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中間派」市民對政改的態度

李立峯﹕「中間派」市民對政改的態度


【明報專訊】過去幾個月，在白熱的政改和佔中／反佔中爭議中，一些平時少談政治的朋友，突然為政改或佔中問題在手機群組或facebook上爭論起來，甚至爭拗至「反面」的地步，成為很多市民共有的經驗，亦令不少人慨嘆及擔憂社會的兩極化。

但香港市民是否真的在政治傾向上變得極端？在這個時刻，市民會怎樣把自己放到政治光譜之中？在泛民和建制之間，香港有沒有「中間派」？如果有，自視為「中間派」的市民在政改問題上抱持什麼態度？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最近成立了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專題研究小組，上周進行了第一次民意調查，其中一條題目讓被訪者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主要答案選擇有「激進民主派」、「溫和民主派」、「中間派」、「建制派」、「工商派」，和「親中派」。結果顯示，最多市民選擇的組別仍然是溫和民主派，佔35.6%。認同自己為激進民主派的受訪者只有3.7%。值得留意的是，高達24.1%的受訪者自認為屬於中間派，而3個屬於廣義建制派的範疇（即建制、工商及親中）合共起來只佔9.1%。另外，21.5%的受訪者稱自己無任何政治傾向或不屬任何派別，其餘約6%的受訪者則沒有給予確定答案或提出一個6個主要答案以外的派別名稱。
自稱建制派的市民很少，有3個可能原因。第一，是建制派支持者較少參與調查研究。不過，我們的調查採用了典型的科學化隨機抽樣，在處理數據時亦進行了加權，使樣本在年齡、性別及教育程度上盡量接近香港社會的人口特徵，所以對持有某種政治傾向的人士抽樣不足（undersample）的問題應該不會很嚴重。第二個可能原因，是對不少市民來說，「建制」或「親中」多少帶有點負面含意，所以他們寧願稱自己為中間派或強調自己不屬任何派別。如果屬實，調查中自稱中間派或無黨派的市民的政治態度應該會較為接近建制派。第三個可能原因，是真正認同建制派的香港市民比例的確偏低，只是在選舉投票或個別集體行動中，建制派往往能動員或吸引到大量中間派或無派別的市民支持。

中間派多反佔中傾向否決政改

無論如何，調查結果顯示，雖然社會在政改問題上存在着兩極化的氣氛，自稱中間派和無派別的香港市民加起來其實接近樣本的一半。問題是，這些中間派和無派別人士對政改、佔中和其他問題抱持着什麼態度呢？表一展示了就此問題分析所得的結果。由於個別派別的人數很少（如工商派只有19人），為了數據的穩定性，我們把所有受訪者歸為4類，分別為民主派（即激進民主派以及溫和民主派）、中間派、建制派（即建制派、親中派，和工商派），以及無派別傾向。這歸納亦有助簡化分析及結果的表述。

從表一可見，在不同的題目上，「中間派」市民的態度的確在民主派和建制派中間。但這並不代表中間派市民在個別問題上沒有傾向。中間派市民大比例地傾向反對佔中。如果我們集中看支持佔中的比例，我們會發現中間派市民對佔中的態度其實頗為接近建制派。同樣，在警方處理示威是否恰當的問題上，中間派市民較多傾向認為警方處理手法恰當。整體而言。中間派市民對警方處理示威的觀感亦較為接近建制派。

不過，這並不代表中間派市民是隱性的建制派。對未來立法會應否通過政改方案，表一顯示，在中間派和無派別傾向的市民當中，認為應該否決的比例比認為應該通過的比例高。這裏我們要強調，問題的原文是「香港政府嚟緊會按照人大常委會嘅決定，提出2017年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嘅普選方案，如果呢個方案會令到與中央不同政見嘅人士，唔能夠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你個人認為立法會到時應該通過方案，定係否決方案？」我們避免用上有明顯傾向性的「篩選」一詞，但政改爭議的重點之一，的確在於方案會否令持有某些政見的人士不能參選，所以問題強調的是，如果這種情况出現，立法會應怎樣選擇。結果是，就算是大幅度地反佔中的中間派市民，都傾向不通過方案。中間派市民在這問題上的態度較為接近民主派。

類似情况亦出現在其他問題上，例如認同普選行長官的方式會影響到國家安全的中間派市民只有27.3%，遠低於建制派市民的58.8%，相對地接近民主派市民的13.8%。

總括而言，香港仍然有頗多市民認為自己屬中間派，這些中間派市民在有關集體行動模式和抗爭手段的問題上傾向保守，但並不代表他們支持有篩選的普選。如果立法會內的泛民希望爭取到更多市民支持自己的決定，就需要繼續努力向中間派選民陳說利害，解釋選舉機制如何造成政治篩選。而如果特區政府要爭取市民的支持，就要說服大眾，其推出的政改具體方案如何確保不同政見的人士都有同等的參選機會。

中間派高度依賴無綫作信息來源

要爭取中間派市民支持，就要把相關的信息傳達到他們眼前。中間派市民使用的是什麼媒體呢？調查邀請受訪者說出4個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政治和時事資訊來源。表二顯示的是不同政治傾向的市民有沒有在4個資訊來源中提到一些個別的媒體機構或平台。香港市民傳統上依靠電視新聞為最重要的信息來源，但近年來無綫電視常受到批評，指它會在敏感議題上自我審查，而我們的調查亦發現，民主派的支持者相對地少提及無綫電視為最重要的資訊來源。但中間派市民仍然高度依賴無綫電視作為信息來源。

不過，中間派市民提及《蘋果日報》的比例亦很高，事實上非常接近民主派市民提及蘋果日報的比例。另外，中間派市民提及較強調專業和中立的《明報》的比例，比民主派及建制派的支持者都要高。值得留意的是，不少市民在調查中提到一些新媒體平台作為最重要的資訊渠道，其中民主派的市民尤其可能依靠facebook 。同時，也有約10%的中間派市民提到facebook。建制派的支持者則很少會依靠新媒體作為資訊來源。

整體而言，自稱為中間派市民的資訊來源很可能比民主派和建制派市民更多元，他們更有可能同時接觸到來自不同派別的意見和聲音。但如上文已提到，站在泛民和建制的中間，不等於在具體問題上保持中立，中間派也會有自己的判斷和態度，通過媒體爭取中間派的支持，應該仍是各方力量需要努力的目標。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陳健民﹕圍觀的力量

陳健民﹕圍觀的力量

【明報專訊】人大常委會對普選落閘，市民譴責北京失信、拒絕指鹿為馬而進行公民抗命，是一種尊嚴的表達。本是簡單直接的事情，卻要在這個功利的社會解釋其「實效」何在。有些建制中人，還帶着強暴者的語氣質問：「反抗有什麼用？呼叫有人聽到嗎？」單是看見這些嘴臉，就明白到不進行抗命，這社會很快便被這群强權的附庸所蠶食。

公民抗命（或公民不合作）是指公民主動拒絕遵守不合理的法律、要求或命令，而不訴諸暴力。這概念最早是由亨利梭羅在1848年提出，認為人們面對政府行事不公時，可採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方法。梭羅本人就曾以拒絕交稅來抗議美國奴隸制度及與墨西哥的不義之戰，並且欣然下獄以喚醒民眾對奴隸制的反思。因此，公民抗命與一般違法行為有3方面分別：為了公義而非私利、堅持非暴力、主動承受刑責。公民抗命不是要挑戰法治，它是要達至更公義的法律或制度。

梭羅以違法來挑戰一個不公義的（奴隸）制度 ，但違反的法律未必與不義的制度直接相關。他是透過承受刑責這種自我犧牲來引發社會的關注。甘地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則直截了當：反對不公義的法律、違反該法律、然後承擔其後果。不過甘地認為沒有人能徹底了解真理，故不應以暴力強迫他人改變信念。暴力激化的偏見與恐懼，反而會強化壓迫者的力量。他相信民眾以安靜而莊嚴的態度面對苦難，必然能夠喚起壓迫者的良心和旁觀者的支持。

馬丁路德金在美國對抗種族歧視時，正值一位黑人女士拒絕在巴士上讓座給一位白人男士而被捕。於是他發起抵制巴士運動，呼籲黑人徒步上班。由於此舉觸犯當地法律，又令到巴士公司經濟損失甚至影響司機生計，因此馬丁路德金被指為損害經濟、破壞法治與社會和諧。他回應說：這裏從來沒有真正的和諧。有的只是以強權維繫的表面秩序。真正的和諧不單是沒有矛盾衝突，而是要讓公義彰顯。

馬丁路德金經常提醒抗爭者要贏取對手的理解和尊重，因為運動最終是要帶來一個寬容和關愛的社會。他勸勉大家受苦而不報復、以愛戰勝恨。抗命過程不單要避免肢體衝突，更要避免內心的怨恨。他要求抗爭者簽下一份意向書，裏面包括10項承諾，譬如言行必須體現愛心、尋求公義與和解而非只為了壓倒對方、祈求上主使用自己為所有人爭取自由等等。即使如此，馬丁路德金仍然面對許多誤解和攻擊，他慨嘆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殘暴，而是好人的沉默。許多中產都說支持他爭取的目標卻反對他的手段，但這些人從來沒有提出更好的辦法。

面對不公義，即使一個公民都可抗命

在香港，同樣有人說支持佔中的市民不足三成，應該取消行動。他們忘記了佔中運動不是政府，它不需要社會有共識才開始行動。就好像工人要維護他們的權益而罷工時，毋須先得到社會大多數人同意。相反，有時是開展罷工以後，才能得到社會多數人的支持。特別當爭議的問題涉及侵犯公民一些基本權利，即使大多數人贊成這樣的政策或法律，都可以是「多數人的暴政」。 譬如3個人玩「包剪鎚」，規定其中一人只准出包。那怕其他兩人都贊成，被不公平對待的一方即使是少數，亦可抗爭到底，拉倒這個不合理遊戲規則。馬丁路德金說，當年只有5%的黑人支持他用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黑人的平等權利，但這少數卻願承擔歷史的重任，將監獄坐滿，結果改變了其他人的想法。因此，面對不公義制度，即使一個公民，都可以抗命。

合法聲援佔中4件事

我們要尊重少數人表達意見的自由，就好像500人在8．17進行「反佔中跑步」，即使阻礙了其他人使用道路，只要其訴求與造成的干擾「合乎比例」，大家都要尊重這種公民權利。又譬如立法會有關政制改革議案必須得到三分之二通過（即是讓少數人有否決權），是因為這涉及到最基本的權利，不像一些房屋或教育政策，可以用少數服從多數來決定。何况一直以來，有六成市民在民調與立法會選舉投票中都支持民主普選。《南華早報》最新民調更顯示有近半市民認為要否決人大框架下的政改方案，贊成「袋往先」的只有四成。以佔中反對假普選，只要是和平進行，社會人士應予尊重。

其實很多市民都嚮往民主自由，只是未能承受公民抗命的代價，而他們卻不曉得「圍觀的力量」有多大。在即將發生的佔領中環行動中，可能有以千計市民在中環堵路抗議，他們當中有宗教領袖、立法會議員、教授、律師、醫生、社工、勞工、婦女、退休人士等，將一同經歷一個抗命的洗禮。但要佔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還需有萬計的市民到中環用合法的方式聲援。這些圍觀者最少可以在路邊做下列4件事情：

1. 加油打氣（可以跟着佔中司令台叫口號、教會詩歌班可到現場獻唱。）
2. 物資流轉（可為示威者送水和乾糧、帶走示威者的垃圾。）
3. 監察警方 （監視警員有否使用不當的暴力。假如警員只是正常執行職務，懇請圍觀者勿謾罵侮辱。市民可考慮向警員獻花。）
4. 信息傳播 （用手機拍下現場情况，傳送至社交網站，讓全世界見證這場爭取民主的公民抗命。）

香港有許多大型示威活動的經驗，亦試過10多萬人佔領政總而沒有出現混亂，因為香港絕大部分人是愛好和平的。要譴責政府失信、要向假普選說不、要佔中和平有尊嚴地進行，要靠大量市民聲援，圍觀改變命運！

作者是中大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這星期選的金句，是魯迅關於希望的一段話。在小說《故鄉》中，魯迅說：「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走人生的長路，總會有過許多「希望」，尤其是年輕人，展望未來會有理想去追求，一方面努力去實現理想，一方面也要抱着希望。但單憑努力，希望不會變成現實，希望往往只永遠是希望。 比如說希望中六合彩，那恐怕永遠都只是希望。在社會變革中，有時候有人提出一種理想目標，看似很鼓舞人，引導人去為之奮鬥犧牲，可是到頭來，待你付出了極多之後，那看似很美的理想變成空虛，給人帶來完全的失望。所以希望如同道路一樣，人人懷着希望活下去，儘管希望不一定實現；正如人人去走就走出一條路，但路不一定通向你要到的目的地。 魯迅還寫過一篇題為《希望》的散文，文中他引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說希望是娼妓，她對誰都逢迎，將一切都獻給，待你犧牲了你的青春，她就把你拋棄。因此，他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虛妄”，是佛家語，無實曰虛，反真曰妄。不真，不實，即不存在。絕望，是虛妄而不真實的，但絕望裡藏著希望；希望也是虛妄不真實的，希望裡藏著絕望。絕望和希望都是虛妄的，都是不真實的。 生活有時使人絕望，有時給人帶來希望。人即使在絕望時，也會懷着渺茫的希望，這樣人才能生存和奮鬥下去。所以歸根究底，走人生的長路，人必須抱着希望，不管到頭來它是不是虛妄。 港台一分鐘閱讀 http://app1.rthk.org.hk/elearning/1minreading/allcontent/content.php?director=1&episode=2500

周永新：研究「香港退保未來發展」的心路歷程

周永新：研究「香港退保未來發展」的心路歷程

去年6月，我們（港大研究團隊）受政府的委託，進行名為「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的研究計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們於今年6月底提交報告，後按負責督導研究的委員會所提交的意見作出輕微修改後，研究報告終於在昨天呈交扶貧委員會討論，並於同日向公眾發布。

　老年貧窮問題嚴峻

研究團隊很珍惜這次透過《明報》的平台，解釋一下研究報告的內容及其中的重點。首先，我們接受委託進行研究，心情是戰兢的，除了退休保障是政黨和公眾關注的議題外，更重要的是研究關乎全港市民的福祉，每年涉及的公共開支也以百億元計算。因此，研究團隊成員雖對香港的退休保障各有自己的意見，但我們盡量以客觀和科學的態度來進行研究，更避免受到相關團體和組織的影響和游說，以至我們在立場上有所偏差。

研究工作開展後，我們第一個問題是︰現時的退休保障可為年長市民提供充足的生活保障嗎？如果推算到2041年，現時的退休保障安排有什麼不足的地方？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分析了現時政府為年長市民提供的社會保障，及其他如強積金計劃等安排。我們的結論十分確定︰老年貧窮問題是嚴峻的，絕對不可忽視。以現時65歲及以上的100萬長者來看，其中18萬倚靠綜援過活，其餘42萬領取長者生活津貼。根據去年扶貧委員會發表的《2012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的計算，若以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的定義，當時長者之中，3個有1個生活貧困。對於老年窮人的數字雖有不同的看法，但從我過去所做的研究，及與年長市民的親身接觸，我們確實的知道：不少長者對如何支撐自己的生活完全沒有把握，也對未來感到徬徨無助。

老人

這樣，未來二三十年，老年貧窮問題會否改善？強積金計劃會有幫助嗎？我們分析了未來人口發展的變化︰除人口持續老化外，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增加的老年人口中，耆老（75歲以上）所佔的比例將愈來愈大，他們對生活保障和醫護服務的需求是社會必須正視的問題，也必須盡早尋求解決的辦法。

　強積金的退休保障作用有限

我們發覺強積金所能發揮的作用，就算二三十年後，對解決老年貧窮問題並沒有實質的幫助。試想想︰月入1萬元的打工仔，每月連僱主的供款是1000元，1年是12,000元，10年是12萬元，30年是36萬元；就算投資有道，30年後供款連回報有72萬元，這筆數目可保障老年生活嗎？我們的結論是︰強積金可作為退休後收入來源之一，但對於較低收入的基層市民，強積金並不能免卻他們最終墮入貧困之中。當然，強積金還有一個極大的缺失，就是沒有受僱紀錄的市民完全得不到保障。

我們發覺，市民對退休保障的意識是提高了，但並不代表他們就可以早作準備。未來10年是「戰後嬰兒潮」的退休高峰期，他們部分或許有足夠儲蓄作退休生活之用，但資料顯示，他們大部分年輕時多從事製造業，薪金並不高，加上多有幾名子女需要供書教學，剩下的積蓄十分有限。他們能否維持二三十年的退休生活是一大疑問。

那麼，子女的奉養仍然可靠嗎？可幸的是，香港為人子女的，觀念上仍多認同傳統「孝道」的重要，並且在經濟能力範圍之內，也多經常給予父母金錢。不過，我們發覺，年輕一代的經濟能力正走下坡，在自顧不暇的情况下，能否持續孝心實在不能肯定；更值得留意的是，50歲以下的市民，愈來愈多沒有子女或只有一兩個，他們年老時又如何倚賴子女的奉養？

　其他地區退休保障制度的啟示

這樣，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應對如何發展？我們分析了與香港情况類似的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退休保障制度，可以肯定的說︰世界上並沒有完美無缺的退休保障制度。我們察覺到，就算是傳統上稱為「福利國家」如瑞典、芬蘭等，採用的退休保障已脫離了過往單一退休金額的模式，不但發放的退休金按不同收入人士而有差異，退休金的資金來源也不斷擴大和多渠道化。換言之，現代退休保障制度着重的再不是公平的分配，而是令不同收入的退休人士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得到足夠的生活保障。

這樣的發展趨勢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世界銀行建議的退休保障制度，先是以「三根支柱」作為各國和地區參考的發展方向，後再細分為「五根支柱」。對於世界銀行的建議，我們在研究報告中有詳細分析，若應用於香港，可用以下圖表來說明︰

世界銀行五根支柱的退休保障模式

圖表：按照世界銀行五根支柱的退休保障模式，香港年老市民享有的退休保障，可概括地交代如下：

明顯地，香港現時欠缺的，是一種由公共資源（包括來自政府和市民的資金）支付、全部年老市民皆可享有的老年金。我們要強調的是，老年金與其他國家和地區設立的退休保障有很大的分別︰老年金是國民均可享有的老年生活保障；退休保障是在職人士在退休時所掙取的權利，退休金的數目也與他們過去的收入有掛鈎式的連繫。就如香港的強積金，退休人士退休時得到的金額，與他們在供款期內的收入是關連的。

　收集得來的意見和具體發展方案

在分析各地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同時，我們公開的收集市民對退休保障未來發展的意見，包括舉辦3次公開論壇、設立網站歡迎市民提交意見、組織10多場「聚焦小組」、邀請各階層市民、工會及商會成員、專業人士及基層工人發表他們的意見。另外，我們接觸了不同的關注團體和政治組織，邀請他們提交退休保障未來發展的具體方案。

收集回來的意見有兩點極具爭議︰第一是應否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第二是對於強積金所發揮退休保障功能的看法。關於全民退休保障，我們發覺爭取的團體和政黨所要求的，其實是上文所指的老年金，並不是其他地區推行與收入掛鈎的退休保障計劃。因此，我們建議採用老年金的名稱來代替全民退休保障，避免觀念上的混淆。

對於設立老年金，社會意見明顯有嚴重的分歧︰基層市民和團體是歡迎的，認為這是年長市民應有的權利；工商界和企業老闆是反對的，認為這樣會拖垮香港的經濟；至於中產和專業人士，則多持開放態度，等待政府有確實方案後才表達意見。我們發覺，普遍市民對退休保障認識不多，其中有不少誤解，以為實行全民退休保障，香港就會變成福利社會。

強積金雖落實推行有14年的時間，但在一般市民心裏，強積金猶如雞肋，甚至認為政府成立強積金，受益最大的是銀行和保險公司。因此，有建議取消強積金計劃，或把供款轉去其他用途。我們認為，政府和積金局必須加強解釋強積金的功能，消除市民的誤解，否則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五根支柱之一的作用將大受打擊。

　6個具體方案的精算推測

我們用了半年時間，才從政黨和關注團體得來10多份有具體方案的建議。我們感到詫異的是，退休保障這樣關乎大眾的民生政策，政黨和民間智庫竟沒有深入的研究，香港的政策發展怎會順暢？

在10多個具體方案中，我們選擇了其中6個具代表性的方案作下一步推算之用。這6個方案包括︰爭取退休保障聯席、工聯會及香港公共專業聯盟3個組織建議的「全民退休保障」（老年金）方案；民建聯和新民黨提議的「三層老年生活保障」的改良方案；及學者羅致光所建議的「年金方案」。除了這6個方案較具體外，更重要的是建議的團體、政黨和學者，大致上可代表了社會上不同利益階層人士的意見。

對這6個方案，我們進行了30年的精算推測，主要是依據世界銀行所建議的4個準則，即計劃的足夠性、可承擔性、可持續性及穩定性。簡單來說，足夠性是指計劃所能提供的金額是否足夠以支持老年生活；可承擔性是指政府、僱主和僱員所付出財政上的承擔；可持續性是指計劃能否在未來30年保持收支平衡；穩定性是指計劃在不同的經濟表現情况下能否保持穩定，不因經濟起伏而出現金額必須削減的情况。

在進行推算時，我們採用了「輸入」和「輸出」的分析方法，即按照6個方案建議的細則，計算每年發出的金額有多少，及每年收取的資金又有多少。我們得承認，推算是極之複雜的工作，建基的是一連串根據過往數據而設的假定，如未來勞動人口的變化、經濟發展的速率、政府財政收支的結算等。推算並不容易，但在我們所能掌握的數據中，我們相信研究團隊已盡力而為。

6個方案的推算結果，研究報告有詳細交代。從「輸入」和「輸出」的分析架構看，現在6個方案在足夠性、可承擔性、可持續性、穩定性都有不同的表現；不過，我們不能據此來評論各方案的優劣，因長者領取的金額，不同方案有不同的建議，而「輸入」的資金來源亦各有差異。因此，我們只能評論每個方案的利弊，並不能把6個方案互相比較。

我們認為，公眾最應關注的是6個不同方案的資金來源，即過往經常討論的「錢從何來？」的問題。錢當然不會從天而降，而綜合6個方案的建議，首要渠道是由政府注資或從經常開支中增加撥款，其次是把全部或部分強積金的供款撥去新計劃，也有建議在強積金之上增加僱主和僱員的供款，甚至從賺錢較多的企業徵收額外的利得稅。6個方案的資金來源各有不同，我們也無法評論哪種方法可行或不可行；其實，最終還是要由市民來作決定。例如，有兩三個方案都建議政府注資，由數百億到2000億元，但政府會這樣做嗎？市民會接受政府把相當部分的儲備撥去做退休保障嗎？

我們發覺，無論資金來自哪個渠道，社會上都有不同的聲音和意見；而意見上的分歧，很多時是因各人考慮的，常都離不開自己的利益。例如，講起可能要增加供款，中小企僱主的第一個反應是，經營已非常困難，增加供款是百上加斤；打工仔也多說入不敷支，增加供款會進一步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他們實在無法負擔。

這樣，如何解決問題？有意見認為，既然無人願意付出，不如原地踏步，維持現有的退休保障制度。不過，我們必須指出，現在用於各項長者社會保障的開支，已達到政府經常開支的5%，隨着人口老化，就算什麼也不改變，30年後開支所佔的比例會增至8.2%。所以，政府必須面對開支急速上升的問題，市民也不能視而不見。况且，如果社會不尋求解決的辦法，退休保障將會繼續爭議不休，成為撕裂社會的一大議題。

　◆研究團隊建議的方案

我們建議長者每月可領取3000元的方案，並不是以上6個方案的綜合體，也不是取長補短的結果。我們建議的方案，是在6個方案以外的另一種做法，連同其他6個方案一起供政府和市民參考和討論，並從中作出決定。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到了目前階段，香港必須盡快設立老年金，這是唯一可以平息30多年來退休保障爭拗的解决辦法，也是唯一可以使現在和未來的長者感到安心和踏實的方案。

在資金來源方面，我們反覆的思量和分析，結論是引入「薪俸老年稅」，而分等級的稅率，一方面可以把月入2萬元以下的僱主和僱員的負擔減至最低，收入較高的僱員和付得起較高薪酬的僱主，付出的雖較多，但這是他們可以承擔的；這種的安排，效果上也可縮窄香港收入嚴重分佈不均的差距。我們的方案絕非十全十美，着眼點還是建議可以得到大多數市民的接受，並盡快地落實推行。

昨天，我們向扶貧委員會匯報了我們的研究結果。有意見認為此時呈交報告，必被政改爭拗掩蓋，可說生不逢時。我們並不這樣看，退休保障是細水長流的事，我們希望扶貧委員會用心的了解報告的內容，詳細的討論及充分的諮詢市民意見，若然在現屆政府任期內作出明確的決定，我們覺得過去一年的研究工夫已沒有白費。

雷鼎鳴:評《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

評《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 (雷鼎鳴)

周永新教授和他的團隊受政府委託，經一年多的研究後發表了一份名為《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的報告及建議（下稱《報告》），當中分析並評估了社會團體或人士提出過的15份方案的可行性， 其中10份都涉及免資產入息審查的「全民」「隨收隨支」制度，團隊發現每一個方案都有缺失，於是自己便另外提出一個他們認為較理想的方案，論性質，也屬於「隨收隨支」制，即對現時工作人口抽稅，並把稅收幾乎立刻用在已退休的長者身上。



香港有關退休保障模式的爭論，從六十年代中開始，至今已近五十年。當中最重大的變化是1993年政府想推出也是屬於「隨收隨支」制的「老人金」，但在1994年9月1日遭到七十八名主要為經濟學家的學者自費在報刊聯署反對， 自始輿論大轉向，傳媒紛紛也加入反對行列，政府在1995年1月突然宣布放棄「老人金」計劃；該年3 月8 日又在立法局中動議，要立法局敦促政府設立強制性的公積金計劃（即政府要求議員敦促政府做事），香港的資深評論人可能仍記得此事。



二十年前，經濟學者反對的主要理由之一是香港的人口結構特別不適宜搞「隨收隨支」制，原因是當時已可預見，香港的超低出生率及人民的長壽，必然會導致扶養率變差，納稅人減少，領取福利的長者則大幅增加，整個計劃根本無法維持下去。二十年前的判斷是基於對人口結構及財力的推算，到今天，當年的推算不但變成現實， 而且人口結構及財力還變得比當年所假設的更糟糕，更不適合搞「隨收隨支」制。但正如佛利民所言，陳舊的謬誤永不會死亡，社會中總會有人主張「隨收隨支」制的。



「錢從何來」 未有解決



為什麼任何形式的「隨收隨支」制在香港都特別不適合？我們可從多種角度看這問題，但答案卻是會一致的，篇幅所限，這裏只從回報率的角度分析。「隨收隨支」是一種稅收，不是投資，但對被迫參與者而言，當中仍隱含著一種回報率。這個問題一定有人問，我現在交了某某數額的「老年金」稅，將來每月可從政府手上拿回多少福利？答案一定受制於有多少人交稅、有多少人攤分收到的稅款。



根據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所搜集的數據， 在2012年每1000名15至64歲屬於工作年齡族群的人，要支持194名65歲或以上的長者，但到了2041年，卻要扶養549人。假如這1000人所交的稅款不變，既然多了人攤分福利，那麼各人得回的錢是會日漸減少的，二十九年內減少了65%，等於每年以3.5％的速度下降。但我們大可樂觀一些，相信實質工資會有所增長，到了2041年可徵之稅會因大家收入上升而有所進益，我們可跟隨《報告》中的假設，實質工資每年以2%的速度增長，人口變化加上工資上升，帶來相反的影響，一正一負互相抵消後，每位長者可分得的稅款每年以1.5%的速度萎縮，這便可輕易使到計劃要面對負回報了。



有了稅款不斷萎縮的約束，「隨收隨支」制一旦在港運作，在財務上必會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不要忘記，有不少人詬病的強積金，據統計記錄所得，是有顯著的正回報的，而且也會因未來的工資上升而累積到更多的資產。



周永新教授團隊所做的《報告》中，對於有關老人貧窮及退休問題都有很詳盡的分析，甚有價值。略感遺憾的是，對於「錢從何來」這一關鍵性問題及香港社會和政府的財務前景， 卻敏感度不足。《報告》正確地指出了坊間15個方案的缺點，但團隊自己所建議的，雖然簡單易明，卻同樣不可能避免「隨收隨支」制與生俱來的財政困局。



團隊的建議，簡略來說，是對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一視同仁，不用資產入息審查，每月可得3000 元。錢從何而來？其中大約一半是靠取消掉每月1180元的生果金及2285 元的長者生活津貼，政府可改為注資入他們所稱的「老年金」中。此外，政府開始時一次過注資500億元，不同薪金的僱員及其僱主都要額外交稅，例如， 月薪20000元或以上的僱員要交等於薪酬2.5% 的稅，其僱主也要交2.5%。換言之，對此等收入的人而言，他們是要多交5%的稅了。為什麼是5%？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僱主替僱員多付出2.5%後，必會在未來靠減薪或減慢加薪的速度而追回此數，所以整筆稅款變相也會由僱員承擔。在強積金實行初年，香港的工資寸步難移，正是反映這狀況。



儲備豐厚 也可花光



《報告》所建議的方案最使外行人震驚的是，到了2026 年（假設計劃從2013年開始實施）。計劃便會出現赤字，到了2042 年更會千金散盡，整個計劃要宣布「破產」。說它「破產」，是因為計劃的結餘變成負數，再無力支付每人每月3000元的福利。若不減低所派款項，便只能加稅，又或政府借錢度日，但債務總要償還，惟有留待再下屆政府才加稅還債。



減低福利不易實施。要明白一點，現在派3000 元很多人已經嫌少，若每年平均實質薪酬加幅是2%，到了2042年，薪酬應是今天的1.74倍，領取老年金的人會不要求福利也要增加74% 或更多嗎？若說要減，必有政客誓死反對之。靠加稅解決嗎？到時的年輕人若多交了稅， 到他們退休時必會要求高得多的福利才不致感到吃虧，這便造成惡性循環，稅率一直加下去，整個計劃也愈陷愈深，這正是其他國家採用了「隨收隨支」制後的歷史經驗。建議中也有考慮過將來的福利不再是3000元，而是與GDP掛鉤。倘若老年金的金額與實質薪酬掛鉤，根據《報告》中的數據推演，到了2042年，福利增加了74%後，所需老年金稅款起碼要1100億元，計劃才能勉強維持下去（政府到時另外尚要每年注資近500億元）。換言之，老年金到時需要等於薪酬20%左右的稅率，而不是今天的5％。



有人認為政府財政儲備豐厚，只要拿儲備出來頂住便可。這是遠遠地低估了老年金的開支了。到了2041年有256萬人每月要領取3000 元，每年便等於922 億元了， 若大家要求福利與薪酬增幅掛鉤，光是2041年所需款項便達1577億元了。今年3 月政府《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便公布過，就算政府把所有服務完全緊守在今天的水平，不作任何進步，到了2041年所有的財政儲備也會因人口老化而用光，若服務水平按過去17 年同樣的速度增進，政府開支更會上升，到時不但儲備早已化為烏有，政府還會欠債近11 萬億元！這些推算尚未包含設立老年金這一因素，若真的有此方案，到時又哪裏有儲備可拿得出來？政府現正千方百計壓縮開支增加收入去推遲將來財赤出現的時間，老年金在財政上的不可行已是呼之欲出，奇跡不會無故出現。日本與歐洲不少國家都經歷著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困擾， 其政府財政困難亦眾所周知，香港的人口結構問題只比她們更大，焉能不防？



這些二十七、八年後的財務困境意味著今天40歲以下的港人在老年金制度下都會損失慘重，他們交老年金稅二十多年退休後，卻會發現政府根本無力付給他們原本以為可以獲取的福利，這叫他們如何是好？有評論人說這等同「供死會」，這是十分準確的說法。以年齡組群來說，只有年紀較大離退休之期不太遠、不用交多少老年金稅、又沒有多少下一代要負擔稅項的，才是老年金的得益者。我屬於這一組群，推行老年金對我有利，別人要把錢塞到我的口袋，我卻要堅決指出這對港不利，想想也自覺是傻人。



有種說法認為現在提議的老年金對中產最有利，原因是他們在65至69歲時，每月可多得3000元， 在70歲後則失去1180元生果金，但可得到3000元的老年金，淨賺也有 1820元，這比起現時領取2285元長者生活津貼的人得益更大，後者得了3000元，卻失去2285 元，賺得不多。這說法有真確性，也是爭議點的所在，家境較好的人本來便有能力自己準備退休，為什麼要比他們窮的年輕人交稅津貼他們的退休？但話說回來， 中產真的是得益較大嗎？對接近或已進入退休年齡的中產來說，這是對的，但對年輕的中產，他們要比其他人負擔更多的稅，到最後卻很可能因老年金「爆煲」而得不到任何福利，他們又賺了什麼？



年輕中產 負擔更多



《報告》中的建議包含現在先注資500億元作為啟動基金。 我看這作用不大，500億元雖是天文數字，積累幾十年利息後數額更大，但只要稍加計算，也可知它只能把方案破產的年期稍為推後幾年而已，根本改變不了大局。



上文我雖對老年金有所批評，但這只因我相信這方法不對，未有善用資源而已，絕非說我們不用找出辦法去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龐大財政壓力。方法是有的，這涉及兩個原則：



一、既然未來長者人口眾多，社會及政府的財力都因此而削弱，所以資金使用一定要有優先次序，要用在真正貧窮的長者身上。什麼人也派錢，在富裕社會可行，香港卻無此條件，所以必要有資產入息審查。



二、強積金的累積會愈來愈快，這是因為回報的複利率在起作用。從強積金管理局提供的統計數據可見到，今年3月強積金的淨值資產是5162 億元，是5 年前的2.37倍，10年前的5.32倍，以後的增速應會減慢，但仍會十分可觀，如果積金局推出的「核心基金」能成功把基金收費壓在0.75％以下便更好。將來老人人口雖增加，但強積金的累積同樣也會上升，政府決定福利的份額時，應根據各人強積金累積到的資產而加以調整。每個人都應為自己的退休作準備，強積金既幫助各人增加了儲蓄，他們便不應收取過多福利。我在拙著《老有所養》一書中曾計算過，只要福利金額能因應強積金的累積而調低，而且福利又不致太慷納稅人之慨，那麼就算老人人數劇增，福利開支還是可控的，它佔GDP的比重可以保持穩定。



(HKEJ  2014-8-26)

周基利﹕與社聯同事商榷對全民退保的解說 - 回應全民退休保障的7個疑問

周基利﹕與社聯同事商榷對全民退保的解說

【明報專訊】8月30日社聯同事撰文指坊間對全民退保的論述有誤解，甚至與事實不符的地方，希望能加以澄清、把真理愈辯愈明。筆者認為他們的論據有商榷的地方，但同意真理是愈辯愈明，所以希望能回應她們對全民退休保障7個疑問的解說（編按：作者對第二點沒回應）。

一、隨收隨支制度容易破產？

社聯同事辯稱：「他們（經濟學者）或是認為收支建議即使理論上可行，但於實際執行時會因為政客叫價而步步高陞，使制度變得不可持續……解決辦法應為尋求機制使制度不為短視訴求所挾持，而非本末倒置地從根本否定制度。」筆者同意設立有效、透明、事先聲明的可加可減機制或能夠遏止老年金金額上升速度高於通脹或工資增長。但另一方面，我們亦不能低估政治上的壓力，畢竟政府又何嘗不是因為這些壓力，不敢斷然向全民退保說「不」。

三、隨收隨支制度已是明日黃花，不符世界趨勢？

社聯同事指出「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報告，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中（多為發達國家），只有13個有推行強制性的私人退休（儲蓄）制度」。這個現象不是因為強制性的私人退休儲蓄計劃不完善，而是由於這些發達國家都已經有了一套供款率高但能提供較為慷慨退休金的計劃。所以沒有空間去推行另一套強制性的私人退休儲蓄，而只能用自願形式去推行私人退休儲蓄計劃，如英國、美國、新西蘭及意大利。

另一方面，他們的文章更批評個人強迫性退休儲蓄計劃：「現時推行個人專戶制度為主導的國家，多是非洲、南美及前蘇共國家。而他們的經驗也不見得完美，即使被視為個人專戶制度國際示範單位的智利，於2008年其政府亦不得不承認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經驗失敗，而推出了隨收隨支性質的團結退休金計劃。」筆者對智利的退休保障改革略有認識，希望能提出另一個觀點以正視聽。智利在2008年之所以推行團結退休金計劃的改革，主要原因是舊有的扶貧計劃未能有效地減低長者的貧窮率。當然智利的個人退休儲蓄計劃仍有覆蓋率不足、低供款率和高行政費用等問題，不過智利政府並未有全盤否定這個計劃，而是設法改善它。所以智利政府是維持個人退休儲蓄及固定供款（defined contribution）的計劃，而只是強化以稅收支付的扶貧計劃。

四、窮的工人要供款（或納稅），富的長者卻可領退休金，窮人無「着數」？

社聯同事稱「……退休制度對市民來說，除了是一堆金錢數字，更是一份社會契約，當中包含對自身公民身分的想像」。這疑問基本是一個對事實的陳述，所以筆者認為這個「社會契約」的理論亦不能推翻這個事實。其實現有的綜援制度又何嘗不是一種社會契約：對有需要的人士加以援手。社聯同事道：「……如隨便找一位基層街坊，尤其是窮得到老時一定合資格領取綜援的街坊，問他們情願有工做時供款，退休後拿退休金，還是希望一世不用供款，到老時拿綜援（假設領取金額相同）。雖則從經濟人的理性考慮，拿綜援更『着數』，但筆者相信大多數街坊會情願供款然後拿退休金。當中關鍵，是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想像。」筆者不會質疑貧窮長者對這假設性問題的答案，但筆者認為假如貧窮長者並未有其他收入來源，現時建議中的全民老年金金額其實是不足夠的。所以申領綜援可能才是真正可以幫助他們的方法。而且低收入在職人士生活捉襟見肘，一百幾十元對他們來說已非小數目，納薪俸老年稅無異是百上加斤。而且所謂僱主納稅，其實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成為僱員內涵工資的一部分。可想而知，全民退保不但正如周永新教授所言並非扶貧計劃，而是「劫貧濟富」的計劃。

五、如人人都可拿退休金，便不願為自己退休的儲蓄作準備（即有道德風險）？

社聯同事稱：「與此推斷相反，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道德風險理論上較低。需審查的退休制度其實帶有負稅制性質，即是市民退休時收入或資產愈高，所得的退休金便會愈少，因此基本上並不鼓勵退休儲蓄，更不鼓勵退休後有其他收入（如繼續工作）。」這論據表面看來似乎十分合理，但其實混淆視聽，筆者希望能夠詳細解說。退休保障制度有兩個主要目的：扶貧及讓有能力的人士積穀防饑，以至所有長者都能安享晚年。長者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長津）都是針對較有需要的長者而提供援助，以減低長者貧窮率的計劃。另一方面，强積金及私人退休儲蓄便是幫助有能力的人士積穀防饑的途徑。有能力的人士在工作時會為自己退休生活儲蓄的人，他們並不會預期自己退休時會申領綜援或長津的，所以又怎會因綜援或長津的資產限額而減少儲蓄呢？另一方面，全民老年金是人人有份的，每個長者都會視之為自己的權利。所以有能力的在職人士到退休後亦極可能申領的。所以全民計劃的的確確會令他們私人的退休儲蓄的意欲減低的。這個連周永新教授都是同意的。需審查的退休制度針對的是低收入和有需要的人士，所以我們並下會期望他們可以為他們年老的生活儲蓄，因為他們在壯年時生活已經頗為貧困，入不敷支了。

六、供養父母是中國傳統美德，全民退休制度將破壞此傳統？

社聯同事說：「中國人照顧父母、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正是推行全民退保背後的文化土壤。」當然概念上，中國人敬老的精神和隨收隨支式的退休保障計劃沒有衝突，不過香港人的敬老傳統愈來愈薄弱亦是不需爭論的事實。而且全民年老金一旦推行，勢必減低子女供養年老父母的整體金額。這個影響是即時的。

七、全民退保供款多少都拿一樣退休金，有違多勞多得精神？

社聯同事說：「退休制度主要有兩大功能，一是確保退休後能維持原本生活水平，另一功能是確保所有長者退休後能有基本生活保障。基本保障功能則是靠基本養老金支持，即讓所有長者大致領取劃一的養老金……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綜援是保障長者基本生活的功能……」這點筆者是同意。換句說話全民老年金與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的性質一樣，是扶貧的計劃。這說法與周永新教授的講法剛好相反，因為他多次重申全民老年金不是扶貧計劃。但是假如全民老年金是扶貧計劃的話，筆者最近的研究便顯示全民老年金的扶貧成本效益便遠低於優化綜援的方案了。筆者希望大家討論全民退休長者保障的時候能夠保持客觀的態度，以至大家不至於以偏概全。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系主任及教授

林本利﹕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 - 回應關焯照及周文林

【明報專訊】今年9月6日，關焯照及周文林兩位經濟學者在《明報》觀點版撰文，評論筆者早前所作的《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全面評估報告》。現在為此作出一些回應。

首先很感謝二人對有關課題的關注，早前更花時間採用計量經濟模型去分析削減內地旅客兩成對本地生產總值（GDP）的影響。自從8月5日發表有關報告後，由於贊助人只提供部分內容，以致不少人對報告內容有所誤解，以為筆者故意誇大旅遊業及零售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完全忽略內地旅客過多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現在得到有關方面同意，把整份報告公開，有興趣的讀者可到自由黨網址或筆者個人網誌查閱：http://lampunlee.blogspot.hk（見網頁左面下載區）。

《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全面評估報告》http://liberal.org.hk/tc/component/content/article/26-press-releases/1023--20147.html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8OEIpN2VvSTHhmXzNRUnZwSUk/edit?usp=sharing

筆者義務撰寫報告（研究費用全部用作捐獻），目的是全面評估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包括對GDP、GDP增長及本地零售業所帶來的貢獻，以方便業界、市民及政府明白一旦大幅削減內地訪港旅客，對香港經濟及基層市民的實質影響。在報告的引言及總結，筆者都提到近年內地訪港旅客急增，對港人帶來種種不便，並提出建議去改善。筆者以為政府若要大幅削減自由行旅客數目，必須作出全面評估，不要單看表面數字，要讓港人知道對收入和就業的實質影響才取捨。千萬不要以為自由行對GDP的貢獻只得1.3%，完全取消自由行對經濟的影響也不過200多億元。

報告內容提及統計處推算入境旅遊業對GDP的貢獻，有其不足之處，包括忽略了一些與旅遊業「直接」和「間接」相關的項目。此外，旅客消費增加，旅遊業從業員的收入和消費增加，亦會惠及其他非旅遊業，進一步推動GDP增長。筆者完全同意關焯照及周文林兩位經濟學者所述，一個GDP組成部分的經濟貢獻，不應單看組成部分佔GDP的比重，更重要的是要看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二人提供的資料可見，今年首季GDP增長2.6%，服務輸出（包括提供服務給旅客）對經濟增長貢獻為1.5%，較私人消費支出的1.4%還要高。

筆者並沒有提及二人的計量經濟模型，低估削減內地旅客兩成對本地生產總值（GDP）的影響（損失393 億元） ；反而在報告及記者會中，強調二人的預測結果與筆者的看法一致。只要削減內地旅客兩成，有關政策對GDP所帶來的損失（393億元） ，遠大於自由行在2012年為香港GDP所作出的貢獻（261億元）。這明顯是因為內地旅客減少在港消費，對香港GDP增長帶來連鎖效應（或間接貢獻）。不少媒體更誤以為400億元經濟損失是筆者的估計，個人只對二人估計失業人數增加約1萬人的數字有所保留，認為有可能低估。

希望兩位經濟學者閱讀整份報告後，知道大家其實都認同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不局限於統計處的表面數字。

黃洪﹕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 ——回應「民主回歸派」落幕的說法

黃洪﹕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
——回應「民主回歸派」落幕的說法

【明報專訊】蔡子強在《明報》提到他在8月31日晚上舉行的集會看到我和一群學者朗讀一份題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蔡說看到我在台上「一臉黯然」，他覺得心酸。其實當日參加集會的學者神情都有點肅穆，當天集會中間下了一場大暴雨，黑雲籠罩着維港上空，天氣加上政治的低氣壓同樣令人窒息。大家不禁要問「香港民主，究竟路在何方？」

對我肅穆的神情，蔡子強的解讀是「那不單是黃洪，也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蔡在事前或事後並沒有找我談過我的心境。若說這是他對我的解讀，倒不如說是他對我們這一代曾於1980年代參與學運中人的情感投射。而民主回歸派已經落幕的說法，近日亦不斷出現。若落幕是指一個時代過去，我可以接受；但若說我們「一代人的理想已經幻滅」，則有可商榷之處。

民主回歸「派」成一派嗎？

我和蔡均曾先後於80年代在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擔任職位。我是第13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外務副會長，而蔡是第16屆副會長及17屆會長。蔡表示我是當年致函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一個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其實我對當年學生會致信趙紫陽，以至更早的時候以個人身分去機場向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示威，我只是覺得做了一個青年學生應該做的事。事前或事後我不覺得我們做了什麼大事，也很少以「民主回歸派」的中堅自居。我相信，就算我們不去發聲，歷史的軌道不會有什麼大轉變，中國最終仍然會收回香港。香港回歸肯定不是由所謂「民主回歸派」一兩次示威或致信所促成。我們一群大學生沒有這個企圖，亦沒有這個影響力。

我對蔡子強對「民主回歸派」的說法，大部分表示同意，但亦有小部分，但可能是非常核心的部分並不同意。首先，蔡用「民主回歸派」來概括這一代人。「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真誠的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

蔡子強再指出「30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

讀到這裏，我基本同意蔡子強上述的論說——支持「民主回歸」的這一代，對中國是有感情、有承擔的一代，希望香港與中國能在民主發展路一起往前走。蔡接着指出：「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他們相信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一種engagement的策略，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雖然蔡子強已表明這是「民主回歸派」中的一些人有上述立場，但我相信這主要是蔡子強及認同「中間溫和協調」路線的朋友的看法，並未能全然反映這一代人的不同走向。

其實，我認為「民主回歸派」這個說法有基本問題。因為參加過80年代學運的一代，在六四事件之後，對中國的看法或對「民族」原則已經出現南轅北轍的分歧，所以根本未能稱得上為「派」。

這批人當中有羅永生對民族立場的反思和批判，認為香港要去完成「未完成的解殖」；有羅沃啟以普世價值的人權標準來守護香港，反對中國任何不合人權標準的干預；有陳健民和我留在學院當學者，希望以研究來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亦有像蔡子強、馬嶽集中研究香港的政治發展，也有葉建源成為泛民派的立法會議員。此外，在這批人當中亦有人成為建制派，如張家敏成為政協代表而梁美芬則成為立法會議員，並一再為中央的做法護航。
80年代學運的一代，過往共同的經歷，以及過往共同樸素的民族感情，也不能說無法識別出一群人來，所以有「派」。但是，這些人後來對中國有不同的認識、反省、立場，以至行動。可以說，這一代人基本在六四事件之後走上各自的道路，「派」不成「派」。若真的要說出現「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其實早於六四事件後便完成了。

幻想，不是理想，破滅

六四事件之後，我已經向自己說要放棄一些幻想。中國政情的狀况，以至今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更令我決心要放棄自80年代中期對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的幻想。對於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我絕不是理想幻滅，而是幻想破滅。理想與幻想雖一字之差，但非常關鍵。在過去25年，我的3個幻想逐一破滅。

我的第一個幻想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能夠茁壯成長，帶領中國走向正面的政治改革，令中國人享有民主、法治與自由。可惜胡耀邦、趙紫陽兩位較開明的領導人，先後被打壓與被迫下台。之後「胡溫新政」談到政治改革，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一年復一年、一屆復一屆，黨內健康力量茁壯成長變成鏡中花、水中月。中國政治改革也顯得遙遙無期。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令我放棄幻想，知道香港和中國要有民主，不能寄望共產黨內健康力量的成長。因為，權力使掌權結構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缺少真正民主制度去監察及制衡掌權者，健康力量根本不能成長。

第二個幻想是中國為了讓香港的「一國兩制」向台灣作示範以達成和平統一，所以中央對香港不會作太過分的干預，起碼要維持表面的「兩制」。可是，澳門回歸後的政治格局，以至服貿協議中大陸與台灣的互動，充分顯示大陸藉經濟手段以達到操控政治的目的，無論在港、澳、台均已經愈來愈熟練。內地政府已經毋須作出要盡力保留香港「兩制」的表象，也不需要香港作為示範，而是直接與台灣的政府與群眾互動。中國不用香港對台灣作示範，不是不知道會嚇怕台灣人；而是維持「不統不獨」的局面不單是對台灣的最佳選擇，亦同時是對中央某部分鷹派也是最好的選擇。可以說，有戰爭的可能性而不是步向和平統一，更符合鷹派的利益。

第三個幻想是中央會逐漸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並不是要由「資本家專政」、並不是在政治制度和運作都要以保障資本家的話事權和決定權為先。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經濟及社會快速發展的原因，並不是由於資本家話事當權，而是由於權力分散、不同階級的意見和利益可以交換和調和，避免出現嚴重的階級衝突，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得以再生產；分享政治權力才是社會整體利益所在。人大常委對政制改革的落閘，恐怕不單是表面上所說，怕會有不愛國不愛港的人做特首。而是由於更深層原因，是怕出現讓資本家不放心的人做特首；這才是為什麼提名委員會要沿用選舉委員會組成的真正原因。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已清楚傳遞了上述信息。

實際上，這已不單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和位置問題。30年來香港資本組成最大的變化是國內不同的壟斷資本已經進駐香港；現時國內壟斷資本不單在經濟上與香港壟斷資本合作，更要在政治上合謀，希望持續地掌控香港的政治權力。中央政府、香港本地資本及在港投資的內地資本實在置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於不顧，害怕失去現時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為他們所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害怕分享政治權力。

幻想破滅，才能放下包袱；抹乾眼淚，方可重新出發。我們這一代正正認識到民主是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賜，也不能等待有權者良心發現而削去自己的特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資本家唯利是圖、力求保護自己的政治特權，已經愈演愈烈。以上種種，必須要靠民主制度的建設來減輕其負面影響。雖然幻想破滅，但我們這一代對在香港實踐民主的理想，不敢忘記，不想忘記，也不會忘記。

在8‧31集會，我最感動的時刻是集會結束，與會眾一起唱Beyond的《海闊天空》。歌聲響起「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那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時，我已熱淚盈眶。幻想或破滅，民主理想未敢忘！

作者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

陳健民﹕抗命時代的開始

陳健民﹕抗命時代的開始

【明報專訊】人大對普選落閘，抗爭一觸即發，社會淹沒在悲憤、憂慮之中。背着一群面帶愁容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卻抿嘴而笑。這一笑，說明了許多問題。 梁先生是為了自己或是為了香港當特首，大家一目了然。要問的，是怎樣的制度和怎樣的權力，會欽點一個叛逆民情民意而沾沾自喜的人當上這個位置？

抿嘴而笑的，還有那批一直「代表」我們到全國人大「鼓掌」的港人。好像譚惠珠、范徐麗泰、馬逢國等在會議結束後，急不及待向記者介紹人大常委會決議案內容，那種亢奮是源於和權力如此靠近，靠近得可以將當權者的鼻息和一句半句聖旨的註脚，傳給屏氣凝神等待法落的蟻民。

在9月1日的政改簡布會中，當我目睹泛民議員抗議李飛傲慢的發言而被趕、被抬離場時，心裏感觸萬千。香港有六成市民在民調中支持民主普選，而同等數量的市民在立法會票投泛民。但這些代表大多數市民的議員不單在這場合中變成極少數，而且被驅趕的時候還有一大群建制中人歡呼喝彩。香港就是在這些有「廣泛代表性」的人物的笑聲中沉淪。

我見到的沉淪，不單是在過去一年北京不擇手段對佔中進行威嚇，而是特區政府為了配合這種打壓不惜弄到禮崩樂壞。由警方對佔中義工的「低調通緝」、公司註冊處拒絕佔中登記（綠色和平、社民連等組織亦採取公民抗命卻能成功登記）、警方對入侵佔中全民投票系統的黑客坐視不理、郵政署拒絕郵寄學民單張（但卻將信封上寫上威嚇字句的郵件寄到我的手中）、廉政公署得律政司批准開展對黎智英和李卓人一項匪夷所思的調查、特首以「個人身分」參與「民間」的反佔中運動等等，叫人怎樣相信政府仍能秉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處理公共事務？

獨裁社會最深沉的罪惡在港萌芽

作為知識分子，最是痛心的，是目睹獨裁社會最深沉的罪惡在香港萌芽﹕權力透過威迫利誘，讓扭曲了的概念在社會上流播生根。什麼是普選、和平、愛國愛港、有商有量、理性務實、廣泛代表性、國家安全、最大的民主派，甚至「美玉」、「靚女」等等概念，都被官員的講話和反佔中文宣弄到混淆不清。缺乏共同的語言，溝通滿是障礙，對話自然走向終結。譬如李飛說大部分港人以至泛民都是愛國愛港，但如果讓香港人自由選擇，卻會選出一個對抗中央、危害國家安全的特首！說中央不會讓佔中這種脅迫手段得逞（即是承認給港人的不是真普選），另一方面又說因為港人不太關注立法會選舉問題，所以建議2016年不作修改，而這又是符合循序漸進云云。你太關心或你太不關心都是落閘的理由，但說這些謬論一樣贏得台下如雷掌聲，感恩中央沒有給他們充分的選擇權。

如果像李國能所說，自由的代價是恆常的警惕，我們就應該深思「袋住先」會否令這社會進一步沉淪。譬如一間店賣了一個A貨手袋給你，你要求退錢，老闆卻帶着黑社會口脗說「貨物出門，恕不退換」，然後你身旁有位經濟學家告訴你，這城市官商勾結，報警亦無濟於事，倒不如袋着那A貨回家，撈點剩餘價值好過一無所有。你會如何？抗爭、沉默，抑或覺得自己在各種限制下已經袋得最多而沾沾自喜？我們會否得了A貨，卻掉了一些更珍貴的東西？
同理，我們接受了北京給我們的普選A貨，我們亦接受了承諾可以違反、普選無所謂真假、威迫利誘手段可以得逞。即是說我們接受了從道德底線再往後退。更有甚者，港人接受了這個假普選後，中央便已完成落實普選的責任，剩下來最後一件未完成的憲制責任便是23條立法。李飛說落實普選要考慮「國家安全」，那有什麼比23條立法更能保護國家安全？特別當特首是從假普選產生，必然挾着民意向北京投誠盡快立法，以箝制再有佔領行動的發生。
有些人幻想市民有票在手，政府不敢為所欲為。羅范椒芬又說，中央到時可提名陳智思和陳婉嫻，選民一樣可以有真正的選擇。但如果這種選擇是源於北京的喜好而非一個開放的制度，北京要百分百安全系數、要梁振英當選，它便可找周融陪跑；要范太當選，也找周融陪跑。到時泛民支持者即使全投白票，單是建制派80萬選民投票，梁振英取得68萬9000票，仍然會以「民選特首」的身分推23條立法！

因此，泛民必須按70多萬參與佔中公投的市民的意願否決假普選，這是要維護我們的尊嚴，拒絕為欽點政治披上普選外衣。我們必須清醒，只要中國自身不進行政治改革，香港要實現普選是緣木求魚。失去制度改革的可能、政府和議會進一步失效、一國向兩制步步進逼，香港何去何從？我認為民主運動必須從過往推動選舉改革和議會政治回歸到壯大公民社會，開拓抗命的時代。這個抗命，不單是指公民抗命，它涉及更廣義的不認命、不受既定權力和制度框架束縛的逆權精神！

民間可着手醞釀「社會約章」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退可「自我保衛」（self-defense），以有組織的公民力量保護核心價值；進則可促使公共議題的設定，建構共同願景。佔中即將發生，它將會像一個抗命的洗禮，讓一批泛民議員、宗教領袖、教授、律師等專業人士在街頭與青年學生、社運人士、基層市民團結一致，開啓一個抵抗運動，拒絕沉淪、以衛我城。但拒不認命應有更積極的精神，民間可着手醞釀一個「社會約章」（借陳允中語），共同建構核心價值和願景，在不同領域發展出行動綱領，在政府失效時仍能建設屬於我們的生活世界。譬如傳媒自我審查，金融和專業界的市民能否以一人一股方式開辦一份有批判性的財經日報？又譬如我們能否連結中產消費者支持本土農耕事業生生不息等。

在抗命時代，每一個公民應發掘自己的逆權空間，培育一種自主的精神，不要依賴、不要壯大那個維穩的政經系統，當政府侵害我們的權利時要起而抵抗。更重要的是尋找民間協力的空間，不讓謊言和利誘滲透，創造屬於我們的生活。

作者是中大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

關焯照、周文林：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 - 回應林本利

獨立經濟學者林本利在上月5日發表《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全面評估報告》（下稱「報告」）。在「報告」中，林本利指出政府統計處計算的旅遊業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或稱比率或比重），低估了旅客對香港經濟的貢獻。由於旅遊業可以間接帶動其他行業包括出入口、批發、廣告等的收益。因此，沒有計算旅遊業的「間接貢獻」是不能正確反映旅遊業的重要性。

在「報告」發表後，已有多位任教大學的經濟學者陸續於本地報章撰文批評林本利的研究誇大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雖然筆者未有機會看過整份「報告」，只是在不同報道得知部分「報告」內容，但對於計算「間接貢獻」卻持有很大的保留態度，尤其是不同行業存在的互為影響的相依關係，因此，要正確釐清「間接貢獻」是一件頗困難之事。我們可以用下面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問題的嚴重性：

假若一位旅客在香港停留一晚，並以現金支付酒店房租，酒店的收益是房租減去房間的營運成本。如果該旅客以信用卡付款，銀行便會向酒店收取2％至3%的信用卡服務費。從林本利的角度來看，旅遊業的確帶動銀行業收益，這便是旅遊業的「間接貢獻」了。

然而，如果這位旅客是因為可以利用信用卡支付酒店房租（或所有旅遊費用）才來港旅遊，這情况顯然變成銀行業間接幫助了旅遊業，而所謂的「間接貢獻」便屬於銀行業了。從以上的兩個情况來看，讀者便可以清楚了解到要釐清「間接貢獻」是有相當難度的。

　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貢獻

計算「間接貢獻」只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另一個更加基礎性問題是，當經濟學家討論「經濟貢獻」時，我們更關心的事是GDP的組成部分（Components）對經濟增長（GDP Growth）所帶來的貢獻（Component Contribution）。簡單地說，我們通常不把某行業佔GDP比重（Share Contribution）作為對GDP的貢獻，因為比重和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不一定存在一個正的關係（Positive Relationship）。

以2014第一季經濟增長2.6%為例（見表），貨物出口（Exports of Goods）佔GDP比重（或比率）是164.3%，而其對GDP增長的貢獻只有0.8個百分點。這結果反映比重高並不代表對GDP增長有巨大的貢獻。

表

最後，筆者想討論削減兩成自由行旅客對本地經濟的影響。由於林本利在上個月的發布會曾質疑筆者低估削減內地遊客的數量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鑑於此，筆者在此文章一併回應。

在今年6月，我們曾採用一個大型計量經濟模型去作政策模擬（Policy Simulations）實驗。我們所用的假設是特區政府推出削減內地旅客措施，減幅介乎一至兩成。在此基礎上，我們計算該措施對香港經濟表現，包括經濟增長、失業率、私人消費、出入口等環節的影響。

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我們所採用的計量經濟模型已納入不同行業的相依關係以及市場互動的影響（Feedback）的可能性，所以並沒有林本利所指出的問題，即因「間接貢獻」被忽略掉而導致低估削減內地旅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此外，在削減內地旅客方面，筆者是採用一刀切的方法（即是沒有自由行旅客和非自由行旅客之分）去考慮減少訪港旅客的數量。舉例來說，假若在2014年特區政府以一刀切形式減少兩成內地旅客數量，根據我們計量模型的預測，這大約相當於950萬人次。但假若只是削減兩成自由行旅客，預測的人次跌幅將會大減，因為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2013年旅客資料，只有一半的內地旅客是以自由行身分來港。因此，筆者計算出來的負面經濟影響已較僅僅針對自由行旅客所帶來的影響為大。

作者關焯照是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文林是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楊梓燁：21歲女Miss與15歲學生性交──傷害甚麼人犯了甚麼法？

Posted On : 九月 3rd, 2014

昨日新聞報導21歲女大學生與15歲中學男生發生性關係的事件，引來不少網民的熱烈討論。很多人認為雙方的性關係是你情我願又沒有傷害到他人，如果少女因被判刑而前途盡毀，實在非常無辜。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兒童保護法：兒童在性方面有「你情我願」的可能嗎？

其實，今次事件裡眾人眼中的「惡法」，原意是為了保護兒童的法例。

一般所謂「你情我願」的性行為，之所以沒有道德問題，其實是建基於「契約自主」的倫理基礎上：如果兩人共同自主協商做某個行為，而這個行為又不傷害他人，這個行為就是正當，譬如強暴就是依據「非自主交合」來定義。

然而，某個契約的正當性能夠得以被證成的必要條件是，協商的雙方都是真正自主地決定要這樣做，假如其中一方是受到威脅利誘才同意、不具備一定程度的認知能力作出選擇，或者契約內容有欺詐成份等等，都會被視為不正當的契約。

性交合法年齡的訂立就是建基於這個必要條件的考量：由於兒童的心智未成熟，不能作出自主的選擇，因此凡是涉及兒童的性交，都會被裁定為非自願性交。

年齡的形式區分

或許有人會問：為何到了某個年齡的人就具有充分的認知與自主能力，不到某個年齡就沒有？像今次事件中的男主角，如果說他過多一年就變得心智成熟，這樣的判斷看來頗為荒謬。

但其實，這種用年齡界定是否心智成熟的區分方法，只是沒有辦法才訂立的形式區分。立法者當然不會蠢到真的認為「滿16歲的前一夜就沒有自主能力，但到了明天就擁有自主能力」，只是如果我們不使用年齡作為「自主能力」的形式區分，就很難找到其他更有效的判準來界定怎樣的兒童才具有自主能力。

因為，在技術上，我們沒有可能遇到所有兒童性交法案，都調查兩人的心智是否成熟、兩人是否真正的自願交合。在搜證上，我們也難以找到恰當的判準確認涉事的成年人沒有對兒童加以威迫利誘，因此為了保護兒童，我們只有透過這種嚴限年齡的做法，才能杜絕兒童不自願交合的可能情況。

年齡設限的問題

不過，雖然年齡是暫時看起來最好的判準，但該以什麼年齡設限就被受爭議。

事實上，各國的最低性交合法年齡都不同，譬如中國是十四歲、日本是十三歲、菲律賓更是低至十二歲，可見年齡的限制確實存在著彈性與爭議。

從上述可見，香港的性交合法年齡是異常地高，不太合時宜。其實很多國家已經在討論要將合法性交的年齡下調，因為愈來愈多兒童心理學的證據顯示現今的年青人相當早熟（很可能基於先進城市營養豐富與教育充足的關係），對自己的行為具備充分的自主能力，知道自己在選擇些什麼。

在香港，我們就很難說十六歲、準備考公開考試的年青人，還像八、九歲的兒童那樣不具備恰當的判斷能力。除非是出於成年權威的心態，認為年青一代總是特別無知，否則都會認同十三、四歲的年青人已經懂得進行獨立判斷（只是你可能不爽他們的判斷）。

不過，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如果我們下調性交合法年齡，這同時意味著我們在法律上承認到底這個年齡的人已經具有充分的認知能力，而兒童免於刑責條例也是建基於這個條件上（兒童犯案不是自主犯罪，因此不需要承擔責任），所以也可能需要加以修改。

然而，有些國家的合法性交年齡與免於刑責年齡是不同，而且前者的年齡限制比較高，這樣的法例除了有不一致之嫌，也揭示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們社會對性規範總是特別緊張與嚴格。

除了保護，兒童沒有其他需要我們關心？──性別研究的觀點

這種特別嚴格的兒童性保護現象被當代敏感的性別研究者捕捉到：我們對兒童的所謂性保護，其實有不少程度來自於社會的性禁忌與刻板印象，而非來自於對兒童的真正了解。

事實上，用「兒童／成年」作為法律上性保護的區分對象，是現代兒童心理學出現才產生：性在兒童的成長發展佔據很重要的地位，會很大程度地影響兒童的自我認同與心理發展。

然而，這種觀點在社會討論裡卻僅只停留於此，對於兒童的性慾面向、兒童出現性關係後如何影響自我認同等問題，卻甚少有人認真研究過，然後就直接跳到「社會需要特別保護與規範兒童的性行為」這個結論。

在我們的社會裡，對於兒童的性保護往往基於成年人想像與管制，而非真正為了兒童的自主與心理發展著想。我們總是把兒童想像成應該無性無慾，認為無性欲的兒童才能維持「美好」的「童真」與「純潔」。於是，當性（不一定是性交，還包括自慰與性好奇）發生在兒童上，我們總是認為他們不是受害者，就是在犯罪。因此成年人面對兒童的性，只會懂得譴責或是同情，無視兒童存在著性慾，與對性的自我表達，最終變成抑壓與管制，然後美其名為「保護」。

這種成人式的想像嚴重阻礙兒童的性教育，因為我們沒有提供機會讓兒童學習如何面對與認識性，最終令兒童形成錯誤或模糊的性觀念。別忘記，當成人與兒童對性知識的差別愈大，只會導致兒童在性方面愈容易處於弱勢，兒童亦不了解性拒絕背後的真正理由，無法形成「自己是不是自願性交」的判斷機制。當遇到真正威迫利誘的性罪案時，便可能不懂得拒絕對方的性要求。

讀者看到於此，可能會問：如果我們真正想保護兒童，除了規範外，還可以做什麼？至少，我們有沒有想過讓（譬如14歲以上）未成年的青少年真正去認識性，讓他們成為明智與具備認知能力的性主體，開放性權利給他們。畢竟，在現代社會，未成年性行為其實非常普遍，只是掩藏在成年人不知道或不願相信的環境裡，如果我們還不教育正確的性觀念，只懂得抑壓與規範，只會產生更多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果換著是21歲男與15歲女發生性關係，又會變成怎樣？－女性主義的觀點

另外，除了「你情我願」的問題，在今次事件裡還有另一個現象特別有趣，就是有些男性網民大嘆可惜與羨慕，紛紛表示「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的」、「快點強姦我」。試想深一層，如果換著是21歲男與15歲女發生性關係，會變成怎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認為男方是活該，應該受到懲罰。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差別對待？

我相信有些人自己心中也有答案，因為一般人都認為男方在一段性關係中永遠是主動與得益者。所以，事件中的男方不可能不情願（女方的樣貌似乎看來還不俗呢）。在一段性關係中，我們需要保護的只有女方。

然而，這種言論背後隱藏的思想其實很父權。你可能會說，如果換著是21歲男與15歲女發生性關係，我們都會傾向於保護女性而譴責男方。這不是把女方視為需要特別被保護的性弱勢嗎，根本對女性有利，這樣也算是父權？

沒錯，雖然這看起來對女性有利，但如果你是男性，試想像一下，假如有一天男性被視為需要特別被保護的性弱勢，當遇到性問題時，都需要女性來拯救與保護，你會接受這樣的社會？你可能會當頭大喝：為什麼我自己不能保護自己，需要別人來保護？

嗯，這就是關鍵。把女性視為永遠需要被保護的弱勢，看似是保護女性的騎士精神，但稍有差池，就會變成剝奪女性的性自主，強化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規範與壓迫，最終令女生淪為永遠被保護、沒有自主的小動物。事實也告訴我們，當我們把男方想像為性關係中唯一的得益者，把女方的性自主與情欲經驗抹殺掉，這種想像延伸下去便是：「男性風流，女性濫交」、「女方的性只為了滿足男性的性欲」、「女性應該好好保護自己的第一次」等這些一直抑壓女性的性自主的社會主流思想。

而且，這種觀點其實對男性也不利，因為它完全忽略了男方也有被性侵的可能。事實上，社會主流對男性被性侵的關注非常之少，就是因為「男性不自願性交」的情況很難被人們理解，令男性的性受害者無法敢於表達，這也是導致男童被性侵但選擇報案的個案少之又少的緣故。

請不要公開分享事件中人的照片

關於這件事，還有一點必須提出，有些媒體把女事主的數張照片公開，雖然打了格子，但那些照片明顯來自於facebook，只要認識女事主或有女事主的facebook的人，必定認得事件中的女事主。這種做法根本與公開女事主的身份沒有什麼分別。如果大家真的覺得女事主是無辜、沒有罪，請不要再公開share附有女事主樣貌的新聞連結，也不要起底，公開傳閱女事主的facebook相片了。（據聞女事主已被起底，沒打格的照片更在網上公開流傳）

最後，希望法官能夠輕判這對兩小無猜。我們也應該盡快修法下調合法性交的年齡。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除了「快點強姦我」外，還有什麼值得我們說的？〉

蔡子強:路走到這裏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

路走到這裏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文﹕蔡子強

【明報專訊】30年前，我入中大念書，參與學生運動。1980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香港局勢動盪不安，人心惶惶，更曾經發生過9月風暴，港元暴瀉。在那個大時代，學運當然不能也不會置身事外。

80年代走進舞台的民主回歸派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掀起了前途問題談判的序幕。當時一群中大同學先後在啟德機場及立法局門外示威，向戴氏抗議3條不平等條約，亮出「侵華條約 不容肯定」的橫額。與今天人人爭相「愛國」之情况不同，在那個年代，當主流社會仍是戀棧着殖民統治以及帶來的經濟繁華，對「回歸」仍然是噤若寒蟬時，在很多人眼中，學生無疑是「不識時務」。

當時學生為香港前途苦思出路，結果，中大和港大學生會，分別致函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贊同民族回歸的同時，一致要求必須在香港實行民主。結果，趙紫陽覆信兩大學生會，在肯定同學之餘，於港大那一邊的覆信，更具體提到：「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而港大致趙函中，曾將「港人民主治港」解釋為「民主：堅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則，而中國不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將來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長應由市民普選產生」。

這些兩大同學，就是當時社會上新冒起的「民主回歸派」之一員，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真誠的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
那時中國文革剛結束，國家仍是一窮二白，反而香港卻如日方中，所以當時贊成民主回歸，是需要頂着不少壓力的，但縱然如此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那是基於理想、信念和一顆赤子之心，而不是因為在大陸有投資、商貿關係等具體利益。

30年來的苦口婆心

之後，這些人陸續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如政界、學術界、文化界、媒體等，甚至進佔樞紐位置，成了體制裏的中堅，對社會發揮重大影響力。30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而不是如今天一些新生代所說，「地球村上眾多發生過的不幸事件之一」。在中港發生矛盾和衝突時（例如「蝗蟲論」爆發時），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

他們相信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一種engagement的策略，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

也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幾年前2010年政改一役，縱然在排山倒海的指摘甚至是醜化下，也嘗試力挽狂瀾，力主應該爭取與北京達成政改協議，為的就是希望中港雙方能夠在民主發展這個課題上，開啟良性互動，逐步增加彼此間的對話、了解和互信，為彼此在民主、普選等觀念和看法上，奠定基礎以至共識。

結果，事與願違，政局的發展仍是各走極端，走向撕裂。

周日，人大常委會就香港行政長官普選頒布框架，為政改落閘。30年來鍥而不捨、努力不懈的爭取，換來的竟然是一個關卡重重的篩選而非普選特首方案。

這讓這些「民主回歸派」，感到前所未有的氣餒、沮喪，以至憤慨。近日，在大家的電郵以及WhatsApp群組當中，充斥着的都是心灰意冷、意興闌珊的言論，例如說：30年過去了，或許大家真的是錯了。

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周日晚上，「佔中三子」在添馬政府總部旁舉行集會，到集會尾聲，一群學者上台朗讀一份題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其中一位在台上的是朋友黃洪，他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也是當年致函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趙函事件的策劃者，一個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看到他在台上一臉黯然，不禁令人心酸，那不單是他，也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年輕一輩的朋友，「18學者政改方案」的倡議人，教院的助理教授方志恒，近日在其個人facebook戶口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標誌着「民主回歸論」的壽終正寢，「任何的對話、改革、中間、溫和路線，都已經走到盡頭不可能再繼續下去」，「香港政治將會進入大變動的年代，過去30年的政治格局、黨派、人物、互動模式，將會逐一被淘汰和取代，新舊交替將快速完成」。

永遠失去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

當然，我相信這些民主派不會一夜間因憤慨而變成什麼「本土派」、「城邦派」，但他們當中不少人，卻大有可能因此退隱，不問政事，不再苦口婆心。或許，「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由新一代，或許更激烈、更強硬、更對抗的社運所取代。
當然，中國如今正值「大國崛起」，在香港不缺前倨後恭的所謂「朋友」，但或許，它將會永遠失去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之支持。

縱然花綠綠的鈔票，以及赤裸裸的權勢，這些所謂「朋友」都不缺，但他們卻永遠成不了社會上的道德力量。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蘇鑰機:報章政改報道各見立場

蘇鑰機﹕報章政改報道各見立場


【明報專訊】本周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北京定出香港普選特首框架，列明提委會的組成辦法、須過半數提名、候選人限於2至3人等。泛民主派認為這個保守的篩選方案完全不能接受，將會進行佔領中環等抗議行動。翌日各大報章均以重要版位詳細報道事態發展，並以社評論及各種理據主張。

究竟香港18份日報如何處理這宗特大新聞？它們的報道是否客觀中立？立論是否持平公正？它們提出了什麼觀點意見？能否恰當地反映市民的心聲？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閱讀和整理了9月1日報章的相關新聞及社評，嘗試從整體看新聞界如何報道和評論此事，並比較不同報章之間的異同。

附表列出各報的主新聞標題和社論標題，它們的立場傾向（以標題及內文一起判斷），及在社評中提出了什麽意見。表中亦有筆者在2012年進行市民閱報習慣調查的結果，即各報讀者市場佔有率（包括報紙的印刷版、網上版和流動版）。

表中的資料顯示一些值得注意的結果。首先是香港的報章市場仍很多元化，不同報紙對此事有不同的處理，有的熱烈贊成人大常委會的框架，有較中立的看法，也有強烈的批評意見。以報紙性質計，親中報緊跟中央調子，大眾報和精英報各有立場，免費報多傾向中立並較少評論。言論光譜拉得很闊，在中間位置的報章佔了多數，處於兩極的報紙壁壘分明，但均只佔少數。

原以為報紙的新聞報道應較為中立，結果發現有些報章的報道也見傾向。在18份報紙中的主新聞，真正稱得上中立的只有6份，另有7份的報道基本中立，但可看出一些偏向。在標題中有些字詞可堪玩味，例如反對框架的標題就有落閘、背棄、騙局、怒潮等，中立的標題出現雞肋、對決、硬碰、商討，而贊成的標題喜用進步、依法、「袋住先」、一人一票。

18報章社評有4立場

各報對政改進程有不同建議，從反對立場的「堅守原則底線」，到「和平爭民主，避免動亂」、「大家身不由己，結果難料」、「政改要邁步，袋住先」、「不要硬碰硬，要溝通」，再到另一端的「歡迎人大決定」立場。

從社評看，可發現18份報章有4種立場。如果將表中各報所佔的讀者人數比例一併考慮，持負面態度的報章有3份（佔市場的30.7%），中立的有8份（31.1%），中立而偏向支持的有2份（4.1%），而正面支持的有5份（13.3%）。表中的市場百分比總和少於100%，因有些讀者看Yahoo等網站及其他報章的新聞。

上述這些報章和讀者人數比例的取態分佈，是否能反映真正的民意？這些數字只能作初步參考，看來雖似有一定的依據，但大家目前未必能準確掌握真實民意，還有待科學化有代表性的民意調查來提供答案。上周我的同事李立峯在本欄目指出，民意調查機構最能代表民意，之後依次是社會運動和電台烽煙節目，報章繼續排名第4而且其重要性比4年前大減。新聞傳媒反映民意的功能下滑，值得業界和社會深思。要透過傳媒了解民意，我們也得多細看幾份立場不同的報章，才能較全面地知悉事件，逼近真相。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