凝神等待法落的蟻民。

在9月1日的政改簡布會中，當我目睹泛民議員抗議李飛傲慢的發言而被趕、被抬離場時，心裏感觸萬千。香港有六成市民在民調中支持民主普選，而同等數量的市民在立法會票投泛民。但這些代表大多數市民的議員不單在這場合中變成極少數，而且被驅趕的時候還有一大群建制中人歡呼喝彩。香港就是在這些有「廣泛代表性」的人物的笑聲中沉淪。

我見到的沉淪，不單是在過去一年北京不擇手段對佔中進行威嚇，而是特區政府為了配合這種打壓不惜弄到禮崩樂壞。由警方對佔中義工的「低調通緝」、公司註冊處拒絕佔中登記（綠色和平、社民連等組織亦採取公民抗命卻能成功登記）、警方對入侵佔中全民投票系統的黑客坐視不理、郵政署拒絕郵寄學民單張（但卻將信封上寫上威嚇字句的郵件寄到我的手中）、廉政公署得律政司批准開展對黎智英和李卓人一項匪夷所思的調查、特首以「個人身分」參與「民間」的反佔中運動等等，叫人怎樣相信政府仍能秉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處理公共事務？

獨裁社會最深沉的罪惡在港萌芽

作為知識分子，最是痛心的，是目睹獨裁社會最深沉的罪惡在香港萌芽﹕權力透過威迫利誘，讓扭曲了的概念在社會上流播生根。什麼是普選、和平、愛國愛港、有商有量、理性務實、廣泛代表性、國家安全、最大的民主派，甚至「美玉」、「靚女」等等概念，都被官員的講話和反佔中文宣弄到混淆不清。缺乏共同的語言，溝通滿是障礙，對話自然走向終結。譬如李飛說大部分港人以至泛民都是愛國愛港，但如果讓香港人自由選擇，卻會選出一個對抗中央、危害國家安全的特首！說中央不會讓佔中這種脅迫手段得逞（即是承認給港人的不是真普選），另一方面又說因為港人不太關注立法會選舉問題，所以建議2016年不作修改，而這又是符合循序漸進云云。你太關心或你太不關心都是落閘的理由，但說這些謬論一樣贏得台下如雷掌聲，感恩中央沒有給他們充分的選擇權。

如果像李國能所說，自由的代價是恆常的警惕，我們就應該深思「袋住先」會否令這社會進一步沉淪。譬如一間店賣了一個A貨手袋給你，你要求退錢，老闆卻帶着黑社會口脗說「貨物出門，恕不退換」，然後你身旁有位經濟學家告訴你，這城市官商勾結，報警亦無濟於事，倒不如袋着那A貨回家，撈點剩餘價值好過一無所有。你會如何？抗爭、沉默，抑或覺得自己在各種限制下已經袋得最多而沾沾自喜？我們會否得了A貨，卻掉了一些更珍貴的東西？
同理，我們接受了北京給我們的普選A貨，我們亦接受了承諾可以違反、普選無所謂真假、威迫利誘手段可以得逞。即是說我們接受了從道德底線再往後退。更有甚者，港人接受了這個假普選後，中央便已完成落實普選的責任，剩下來最後一件未完成的憲制責任便是23條立法。李飛說落實普選要考慮「國家安全」，那有什麼比23條立法更能保護國家安全？特別當特首是從假普選產生，必然挾着民意向北京投誠盡快立法，以箝制再有佔領行動的發生。
有些人幻想市民有票在手，政府不敢為所欲為。羅范椒芬又說，中央到時可提名陳智思和陳婉嫻，選民一樣可以有真正的選擇。但如果這種選擇是源於北京的喜好而非一個開放的制度，北京要百分百安全系數、要梁振英當選，它便可找周融陪跑；要范太當選，也找周融陪跑。到時泛民支持者即使全投白票，單是建制派80萬選民投票，梁振英取得68萬9000票，仍然會以「民選特首」的身分推23條立法！

因此，泛民必須按70多萬參與佔中公投的市民的意願否決假普選，這是要維護我們的尊嚴，拒絕為欽點政治披上普選外衣。我們必須清醒，只要中國自身不進行政治改革，香港要實現普選是緣木求魚。失去制度改革的可能、政府和議會進一步失效、一國向兩制步步進逼，香港何去何從？我認為民主運動必須從過往推動選舉改革和議會政治回歸到壯大公民社會，開拓抗命的時代。這個抗命，不單是指公民抗命，它涉及更廣義的不認命、不受既定權力和制度框架束縛的逆權精神！

民間可着手醞釀「社會約章」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退可「自我保衛」（self-defense），以有組織的公民力量保護核心價值；進則可促使公共議題的設定，建構共同願景。佔中即將發生，它將會像一個抗命的洗禮，讓一批泛民議員、宗教領袖、教授、律師等專業人士在街頭與青年學生、社運人士、基層市民團結一致，開啓一個抵抗運動，拒絕沉淪、以衛我城。但拒不認命應有更積極的精神，民間可着手醞釀一個「社會約章」（借陳允中語），共同建構核心價值和願景，在不同領域發展出行動綱領，在政府失效時仍能建設屬於我們的生活世界。譬如傳媒自我審查，金融和專業界的市民能否以一人一股方式開辦一份有批判性的財經日報？又譬如我們能否連結中產消費者支持本土農耕事業生生不息等。

在抗命時代，每一個公民應發掘自己的逆權空間，培育一種自主的精神，不要依賴、不要壯大那個維穩的政經系統，當政府侵害我們的權利時要起而抵抗。更重要的是尋找民間協力的空間，不讓謊言和利誘滲透，創造屬於我們的生活。

作者是中大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