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

｢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


少不讀水滸 解析

因為少年血氣方剛、易於衝動，看了《水滸》學裏面的英雄好漢，形成不良的習性，所以少不讀水滸。

老不讀三國 解析

　　原因一：“老讀《三國》是為賊”，“賊”，奸詐之義。深諳世故的人讀《三國》，洞悉其中的陰謀詭計、爾虞我詐，難免會愈加老謀深算、溝壑滿胸，所以老不讀三國。

　　原因二：“老讀《三國》淚空垂”，上了年紀的人讀《三國》，常常會喚起曾幾何時縱橫四海、氣吞八荒的豪情壯誌，產生老驥伏櫪、英雄遲暮的感慨，無奈一把辛酸老淚，所以老不讀三國。

　　原因三：“猶言年紀到了這地步，經歷頗多，不宜再看三國——看到各種圖人的計謀，不免緬懷自己的遭遇，吃了別人不少虧，猛然覺醒，突然憤恨而已；或因學習了那一套，用以對人，甚至進行報復，都非美事，所以認為不如廢卷。”——雜文家高旅

戴耀廷：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佔中之旅」，在香港建構起一套民主的文化以承托民主制度

戴耀廷：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佔中之旅」，在香港建構起一套民主的文化以承托民主制度


　【明報專訊】今年一月十六日，我在本地一份政經報章寫了一篇政論文章談到香港的民主運動，提出如要在二○一七年爭取落實能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普選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港人可能要採用一種混合非暴力抗爭和公民抗命的方法，就是由至少一萬人在事先宣誓及事先張揚下，有限度犯法但非暴力地堵佔中環的要道，並長期佔據以迫使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履行給予港人普選的承諾。

　參與者更會事後自首承擔罪責。

　整項行動是一場政治博弈，希望在真正佔領中環前已能產生足夠的政治能量，促使中央政府正面回應港人多年爭普選的訴求。我也希望爭取民主普選的港人，不要「勝者全取」，要在符合國際標準的條件下，盡量與各方達成選舉辦法的共識，以使各方能在公平的制度下，和平及理性地參與選舉爭逐。

　這篇文章能在香港社會產生如此大的震撼力，甚至中央政府官員在特區政府未開始政改諮詢前，就要先為普選特首定下要愛國愛港和不可與中央對抗的底線，對我來說肯定是一場政治意外。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沒預先計劃要進行什麼政治運動。寫這篇文章時，我想它也會如以前大部分我寫的文章的命運差不多，在很少人讀過後就很快會遭人遺忘。其實我過去的文章，我也知道會用心讀的人不會太多，因可能涉及的問題較技術性，而我的寫作技巧也或許太學術性。

　政治意外

　當時只是如過去每星期一樣，要準備為那已寫了六、七年有關法治、政治和管治的專欄寫稿子。剛好之前在元旦日出現過有示威者在中環堵路，而文章刊出那天是特首施政報告宣布的同一天，故我選了這題目寫了這篇文章。我估計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必不會宣布政改諮詢（不幸言中），所以提出這建議供各界思考。情正如我幾個月前在同一專欄提出過引入半總統制去解決香港行政與立法機關不協調的問題一樣，估計也不會有太多人理會。

　這篇本應也只是相當普通的文章，卻在香港社會內產生了那麼大的政治影響力，這是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事前完全想不到的。但可能這也並非一場政治意外，相同的建議（雖意念沒那麼完整），我已曾在二○一○年提出過。當時正值五區公投的爭議，我那時在同一專欄正連載一系列關於香港社會運動的不同方法的分析，佔領中環當時是我分析的眾多方法之一。但當時收到的回應是零，現在說出來，可能還記得當年曾有讀過那篇文章的人，全港不會超過一個，就只是我自己。但為何今年一月這差不多的建議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呢？我相信是香港社會經歷過這兩年的政治鬧劇，包括二○一○年政改後出現泛民內部的政治分裂、二○一二年三月特首選舉那場泥漿摔角，以及二○一二年九月的反國教科運動，香港民情經過○三年七一、天星皇后碼頭抗爭、反高鐵抗爭等再經歷了轉變。

　其實之前我與不同人談及二○一七年政改時，大家都非常悲觀，認為能實現真普選甚或只是通過的機會都是很低的。但當看到我提出以非暴力和公民抗命方式佔領中環爭取落實真普選時，不少人覺得還有可能存在一點希望。我曾收到一名年輕朋友的電郵，在電郵中，她說她和很多朋友對香港已經死心，每次到外地旅行回來，只會更不喜歡香港的生活。但在讀到我的文章和之後的訪問時，感到「真有這麼一刻，覺得香港有可能得救。」她「幾乎覺得正在讀村上春樹的小說，很寫實，卻又很不可思議」。另一年輕朋友告訴我，覺得我的建議好像在發夢，但她就好像在電影《潛行凶間》（Inception）中，讓自己的夢接上了我的夢後，已感到一種力量產生出來。或許這篇文章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可能不少人都有這兩位朋友相近的想法，看到港人只要有決心，我們手上可能有一件相當有力的武器去爭真普選的。

　不過，這篇文章剛刊出時，其實也沒太多人注意，但還是有一些有心人看得到它的政治潛力。在文章刊出當天，我收到「香港獨立媒體網」民間記者Melody的訪問邀請。她是念法律的，故當讀到一名教法律的人卻鼓吹別人犯法爭普選，就引起了她的興趣。她為我寫的專訪才是真正把「佔領中環」意念引起香港公民社會熱烈關注的主因。專訪文章在網上瘋傳，接才引起傳統媒體的注意。

　一月底，我收到《明報》黎佩芬約訪問的邀請，這就是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什麼人問什麼人」版第一篇有關佔領中環的專訪。之後，與負責訪問的譚蕙芸說起，才知道當時好像沒有什麼有趣題目，才臨時找譚蕙芸來為我做那個專訪。當時也想不到會在之後出現十二篇我與不同人的對談訪問，成為了「佔領中環對談系列」。

　「獨立媒體」那個專訪、《明報》這對談系列、再加上一些雜誌及電視電台的訪問，就這樣把我在不預見也不太情願下，推上了一條「佔中之旅」。

　佔中之旅

　這「佔中之旅」開始至今已有三個多月，想像它還會是漫漫長路，至少要到明年七月才有可能見到終點，無論那終點在哪裏。過去這段時間，因各界對「佔領中環」的強烈興趣，無論是支持、反對，還是觀望的，在短短三個月我出席了數十場論壇，與不同團體和人士會面，接受多份報章、雜誌、電視、電台訪問，以及每天在親中報章有至少三篇批評我的文章。差不多每天都會有至少一個訪問和一個與佔領中環的會議，有時更是由早餐開始至晚上差不多十時多才完成整天與佔領中環有關的活動。只計直接有機會現場聽我講說佔領中環的人次，可能已超過三千人。這種生活現還在繼續。

　根據民建聯所做有關佔領中環的調查（我先不批評其研究方法），只是這幾個月我這樣在不同場合談佔領中環，已有百分之九十四的港人聽過佔領中環。若以建立一個品牌來說，在沒有使用過一分一毫已達此成果，肯定是成功的。雖說按這調查說有百分之七十港人反對佔中，但也是說已有百分之二十二港人說他們是支持佔領中環。《明報》做的民調更好一點，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港人反對，有百分之二十五港人支持。這「佔中之旅」可說有不錯的開始，當然離它要實現其目標，即成功爭取在香港以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辦法普選特首，還有很遠的路和大量的工作要做。

　走上這條「佔中之旅」，我太太說我差不多把一生所學包括民主憲政、法治、《基本法》、人權法、公民教育、法律及政治文化、公共紛爭、商議性民主全都一次過用上了。更大的是，我也用上我在宗教信仰上所領受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的教導和使命，甚至連我那沒稜角、願聆聽和高包容的性格也都用上了。

　與負責對談系列的譚蕙芸在一次對談專訪前，看到她為我準備好各樣事，我笑說我好像一個藝人，而她成為了我的經理人，對談系列好像變成「佔中飯局」。誠然，走在「佔中之旅」，我就如聖經中使徒保羅所說，「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林前四﹕9）。

　轉變、演進與不變

　雖然只在這「佔中之旅」走了三個月，我已經歷了不少轉變。先說最表面的，我至少消瘦十磅，褲頭鬆了不少，沒有了雙下巴，眼袋也深了。除了身體非常疲累外，更難過的是那份精神壓力。我在大學進行教研工作已超過二十年，一切其實都是輕易掌握得到，雖忙卻沒有太大壓力。但現在所做的卻完全跳出我的安逸區（comfort zone）。過去我雖也有參與香港的政治，如一九八○年代在港大念法律時被學界直選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代表，直接參與當時的政改討論包括「八八直選」和民主派提出的「一九零方案」。但在一九九一年當我開始港大的教研工作後，我已沒有站在香港社會運動的最前線，參與政治的方式變為主要透過在報章發表政法評論，相對低調。近年大型社會運動如反二十三條立法、天星及皇后碼頭保育、反高鐵及最近的反國教科，我只是如一些香港市民般到場支持。

　當佔領中環成為政治議題，我突然發現自己走到了政治的最前線，而所面對的是中國共產政權，挑戰的是他在香港實施多年的「一國兩制」的底線。面前的難關之大可想而知，我曾作一個比喻，聖經有記載少年牧童大衛拿五塊石頭去挑戰非利士巨人歌利亞，但現在我所面對的中國共產政權實是超級歌利亞（如《龍珠》漫畫中的超級撒亞人），但我因建議非暴力和公民抗命，故手上連五塊石頭也沒有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未來日子會碰到什麼，但只是深信若我認為所追求的是公義，那麼即使心頭有很大恐懼，我也只能繼續走下去。

　我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也有轉變。在「獨立媒體」的專訪中，Melody問我是否也會參與成為其中一個公民抗命人。我當時清楚說我既建議了，自己在道義上也得參與。在開始時，我只視自己為佔領中環的倡議者，希望有人會領導這運動，而因這意念是由我提出，故我願意為他當軍師的。但隨事情發展，我由一個倡議者變成一個組織者和統籌者，但我仍堅持我不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這應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而決策也應由全民來做，而不應由一些組織或個人去領導和決定一切。另一個角色我也會繼續堅持的，就是我是一個傳道者，要對港人問幾個問題﹕你是否希望香港能落實真普選？你是否願為此而付出代價？你願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

　在我與不同人對談時及在各訪問和論壇面對各種關於佔領中環的問題時，我對整個意念的演繹亦在不斷演進中，吸納了不同人的意見，在沒有與原意念有衝突下，這些新的意見令原來的意念變得更豐富。如在《明報》系列的專訪中，譚蕙芸問我如何處理二○一○政改的密室談判問題時，當時我也沒有好的答案。之後經過深入思考，我把過去讀過的商討日概念，融入為佔領中環的前期工作，現變成佔領中環的重要部分。在與梁國雄的對談中，他說到這是四十至六十歲一代港人要思考是否願為香港及下一代付出代價的關鍵時刻。這一點我非常認同，因我也是四十歲以上的人，故在之後的論述加入了要鼓勵四十歲以上的人參與。（之後這被誤解為只是容讓四十歲以上的人參與。）也是與一些學者討論時，有人認為應在佔領中環前先進行其他的不合作運動。我被說服了，故把這也加了進去，令原先的幾部曲，又多加了兩步。

　有人批評這些加進去的新想法，令運動變得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難明白。我同意一場政治運動應是目標明確的，但我也認為這不應由一個人或幾個人去定義的運動，故必須設立平台讓參與者共同決定及擁有這運動，才能成功和產生長遠影響。這也是之後會舉行的多個商討日的目的。我也愈益明白佔領中環這場運動的成敗，也不只在於最終是否真的要到中環去，也不只是要建立起一個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佔中之旅」，在香港建構起一套民主的文化以承托民主制度，並推動以此公平的民主制度去實踐社會公義。

　伙伴、朋友與對手

　在「佔中之旅」上，我並不孤單。在《明報》系列專訪中，我被問到這運動應由哪些人帶領，我沒有問過朱耀明牧師和陳健民教授，就把他們提了出來。他們兩人多年與我在民主發展網絡也有合作，卻想不到點了他們的名後，就把他們拉上了「佔中之旅」。我們三人在三月底正式發表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亦正式開啟了這場運動。訪問我的Melody全力協助我推動商討日，他們都成為我在「佔中之旅」上的伙伴。

　在過程中，我也認識了很多朋友，有些是過去已認識的，但在「佔中之旅」上我們建立起更深的友誼和信任。也有些是新認識的，相識雖短，但那份信任卻在不知不覺間已建立起來。

　當然，佔領中環這麼具爭議性的議題，我必然會多了不少對手，不單是中央政府，更有來自泛民反對佔領中環的人。但我之前已寫文章說，在爭取真普選上，我其實沒有敵人，即使他們視我為敵，我也只會視他們為對手。大家意見雖不一樣，但我並不是要與他們鬥個你死我活，而只是要爭取一個雙贏的解決方法。

　前面的路

　走過了三個多月，這其實只是長長的「佔中之旅」的開始，而在前面我會遇見什麼，也難以預見。但我希望在未來日子看到幾個商討日先後順利舉行，有更多人全身投入這場運動。我會見到很多港人，在莊嚴的宣誓儀式上，簽訂誓約表明他們願意為爭真普選而進行公民抗命的行動，並會為此而承擔罪責。我也想看到幾十萬以至過百萬港人參與全港性的電子投票，議決他們認為能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選舉辦法的具體方案。我更希望中央政府在看到港人對真普選的決心後，欣然接受而使真普選可以在香港落實，令香港各種深層次矛盾有機會被打破。我真心希望當我們走到中環去時，我們不是進行公民抗命堵路，而是幾十萬港人帶愛與和平，走到中環為香港的民主普選舉行勝利的大遊行。

　從現在的現實環境去看，這些看來都似是一場夢多一點，但我也坦承我從來都是一個做夢者（I am a dreamer）；我也不否認我是個天真和樂觀的人。重複我在以前文章中的一段話﹕「我寧願作一個天真但還是懷盼望的人，而不願作一個現實卻是陷於絕望的人。」大家在媒體見到的戴耀廷，也就是真正的戴耀廷。這對談系列雖結束了，但我想在未來的一年多，在「佔中之旅」上，你應該還是會見到我的，我希望在「佔中之旅」上，無論哪一點也會見到你的身影。

　文 戴耀廷

　編輯 梁詠璋

何家達：view finder﹕find a view﹕嗜血的鏡頭

view finder﹕find a view﹕嗜血的鏡頭

　【明報專訊】早陣子無一套以男記者與女警察為主角的電視劇有一句對白刺中了我的神經，話說男記者在教導新同事如何當個「好」記者時說：「發生咩事都影相先，見到隻鷹等緊垂死小朋友都係影相先！」這裏說的應該是南非攝影記者Kevin Carter拍的那張名為《飢餓的蘇丹》，照片內容是蘇丹內戰到處饑荒，一隻禿鷹在餓得皮包骨的女童不遠處徘徊，不難令人想像女童的下場。電視編劇或許認為這樣的對白能點出普羅百姓對記者的認知，但他未必知道攝影記者在拍攝苦難時面對的心理掙扎與承受的痛苦。現實中的Kevin Carter在獲得普立茲新聞獎後遭受千夫所指，罵他不理女童死活只顧向老闆交差，最後他走向自殺的絕路。

　
月中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震驚全球，美國國民除了關心追捕行兇者的進展，報章刊登的照片亦是另一個廣被討論的話題。美聯社那張警察與自願者把被炸斷雙腳的Jeff Bauman推往救援的照片肯定最讓人瞪目結舌，有些讀者或許會認為畫面太過血腥恐怖故不應刊登，相信連美聯社編輯室亦對讓照片是否適合發放經過一番商討，最後美聯社共發放了同一照片的兩個版本，另外一幅把傷者雙腿下半血肉模糊的部分裁去。

　選取血腥照片準則

　我請教了在大學兼職任教新聞攝影的現職《明報》圖片編輯郭慶輝有關選取血腥照片的準則，他表示最理想的做法當然是無任何審查的情下刊登照片，因為攝影記者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忠實地記錄事件，攝影記者拍到的照片只要不涉及做假就應該刊登。但現實中編輯對如何選擇照片還有很多其他考慮，例如要考慮讀者（如學生）能否接受內容會令人不安的畫面。

　紐約的Daily News選擇了另一種方法去保護讀者的眼睛，編輯室決定將Boston Globe攝影師John Tlumacki拍到的照片左方女傷者的腳傷用photoshop隱去，使畫面上看起來相對沒那麼血腥。然而這做法很快被其他攝影記者發現兼在網絡世界炮轟這做法完全違反新聞攝影道德。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的專業操守第六條指明（見註），編輯不應操控、加減影像內容以達至誤導的效果。Daily News的做法明顯違反了操守。

　保護讀者還是自我審查？

　以上兩例正好點出現實中的傳媒很多時或因為保護讀者，或因商業考慮而自我審查，大大收窄了刊登照片的尺度。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與尚‧摩爾（Jean Mohr）合著的《另一種影像敘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裏這樣寫：「報道攝影故事屬於一種目擊報道（eye-witness accounts），而非說故事，正因此我們必須仰賴文字說明，來克服影像中無可避免的曖昧含混（ambiguity）。含混曖昧在採訪報道裏是不被接受的，但在說故事裏卻是無可避免的。」我不是鼓勵媒體嗜血，而是新聞攝影既然以目擊報道為首要責任，就應該盡量忠實地呈現攝影記者的紀錄。

　再者，淨化的影像不代表現實中的受害者能免除受苦。即使Kevin Carter照片中的蘇丹女童活下來，其他千千萬萬因戰火同樣在遭受饑荒的小童又活下來了嗎？照片經過剪裁，那波士頓爆炸案中Jeff Bauman的雙腳就沒被炸斷嗎？攝影記者不是在以他們的存在與見證去警惕、呼籲、關懷甚至嘗試拯救世界嗎？

　先拍照還是先救人？

　與Kevin Carter命運迥異的，是美聯社攝影記者Nick Ut，他在越戰時拍下9歲女童Kim Phuc跑向相機逃離南越軍方投擲的凝固汽油彈的相片後，更把Kim帶到醫院請求醫生拯救她。Nick更一直像叔叔一樣時常探望Kim並與她成為好朋友。若要問我攝影記者每當面對「先拍照還是先救人」這個問題，我只能無奈但坦誠地告訴各位，每次情都不同，根本沒有金科玉律可以遵守。攝影記者既是記者亦同時是一個人，拍照不是他唯一可做的事；但同時攝影記者亦不是專業救護人員，遇上突發情他亦未必懂得或有能力去救人。

　Diane Arbus說過：「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些事情如果我不拍下來，就沒有人會看見。」magnum(瑪格南)圖片社創辦人之一，Henri Cartier-Bresson （布烈松）發給會員的備忘錄這樣寫：「我想提醒各位，瑪格南的成立是為了讓我們，事實是迫使我們，用自己的能力與解讀，為我們的世界與時代留下見證……當標誌性事件發生，或許並沒有什麼賺頭，但只要你在場，就應當用照片的方式介入我們鏡頭前發生的事，毫不遲疑地犧牲物質享受與個人安全。」願攝影記者們繼續為大眾留下見證，編寫歷史。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註： https://nppa.org/code_of_ethics

　文 何家達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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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茵：豐樂圍 濕地保育戰

通識導賞﹕豐樂圍 濕地保育戰

　【明報專訊】一直以為元朗和天水圍是兩個獨立的區域，互不連接，坐輕鐵兜大圈經洪水橋，來往兩區要近十個車站。

　走路卻是另一番景致，從元朗工業後方的大井圍出發，放眼看去是大片魚塘，走過塘壆小路，二十分鐘就到嘉湖山莊。

　這片魚塘叫豐樂圍。

　地圖上找不到它的名字，歷史卻一點不短。

豐樂圍在英人取得新界後發出的批地書上稱為大井，該處地域業權在一九三五年轉由「豐樂公司」持有，因而得名。位於鹹淡水交界，這裏最初是鹹水稻田，一九三０年代末改為基圍，七十年代再轉型為魚塘，出產著名的元朗烏頭，有價有市，是豐樂圍最風光的日子。如今它卻水靜鵝飛，人去塘空，成為濕地保育戰的第一戰場。

　香港米埔濕地是每年六萬隻候鳥遷徙過冬的重要一站，連帶多種昆蟲、動植物構成世界知名的生態系統，九五年政府正式簽署國際濕地公約（《拉姆薩爾公約》），在后海灣劃出濕地「保育區」及較次要的「緩衝區」兩條界線，限制發展，以維持整個濕地生態的完整。豐樂圍落在保育區內，規劃指引定明，保持生境完整是首要考慮，任何為生態帶來負面干擾的發展都不允許。

　伙環團 爭城規會支持

　然而，早年購入豐樂圍地段的長實，自該處劃入保育區後，多次上訴城規會，終在九九年成功爭取將「自然保育區」改劃為「綜合發展及濕地改善區」，可建樓面面積十四點八萬平方米。其後長實打官司逐走村民，令魚塘荒廢；並找來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合作，以在地盤內發展保育公園爭取城規會支持。目前這十九幢、高達十五至十九層的住宅發展項目已通過環評報告，待城規會最後通過，便可取得環境許可證動工。由於長實提交的生態及景觀影響評估實際甚為粗疏，數年來多次向城規會補交資料，原定於本月五日舉行的公開會議再因應長實要求申請延期兩個月，據悉，有城規會委員表示這是最後一次延期，意味豐樂圍的命運很可能於六月有最終定案。

　方案通過 地產商或群起效法

　豐樂圍方案的關鍵性在於，若獲通過，就是政府簽署《拉姆薩爾公約》後首個獲批在濕地保育區進行的發展項目，先例一開，多個在濕地保育區持有土地的地產商必群起效法。由南生圍、大生圍、以至新田、落馬洲大片魚塘濕地，原是政府向國際承諾保育的世界級生態系統，勢將被豪宅群重重包圍。

　魚塘歷劫史

　后海灣魚塘帶主要在戰後發展起來，其時移民湧港，除了租田耕作外，也有一批人來到新界西北租賃魚塘維生，沿海加建堤圍，引入淡水和魚苗，就維持一家生計。由是，香港魚塘由1950年的180公頃急升至80年代的2000公頃。

　災劫之始:建錦繡花園

　魚塘生態的第一劫是1975年興建錦繡花園。當年加拿大發展有限公司收購大生圍魚塘帶，要大規模填塘開發住宅，政府面對保育人士極力反對，提出成立約380公頃的「米埔自然保護區 」作為補償，由WWF管理，平息保育界爭議，奠下以「生態補償」方案換取發展權的概念。

　然而，80年代長實聯同政府合作開發的天水圍新市鎮、及政府主導的元朗工業，共填平近800公頃魚塘，並未有特別生態補償方案，生態影響評估亦欠奉，皆因當年未有環評、城規制度，保育界要反對亦無法律依據。魚塘面積至2003年只剩1000公頃，比高峰期減半。

　見財化水不甘心？

　魚塘帶地勢平坦，風景優美，本已適合豪宅發展，加上收購價廉宜，錦繡花園賺得盤滿滿，其他地產商自80年代起紛紛效法，收購囤積魚塘地。不料95年政府簽署國際公約，囤積下來的魚塘地落入保育區，見財化水，自是不甘心，這些年來自各地產商提出的上訴和規劃申請從未止息。

　計算魚塘面積存 灰色地帶

　簽署國際公約後，城規會為后海灣保育區定下嚴格的規劃指引，要求所有發展項目不會對濕地造成「面積」和「功能」兩方面的「淨減少」（no-net-loss）；尤其在功能方面，強調魚塘是后海灣生態系統「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用以替代魚塘的濕地生境必須可以持續供應食物，以免危害到雀鳥」，「須證明不會導致原有魚塘生態功能的減少」。

　然而，該規劃指引並無清楚說明，計算魚塘面積時是否包括魚塘堤壆、還是只計水體面積。

　拆堤壆有利無弊？

　堤壆存在於各魚塘之間，原是漁戶行走和管理魚塘的接駁路，分隔開不同用途和業權的魚塘。一般魚塘買賣，自然是包括堤壆的；政府在規劃土地用途時，也不會將堤壆和水體分開考慮，一概將其視為濕地範圍。長實卻利用了規劃指引未有確切說明的灰色地帶。豐樂圍項目範圍內5%面積涉及填塘建住宅，長實「彌補」濕地面積損失的方式，就是將餘下95%魚塘帶內的堤壆拆除，變成一個打通的大魚塘，水體連成一片，堤壆原有的面積加起來就是那5%的住宅地。

　即使這能視為濕地面積沒有淨損失，生態功能方面卻是成疑的。拆掉堤壆只是將魚塘打通，如何彌補填掉那5%魚塘的生態功能？負責豐樂圍項目濕地保育區的WWF解釋，根據規劃署在1997年進行的魚塘研究，濕地雀鳥對較大及開揚的水體的喜愛程度，遠大於細小的魚塘，所以拆掉堤壆打通成大魚塘，能吸引更多水鳥使用，也會減少堤壆的坡度讓水鳥有更多地方休息和覓食。

　「WWF引研究只取其一」

　然而，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指，重點不在拆堤壆的優劣，而是既然建住宅涉及5%的填塘範圍，則應研究那被填的5%魚塘原本發揮什麼功能、而這些功能可如何補償。他指WWF引用規劃署的研究，卻只取其一不取其二，該研究同時承認，「雀鳥於不同季節在不同的魚塘棲息，因此很難就放棄某個魚塘提出充分理由」，由於至今未充分了解更改土地用途和魚塘容納量對雀鳥所造成的複雜影響，規劃指引是採取「防患於未然」的原則，以保留現有魚塘生態為先。

　「要真的證明填塘對生態功能無損失，WWF應該詳細列出每個塘的功用如何、各有哪些雀鳥會去覓食？填塘對各種水鳥、猛禽、兩棲類、螢火蟲各自的影響如何，當魚塘的數目和間隔不同了，對每種生物會起哪些不同的作用？而不是只簡單說打通了大魚塘就吸引些。現在就咁觀察，都見到近南邊要被填的塘，活躍的物種跟外圍的塘不同，你是否有真憑實據去說，填了這些塘後，原有生物可以搬去其他塘生存呢？」記者就此再細問WWF有否就被填塘影響的生物作研究，惟WWF的回覆未有正面回應，主要是重申拆除堤壆、打通魚塘的好處。

　環團 × 發展商 合作隱憂

　自99年城規會將豐樂圍改劃成「綜合發展及濕地改善區」後，長實多次提交發展計劃闖關，屢戰屢敗，直至2005年使用「公私營合作」的概念，出資請WWF合作管理95%面積的濕地保育區、換取5%面積的發展，才令計劃順利推進。眾多環團指摘WWF身為環保團體，卻為不該起樓的「濕地保育區」發展項目開路，過程中也對長實監察不力，淪為發展商花瓶。部分環團提議，政府應以非原址換地的形式，收回濕地保育區內的私人土地，全面妥善保育，而非犧牲一部分面積建樓、換取發展商出資保育餘下面積。

　受人錢財難公事公辦？

　本土研究社陳劍青指出，現行公私營合作模式讓環保團體收受發展商的保育基金，有兩個可能出現的最壞情——其一為發展商可開設子公司發展新界土地，萬一豪宅入伙後，子公司因各種理由倒閉，保育基金如何延續？難道要環保團體「倒貼」？需提防發展商「外判」環保責任的後果；其二，若發展商在別處破壞生態，受人錢財的環保團體能否擔當監管和反對的角色？發展商過往雖有贊助環團以改善形象，但贊助跟注資基金有本質上的不同。

　WWF﹕監管無放軟手腳

　WWF解釋，由於本港的土地使用監管制度未能有效保護濕地生態，政府也沒有專責濕地管理的機構，私人參與濕地保育及資源善用是重要的，資源善用的原則就是鼓勵有限度及不會對環境構成壞影響的發展或使用，以提供長遠保護及管理濕地所需的資源及資金。WWF參與豐樂圍項目是本確保濕地妥善管理的目標，發展商自2006年9月起，負責WWF在豐樂圍項目所投放的人力資源成本，包括監察保護區內的發展進度、雀鳥數量、分析工作等，而日後成立的保育基金只會負責濕地保護區的開支。WWF沒有就此得到經濟利益，亦與其他環團一樣身兼獨立監察者，審視該計劃對濕地所帶來之影響，絕無「放軟手腳」或淪為發展商「花瓶」之嫌。

　人鳥雙贏 已成過去

　豐樂圍生態最豐富的，是90年代以前漁業的興盛期。后海灣漁戶採用傳統方法，每年魚獲收成後，會放走塘水「曬塘」，塘底剩下的雜魚恰好為候鳥提供食物，是吸引牠們選擇在此停留補給的主因；曬塘能助減少細菌，令魚兒少病，減低漁戶損失，是人鳥「雙贏」的生態系統。

　新界農村是一屋一田、耕住合一；西北魚塘帶亦是一塘一魚寮，漁戶就住在塘邊的高架屋內，每天落塘打理魚兒，既帶來經濟回報，對市民來說亦有鮮美本地魚品嘗。經濟活動與生態體系，原是相輔相成，人類在自然中也可擔當共融角色。

　除了逼遷 只有同情

　長實在1989年購入豐樂圍土地後，一直未能發展，至99年成功更改土地用途，便開始逼走漁戶。2000年長實起訴豐樂圍的40多名村名侵佔土地，原來該批村民對業權易手一無所知，自1989年起一直繼續將租金交給原業主。主審法官林文瀚雖判長實得值、村民須遷離，但對村民的處境深表同情，指出「他們多年來在豐樂圍開墾及經營，自力更生，並且在此建立他們的家園。現在他們有很多位均年事已高，要他們遷離豐樂圍，確實是會令他們有生計上的困難」，故給予4個月的遷離寬限期。

　陳劍青指出，該2002年的判決除了令豐樂圍村民被逼遷外，更開了先例，因林官判斷農地的租賃不受「業主及租客（綜合）條例」保障，令其後新界非原居民租戶面對發展商收地逼遷時，以為再無法律空間與之周旋，無奈放棄經營半生的農地和家園，故此案例後，發展商收購農地的進度明顯加快，對生態構成嚴重破壞。以魚塘為例，發展商收購後趕走村民，魚塘荒廢，無魚可吃，雀鳥就集中在鄰近少數仍在經營的魚塘內覓食，漁戶損失嚴重，唯有加網攔截。原本人鳥共生、平衡自足，變成人鳥對立的關係。

　文 林茵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

　fb﹕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Alain：亡者並沒有死，這是相當清楚的，因為我們仍活著。

在拉榭思墓園中，其中一個墓碑屬於Alain的，這位法國哲學家阿蘭著有《幸福散論》，其中有兩段是如此寫的：

「亡者並沒有死，這是相當清楚的，因為我們仍活著。亡者會思想，會說話，會行動。他們可以建議、欲想、批准、責難，這一切都是真的。只不過，我們得理解他們才行。這一切都在我們身上，這一切都活在我們身上。」

「想想亡者想要些什麼，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好好看，好好聽，亡者想活，他們想活在我們身上，他們要我們的生活過得很充實，這就是他們想要的。所以我們才會讓墳墓變得生氣勃勃，因而我們的思緒會快快樂樂地活潑於將至的冬天，直到下個春天，直到第一片新葉。我昨天看過丁香花的花梗，葉子快凋零了，但我在梗子上看到嫩芽。」

楊軍：相信照片能改變世界的紀實攝影師：James Nachtwey

本土紀實攝影師謝至德最近在一篇評論文章說:「攝影就如一面鏡子，影像背後就是你按下快門的慈悲反映。關懷是一連串生命的互相交流，投放時間十分重要，手法也會因題材而有所改變，不然攝影（shooting）就與射擊（shooting）無異。」。另一位本土紀實攝影師吳文正曾說：「我有團火，可以用相機和鏡頭去改變社會！你認為可能嗎？」

對絕大多數的人，相機是玩具，攝影是娛樂。這不是錯。但你要知道它是可以成為救人的工具，也可以成為殺人的工具，關鍵是使用的攝影師是怎樣的人。人心裡所存的是什麼，他的行動就會是什麼。我相信攝影師「可以用相機和鏡頭去改變社會！」。最近看過「The War Photographer James Nachtwey」記錄片，對這位行動冷靜對人關懷的紀實（戰地）攝影師James Nachtwey非常敬佩。敬佩不只是他的勇氣，更是他的人文精神。他以攝影為「救人」的工具，並相信是可能的。他的攝影生涯多數日子都是獨來獨往，常常走到人人都想逃避的地區和處境，與慘劇面對面，與死亡緊貼著走。他沉默地按下快門，用一張又一張的照片向世界廣播，目的是「讓那些從來沒有發言權的人有機會說出自己的心聲。……防止人隨所欲地完全控制社會輿論。」James說。在他的網站首頁的第一句說話：

「我曾是個目擊者，而這些照片就是我的見證。我所記錄的事情不應該被遺忘，且不應該被重複。(I have been a witness, and these pictures are my testimony. The events I have recorded shouldnot be forgotten and must not be repeated.)」

可惜，人類的悲劇歷史不繼在重複。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人類從歷史上得到的教訓，就是人類永遠不會從歷史上得到任何教訓！」。

或許就是人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驅使到那些有使命感召的人，更積極更用力地去幹吃力未必討好但美善的事，盼望有一天人會從睡夢中覺醒過來，不再重蹈覆轍。相信愛的永恆，惡是暫時是短暫的；堅持愛的力量大過恨的力量。James面對人類的黑暗，雖然也會有憤怒，但他將它化為行善的力量。他說：「要學習怎樣控制我的憤怒。我必須運用它，用它的能量，將它轉化成一些能清晰我的視線，而不是模糊它的東西。」。從記錄片中看到這位沉默寡言的攝影師，在槍林彈雨的戰火中，永遠是沉著應戰走在最前線。當他走進受難的人中，永遠以最善良和尊重的態度，慢慢溫柔地接近他們。從被攝者對James的鏡頭的反應，能看出這些人是感受到他善意，知道他是來幫助他們，以照片為他們發聲。James對自己所做的工作有這樣的期望「希望它是有力的和觸動心弦的，能發揮它最大的作用，為我正在拍攝的這些人所經歷的事情討回一個公道。」James在TED的分享。他像是在向所有攝影愛好者發出呼召：用相機行善。何謂行善？「無非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聖經新譯本）。

「作為攝影師，最難受的莫過於覺得自己的一切名聲和利益，都建立在別人的苦難上。這令我每天掙扎不休，因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讓個人野心蓋過真正的同情，我就出賣了靈魂。」，James Nachtwey這句話真的發人深省。香港現時處於很大的張力，高層與低層水火不溶。基層的生活苦痛、社會的不公義、邊緣群體被壓迫，他們需要有人為他們發聲，讓人看見以及知道真相。你願意用你的相機行善嗎？你相信「可以用相機和鏡頭去改變社會！」嗎？

在記錄片中，有位與James合作過的雜誌社女總編輯問了一條很好問題：Do I make a living form other people’s suffering?

© Gilles Peress/Magnum Photos

＊相片來WITNESS PHOTOGRAPHY BY JAMES NACHTWEY和其他網頁。

James Nachtwey在TED上的分享，中文字幕版：

http://www.ted.com/talks/james_nachtwey_s_searing_pictures_of_war.html

紀錄片War Photographer

評台fb：www.facebook.com/pentoyhk

林超英：致命病毒H7N9是人與家禽的問題，不要諉過野鳥

致命病毒H7N9：是人與家禽的問題，不要諉過野鳥

最近幾天，長江三角地洲帶出現 H7N9 病毒，由於引致數人死亡，新聞界十分重視，不斷報導最新消息，香港以至全中國都提高警惕，嚴防疫情蔓延，政府為了保障人民生命而嚴陣以待是合理的，但是我們普通人卻應該對事情提高認識和理解，適度應對，切忌反應過敏，為自己和身邊的親朋製造不必要的恐慌和煩惱。

我尤其想指出：不要歧視野鳥，不要對野鳥有錯誤的觀念，我們必須重點關注的，反而是家禽方面的種種潛伏危機。

4月3日傳媒有以下報導：

「這次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新洗牌的病毒，之前從來未見過……病毒基因有八節，其中兩節是 H7N9 病毒， H7 部分來自浙江野鳥、 N9 部分來自韓國野鳥，至於其餘六節，則是 H9N2 的禽流感基因，相信來自長江以北的地方。……新病毒是不同野鳥的基因洗牌後出現，有機會是不同野鳥交叉感染病毒後，於野鳥體內基因洗牌，導致全新病毒具有傳染人類的能力。……禽鳥聚集容易交換身上病毒，而混合出新品種病毒，若農場及街市的生物安全措施做得不好，病毒很易傳染給人類。」

類似報導很多，不斷提及「野鳥」，給人一種錯誤印象：

1. 野外的鳥類是 H7N9 病毒出現的「原因」
2. 野鳥是危險的。我在野外觀鳥三十多年，對此有些感想，與大家分享。

鳥類是自然現象，在地球出現大概比人類的老祖宗如古猿和南猿等還早。我們人類是後來者，能夠生存和延續到今天，本身反映人類與鳥類之間有一種和諧關係，大家可以共存世上，互相之間並無矛盾，從這個角度看，鳥類，即是如今眾多新聞報導中的所謂「野鳥」，幾百萬年來對人類是沒有危險的。

人類甚麼時候開始惹上「禽流感」呢？相信是從人類馴養雞鴨等成為「家禽」開始^[1]。人類本來沒有流行性感冒這種病，但是自從把森林中游走的野雞和天上飛翔的野鴨圈養在自己身邊，與家雞和家鴨多了親蜜接觸，結果感染了牠們身上亘古以來就有的病毒，由於雙方從未見過面，出現互相抗拒，在人來說就成了病。後來加上城鎮裏人口密集，以致病毒在人與人之間輾轉流傳，才成為現在的禽流感。從這個角度看，「禽流感」起於人養家禽，再加上城市化而放大，因此我們不能視疫症為「野鳥流感」，而應該切實認識它是「禽流感」，而且「禽」是「家禽」的「禽」，不是廣義「禽鳥」的「禽」。

我又提醒大家留意上面引述的報導中的兩句說話：「這次 H7N9 禽流感病毒是全新洗牌的病毒」和「禽鳥聚集容易交換身上病毒，而混合出新品種病毒」。甚麼地方禽鳥最密集？不在野外，在飼養雞鴨的農場和城鎮裏的雞鴨市場。

人為的擠逼環境，是雞隻病毒洗牌的天堂

我在野外觀鳥，森林中的野雞（學名：原雞）往往單槍匹馬，偶然會小群活動，但一定不會大群貼身擠逼在一起，至於野鴨，遷徙期間，會大群飛行，也會大群在沼澤著陸，但是相互之間始終保持頗遠距離，一定不會擠到一起，因此野生的雞鴨交換身上病毒的機會不大，最低限度大大低於在個體密集的雞鴨飼養場和農貿市場，或在長途運輸的車輛上雞籠鴨籠，由是推之，混合出新種病毒較大機會出於人類自己搞出來的飼養場和農貿市場。把責任推到在森林中自由走動的原雞和在天空中自由飛翔的鴨子，是十分不公平的，這種觀點反映住在城市裏的人們與自然界的隔膜，以及因此生出的莫名恐懼。

目前是春天，北半球遷徙鳥類大體自南向北飛行，如果說 H7N9 是由遷徙的野鳥帶來的，應該先在華南地區見到新種 H7N9 病毒，然後才輪到長江三角洲，但是實況是新病毒沒有在中國南方出現過，卻突然在長三角冒出來，由遷徙的野鳥傳播新種 H7N9 的假說，實在沒法成立啊！

我要代表鳥類向人類說：「不要為了自己的方便而諉過於我們。」

我個人則要向人類說：「要防止新病毒傳播，要聚焦在家禽飼養場和農貿市場，還要注意家禽長程運輸這個方面，這樣才是對症下藥。」 ^[2]

對於香港的家禽業人士，敬請他們小心，如果有事到內地尤其是長三角一帶，回港後千萬不要直接返回雞場或鴨場，先找一個地方潔淨自己和換掉衣服和鞋襪，盡量降低把新種病毒帶回飼養場的機會，既是為了自身飼養場的安全，也是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致命病毒 H7N9 是「禽流感」病毒，不是野鳥病毒，加上現在春天遷徙鳥自南向北飛，不會把長三角的病毒帶來華南，因此香港人不必過度驚慌。祇要在入口家禽和相關產品方面把好關，疫症離我們尚遠。

公園的鳥、山野的鳥、濕地的鳥、天上翱翔的鳥，大家都可以放心欣賞，禽流感不關牠們的事！

註：
[1] 賈德．戴蒙著  《槍炮、病菌與鋼鐵》  台灣時報出版
[2] 本文原文上網後，最新消息一名禽流感患病者是雞鴨運輸工人。

原文：草雲居

Bitcoin

甚麼是近期升值最勁的貨幣？答案可能令你意想不到，是一隻虛擬貨幣 Bitcoin，今年至今升值 18 倍，看得大家嘩嘩聲，有說這是顛覆性科技，有望挑戰傳統由政府壟斷的貨幣制度，也有人死批這是行將就爆的投機泡沫，對我來說，則是對全球濫發鈔票投下的不信任票。

Bitcoin 是由網上一個化名 Satoshi Nakamoto的人，於四年前設計的虛擬貨幣系統，Nakamoto雖然是一個日本名字，但外界對於他或她是否日本人也無從確定。

鑄幣過程不經銀行政府

與真鈔一樣，每單位 Bitcoin 都有其獨特的鈔票號碼，一般人要取得 Bitcoin，可以透過一些網上交易平台，向賣家購買。如果要取得新發行的Bitcoin，則要成為 Bitcoin 礦工，借出電腦的若干資源，以點對點（P2P）的技術，協助進行一些需要大量運算的任務，賺取新幣。

整個過程就像網上遊戲的金幣一樣，全程沒有政府及銀行參與，而發行量受礦工的數量限制，程式中也有一個封頂的數量，故不會像各國政府一樣無止境地印鈔。貨幣的記賬及管理，由多部電腦按一個開放源的程式控制，有加密保安，所以即使每個 Bitcoin 都有記認，但要找出誰人持有多少並不容易。

現時接受 Bitcoin 的商戶甚少，主要是用作一些網上交易或賭博網站的結算，不過隨着其知名度越高，認受性開始建立。

加拿大有人賣樓，肯以 Bitcoin 收取樓價；紐約有地產經紀，容許租客用 Bitcoin 交租；芬蘭一家軟件公司更提出以 Bitcoin 出糧；維基解密亦用來收捐款。至於進一步確認 Bitcoin 地位的，是有黑客入侵一些交易平台「打劫 」，坊間亦有東施效顰的虛擬貨幣登場。

近期 Bitcoin 熱炒，兌美元的滙率，幾乎一個月翻一番，年初的兌換率還是 13.5 美元，最新竟然已報 250 美元。以已發行的單位 1,100 萬計，其流通市值已達 28 億美元，對一個無名氏無中生有的構思，能取得這成績不可謂不神奇。網上流傳一些傳說，指有網友幾年前以 10,000 個 Bitcoin單位，外賣了兩個大薄餅，以今日幣值計，兩個薄餅已值 250 萬美元！

外界認為，造就 Bitcoin 異軍突起的，是塞浦路斯政府早前擬向存戶徵收巨額存款稅，令當地人有感儲蓄無處容身，遂轉投 Bitcoin，以避高稅甚至外滙管制的風險。

當然，Bitcoin 的急升，亦引發投機需求，已有基金推出專門投資於 Bitcoin 的基金。傳媒廣泛報道，亦令其知名度大升，好像彭博社在本周二，便有 36 段關於 Bitcoin 的報道，比本港不少藍籌公司的曝光率更高。

炒味太濃反損害持續性

我覺得，Bitcoin 現時炒味太濃，反令人質疑其可持續性。「上帝要佢滅亡，必先令他瘋狂 」，事關升值太快，投資保值味道太濃，反而削弱其交易功能，人人買來當限量版收藏，而非拿來消費，Bitcoin 便難以像真的貨幣般流通，一旦「炒燶」，便很易曲終人散。

我不會對 Bitcoin 太認真，它暫時還未具備顛覆傳統紙幣的條件，要游說人把身家財產轉賬至Bitcoin 的錢包內，相信要費不少唇舌。

它既沒有存款保險，幕後主腦的神秘背景亦難叫人踏實，而大國政府又怎會願意讓獨家發鈔的鑄幣權拱手相讓，所以 Bitcoin 必定成為公敵。最近已有噪音，認為 Bitcoin 持有者應該要交資產增值稅。

與其憧憬 Bitcoin 將化身未來貨幣的超新星，倒不如視之為對現有貨幣制度的不信任投票。歐美日英為了振興經濟，已經把印鈔機開動了整整六年，大家心中都有一個問號，這個「靠個信字」的鈔票發行制度，可以容忍政府再濫發多少鈔票，才會真正動搖根基，而這個 tipping point 的出現，又會是怎樣的境況？

Bitcoin 預設了在無政府狀態下也可以運作，本來就是應對這情況而出現的，不過距離完善還有一段距離，即使充當愛的替身，也只是一個相當不完美的選擇。我們對傳統貨幣再不滿意，也恐怕難捨難離。

bitcoin.org/

練乙錚：主流經濟學沒界定何謂剝削

碼頭工人罷工爭取加薪，控訴長年累月在惡劣環境工作，並受低薪剝削。經濟學者、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練乙錚分析，主流經濟學其實沒界定何謂剝削，但若果勞工經濟效益高，與薪金差額太大，就不合理。至於工人待遇等問題，若從社會公平分配角度考慮，可以說是不人道，但這純粹是價值取向問題。
不過，練乙錚也指出，若碼頭工人的工種其實對公司很重要，並非夕陽行業，卻這麼多年都沒加薪，錢全部落了資方的袋，「那就真的很衰」。以下是《蘋果》記者與練乙錚的訪談。

記：《蘋果》記者
練：練乙錚
記：經濟學上如何界定工資水平是否合理？
練：主流經濟學沒界定何謂剝削。剝削是政治概念，馬列主義的定義是，我出了多少工時，你就要給我多少利益作回報，如果達不到就是剝削。主流經濟學不認同勞動價值論（labour theory of value），勞工經濟效益才是關鍵。工時不重要，重點是工時產生的財富是否與薪金相稱。
如果勞工經濟效益高，與薪金差額太大，就不合理。但當市場有足夠競爭，這情況理應不會出現。根據數學模型，勞動邊際收益的數學模型（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of labour）可得出工人的實質工資水平（wage rate）。但今次碼頭個案是否合乎數學模型，我暫時不知道，因此我不會輕易說支持工人，或不支持資方。當然我同情工人的處境。

記：除了人工低，工人也沒有時間食飯和上廁所，須連續工作24甚至72小時。把工人當人看待，不是所有僱主應有的底線嗎？
練：如果從社會公平分配角度考慮，你可以說這是不人道，我也不會接受拿第三世界的勞工環境與香港比較，但這純粹是價值取向，並非經濟學分析。或者資方十多年來都在騙工人，這工種其實對公司很重要，並非夕陽行業，卻這麼多年都沒加薪，錢全部落了資方的袋，那就真的很衰，但現時缺乏基本資料作客觀分析。
傳媒要多花精神挖事實，例如試找碼頭公司的人事部紀錄，分析多年沒加薪的原因、薪酬本該是甚麼水平。如果能挖這類東西，對港人理解事件都有幫助。

記：和黃在深圳鹽田港、印尼、巴拿馬等多個國家都有港口，在香港也壟斷過半港口業務。這是否工人缺乏議價能力的原因？
練：就算和黃在別的國家擴張港口業務，不代表香港會收縮。如果運貨量對價格升跌很敏感，即使香港只得一間公司，也不代表壟斷，還要看外圍競爭。如果香港加價，對方就去上海，這就是一個很有競爭的行業。老闆可以對員工說，行內競爭很大，一加價生意就跑光，到頭來你就失業。但工人也可以反駁，你加價生意都不會走，因為香港效率高，有優勢。要找多些材料，支持這些分析。

記：有說法指工人可「東家唔打打西家」，甚至轉行，犯不着罷工。你同意嗎？
練：要工人短期內轉工，是很困難的一件事。長遠來說，如果明知是夕陽行業，就應叠埋心水走人，學另一些技術。當然現實未必可行，有些工人可能已經很老，做不來。罷工示威是憲法規定的權利，可以通過這渠道爭取合理訴求。
罷工當然會招致經濟損失，但我不會支持「工潮影響國際形象」這種言論，要以議事論事，資方是否給工人合理薪金？論據是甚麼？我不知詳細情況，不想信口雌黃。不過談判順利就根本不需要去到罷工這一步，可能勞資雙方在這一環都有失誤。

記：工人指過往依賴工聯會與資方溝通，多年爭取加薪不果才會罷工，建制派工會是否勞資溝通失誤的其中一環？如何收拾殘局？
練：工會之間都有競爭。工聯會與職工盟的綱領可能不同，工人支持誰，誰就有利。在自由經濟體系，工會、勞動市場和僱主三種競爭可以並存。Bargaining Theory在理論上是死局，沒有好的解決方法，在這個問題上，我棄權。這是力量對比遊戲，得到社會支持力量的一方就勝利。罷工能夠持久，僱主可能會讓步，問題是你肯不肯罷這麼久去等他讓步。

記者：白 琳

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早有客觀而清醒的看法：這個階級的成員一般是貪得無厭的，不過，他們最能發展生產力，其利益大致上和社會整體利益一致，因此任何政府都不應以對付、打倒資本家為目的，而僅僅應該設定遊戲規則，讓資本家的謀利行為在有序、透明、公平和受公眾適當監察、法律合理制約下進行。
──練乙錚《浮桴記》 

主場新聞：趙無極創作生涯全面回顧

《強風》，趙無極，1957　網路圖片

龍應台說，趙無極的死「有點像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其實未結束，只是離終點不遠。

「那個時代」的大師中，吳冠中於2010年已逝，今趙無極仙遊，然朱德群猶健在，今年92歲。

對許多人 — 老實說，特別是老一輩的人 — 來說，「那個時代」可說是中國藝術史上最高峰。昔日文人畫美是美了，可略嫌老套，古味太濃；今日的當代藝術，又過於重視概念多於技巧。只有那個時代 —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華人藝術家赴笈歐美，學有所成的年代，才能達至技法與創意之間的平衡。

「雖則莫名奇妙，實則妙在其中。」— 趙無極

那是中國藝術最好的年代。

趙無極 (1921-2013)　圖：維基百科

人們常說香港文化好，好在哪裡？東西交融。但這其實是老掉牙的論調。

中國藝術史上的「東西交融」，最早可追溯至明末。當時傳教士來華，開始將西洋畫介紹到中國，只是規模不廣，並未對中國文化產生重大影響。

西洋畫真正普及於社會，是五四運動之後。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化傾慕不已，推崇學習「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甚至有「全盤西化」的提倡（至於胡適把「全盤西化」改為「充份世界化」，則是後來的事）。

受文化思潮影響，藝術圈中也有不少畫家熱愛西方油畫，一心越洋留學，回國後雄心壯志，想要引入西方繪畫技法及精神，改革中國畫。當中表表者有如徐悲鴻、林風眠等。

《裸女》，林風眠　網路圖片

這便是龍應台所言，「那個時代」的開段。

趙無極在這個時代中出生得有點晚，在五四運動開始後兩年（1921年）。

其家庭背景顯赫，祖先可追溯至宋朝皇帝親弟燕王。趙的父親則是個銀行家，愛好藝術，不僅收藏，自己也會繪畫。

趙家家傳名畫有兩幅，一幅出自十一世紀畫家米芾之手，另一幅則為十三世紀趙孟頫的作品。每逢大時大節，趙的父親便會取出兩畫，一家圍坐賞玩。這段童年經歷對趙無極影響深遠，他曾明言，若非生於這樣的家庭（數學成績也不是那麼差勁），他肯定不會成為畫家。

《春山瑞松園》，米芾　網路圖片

反而他的母親對藝術則興趣不大，獨愛賞玩古物。有說一次小趙無極在她一隻十七世紀古碟上塗鴉，惹得她大為惱怒。不過這些都是佚事。

趙無極六歲習書法，十歲學繪畫，十四歲入讀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該校人才輩出，趙無極下屆師弟有朱德群，朱德群下屆師弟又有吳冠中，現在回頭看，都是大師。

其時校長兼西洋畫教師是林風眠，中國畫則有潘天壽。趙無極是林風眠愛徒，卻是潘天壽眼中釘。事因按學校規舉，學生必須先學國畫，後學西洋畫，然而年輕的趙無極卻像當時許多知識分子那樣，對國貨嗤之以鼻。潘天壽硬要他畫，他便在紙上塗墨團，並命名其為「趙無極畫石」。潘天壽一看，大怒，要林風眠把他開除。

教西洋畫的林風眠眼見趙無極才華洋溢，哪裡肯願意？便把他力保下來。

當然學生時代的趙無極不過是年少輕狂。國畫較之於西洋畫，並非一無是處。這一點趙無極本人也是承認的，不過那是許多年後的事。

趙無極銳氣首次被挫，是在1941年。那時他已經畢業，在重慶首辦個人畫展，卻未獲成功，還要他父親買下第一幅畫，才能償還辦展覽的欠債。

在林風眠勸說下，趙無極終於意識到自己不足，於是決意偕妻子謝景蘭，前往巴黎求學。

趙無極到巴黎的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羅浮宮，泡整個下午。那一年他27歲。往後幾年，他不斷學習，開始在法國嶄露頭角。

然而問題是，趙無極畢竟是中國人，在中國長大，即便他有多鍾情西洋畫、厭惡中國畫，還是無法擺脫中國文化對他影響深遠的事實。這一點當時的趙無極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只是還需要一個契機去接受。

第一個契機來自法國畫家塞尚 (Paul Cézanne) 。隔籬飯香的道理，古往今來似乎永遠準確。塞尚的創作大受日本浮世繪影響。日本浮世繪中又有中國畫的根，而趙無極卻在塞尚的畫中，重新發現國畫精妙之處。

「我也曾仰慕莫奈、雷諾雅、莫迪格里安尼、馬蒂斯，但賽尚卻幫助我重新成為中國的畫家。」— 趙無極

Mont Saint Victoire, Paul Cézanne　網路圖片

另一契機是德國／瑞士畫家克利 (Paul Klee) 。該畫家嚮往東方文化，以中國象形文字為靈感來源，用抽象符號作畫。與此同時，趙無極亦不約而同從甲骨文得到啟發，正嘗試發掘國畫中的抽象元素。

《茶壺》，趙無極，1952　網路圖片

1951年，趙無極首次於瑞士發現克利作品，令他對自己的本質 — 作為一個中國畫家 — 信心大增，終於展開回歸東方的藝術路。五十年代中期，趙無極力圖以符號、線條入畫。1956年的《火災 (L'incendie) 》 、1957年的《強風 (Mistral) 》（封面圖片）等，都是當時的代表作。

「對你們是抽像的，但對我確實真實的。」— 趙無極

正當趙無極由一位「畫西洋畫的中國畫家」開始發展出個人風格時，其妻謝景蘭卻與他離婚，改嫁給法國雕塑家馬賽。此事令趙無極大受打擊。在那段時期，他經常酗酒，甚至有「趙威士忌」（Zao Whiskey，Zao Wou-Ki 的諧音）之稱。後來他決意離開法國這片傷心地，不訂回程日期。這段期間，他曾在香港旅居六個月，認識到港星陳美琴，後來她成為其第二任妻子。

趙無極第二任妻子為港星陳美琴。 圖：蘋果日報

五十年代末，趙無極的創作開始進入成熟期。他參考英國十八到十九世紀畫家 J. M. W. Turner 的風格，並加入中國畫的「留白」概念，作品日益純粹簡潔，最後乾脆連標題也略去，只留下作品完成日期。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趙無極的作品名稱大多只有數字，如《29.10.86》、《27.8.84》等。

此時的趙無極，已身處當時中西文化融合的最前端。他畫的雖是其時西方流行的抒情抽象主義繪畫，骨子裡卻是中國文化。其作品雖重視西方的主觀性，同時也具備東方與萬化冥合的精神。

《向杜甫致敬》，趙無極，1956　網路圖片

這時候，趙無極的名字在中國仍鮮有所聞，然而在西方已非常有名，與建築師貝聿銘、作曲家周文中有海外華人「藝術三寶」之稱。

「繪畫是我和畫布之間的角力 — 一種體力上的角力。特別是面對大幅畫作時更是如此。畫家必須全身投入，把肢體動作投射於作品之上。」— 趙無極

六十年代開始，趙無極畫作多以黑、褐等暗色為主，畫風激烈。1971年，陳美琴身患重病，趙無極無心作畫。翌年其妻逝世。1973年，趙無極始能重新拾起畫筆。兩年後，趙無極再娶法國人法蘭素娃．瑪姬 (Françoise Marquet) 為妻，為其第三任妻子。婚後 Françoise 一手包辦趙無極畫作的展覽、拍賣和銷售事宜。她亦是陪趙無極走到最後的人。

趙無極與Françoise Marquet。　圖：中國網

再婚後的趙無極運用不少亮色，意境亦趨平靜。1975年至1976年是趙無極的多產時期。這段期間他畫的都是大幅畫作，例子如名作《向安德烈．馬爾羅致敬》 (01.04.76 Triptyque Hommage à André Malraux) 等。

《向安德烈．馬爾羅致敬》，趙無極，1976　網路圖片

2005年，趙無極患阿茲海默症。自2011年起，與妻子 Françoise 定居瑞士。

今年3月起曾兩度入院，直至昨日，在 Françoise Marquet 的同意下，中斷治療，以93歲之齡離世。

梁文道：寧可香港死 也不放生你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寧可香港死 也不放生你

特區普選對北大人的禁忌

如果說國情，梁文道有一定掌握。香港出生，台灣長大，回港接受大學教育，近年事業開拓到大江南北，一年有六個月時間在內地。他的時評集《常識》，談奧運，評川震，論食物安全，全國賣四十萬本，創下非文學書銷售傳奇。內地學生談起梁文道，雙眼閃出星星，形容他不只是香港作家，還是大中華公共知識分子，觀點中立夠說服力。



梁文道會說「內地話」，不只是普通話夠流利，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思考方式，令內地讀者心悅誠服。早前，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銅鑼灣誠品搞讀書會，梁文道任嘉賓，吸引一批內地「梁粉」（梁文道粉絲）到場，美少女以普通話問﹕「如果愛國教育是洗腦，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次等教育，我們變白癡嗎？」來勢洶洶的質問，綽號「道長」的梁氣定神閒以個人經歷，配以小故事，答得不亢不卑。沒有妥協原則，聽的人也受落。

國情通梁文道今次遇上佔領中環倡議人戴耀廷。道長說，一九八九年後，中共已化身一種「權貴資本主義」，利慾熏心令他沒動機政改。至於香港，他最多只會讓你試行一種將來內地也行得通的「中國特色普選」，就是先篩選的普選。道長皺起他那標誌式眉頭說﹕「佔中這件事，他真正擔心的是內地人會效法……香港愈來愈衰，對他來說，也不及讓你有真普選令他害怕。」

上周《人民日報》海外版「持平地」報道香港泛民對普選意見，連佔中亦有介紹。戴耀廷也覺得報道友善得令他奇怪。道長解畫指香港傳媒過度閱讀了，今次不過是一場意外，估計個別編採人員同情香港情况，試打擦邊球。觀乎中午報道被刪，就知道不是反映中央態度轉變。相反，狠批佔中的《環球時報》才反映中央路線﹕「《環球時報》才是中國第一黨報，其編委來自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即國安背景」。

「香港民主運動會連帶衝擊中國，所以我對香港前景好悲觀，他沒理由放生你」

兩人談道，一九八○年代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正值中共政權六十來最開放時期，或許草擬期間的確想讓香港有真普選。那時想像是用幾十年，把中國與香港的政制接軌。內地有民主，香港的特首普選不過是選個市長罷了。誰也沒想到，六四槍聲一響，政制改革煞停，只進行局部經濟改革。

在二十年經濟發熱，政改缺席的歷史下，道長形容，共產黨在內地有如市場裏的壟斷集團，最關注市場是否夠火紅，生意是否興隆，整個國家如同權貴圈子的「搵食基地」。他們不想國家亡，只因有着數可取。道長形容，這種奇怪的「國家支持的權貴資本主義」，相比東歐和蘇聯，要搞民主化難度更高﹕「我有錢在手怎樣搞政改？」他更大膽假設，若今天再發生一次六四，「他開槍的理由更大」。

在這個脈絡下，梁說，讓香港真普選阻力強﹕「佔中他最擔心是，內地人會否效法。他怎樣向十三億人解釋，香港可以普選特首，內地連獨立人大參選人也做不到？」梁說﹕「香港民主運動會連帶衝擊中國，所以我對香港前景好悲觀，他沒理由放生你。」

有人說，香港是台灣示範單位，讓香港普選，可令台灣對統一放心。梁文道和戴耀廷異口同聲指論調已過時，中共對台灣已誠信破產。梁形容，現在倒過來是香港做內地示範單位﹕「我擔心是他們拿香港做他們的實驗，拿香港做試點，卻試一個在中國行得通的方法。」

「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在中國土地上有一個地方，它的執政黨不是共產黨？除非民建聯改名（為共產黨）。」

梁進一步分析，近來流行「西方花園」批評，指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其實是推崇「富中國特色民主」。學者如Daniel Bell、王紹光、蔣慶、甘陽等近年說的「儒家政治」為一例。梁相信，中國式民主要滿足兩個目的﹕一，能滿足百姓對民主訴求，解決政權合法性危機；二，亦能滿足利益集團的需要。

道長這樣解釋權貴的想法﹕「第一，權貴家族有共識，這樣搞下去條船會沉，我們不能讓條船沉，要讓下面的人爽一下，讓他們不要那麼多『嗲』（投訴）。第二，我們幾百家族，不可每次鬥得像薄熙來那次般，要有一個遊戲規則解決分配問題。」道長近來研究古羅馬共和（Roman Republic）歷史，發現其選舉法是平民投票，被選上都是貴族，覺得中共心裏的模式也類似。

梁文道估計，香港未來的普選模式是﹕「選，大家都有得選，不過我幫你們先揀一些真正『有料到』的人，因為他相信民眾是盲目的。」戴耀廷苦笑反問﹕「按你分析，香港普選死梗？」梁無奈道﹕「我覺得係。」

戴耀廷認為，中共必須改革，否則沒有出路。但梁文道卻指，一些客觀事例證明中共改革諸多困難﹕

一，中國近年人口老化，出生率或高考人數均顯示要放寬一孩政策。然而計劃生育辦公室全國聘五十萬人，政策改變會影響大批人利益，故此改變生育政策只聞樓梯響，「這顯示不能放棄權力的程度到那裏。不要說民主，人口政策也做不了」，梁說。

二，為何曾鈺成沒法入閘特首選舉？梁文道以中共思維解說，全場愕然﹕「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在中國土地上有一個方，它的執政黨不是共產黨？除非民建聯改名（為共產黨）。若你香港可以，內地民主黨派如民盟，不也可以做執政黨？」梁解釋，這反映中共對香港政策，最先考慮是對內地影響。

梁更提出一觀點指近年內地面對反對聲音，不是疏導或回應問題，而是瘋狂打壓，藉以「製造敵人」。他以佔領中環為例，指內地不會真心理解佔中，就先定性佔中為「顛覆香港」「反中亂港」﹕「你會發覺香港人愈憤怒，他不是安慰、呵護，而是砌你，打死你。於是戴耀廷這些溫和人被他迫到這地步，然後更多溫和的人走出來，他便說，現在香港敵對勢力愈來愈多，我更不會讓你普選。」

「香港愈來愈衰，對他來說慘一些，還是有真普選他驚一點？當然是真普選他驚，寧願你香港死都不關他的事。」

戴耀廷認同梁文道一些分析，例如中共會以香港為民主試點，中共亦會先考慮自身利益多於香港。但戴認為，若習近平有心進行政改，會否基於一種共產黨能延續的生存考慮，把佔中視為危中有機，讓香港先試行真普選，作為內地未來政改參考？戴強調，他不是天真到假設中共有良知，只是想像，權貴們也要學習如何在普選下繼續爭取經濟利益。

梁文道對戴耀廷說﹕「你比我樂觀，我是很悲觀。」梁認為中共政權領導人不是真心考慮共產黨延續，只是追逐短線利益。兩人就此討論﹕

戴﹕按你說法，由於泛民會在立法會投反對票，二○一七只能沿用二○一二年選舉方法。

梁﹕他（中共）就開心。

戴﹕但這對特區來說是個管治死局，沒出路。

梁﹕沒錯。

戴﹕對中央有何益處？

梁﹕沒益處。

戴﹕這只是惡性循環，民間挑戰他，他的干預愈多。

梁﹕問題是哪一樣代價大一點？香港愈來愈衰，對他來說慘一些，還是有真普選他驚一點？當然是真普選他驚，寧願你香港死都不關他的事。

戴﹕共產黨要否為自己生存找出路？

梁﹕我不覺得他們認真找出路。掌權者不是要解決問題，只想「條船不要在我這兒沉沒」，只想趕快交棒（模仿送走燙手山芋的手勢），不要做亡朝皇帝。

筆者﹕寧可香港暴動也不讓你普選？

梁﹕沒錯，你香港是生是死他不太關心，最關心是對內地的影響。（戴耀廷無奈地搔頭）

有人指，內地富豪資產在香港，弄死香港如揑死生金蛋的雞，那不是香港爭取普選籌碼？梁說他聽過一種陰謀論，叫人不寒而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買起香港？香港的市場冧，他便來掃便宜貨」。

戴耀廷嘆口氣問，中共能否明白，有篩選的選舉，香港人根本不能接受？梁文道無奈說，兩制下，中港政治環境落差大，造成今天的困局。梁反問大家﹕「若今天在內地任何一個地方，例如上海，容許有篩選的普選會如何？（眾人嘩然）嘩，不得了，大家覺得像『解放了』，但香港就是不接受。」

你憑什麼管治我？ 佔領中環是道德問題

基於梁文道對大陸政局分析，香港爭取真普選是死路一條。談到中共沒可能放生香港，對話整整一小時陰霾密佈。談及有何出路，卻豁然開朗，答案簡單得出人意表。梁文道支持佔領中環，不是計勝算，而是基於做人的道德決心﹕「香港已經去到這個地步，就是這麼惡劣，就是衰成這樣，這情况下，做又死唔做又死。每個參加或不參加的人要清楚問自己，我已經被傷害了我的權利，受屈辱多年，我用什麼方法去讓自己拿回做人的尊嚴？做一些事，honour番你自己。」



「對我來說，民主的意思是，我們每一個人有平等權利，是人權，有權去選擇要不要被管治，在什麼情况下被管治。」

梁文道形容，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這個「佔中三人組」，他各有交情，要數陳健民最稔熟。梁形容，三人是香港最溫和的人，對國情有一定了解，正是中央最應該爭取對話的對象，現今三人也放棄對話，反映時勢惡劣﹕「這些人也去到（抗爭）這位置，證明真是談夠，你再跟他傾，都是會被他『滾』啫！（哄堂大笑）他不認真，是玩你的，還有什麼好談？」梁說來有點氣。

至於佔中，梁說，回到基本的立場，不是談策略，不是說成果，「現在我們只談一件事，說來大家或會覺得好笑，但我是認真的，就是道德，這是一個moral decision」。眾人靜默。



氣氛凝重起來，梁連珠炮發，說到激動處，高舉的食指輕拍桌面﹕「民主是什麼？我覺得不是說有民主就會有好特首，而是，我們每人都要問，憑什麼這個政府可以管治我？憑什麼我要讓出權力給他？憑什麼我要交稅給他？憑什麼我要被管治？一個政府要morally justify他管治我的理由。對我來說，民主的意思是，我們每一個人有平等權利，是人權，有權去選擇要不要被管治，在什麼情况下被管治。民主是做人的基本道德題，不民主的制度是不道德的。」戴深表認同。

梁續說﹕「香港已經去到這個地步，就是這麼惡劣，就是衰成這樣，這情况下，做又死唔做又死。」；戴小聲說，如同自我安慰﹕「對，寧願試一下。」梁接話﹕「每個參加或不參加的人要清楚問自己，我已經被傷害了我的權利，受屈辱多年，我用什麼方法去讓自己拿回做人的尊嚴？做一些事，honour番你自己。」

梁文道奉勸香港人，大家做慣醒目仔，是時候放下多年的策略考慮，不要計算work唔work﹕「梭羅（Thoreau，美國公民抗命第一人）當年不交稅，沒有想過work唔work；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也沒想過能否成功，只是想，我唔做唔得，就是這麼簡單。」戴同意，指公民抗命本質是道德問題，因為看到制度不公義而反抗，是道德先於策略。筆者記得，戴常掛在口邊，「我不是英雄，只是覺得對的事，就去做。」

「不能理會輸不輸，沒法考慮這些，若你在城門河見到有人遇溺，你在岸上還去計算自己泳術如何，把他救回也返魂乏術？」

筆者反問，如果佔中失敗，會否令大家更失望？在中大修讀哲學的道長以故事說明﹕「不能理會輸不輸，沒法考慮這些，若你在城門河見到有人遇溺，你在岸上還去計算自己泳術如何，把他救回也返魂乏術？這時候你不能這樣想，你只能想﹕我是否跳下去，這就是moral question」。

梁文道豪然壯語，戴耀廷不禁取笑﹕「你比我更道德！」事實上，佔中自從在教堂舉行記招，又談「犧牲」、「感召」，被批評太有宗教味，令沒信仰人士抗拒。

本身是佛教徒的道長認為，宗教色彩不一定是壞事，對公民抗命甚至必要。梁舉例，歷史著名公民抗命均帶有宗教色彩，如曼德拉、甘地、馬丁路德金、昂山素姬。梁解釋，公民抗命對參加者是嚴苛的道德抉擇，需要精神資源支撐。梁指，香港近年社運欠缺這種精神面向，容易浮躁和產生語言暴力。

戴耀廷解釋，宗教對他自己和朱牧是重要的精神支持，故此有這種味道是順理成章，他希望這種色彩不局限個別宗教，是一種「超越性」（transcendence），更自嘲，沒宗教支持，他們一早放棄了﹕「其實我們三個是傻佬，只以人性考慮，根本不會搞佔領中環。」

梁文道經常北上，談到一個微妙的變化。他形容，約十年前，內地民間對香港民主運動支持度達高峰，那正是六四的十五周年，香港人堅持悼念民運，令內地人深表感動。相反，今日內地民間對香港民主運動支持滑落。關鍵是近年中港民間交惡，如反蝗蟲運動等挑起兩地人仇恨。梁認為十分可惜﹕「香港民主進程怎樣走，永遠擺脫不了大陸，我們要爭取民主就要爭取朋友。有人說害怕被赤化被統戰，為何我們不倒過來藍化和反統戰內地？若連內地民間也要打倒香港，香港沒民主也沒人同情你。」

梁文道堅信，爭取香港民主，改變中國才是正道。他經常穿梭中港，和內地民間溝通，做的正是這種方法。可是他的行為卻被一些人批評為「港奸」，「抱着大中華主義尾巴不放」。可是，當大家以為他在內地「撈得起」，原來他的內地報刊專欄，也經常要被搬家。道長解釋﹕「我的溫和，令他們覺得我更危險，好像戴耀廷一樣。」梁說時拍拍戴耀廷的肩膀，戴感同身受地點頭。

文 譚蕙芸
協力 陳嘉文
圖 林俊源
編輯 梁詠璋

流行文化的台前幕後：梁款與莊澄對話——流行文化的光影道

流行文化的台前幕後：梁款與莊澄對話——流行文化的光影道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7日

【明報專訊】某夜，《明報》編緝來電，問可有興趣訪問莊澄。

我事忙，平常慣性對外來的邀約說個不字。這夜，我二話不說，拿出日記簿問：何時？哪裏？說完，自己都吃驚。

對我來說，訪問莊澄是一件值得逃學赴約的好事，因為我知道，見到莊澄，我會見到另一個世界。

我喜歡香港流行文化。早年我主修追星，近年我有眼疾，見光即倦，於是我的興趣跟周星馳一樣，由台前轉到幕後。這麼一轉，許多關於流行文化的事情，以前不知或者不覺，慢慢都看得清楚了。

例如明星。上星期在大學上文化課，講音樂史上其中一顆最大的明星，名字叫莫扎特。兩小時的課，想法其實很簡單：藝術創作，由團體推動，明星不能自閃，天才也不能閉門造車。天才莫扎特頭上有宮廷老闆出錢，背後有高人指點（又名他爸爸），左右有詞人、歌手、樂師、舞台監督、鍵琴製造商、服裝、道具、燈光、出版社、藝評人出力。莫扎特能夠吹響《魔笛》，他要致謝的名單，恐怕比奧斯卡頒獎禮門前的紅地氈還要長幾倍。莫扎特告訴我，明星有趣，明星背後那個人頭湧湧，延綿協作，各司其職的「藝術世界」（art world）可能更加有趣。

又例如創意。過去幾年，每隔三五天我會收到學生的電郵抱怨。他們說自己很有創意，是一匹良駒，但世間少有伯樂，自己的作品長期封塵。我又大一歲了，我應該怎麼辦？我答：回顧歲月，無數有創意的人，跟你一樣，沉入大海，原因只有一個：創作的心意，沒能有效交到合適的人手上。創作要做好作品，也同時要做好發行、推廣、營銷，讓它像情人節的心意卡一樣，見到想要見的人，並因應收件人的迴響，企劃下一輪的風光。換句話說，成功的「創意」，要扣連「產業」，讓你的心血，變成一種既賺錢又贏人心的循環作業。這門技藝，沒有登龍捷徑，只有經年累月，精耕細作。

經年累月精耕細作

莊澄，香港資深電影人。一九八○年在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考入無綫電視編劇訓練班，為《歡樂今宵》當資料蒐集。八三年他輾轉加入新藝城電影的母公司金公主娛樂做營銷推廣，後轉為編劇。九四年他和六名伙伴成立寰亞綜藝集團。往後十多年，莊澄參與製作和出品一系列逆流而上、叫好叫座的優質華語電影，當中包括《野獸刑警》、《無間道》系列、《頭文字D》、《放．逐》、《天下無賊》和彭浩翔導演的《伊沙貝拉》、《志明與春嬌》和《春嬌與志明》等。

過去三十多年，莊澄當過編劇，填過粵語流行曲曲詞，做過監製，名副其實經年累月在流行文化創意產業的後台精耕細作。這次訪問，我有期待，我想了解這個人，和這個人行過的藝術世界。

莊澄專職幕後，個人事迹跟面容長期退居二線。見面前幾天，我老實讀書上網，翻查資料，繪製了一幅他的個人草圖。莊澄，原名莊冠男，生於一九五九，自幼家貧，在八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個子高，經常穿西裝出現，在電影圈出了名是個謙謙君子。

見面當天，我依圖對認。唔，看不出是老四，個子的確很高（站着對話要稍微抬頭觀看的程度），當然穿西裝（不結領帶，衣袖裁剪筆挺但不見束縛）。我們在中環鬧市中如綠洲般的咖啡室坐下詳談。莊澄述說他在電影圈的貼身經歷，內容細密，談吐綿長，神情似一個英國人所謂的soft-spoken intellectual（話語輕柔的學者），多過一個曾經在據說充滿怪獸和黑社會的電影圈作業了三十年的製作人。

我們的談話，由危機開始。

再一次港片存亡之際

這個星期，莊澄的新書面世。書結集了他由2005至2012之間在報刊寫的電影評論文章。第一個章節，開宗明義，叫「港片存亡之際」。這個警號，九七之後從未間斷。我問：今天的危機，跟昨天的有何不同？

莊澄答：「以前的危機，大家會覺得很緊急，感覺是沒有轉機，例如盜版，或者台灣市場萎縮。這種集體憂患，令整個電影界覺得要扭轉劣勢，就得一起聯手，做點不同的事。例如SARS期間，要拍一部戲推動人心，所有導演一呼百應。」

「以前電影業危機的感覺，似一個瀕死的人，急待回天。今天不同的是，電影市場，特別是國內市場，正在急劇上升，但其實港產電影在投資、經營和創作上充滿難關，CEPA後短暫出現過的有利因素，快將消失殆盡。」

莊澄解釋，2004年CEPA之後，香港主導的合拍片氣勢如虹，當中內地公司跟香港公司合作有兩個誘因：（一）港星受歡迎；（二）香港公司對海外發行經驗豐富。但2008年之後，這兩個理由已不存在。

「現時香港賣座演員幾乎都不屬於任何一家公司的合約演員，所以內地電影公司只需與演員或其經理人直接商談合作，不必涉及其它投資。海外發行方面，內地公司有兩種看法。第一是認為海外發行重要，於是自己建立海外發行公司，甚至聘請香港發行人才處理業務。第二種認為中國市場巨大，不必依賴海外市場回收，索性把影片賣斷給一些海外發行商。」莊澄說。

這個趨勢，帶來一個失衡的局面。香港的大導演、大明星依然吸引，得內地公司直接聘請，酬勞上漲。但香港電影公司的經營卻愈見困難，其中最致命的是成本急升。

「近年，明星漲價厲害，超過十倍的『飛躍』俯拾皆是。三年前有一部電影，成績甚佳，現在第三集要開拍，單是演員的費用已等如第一集整套戲的製作費。你說投資者如何承受？」

「電影投資，跟香港其他投資一樣，一個離場，就一窩蜂離場。有人說港片還有獨門優勢，例如警匪片，對，拍警匪片可能是唯一出路。但現在國內的投資者已認識你的大導演和團隊，他不經你的公司，直接請港片導演拍，出現了一些資金來自大陸，但製作團隊主要屬於港產的電影，如《狄仁傑之通天帝國》、《竊聽風雲》系列等。」

成本以外，還有市場口味的轉變。

「最近幾年港片的新鮮感已大不如前。與此同時，不少貼近內地人生活的電影如《將愛進行到底》、《失戀三十三天》等大受歡迎。《泰囧》大破國內票房紀錄，並不出奇。你說香港可不可以做到《泰囧》？在質量上，香港單位可能可以比它做得更好。但在地道感覺上，想法上，姑且稱為文化背景上，這戲很多地方你做不到。它的對白你想不到，你也沒能力製造一個表面上草根但其實貴為CEO的角色，在一個發展中的世界的行為和觸覺。慢慢國內的電影人會說，我們不用再找香港人了。」

「現實是，兩地市場的距離太遠了，國內市場年收170億，還要是人民幣。有人說，香港只好靠有香港特色的影片，但《低俗喜劇》、《一路向西》你可以拍多少部？這都成不了一個產業。」

港產片，或者說香港公司和整個電影產業的下滑，在拍攝前線看得一清二楚。

「數年前到內地拍戲，都是一大隊人浩浩蕩蕩，幾乎所有主要的工種都由香港人包辦，但現時北上拍攝，因為成本上升的關係，大部分情况都是精兵簡政。如攝影指導通常只帶一兩個助手，又或美術指導可能是隻身上路。於是他們的香港團隊的工作機會就明顯減少，甚至開工不足。」

片廠、車房、第三條路：寰亞經驗

面對危機，如何自處？

近年不少電影人和評論家有一個說法：救人自救，最好的方法，是老實回望，認識自己。香港影業曾經風光，外號東方荷李活，但它成功的基礎，卻是做盡各種非荷李活的事——摒棄規章，小本經營，無師自通，靈活多變，貼近地道，片種類型一概混雜兜亂，結果是濁水之上，迭見奇峰。他們說，荷李活電影的旗艦是大企業，香港的是山寨廠，甚至是爛車房。山寨靠勤，車房講力，要挽救港片，就要重拾這種不受規範，不靠合拍的地道蠻勁。

對於車房，莊澄有話說：「說香港電影是山寨，或者只有車房才可爆發創意，並不準確。其實即使新藝城那所謂奮鬥房，當中麥嘉讀電影，黃百鳴搞舞台劇，石天由邵氏訓練班出身，每個人都有紮實的創作根柢。所謂車房班最大的弊病，是整個生產作業配置不全。例如新藝城的七人小組，除了施南生，全都是創作人。電影製作出品有一些東西不是他們的常識範圍，他們的判斷只好憑直覺。當市道好時，這個做法可以，市道不好，我們就需要有更廣闊的視野。」

「這個情况，到UFO亦如是，除了鍾珍之外，曾志偉、李志超、陳可辛、張之亮、阮世生全部是導演。陳可辛本人很有領導能力，但整盤生意是否可以是如此的格局？」

車房不宜神化，大片廠亦證實百病纏身：「美國奉行那套大片廠制度，依靠規章和白紙黑字，制度對各種錯誤幾乎是零容忍，於是企業領導受制於短期業績，頻頻換人。這不是一條好行的路。」

香港電影能否行出第三條路？

「早期的寰亞是一個好的嘗試。當年馮永、馬逢國和我等七個人合組公司拍片，各人名氣不大，但各有專才，包括財務、寫計劃書、製作、發行、戲院、宣傳等。寰亞的特色是打破車房制，公司內沒有『大偈』（最高領導人），導演不是head of production。」

「因為沒有『大佬』，我們先天性比較有制度，不是依賴白紙黑字那種，而是慢慢建立步驟和一些方法。開始時我們嘗試找不同導演合作，過渡期間拍了《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三百萬製作，二千幾萬票房，再加上以後幾部出品，慢慢給人一種印象，這間公司規模不大，但戲不錯，未必很賺錢，但很認真。」

「慢慢我們摸索到一種方法。以往香港製作部主管大部分是製片（production management）出身，對預算控制非常在行，但創作方面較弱，許多時只能依從老闆的想法，例如老闆說六千萬太貴，不如減少一個演員，關心的不是作品的內涵。這種做法不是創意工業，是『揼石仔』工業。當然我們也看預算，但除此也看潛質，看創意。有很多例子，李安、吳宇森、《無間道》、《泰囧》，所有人都覺得不行，但到最後是行的。這明顯不是預算的問題，是創意的問題。」

「要考慮創意，當然製作人本身要懂創作，如果監製計數在行，不懂創作，導演就只能孤軍作戰。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人或一支隊伍，可以評估劇本的創作水平，評估導演可以把劇本拍得怎樣。」

監製跟導演合作，積極參與創作過程，說易行難，它的先決條件是「在行」。莊澄在香港電影最黃金的八十年代開始身兼數職，編了十幾個劇本，又學會剪接，由實戰中學懂如何跟導演貼身合作，跟他們說相同的語言。

試過有導演說「莊生你要改這場戲，我不懂，改不了」，莊澄即場示範如何改戲，連對白也給了。也試過有導演拍成的戲略長，莊澄希望刪剪，於是坐在導演身旁，一起討論，一起剪片，一點一點的剪。出來的結果，大家歡喜。

「有時候要拿出很多耐性去溝通，怎樣平衡商業跟藝術之間的問題。」

前線實錄：《頭文字D》、《春嬌與志明》……

講平衡，拍《頭文字D》的經驗，莊澄印象深刻：「這部片2001年就跟日本人談，談了兩年半，然後開始寫劇本，再拍了一年半才上映。拍攝時，秋明山上颳大風，成本已超過預算。更糟的是日本的出版社看過我們翻譯的劇本，說有二十九點要改，他們還要到拍攝現場觀察。你知道香港人拍片總是一邊策劃一邊拍攝，怎麼辦？我決定自己跟他們談，心有點慌，但扮不慌，穿西裝，結領帶，當然說英文，待人翻譯，扮到好有氣勢。結果三個小時之後，將二十九點改成一點，開完會叫劇組改一句對白。這當中除了要顯示自己是一個權威的producer，也要尊重對方，認真回答每一個問題，仔細想，慢慢解，戲拍成了大家都很開心。」

如此，監製的角色，已經不單牽涉管理，而是直接影響創作和成品的面貌。

「我舉另一個更極端的例：彭浩翔。《志明與春嬌》是三級片，不能在大陸上映。我對彭說，這部戲口碑很好，但三級，只得六百萬票房，不如照這意念再拍一部。他說好。我說要二級，過到大陸，他說好好好。那你（彭）給我一個故事大綱吧。大概兩三個月後，杳無音訊，剛想找他，電話就來：『莊生，我想不到。』想不到？為什麼？『莊生，我創作要先想到戲名，但我想不到。』我說，戲名？很簡單嘛，就《志明與春嬌續集》，或《志明與春嬌2》啦。『莊生，對不起，我是不拍續集的。』吓？你不拍續集？其實，也不用先有戲名，我也當過編劇，現在兩個人物已經建立了，戲可以由此開始。『對不起，真的不行。』我對他說，好，一小時後你再找我。有些監製，到此刻可能會找老闆，投訴『導演玩嘢』，可能會這樣處理。但我不會。」

「五十八分鐘之後他打電話給我，『莊生，怎樣？』我說：《春嬌與志明》啦。『嘩，好呀！我寫，我現在就寫。』後來我們分析，這個戲名又真的不錯，同是這兩個人，但好像換了角度，多了一點東西，亦避開了續集的問題。這是大家創作，亦是管理。當中的溝通和包容很重要。」

「空間對創作人很重要。邵逸夫先生的管理心得是把導演看成是手中的鳥，放得太鬆，會飛掉，揑得太緊，會死，如何判斷那隻是好鳥，十分重要。」

寰亞模式遇上大環境

寰亞模式嘗試在創意和產業之間，建立一條既綿密又紮實的橋，這種做法，不能神化，它要有合適的人，和有利的大環境。

「○六年之後，寰亞本身有些改變，製作方式有不同的發展。當出品的量多了，製作大了，你較難用早期的那種直接參與創作的方式去製片。我記得寰亞在新加坡上市時，投資者說你現在一年拍六部片，假如我們請多一個莊澄，一年可做十二部，明年多請一個，十八部。他們不明白那個pool（人才庫）就只有這麼大，人就是這麼多，你要跟其他人搶，搶到六部片已不錯，還要多搶六部，可能性很低。做創意產業跟做杯不同，多些機器，多些廠房，就可以多出產。一個人一日只得二十四小時，即使揼石仔也有個限度，於是只可以外判，到最後，這個主管變成好像做外賣，管這管那，但整件事已經變了。」

港產電影製作，有車房，有大佬，有寰亞模式。不同模式，多條道路，面對當前危機，業界如何取捨？

「現在有公司會投資例如《低俗喜劇》，也有些比較靈活，類似production house（製作公司）的單位，例如彭浩翔，或《一路向西》的導演，或蕭定一的公司。但主流仍然是名導演、名演員先行，總是說我認識劉德華，劉德華喜歡我的戲，我的戲就可以找到投資。這其實很有問題。姑且以導演為單位看，導演最想要的是自由度，如果大陸投資者給他自由度，或者較高的拍攝預算，你要跟他們鬥，成本愈拉愈高，整個行業會很扭曲。」

什麼模式才最有韌力，有助香港電影揭開新一章？

「說起來像老生常談，最重要還是內容。但優質的產品在收益上要冒險，公司未必所有作品都賺，要看長線，投資者需要分享你的視野。」

「現在的商業思路是不願冒險，於是靠大明星、大導演，一個結果是行業的人才出現斷層。現時香港大部分編劇和導演已經在電影業中工作了二三十年，年輕的只得小部分，彭浩翔四十歲了。」

搞好文化支援產業

文化，是眾人之事。本土電影業面對危機，要轉型更新，政府有何角色？對此，坊間有兩種聲音，一主有為，一主無為。後者認為以往香港文化生輝，是因為政府不作多餘的干預，民間道德規範又少，各種色彩，自然孕育。政府介入產業，會扭曲市場信息，政府搞文化，會變成外行領導內行，要慎而為之。

莊澄不同意：「香港一個大問題是政府沒有文化政策。大陸、台灣、日本、韓國有，香港沒有。韓國的例子最鮮明。韓國人口九千萬，觀眾量比香港多近十倍，〔Vic：錯。南韓人口五千萬，北韓人口則約為二千五百萬〕而且正處於經濟起飛階段，有如香港的八十年代。」

「韓國政府在二十多年前開始推動電影業，一九八五年成立第一間電影藝術學院，超過一半學員入了電影業。政府又對電影放寬審查和作出稅務優惠，於一九九九年開始又投入資金於電影製作，引發了不少風險基金加入，刺激了市場。另外在保護本地製作，搞電影節和發展由電影人領導的電影發展組織，皆有成效。」

莊澄認為，香港政府要支援本土電影，當前至少有兩件急務：一、培養創作人；二、培養觀眾。

「現在很多成功人士，甚至大明星、大導演說自己年輕時不用讀書，說我是紅褲子。但有多少人是紅褲子出身而成為某方面很出色的專才？比例其實很少。私塾制度其實很有問題，它只能教到很少人。我們的問題是靠天才，但拍電影要講專才，我們不是學得太多，而是學得太少。我們不要迷信無師自通這回事。」

莊澄主張政府成立電影學院，用有經驗的電影人作導師，深化學院與行業的關係。電影發展基金考慮撥款資助第一次執導電影的導演，是遲來但恰當的做法。培養觀眾，更加是無容爭議的訴求。

「美國中學生對電影，對戲劇觀賞的能力高過我們不少。我們有電影資料館，但地點偏遠。我覺得西九要有一間電影館，至少很多電影首映可以在那裏舉行。另外藝術教育不應該有爭議，在中學搞創意班，培養觀眾，未必只為電影，可以提高整體公民質素。」

人的因素第一

莊澄在香港流行文化藝術世界游走三十年，其間見過資金，碰過制度，但歸根究柢，他身處的是一個關於「人」的世界。

「創意產業，正如毛澤東說，人的因素第一。」

莊澄是一個怎樣的人？訪問前，我為莊澄畫了一幅草圖。訪問後，我想再添幾筆。

跟莊澄談話，感覺良好，因為他的確是個謙謙君子，也因為一種我相信不是一廂情願的默契。在他身上，我多少看到自己，和我走過的年代。跟我，呂大樂和不少同齡輩一樣，莊澄年輕時有點天真，有點傻——對學問不求甚解（表面上主修哲學，其實主修游水），對事業毫無打算（只知道自己不適合做政府工和教書）。第一份工他選擇了無綫電視，因為「那時受劇集《前程錦繡》的影響好大。那時覺得電視好trendy，做電視人好巴閉」。

入行之後，他見到五光十色，再做下去發覺自己是「傻仔一名」，交際不行，沒有做工作的思想準備，十分「柴娃娃」，把同事當同學辦（同期同事包括了洪迪、金廣誠、丘亞葵和吳雨，後來各自在流行文化工業卓有成就）。

跟房祖名不一樣，他遲熟，轉職入行，靠順流慢學。他說自己的生平沒有轉捩點，學懂製片，了解監製的角色，甚至管理上市公司，全屬邊學邊想，然後位處要職，天天揼石，間中長跑。在他身上，我見到戰後嬰兒輩擁有的一些優良質素——做事認真，但談笑風趣；衣袖裁剪筆挺，但不見束縛；講規範，但樂意因時制宜；有奇招，但同時講究可持續的韌力；行過長路，但不會神化自己的路；自覺老大，於是更加想提攜後進；傻過，因此希望自己和這個世界以後不要太傻。

訪問結束前，我提了幾個莊澄事後覺得很深的問題：

電影是什麼？

「一種綜合藝術，是自己的興趣，可以以此謀生，十分幸福。從事電影要做的是解決問題，包括創作、製作、發行、投資的問題；所以producer幾乎不停地在做decision making，當中要渾身解數，盡用自身本領，亦是樂趣所在。」

香港是什麼？

「在此出生、謀生、奮鬥的地方。對我來說香港是沒辦法可以離開的地方。」

人生是什麼？

（停頓十秒）「從來未想過……人生於我來說是嘗試的過程。少年時沒有上大學打算，見大學生的布袋（書包）有型就想讀大學，自己努力惡補，幸運地考上化學系。其後，見文科生夠cool，沒有深思熟慮試轉讀了哲學。十九歲才接受業餘訓練加入泳隊。工作時，做copywriter時又試做電影編劇。試完編劇又試監製，更模仿人當executive。電影公司的前線崗位幾乎都涉獵過，全是半途出家。奇怪的是電影成為工作嘗試的終點站。現嘗試當好的丈夫和爸爸。」

流行文化後台的藝術世界有人，因此五光十色。

答：莊澄

原名莊冠南，資深電影人，本科念哲學，畢業後當過編劇、填詞和監製，在寰亞時代，曾參與製作和出品一系列優質華語電影包括：《野獸刑警》、《無間道》系列、《頭文字D》、彭浩翔導演的《伊沙貝拉》、《志明與春嬌》和《春嬌與志明》等。

問：梁款

真名吳俊雄，港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專研流行文化，梁款是行走江湖的筆名，愛叮噹也愛麥兜。早年在本欄先後訪問過周星馳和謝立文（麥兜之父），其時皆當二人剛在內地紅起來，前者今天被指與香港觀眾愈走愈遠，已放棄當香港icon。

文：梁款

圖：陳淑安

編輯 馮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