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嶽﹕民主政體的「赤字」
【明報專訊】台灣因服貿協議而爆發佔領立法院事件，震動台港。有人會問：台灣不是民主社會了嗎？怎麼還會有佔領抗爭？民眾為什麼不讓民選的政府和議會作決定，而要用群眾運動逼他們改變政策，那不是像埃及了嗎？不少「有心人」當然會跑出來大說民主制度的不是：民主不是一樣帶來佔領，亂糟糟的，民主政體不是一樣鎮壓人民嗎？
當然，民主政體仍然有激烈抗爭是很正常的現象，而民眾以制度外的方法影響政府政策，亦是平常正當不過的事。
民主政體的公民不滿
現實上，不少研究民主政體的學者，近年都指出在不少成熟的老牌民主政體，經常出現公民不滿（disaffected）的現象，即公民對國家的民主的實踐狀况非常不滿。隨着民主意識普及和提高，不少國家的公民都覺得自己國家的民主實踐不能符合他們的要求，例如施政不符合民意、議會或民選代表不能代表他們，以及決策過程不民主等。學者甚至懷疑當政治領袖如馬英九或民主體制的重要制度組成部分如政黨、議會的公信力都走低的時候，民主政治是否會面對新的認受性危機。
專門研究民主政治的學者Pippa Norris ，在她2011年的作品《民主的赤字》（Democratic Deficit）中，把人民對政體的支持和態度分為5個層次：
（一）對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認同感；
（二）對政體的主要原則和價值（在民主政體則為自由、民主、人權、監察等原則）的支持；
（三）對政權的各項表現的評價（regime performance）；
（四）對政體各種建制（institution）的評價（包括議會、行政部門、法院、政黨、地方政府、軍人和警察、公務員系統等）；
（五）對各公職人員的評價（包括首長和主要官員、議員、政黨領袖、公務員等）。
對民主價值的堅持
Pippa Norris 分析比較了多個民主國家的政治意見的調查研究數據後，作出的結論是在大多數民主國家，第一二層面的認同並沒有下降，反而有部分上升迹象。換言之，民主國家的公民並不是變得不愛國，或者不認同民主價值，他們對其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和民主政體的價值和原則仍然信念堅定，這些都不是不滿的源頭。
民主政體內的公民不滿的來源通常是（三）、（五） 兩項，即政治領袖或公職人員的表現未如理想，而在管治表現（Governance Performance）上，Pippa Norris 的研究發現是民主國家的公民的不滿，和他們對經濟表現的評價並沒有顯著關係。民主國家的公民不滿，通常是程序價值上的表現（process performance）：即他們覺得政府往往施政不透明、問責性不足、維護人權和法治做不夠、不能恪守程序公義和公平等。
換言之，對不少相信民主價值的公民而言，對民主實踐不滿的重點不是政府能否改善經濟或者令他們自己的物質生活更豐足，而是很多民主政體的領袖和公職人員「不夠民主」、「講一套做一套」，做不到民主政體核心價值下應有的標準。人民對議會、政黨或選舉等傳統代議機制的信心下降，因而當他們不滿政府表現或施政行為時，會多了選擇以直接行動來表達意見，希望令政治領袖回到民主核心價值的軌道上。
對缺乏程序公義的不滿
如果我們把台灣的佔領立法院放在以上的脈絡理解，則台灣雖然已公認是民主已經鞏固（democratically consolidated）的政體， 但公民仍然可以對民主政體的實踐以及政府的表現不滿。服貿事件的觸發點，除了是因為對中國的抗拒、對服貿協議本身的懷疑外，更因為政府和執政黨違反民主的程序公義，在控制議會大多數下仍然希望「快刀斬亂麻」式的通過決議，令人民覺得議會和民主「失效」，選擇以直接行動改變政府決定。
民主政制的精神，政府和議會獲人民以普選授權，當然是重要成分，但這並不是說公民透過定期的普選產生政府和議會後，便可以回家「大覺瞓」。公民需要持續的參與政治，而當政府和議會不依民主原則辦事（例如閉門撥款然後召警察抬走要求開放會議的議員），便要用架構外的各種參與辦法發聲。
政治學大師Robert Dahl 在《關於民主》 （On Democracy） 一書中，有一項頗值深思的論斷。他說很多批評民主政制的人，往往是混淆了民主的理想和現實世界中見到的民主體制，例如你常常會聽到人說：「民主很好嗎？美國很民主嗎？美國不是一樣有歧視黑人和侵犯人權？」這正是混淆了民主的理想狀態和現狀的關係。現實世界中的民主政體和政治運作不能做到民主理論中或政治學課本中的標準，並不代表民主不是較好的制度，或者民主價值不值得支持。在成熟民主政體中的公民，較多會明白這個道理：即民主很多的核心價值是值得支持的，而現實中政府或政治領袖做不到，就要努力鞭策他們接近這些標準。
香港的龐大赤字
回到香港，香港人的政治參與度當然比台灣或其他成熟民主國家為低，但根據第二波和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研究」的調查結果，香港人對民主價值的認同和支持，其實不遜不少亞洲其他已經實踐民主政制一段時間的國家，但當然香港仍然未可以普選產生政府。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民主價值和民主實踐的落差比很多民主國家大得多。當很多先進民主國家尚且面對「民主政體的赤字」，備受直接行動的挑戰，香港的赤字落差更大，政府只會持續的受直接行動挑戰了。
◆延伸閱讀
Pippa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14年3月31日 星期一
2014年3月29日 星期六
呂大樂：討論內地遊客問題的六個重點
呂大樂﹕討論內地遊客問題的六個重點
【明報專訊】究竟香港應該如何面對不斷增加的內地訪港遊客，其實是一個大議題。這不單止是一個關於接待旅客能力的問題的分析與討論，而且涉及我們對香港的未來的想像與期望。特區政府未有認真對待（這明顯地表現在公布了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所撰寫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之後，除了重申將會繼續以港人為先的做法外，並無提出更新的說法。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矛盾和衝突肯定只會加深，而不會自行化解），多少反映出目前政府的領導層對民情缺乏認識的程度，有多嚴重。
我們分析和討論內地訪港遊客的問題時，應考慮以下六個重點：
（一） 首先，這並不是一個旅遊的問題，它並不會因為日後香港增加一兩個觀光景點，而令問題得以紓緩。據有關的統計數字顯示，2013年由內地來訪的遊客數目，接近4100萬多人。自2009年開始，內地遊客以每年約500萬人次的幅度增長。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屬「個人遊」（亦稱「自由行」）所佔的比例不斷增加，由2006年僅佔內地遊客總數的49.1%，到了2012年已上升至66.3%。而在這些不斷增加的「自由行」遊客之中，超過六成（以去年首6個月的統計數字來看，已差不多達三分之二了）屬入境而不過夜，即日來回的旅客。雖然這些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可能亦有興趣看看風景或玩玩主題公園，但如無意外，他們的主要興趣在於購物。香港必須面對現實，在中港兩地的經濟力、消費力此消彼長的情况下，這個特別行政區自2009年以來已變為國內的「消費特區」。每天大量來訪的即日往返「自由行」遊客，以最實際的行動將香港納入為他們的消費、休閒的版圖之內。而他們不單止是目前從內地來港的遊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未來的日子裏，其比重有朝着逐年上升的趨勢。視他們為一般遊客（如《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所展示的角度），仍以為如何承受和接待只在於多建酒店、多拓展一兩個景點，肯定是錯判問題的性質，未能對症下藥之餘，更會因為未察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所造成的衝擊，所引起社會的不滿。當前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不是一般的旅遊發展問題，而是區域融合——還要是一個體積細小的城市面對一個龐大的鄰居的融合過程——所帶來的矛盾和衝擊。
（二） 問題的解決方法也不在於一些人所建議的，在邊境或市中心以外興建一個購物城，便可將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疏散。這個建議之所以不切實際，是因為它完全是從香港需要控制人流的角度出發，而未有充分考慮消費者的心理，並從他們的角度、需要、期望來估計入境後會喜歡到哪個地區、哪個檔次的消費場所、選擇哪種消費、休閒活動來消磨時間，來分析內地遊客人流會朝哪些方向走。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僅對日常用品感興趣嗎？按《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所陳列的統計數字，一般的內地遊客的平均每人每日的境內消費為2339港元，入境不過夜的則是2489港元。論消費力，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較一般內地遊客為高；若考慮到前者因即日來回而不用支付酒店房租的話，則他們的消費就明顯地在一般內地遊客之上。究竟他們來港消費，是花錢在些什麼之上？他們最喜歡到哪些地方消費？這些問題極需深入研究。在不了解之前而貿然假設他們的目的就只有一個（日常用語中的所謂「掃貨」或「掃平貨」），並可將他們的活動範圍限於市中心以外的大型購物商城，明顯地是相當幼稚及一廂情願的想法。第一、他們作為消費者，是自由地活動的，不會配合着建議興建購物城的人的主觀期望，而在過境後乖乖的只集中在一個地點內消費。第二、就算購物城對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的一定的吸引力，它大概也不太可能既是他們來港旅遊購物的目的地，也是他們的終點站。我想指出的是，日後若然在邊境或外圍地區設有購物城，很有可能出現的情况是，遊客繼續在市中心遊玩，而在離境前才到該處作最後購物。結果是市區照舊擁擠，而同時又多建了一個主要是服務遊客的購物城，賠了夫人又折兵也。
（三） 對於「自由行」遊客的消費行為尚待進一步深入了解，但從很表面的觀察所得到的印象，是購物名牌的高消費群有之，主要是來港購買日常生活必需品亦有。站在香港經濟收益的角度考慮，我們當然是想做高檔市場的生意。若是這樣，我們必須明白名牌產品旗艦店的位置屬高度集中。旗艦店選址的原則，並非以租金高低為主要考慮，而是要挑選一個跟它的品牌的市場定位相符的環境。因此，品牌消費的地理空間分佈的特點，不在於分散，而是高度集中於市中心。所以，如果香港的服務業之未來發展是朝高檔服務及消費發展，則所謂將內地遊客分流，便明顯地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
（四） 這聯繫到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究竟我們對於香港的服務業的未來發展，有何期望。之前討論如何面對內地遊客大幅增加時，有一種意見認為要設定限額。這類意見顯然是欠缺深思熟慮的即時回應，未有想過若果遊客數目受到限制，於數量上有所減少，可是大部分都是低檔消費的遊客，那又是否對香港有利呢？在考慮如何管理「自由行」的同時，我們需要對香港與旅遊相關的服務業如何升級轉型有新的想法——這包括如何提升服務的檔次，令它們不再是低增值的服務；如何將發展機會惠及中小企及那些有創意及新意念的年輕創業者。這個升級轉型的問題是重要的考慮，只有想通這方面的分析才能進一步評估怎樣管理「自由行」。
（五） 與此同時，為什麼從2011/12年開始逐漸對內地遊客的態度變得不友善，這跟近年以每年500萬左右的速度增長的內地遊客不無關係。2009至2012年的4年期間，內地遊客的數量剛好增加了一倍。再加上「自由行」所佔比例穩定上升，以至內地遊客出現於市中心及各個社區的形態有所改變。而在搶購奶粉熱潮的刺激之下，香港市民赫然發展「自由行」已進入一般人日常中的生活世界，感覺上很不自在。特區政府對「自由行」缺乏管理意識是問題之一，以致市民覺得日常生活受到影響，有強烈反應，到問題表面化之時，已難以挽回局面。
（六） 特區政府反應遲鈍，而與旅遊業、服務業利益相關的業界亦極其懶惰及不進取。在內地官員表示需要關注內地遊客訪港所引起的問題之前，政府與業界均一直迴避或不敢正視問題。到北京方面發表意見之後，從政府及業界的反應可見，他們其實沒有什麼獨立意志可言。前者害怕傷害「內地人民感情」，於是乎拋出一份全無分析性和前瞻性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後者則只着眼於目前，對長遠發展全無看法（除了提出增加景點、酒店房間之類的老套說話）。當然，我也曾聽過業界的一種意見，認為再過幾年，會因更多內地遊客可直接到日本、歐、美購物，而連帶「自由行」的生意也將無以為繼。所以，現在可做就做，不想將來。這是業界惰性的極端例子，但充分反映為何至今未見積極回應的建議。可是，如前面所說，如何管理「自由行」，需要對本地服務業的升級轉型，有全盤的想法。但現在這方面的思考，卻嚴重短缺。
如本文初段所指，如何回應不斷增加的內地訪港遊客，其實是一個大議題，更不容拖拖拉拉。由於管理不善，而演化為中港矛盾，這並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
網址：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明報專訊】究竟香港應該如何面對不斷增加的內地訪港遊客，其實是一個大議題。這不單止是一個關於接待旅客能力的問題的分析與討論，而且涉及我們對香港的未來的想像與期望。特區政府未有認真對待（這明顯地表現在公布了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所撰寫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之後，除了重申將會繼續以港人為先的做法外，並無提出更新的說法。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矛盾和衝突肯定只會加深，而不會自行化解），多少反映出目前政府的領導層對民情缺乏認識的程度，有多嚴重。
我們分析和討論內地訪港遊客的問題時，應考慮以下六個重點：
（一） 首先，這並不是一個旅遊的問題，它並不會因為日後香港增加一兩個觀光景點，而令問題得以紓緩。據有關的統計數字顯示，2013年由內地來訪的遊客數目，接近4100萬多人。自2009年開始，內地遊客以每年約500萬人次的幅度增長。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屬「個人遊」（亦稱「自由行」）所佔的比例不斷增加，由2006年僅佔內地遊客總數的49.1%，到了2012年已上升至66.3%。而在這些不斷增加的「自由行」遊客之中，超過六成（以去年首6個月的統計數字來看，已差不多達三分之二了）屬入境而不過夜，即日來回的旅客。雖然這些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可能亦有興趣看看風景或玩玩主題公園，但如無意外，他們的主要興趣在於購物。香港必須面對現實，在中港兩地的經濟力、消費力此消彼長的情况下，這個特別行政區自2009年以來已變為國內的「消費特區」。每天大量來訪的即日往返「自由行」遊客，以最實際的行動將香港納入為他們的消費、休閒的版圖之內。而他們不單止是目前從內地來港的遊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未來的日子裏，其比重有朝着逐年上升的趨勢。視他們為一般遊客（如《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所展示的角度），仍以為如何承受和接待只在於多建酒店、多拓展一兩個景點，肯定是錯判問題的性質，未能對症下藥之餘，更會因為未察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所造成的衝擊，所引起社會的不滿。當前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不是一般的旅遊發展問題，而是區域融合——還要是一個體積細小的城市面對一個龐大的鄰居的融合過程——所帶來的矛盾和衝擊。
（二） 問題的解決方法也不在於一些人所建議的，在邊境或市中心以外興建一個購物城，便可將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疏散。這個建議之所以不切實際，是因為它完全是從香港需要控制人流的角度出發，而未有充分考慮消費者的心理，並從他們的角度、需要、期望來估計入境後會喜歡到哪個地區、哪個檔次的消費場所、選擇哪種消費、休閒活動來消磨時間，來分析內地遊客人流會朝哪些方向走。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僅對日常用品感興趣嗎？按《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所陳列的統計數字，一般的內地遊客的平均每人每日的境內消費為2339港元，入境不過夜的則是2489港元。論消費力，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較一般內地遊客為高；若考慮到前者因即日來回而不用支付酒店房租的話，則他們的消費就明顯地在一般內地遊客之上。究竟他們來港消費，是花錢在些什麼之上？他們最喜歡到哪些地方消費？這些問題極需深入研究。在不了解之前而貿然假設他們的目的就只有一個（日常用語中的所謂「掃貨」或「掃平貨」），並可將他們的活動範圍限於市中心以外的大型購物商城，明顯地是相當幼稚及一廂情願的想法。第一、他們作為消費者，是自由地活動的，不會配合着建議興建購物城的人的主觀期望，而在過境後乖乖的只集中在一個地點內消費。第二、就算購物城對即日來回的「自由行」遊客的一定的吸引力，它大概也不太可能既是他們來港旅遊購物的目的地，也是他們的終點站。我想指出的是，日後若然在邊境或外圍地區設有購物城，很有可能出現的情况是，遊客繼續在市中心遊玩，而在離境前才到該處作最後購物。結果是市區照舊擁擠，而同時又多建了一個主要是服務遊客的購物城，賠了夫人又折兵也。
（三） 對於「自由行」遊客的消費行為尚待進一步深入了解，但從很表面的觀察所得到的印象，是購物名牌的高消費群有之，主要是來港購買日常生活必需品亦有。站在香港經濟收益的角度考慮，我們當然是想做高檔市場的生意。若是這樣，我們必須明白名牌產品旗艦店的位置屬高度集中。旗艦店選址的原則，並非以租金高低為主要考慮，而是要挑選一個跟它的品牌的市場定位相符的環境。因此，品牌消費的地理空間分佈的特點，不在於分散，而是高度集中於市中心。所以，如果香港的服務業之未來發展是朝高檔服務及消費發展，則所謂將內地遊客分流，便明顯地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
（四） 這聯繫到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究竟我們對於香港的服務業的未來發展，有何期望。之前討論如何面對內地遊客大幅增加時，有一種意見認為要設定限額。這類意見顯然是欠缺深思熟慮的即時回應，未有想過若果遊客數目受到限制，於數量上有所減少，可是大部分都是低檔消費的遊客，那又是否對香港有利呢？在考慮如何管理「自由行」的同時，我們需要對香港與旅遊相關的服務業如何升級轉型有新的想法——這包括如何提升服務的檔次，令它們不再是低增值的服務；如何將發展機會惠及中小企及那些有創意及新意念的年輕創業者。這個升級轉型的問題是重要的考慮，只有想通這方面的分析才能進一步評估怎樣管理「自由行」。
（五） 與此同時，為什麼從2011/12年開始逐漸對內地遊客的態度變得不友善，這跟近年以每年500萬左右的速度增長的內地遊客不無關係。2009至2012年的4年期間，內地遊客的數量剛好增加了一倍。再加上「自由行」所佔比例穩定上升，以至內地遊客出現於市中心及各個社區的形態有所改變。而在搶購奶粉熱潮的刺激之下，香港市民赫然發展「自由行」已進入一般人日常中的生活世界，感覺上很不自在。特區政府對「自由行」缺乏管理意識是問題之一，以致市民覺得日常生活受到影響，有強烈反應，到問題表面化之時，已難以挽回局面。
（六） 特區政府反應遲鈍，而與旅遊業、服務業利益相關的業界亦極其懶惰及不進取。在內地官員表示需要關注內地遊客訪港所引起的問題之前，政府與業界均一直迴避或不敢正視問題。到北京方面發表意見之後，從政府及業界的反應可見，他們其實沒有什麼獨立意志可言。前者害怕傷害「內地人民感情」，於是乎拋出一份全無分析性和前瞻性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後者則只着眼於目前，對長遠發展全無看法（除了提出增加景點、酒店房間之類的老套說話）。當然，我也曾聽過業界的一種意見，認為再過幾年，會因更多內地遊客可直接到日本、歐、美購物，而連帶「自由行」的生意也將無以為繼。所以，現在可做就做，不想將來。這是業界惰性的極端例子，但充分反映為何至今未見積極回應的建議。可是，如前面所說，如何管理「自由行」，需要對本地服務業的升級轉型，有全盤的想法。但現在這方面的思考，卻嚴重短缺。
如本文初段所指，如何回應不斷增加的內地訪港遊客，其實是一個大議題，更不容拖拖拉拉。由於管理不善，而演化為中港矛盾，這並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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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2014年3月28日 星期五
周一嶽：一圓結婚夢——眾生的權利
周一嶽﹕一圓結婚夢——眾生的權利
【明報專訊】上周三（3月19日），立法會就特區政府提交的《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進行首讀，以落實終審法院去年於《W 訴 婚姻登記官 》一案所下達的命令。
「W案」可說是本港跨性別人士爭取權益的一個里程碑，有着重大意義及深遠影響。在此案中，終審法院裁定，已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由男變女的W小姐上訴得直，應享有婚姻的權利，以其女性身分與其男性伴侶在香港註冊結婚。但終審法院並沒有明確界定，那些未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即未完成切除原生性別的生殖器官及建立某種形式的異性生殖器的人，是否符合資格註冊結婚，又或是進行了哪一個步驟才被確認為成功變性。終審法院認為，這個問題最好交由立法機關處理，並建議港府在草擬法律條文時，可參考英國政府所制定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 2004）。
做法令人費解
就終審法院的判決及建議，我們支持特區政府早前成立了跨部門工作小組，詳細研究性別承認這課題，以及所牽涉的法律、醫學及社會問題。但是，政府在現階段提交條例草案予立法會審議，選擇簡單修訂《婚姻條例》，訂明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及更改身分證明的人士，可符合註冊結婚的資格，卻沒有一併處理跨性別人士在性別承認上所面對的各種問題，有關做法實在令人費解。政府現時只替婚姻法修例，將有可能面對更多相關的法律訴訟。
「變性」的定義
政府在建議的條例草案中，將「變性」套上狹窄的定義，只有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才可被確認為改變性別身分，這無疑是漠視其他跨性別人士的權益，剝削他們與伴侶結合及組織家庭的平等機會。更令人憂慮的是，一旦條例草案通過，成為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將成為確定性別的準則或指標，令其他公私營機構跟隨，去確立及界定跨性別人士的權益。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對有關條例草案的修訂十分關注。須知道性別重置手術不但繁複，亦具傷害性。就男性重置為女性而言，有關手術包括切除有關人士的陰莖及睾丸，和在該人體內建造陰道。至於女性重置為男性的手術，則包括切除有關人士的子宮和卵巢，和在該人身上建造某種形式的陰莖。以上手術不單牽涉複雜的外科程序，亦意味進行手術的人士要面對永久性的絕育。
鑑於不少跨性別人士的心理及身體狀况未必適合進行手術，甚至選擇不接受手術，而以荷爾蒙治療或透過外表裝束來改變性別身分。根據醫管局的數字，由2008年至2012年年底，本港只有16人接受變性手術。
但由於現時香港沒有類似英國的「性別承認法」，這些跨性別人士的身分並沒有明確界定。根據《人事登記規則》，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可憑醫學證明，向人事登記處申請更改其香港身分證，以反映其重置的性別。至於未有進行或正準備進行手術的跨性別人士，由於他們的身分證上仍顯示其原來性別，令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不少問題，例如開設銀行戶口、接受適當的醫療服務等，嚴重的更遭到歧視及騷擾，甚至暴力對待。
今次條例草案內的修訂，意味那些不能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甚至那些準備或正進行身體改變的人士，皆不能享有結婚以及婚姻所賦予的法律權益。更甚的是，性別重置手術涉及絕育，當局硬性規定只有完成所有相關手術的人士才能符合變性及結婚資格，無疑要求有關人士進行絕育，這個做法有可能被視為強迫及欺壓手段。此外，有部分跨性別人士亦期望可以不用男或女，而以「X」為性別，這些亦是將來需要研究的政策。
事實上，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便曾表達關注，認為要變性人士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要求並不人道，是違法及具羞辱性。多個國家，包括亞太區的一些國家，已廢除有關規定。在本港，有關要求亦可能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被視作非人道及羞辱的對待，以及侵犯個人私隱、家庭生活和免受歧視的權利。
基於以上緣故，世界上不少地方已將性別重置手術這項要求，從其性別承認法例或行政措施中剔除。在「W案」中，終審法院特別指出，英國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是可取的做法，值得香港參考。在該法例下，變性人士可向一個由法律及醫學專家組成的小組申請轉變性別身分。專家小組會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申請人是否患有性別焦慮癥狀或性別認同障礙。另外，申請人亦須接受最少兩年觀察，以釐定他們是否以自己認同的性別生活，而非硬性規定要完成所有相關的外科手術。當專家小組同意及確認申請人的性別身分時，申請人便可獲得證明，以確認其改變的性別身分。
平機會認為這是基於人權及關注到每個人的精神健康及尊嚴為考慮的做法，亦是特區政府應採取的方向。這做法亦有利保障性小眾免受歧視。一直以來，平機會倡議立法，以保障任何人不會因其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而受到歧視。在英國及澳洲等地，已有相關法例保障未有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免受歧視，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亦應與國際的步伐一致。而無論是反歧視法也好、牽涉跨性別人士權益的法例也好，有關性別認同的準則都應一致。
另一方面，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並沒有交代如何處理在外國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是否可以以其重置的性別身分註冊結婚。其次，若一名跨性別人士未有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但已獲得海外機關確認其改變的性別，有關人士又是否符合在港結婚的資格？我們認為，政府有必要在條例草案中釐清如何處理這些情况。
毋須列明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
平機會將向政府及立法會提議，修訂有關條例草案，毋須於《婚姻條例》中列明，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及於手術後採用重置性別的人，才能符合條例中的「男」或「女」，以其重置性別結婚。平機會認為，當局可於條例草案中，訂明有關人士只要根據現時的行政指引，完成改變性別的程序，即申請更改香港身分證上的性別，有關人士便可依據改變的性別註冊結婚。這樣做可為當局提供彈性，日後有需要時可更改有關行政指引或推出性別承認法例，以全面照顧到跨性別人士的健康及福祉。
自我上任平機會主席一年以來，我與不少跨性別人士會面，聽到很多令人難過的經歷。他們當中有被家人離棄、被愛侶拒絕，對自己的性別身分及社會地位感到迷茫，覺得被社會遺忘及邊緣化。政府實在應該把握今次立法的契機，使跨性別人士的身分有更明確的界定，讓他們享有婚姻、就業及各種公共範疇的合法權利，更重要的是，讓大眾看到政府在促進人權及平等的決心。
作者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明報專訊】上周三（3月19日），立法會就特區政府提交的《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進行首讀，以落實終審法院去年於《W 訴 婚姻登記官 》一案所下達的命令。
「W案」可說是本港跨性別人士爭取權益的一個里程碑，有着重大意義及深遠影響。在此案中，終審法院裁定，已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由男變女的W小姐上訴得直，應享有婚姻的權利，以其女性身分與其男性伴侶在香港註冊結婚。但終審法院並沒有明確界定，那些未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即未完成切除原生性別的生殖器官及建立某種形式的異性生殖器的人，是否符合資格註冊結婚，又或是進行了哪一個步驟才被確認為成功變性。終審法院認為，這個問題最好交由立法機關處理，並建議港府在草擬法律條文時，可參考英國政府所制定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 2004）。
做法令人費解
就終審法院的判決及建議，我們支持特區政府早前成立了跨部門工作小組，詳細研究性別承認這課題，以及所牽涉的法律、醫學及社會問題。但是，政府在現階段提交條例草案予立法會審議，選擇簡單修訂《婚姻條例》，訂明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及更改身分證明的人士，可符合註冊結婚的資格，卻沒有一併處理跨性別人士在性別承認上所面對的各種問題，有關做法實在令人費解。政府現時只替婚姻法修例，將有可能面對更多相關的法律訴訟。
「變性」的定義
政府在建議的條例草案中，將「變性」套上狹窄的定義，只有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才可被確認為改變性別身分，這無疑是漠視其他跨性別人士的權益，剝削他們與伴侶結合及組織家庭的平等機會。更令人憂慮的是，一旦條例草案通過，成為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將成為確定性別的準則或指標，令其他公私營機構跟隨，去確立及界定跨性別人士的權益。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對有關條例草案的修訂十分關注。須知道性別重置手術不但繁複，亦具傷害性。就男性重置為女性而言，有關手術包括切除有關人士的陰莖及睾丸，和在該人體內建造陰道。至於女性重置為男性的手術，則包括切除有關人士的子宮和卵巢，和在該人身上建造某種形式的陰莖。以上手術不單牽涉複雜的外科程序，亦意味進行手術的人士要面對永久性的絕育。
鑑於不少跨性別人士的心理及身體狀况未必適合進行手術，甚至選擇不接受手術，而以荷爾蒙治療或透過外表裝束來改變性別身分。根據醫管局的數字，由2008年至2012年年底，本港只有16人接受變性手術。
但由於現時香港沒有類似英國的「性別承認法」，這些跨性別人士的身分並沒有明確界定。根據《人事登記規則》，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可憑醫學證明，向人事登記處申請更改其香港身分證，以反映其重置的性別。至於未有進行或正準備進行手術的跨性別人士，由於他們的身分證上仍顯示其原來性別，令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不少問題，例如開設銀行戶口、接受適當的醫療服務等，嚴重的更遭到歧視及騷擾，甚至暴力對待。
今次條例草案內的修訂，意味那些不能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甚至那些準備或正進行身體改變的人士，皆不能享有結婚以及婚姻所賦予的法律權益。更甚的是，性別重置手術涉及絕育，當局硬性規定只有完成所有相關手術的人士才能符合變性及結婚資格，無疑要求有關人士進行絕育，這個做法有可能被視為強迫及欺壓手段。此外，有部分跨性別人士亦期望可以不用男或女，而以「X」為性別，這些亦是將來需要研究的政策。
事實上，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便曾表達關注，認為要變性人士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要求並不人道，是違法及具羞辱性。多個國家，包括亞太區的一些國家，已廢除有關規定。在本港，有關要求亦可能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被視作非人道及羞辱的對待，以及侵犯個人私隱、家庭生活和免受歧視的權利。
基於以上緣故，世界上不少地方已將性別重置手術這項要求，從其性別承認法例或行政措施中剔除。在「W案」中，終審法院特別指出，英國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是可取的做法，值得香港參考。在該法例下，變性人士可向一個由法律及醫學專家組成的小組申請轉變性別身分。專家小組會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申請人是否患有性別焦慮癥狀或性別認同障礙。另外，申請人亦須接受最少兩年觀察，以釐定他們是否以自己認同的性別生活，而非硬性規定要完成所有相關的外科手術。當專家小組同意及確認申請人的性別身分時，申請人便可獲得證明，以確認其改變的性別身分。
平機會認為這是基於人權及關注到每個人的精神健康及尊嚴為考慮的做法，亦是特區政府應採取的方向。這做法亦有利保障性小眾免受歧視。一直以來，平機會倡議立法，以保障任何人不會因其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而受到歧視。在英國及澳洲等地，已有相關法例保障未有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免受歧視，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亦應與國際的步伐一致。而無論是反歧視法也好、牽涉跨性別人士權益的法例也好，有關性別認同的準則都應一致。
另一方面，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並沒有交代如何處理在外國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是否可以以其重置的性別身分註冊結婚。其次，若一名跨性別人士未有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但已獲得海外機關確認其改變的性別，有關人士又是否符合在港結婚的資格？我們認為，政府有必要在條例草案中釐清如何處理這些情况。
毋須列明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
平機會將向政府及立法會提議，修訂有關條例草案，毋須於《婚姻條例》中列明，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及於手術後採用重置性別的人，才能符合條例中的「男」或「女」，以其重置性別結婚。平機會認為，當局可於條例草案中，訂明有關人士只要根據現時的行政指引，完成改變性別的程序，即申請更改香港身分證上的性別，有關人士便可依據改變的性別註冊結婚。這樣做可為當局提供彈性，日後有需要時可更改有關行政指引或推出性別承認法例，以全面照顧到跨性別人士的健康及福祉。
自我上任平機會主席一年以來，我與不少跨性別人士會面，聽到很多令人難過的經歷。他們當中有被家人離棄、被愛侶拒絕，對自己的性別身分及社會地位感到迷茫，覺得被社會遺忘及邊緣化。政府實在應該把握今次立法的契機，使跨性別人士的身分有更明確的界定，讓他們享有婚姻、就業及各種公共範疇的合法權利，更重要的是，讓大眾看到政府在促進人權及平等的決心。
作者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成名：民主有助管治 --- 回應王卓祺教授
民主有助管治: 回應王卓祺教授
作者﹕成名 (民主教室創辦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王卓祺教授 2014 年 2 月 10 日於《明報》論壇版為文，題
為〈香港管治問題，用民主興奮劑有用嗎？〉，列舉數據引證民主「與管治績效
沒有因果關係」，「經濟成功不需要民主」,進而提出民主在經濟發展有好處的說
法，站不住腳。
如何量度管治績效?
王教授認為「管治概念的中心思想是，公眾是否相信政府, 而使之有能力落實
決策，關鍵是『公眾相信』」。他以民意調查作為唯一的管治績效指標,並引述 8
個亞洲地區民意數據, 指出公眾對中國的體系及民主支持程度僅次於泰國,
而高於部分民主國家。既然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公眾對中國政府的支
持度卻那麼高, 他認為民主與管治績效沒有相關。
有關「管治」的學術研究中，極少單以「公眾對政府落實決策能力的
信任程度」,作為管治績效的唯一指標 (註 1) 。不少著名學者,包括著名的哈佛
大學教授 Norris, 發現西方民主社會人民對民主政府的期望，在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 隨著教育程度的上升，變得越來越高 (註 2)。儘管西方民主政府在多方面
的表現勝過非民主產生的政府，期望的提升減少了對該等政府的支持度,但這
並不表示西方民主政府落實決策的能力真得那麼糟糕。
要更有效量度管治績效,有關管治的跨國研究普遍採用世界銀行的「全球管治指
標」(WGI)。1990 年代起，世界銀行每年評估全球超過 200 國家或地區的管治
情況，綜合公眾、專家、工業及發展中國家大量企業的評分，及多個民調機
構、智囊、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及私營機構提供的數據，然後以 6 個良好管
治指標分析和比較，包括發聲與問責(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穩定性與無
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監管質素(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及防貪(Control
of Corruption)。
跨國研究發現民主有助管治
世界銀行最新近的 2012 年「全球管治指標」數據(表一), 說明民主政府的管治績效總分明顯拋離非民主政府(註 3)。若將全球超過 100 個國家或屬土的整體良
好管治指標總分,由高至低排列,，最高分的 27 個國家或屬土, 除卻香港和新加
坡兩個例外地方,其他 25 個全都擁有高度民主政制 (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定義)。反之，管治績效最低分的 66 個國家或或屬土,除了一個國家，
全都不屬高度民主政制。
要論証民主制度有利管治,表一只顯示初步的印象,更扎實的論據必須依靠更嚴格
的統計數據。最近兩個涵蓋 170 多個國家的研究,不約而同以回歸分析證明了，
民主程度愈高的國家，管治績效愈好，無論人口多少、貧富規模、是否聯邦
制、軍事衝突高低, 和全球化程度。該兩個研究分別引用 2007 年，及 1996 至
2009 年期間的數據，得出一致結論，而其中一個研究將過百個國家歸類為 4 個
不同程度的經濟發展水平, 再加以分析, 發現到即使是經濟落後的國家，若人民
有權在公平公開民主選舉中選擇他們的領袖，這些國家都會比較有效率、透明
度和良好監管機制。(註 4)
「經濟成功」需要民主嗎？
王教授比較全球 130 個國家或地區 1991 至 2005 年期間的經濟狀況，指 67 個民
主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及 63 個非民主或半民主國家，從而引證經濟成功不需要民主。
王教授上述推論過於粗疏。首先，何謂「經濟成功」，他沒清楚界定。「經濟成
功」意思若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那麼，根據世界銀行 2012 年數字，加上王教
授所用的「自由之家」民主定義，全球最富裕的 44 個國家或屬土，除了香港,
新加坡等 5 個國家或屬土,全都是民主國家。
若以經濟增長率量度「經濟成功」，一般而言，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大、人均收
入高，增長速度放緩，不能與窮困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因此，王教授比
較 67 個民主國家(涵蓋大部分最發達國家與部份發展中國家)與 63 個非民主國
家(發展中國家居多)，是不恰當的。更有效的方法是, 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比
較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才有更可靠的瞭解。而且，王教授的分析
和結論是基於 1991 至 2005 年的數據，年期太短，難以就政制對經濟增長影響
作出較可靠的評估，尤其是上世紀中至 70 年代，一些專制國家經濟增長波動性
很大, 若比較 1960 至 2007 年期間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更有意
義。
根據一項著名的調查，儘管非民主國家經濟增長率在 2007 年之前十年因為擁有
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產已大幅上升, 綜觀全球 2007 年以前的半個世紀，民
主國家的每年平均經濟增長率(2.43%)仍持續高於專制國家(1.74%) (註 5) 。當那
些擁豐富資源的非民主和出口國被排除在樣本中，民主國家的每年平均經濟增
長率會以更明顯幅度高於專制國家(註 6)。
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比較 103 個民主或非民主國家 1984 至 2007 年的經濟增長
幅度，亦發現民主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高於專制國家(註 7)。
研究還發現即使是低收入(人均收入少於 2,000 美元)的民主國家，經濟增長亦快
過低收入的專制國家。1960 至 2005 年: 低收入民主國家的人均增長是 2.02%，
低收入專制國家是 1.43% (註 8)，過去半世紀，民主國家在這方面的優勢維持了
40 年，初步顯示民主制度似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關係，例外情況是 1970 年代，
低收入民主國家與低收入專制國家的中期經濟增長相若。總括而言，若把「經
濟成功」定義為高增長率，在過去半世紀，民主國家包括低收入民主國家普遍
比非民主國家「經濟更成功」。
民主有助經濟發展
王教授簡單地比較 67 個民主國家與 63 個非民主國家, 於 1991 至 2005 年的經
濟增長率, 認為民主對經濟發展有好處的說法，沒有說服力, 明顯是過分簡單的立論。若用更嚴格的回歸分析或計量經濟學分析，測試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水
平的影響，會是什麼結果？
前芝加哥大學教授 Adam Przeworski 在 1990 年代末期發表一篇文章，指出 1996
年前眾多有關民主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跨國研究，結論莫衷一是，但在 1996 年
以後，越來越多跨國研究發現，民主政制有助經濟發展。2002 年一份報告揭
示，47 個跨國研究的結論，其中 19 個認為民主有利經濟發展，6 個持相反意
見，10 個認為兩者無明顯關係，其餘認為兩者有無關係視乎統計模型 (註 9)。
隨着研究方法和數據改良，近年不少刊於政治學或經濟學的頂級期刊研究報
告，亦認同民主政制對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舉例 2008 年，學者 Doucouliagos
及 Ulubasoglu(2008)在政治學頂級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跨
國研究, 引用 84 個相關研究資料，證明民主制度, 因有利於人力資本提升、公
共資源的投入、通脹下降、政治穩定性的增加, 而促進經濟發展 (註 10)。又例
如在兩本頂尖經濟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及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分別自自 2006 年及 2009 年以來所有刊登的文章，亦發現至少有兩篇
研究，指出民主程度愈高，或實行民主時間愈長的國家, 愈有利經濟發展(註
11)。持相反結論的研究論文自 2006 年以來在該兩本頂尖經濟期刊, 一篇也找不
到。
為何民主有利經濟發展？
為何民主制度有利經濟發展？除了以上原因，民主制度比非民主制度, 更能令
執政者比較向人民問責。世界銀行良好管治指標之一的「問責」評分，1975 至
2005 年期間民主國家的得分拋離非民主國家，就算是低收入民主國家，都比非
民主國家得分高。民主國家在其他指標包括法治、政府效率和防貪的評分，平
均亦比專制國家高四成至五成 (註 11), 上述民主制度的優勢有利於經濟發展。
儘管民主是否有益經濟發展在學術界仍有爭議,王教授以其簡單數據否定民主制
度有利經濟發展的說法，是無視上述包括頂級期刊在內的重要著作的重大發
現。
事實上，聯合國大會早於 2000 年通過一項決議，建議全球落實民主政制。民主
制度在世界各地備受推崇，不只因為它比非民主制度更能改善管治，及對經濟
發展有正面影響。「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已強而有力印證民主程度愈高對促進
自由、政治穩定及減少貪污、饑荒和屠殺就愈佳。此外,民主制度成立愈久,對促
進男女平等及減少貪污亦愈佳。誠然，民主制度亦有缺點，需要改善，不過，
正如丘吉爾所說，民主制度的缺點顯然比非民主制度輕微得多。怪不得獲得諾
貝爾經濟學獎唯一的亞洲人森爾(AmartynSen)教授, 認為儘管二十世紀全球曾發生很多巨變，但最重要的改變, 是全球的民主化浪潮!
註腳請參閱 民主教室 cdehk.com .
註 1. Norris, Pippa. Mak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work: How regimes shape
prosperity, welfare, and pe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註 2. Norris, Pippa. Democratic defici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註 3: 因「發聲與問責」部分意思與民主重叠，所以不計入整體管治績效。
註4: Daniel Stockemer (2014) Regime type and good governance in low
and high income states: what is the empirical link?, Democratization, 21:1, 118-136; Janda,
Kenneth. "Governance in Democracies and Non-democracies." in Governance: Is It for Everyone?
Edited by Ann MarigeBissessar,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2), pp. 141-60.
註 5:Halperin, Morton, Joe Siegle, and Michael Weinstein. The democracy advantage. Routledge,
2010.
註 6: Collier, Paul. "The bottom billion." ECONOMIC REVIEW-DEDDINGTON- 25.1 (2007): 17.
註 7: Norris, Pippa. Mak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work: How regimes shape prosperity, welfare,
and pe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註 8 : 同註 5
註 9: Kurzman, Charles, Regina Werum, and Ross E. Burkhart (2002). Democracy’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 Pooled Time-Series Analysis, 1951-1980,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7 (1), p.3-33.
註 10: Doucouliagos, Hristo and Ulubasoglu, Mehmet A. (200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 analysi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1)
p.61-83.
註 11: Persson, Torsten& G. Tabellin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Papers and Proceedings, 319-324, 2006; Persson, Torsten& G.
Tabellini,"Democratic capital: The nexu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88-126, 2009 (with G. Tabellini)
作者﹕成名 (民主教室創辦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王卓祺教授 2014 年 2 月 10 日於《明報》論壇版為文，題
為〈香港管治問題，用民主興奮劑有用嗎？〉，列舉數據引證民主「與管治績效
沒有因果關係」，「經濟成功不需要民主」,進而提出民主在經濟發展有好處的說
法，站不住腳。
如何量度管治績效?
王教授認為「管治概念的中心思想是，公眾是否相信政府, 而使之有能力落實
決策，關鍵是『公眾相信』」。他以民意調查作為唯一的管治績效指標,並引述 8
個亞洲地區民意數據, 指出公眾對中國的體系及民主支持程度僅次於泰國,
而高於部分民主國家。既然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公眾對中國政府的支
持度卻那麼高, 他認為民主與管治績效沒有相關。
有關「管治」的學術研究中，極少單以「公眾對政府落實決策能力的
信任程度」,作為管治績效的唯一指標 (註 1) 。不少著名學者,包括著名的哈佛
大學教授 Norris, 發現西方民主社會人民對民主政府的期望，在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 隨著教育程度的上升，變得越來越高 (註 2)。儘管西方民主政府在多方面
的表現勝過非民主產生的政府，期望的提升減少了對該等政府的支持度,但這
並不表示西方民主政府落實決策的能力真得那麼糟糕。
要更有效量度管治績效,有關管治的跨國研究普遍採用世界銀行的「全球管治指
標」(WGI)。1990 年代起，世界銀行每年評估全球超過 200 國家或地區的管治
情況，綜合公眾、專家、工業及發展中國家大量企業的評分，及多個民調機
構、智囊、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及私營機構提供的數據，然後以 6 個良好管
治指標分析和比較，包括發聲與問責(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穩定性與無
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監管質素(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及防貪(Control
of Corruption)。
跨國研究發現民主有助管治
世界銀行最新近的 2012 年「全球管治指標」數據(表一), 說明民主政府的管治績效總分明顯拋離非民主政府(註 3)。若將全球超過 100 個國家或屬土的整體良
好管治指標總分,由高至低排列,，最高分的 27 個國家或屬土, 除卻香港和新加
坡兩個例外地方,其他 25 個全都擁有高度民主政制 (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定義)。反之，管治績效最低分的 66 個國家或或屬土,除了一個國家，
全都不屬高度民主政制。
要論証民主制度有利管治,表一只顯示初步的印象,更扎實的論據必須依靠更嚴格
的統計數據。最近兩個涵蓋 170 多個國家的研究,不約而同以回歸分析證明了，
民主程度愈高的國家，管治績效愈好，無論人口多少、貧富規模、是否聯邦
制、軍事衝突高低, 和全球化程度。該兩個研究分別引用 2007 年，及 1996 至
2009 年期間的數據，得出一致結論，而其中一個研究將過百個國家歸類為 4 個
不同程度的經濟發展水平, 再加以分析, 發現到即使是經濟落後的國家，若人民
有權在公平公開民主選舉中選擇他們的領袖，這些國家都會比較有效率、透明
度和良好監管機制。(註 4)
「經濟成功」需要民主嗎？
王教授比較全球 130 個國家或地區 1991 至 2005 年期間的經濟狀況，指 67 個民
主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及 63 個非民主或半民主國家，從而引證經濟成功不需要民主。
王教授上述推論過於粗疏。首先，何謂「經濟成功」，他沒清楚界定。「經濟成
功」意思若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那麼，根據世界銀行 2012 年數字，加上王教
授所用的「自由之家」民主定義，全球最富裕的 44 個國家或屬土，除了香港,
新加坡等 5 個國家或屬土,全都是民主國家。
若以經濟增長率量度「經濟成功」，一般而言，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大、人均收
入高，增長速度放緩，不能與窮困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因此，王教授比
較 67 個民主國家(涵蓋大部分最發達國家與部份發展中國家)與 63 個非民主國
家(發展中國家居多)，是不恰當的。更有效的方法是, 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比
較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才有更可靠的瞭解。而且，王教授的分析
和結論是基於 1991 至 2005 年的數據，年期太短，難以就政制對經濟增長影響
作出較可靠的評估，尤其是上世紀中至 70 年代，一些專制國家經濟增長波動性
很大, 若比較 1960 至 2007 年期間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更有意
義。
根據一項著名的調查，儘管非民主國家經濟增長率在 2007 年之前十年因為擁有
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產已大幅上升, 綜觀全球 2007 年以前的半個世紀，民
主國家的每年平均經濟增長率(2.43%)仍持續高於專制國家(1.74%) (註 5) 。當那
些擁豐富資源的非民主和出口國被排除在樣本中，民主國家的每年平均經濟增
長率會以更明顯幅度高於專制國家(註 6)。
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比較 103 個民主或非民主國家 1984 至 2007 年的經濟增長
幅度，亦發現民主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高於專制國家(註 7)。
研究還發現即使是低收入(人均收入少於 2,000 美元)的民主國家，經濟增長亦快
過低收入的專制國家。1960 至 2005 年: 低收入民主國家的人均增長是 2.02%，
低收入專制國家是 1.43% (註 8)，過去半世紀，民主國家在這方面的優勢維持了
40 年，初步顯示民主制度似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關係，例外情況是 1970 年代，
低收入民主國家與低收入專制國家的中期經濟增長相若。總括而言，若把「經
濟成功」定義為高增長率，在過去半世紀，民主國家包括低收入民主國家普遍
比非民主國家「經濟更成功」。
民主有助經濟發展
王教授簡單地比較 67 個民主國家與 63 個非民主國家, 於 1991 至 2005 年的經
濟增長率, 認為民主對經濟發展有好處的說法，沒有說服力, 明顯是過分簡單的立論。若用更嚴格的回歸分析或計量經濟學分析，測試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水
平的影響，會是什麼結果？
前芝加哥大學教授 Adam Przeworski 在 1990 年代末期發表一篇文章，指出 1996
年前眾多有關民主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跨國研究，結論莫衷一是，但在 1996 年
以後，越來越多跨國研究發現，民主政制有助經濟發展。2002 年一份報告揭
示，47 個跨國研究的結論，其中 19 個認為民主有利經濟發展，6 個持相反意
見，10 個認為兩者無明顯關係，其餘認為兩者有無關係視乎統計模型 (註 9)。
隨着研究方法和數據改良，近年不少刊於政治學或經濟學的頂級期刊研究報
告，亦認同民主政制對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舉例 2008 年，學者 Doucouliagos
及 Ulubasoglu(2008)在政治學頂級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跨
國研究, 引用 84 個相關研究資料，證明民主制度, 因有利於人力資本提升、公
共資源的投入、通脹下降、政治穩定性的增加, 而促進經濟發展 (註 10)。又例
如在兩本頂尖經濟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及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分別自自 2006 年及 2009 年以來所有刊登的文章，亦發現至少有兩篇
研究，指出民主程度愈高，或實行民主時間愈長的國家, 愈有利經濟發展(註
11)。持相反結論的研究論文自 2006 年以來在該兩本頂尖經濟期刊, 一篇也找不
到。
為何民主有利經濟發展？
為何民主制度有利經濟發展？除了以上原因，民主制度比非民主制度, 更能令
執政者比較向人民問責。世界銀行良好管治指標之一的「問責」評分，1975 至
2005 年期間民主國家的得分拋離非民主國家，就算是低收入民主國家，都比非
民主國家得分高。民主國家在其他指標包括法治、政府效率和防貪的評分，平
均亦比專制國家高四成至五成 (註 11), 上述民主制度的優勢有利於經濟發展。
儘管民主是否有益經濟發展在學術界仍有爭議,王教授以其簡單數據否定民主制
度有利經濟發展的說法，是無視上述包括頂級期刊在內的重要著作的重大發
現。
事實上，聯合國大會早於 2000 年通過一項決議，建議全球落實民主政制。民主
制度在世界各地備受推崇，不只因為它比非民主制度更能改善管治，及對經濟
發展有正面影響。「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已強而有力印證民主程度愈高對促進
自由、政治穩定及減少貪污、饑荒和屠殺就愈佳。此外,民主制度成立愈久,對促
進男女平等及減少貪污亦愈佳。誠然，民主制度亦有缺點，需要改善，不過，
正如丘吉爾所說，民主制度的缺點顯然比非民主制度輕微得多。怪不得獲得諾
貝爾經濟學獎唯一的亞洲人森爾(AmartynSen)教授, 認為儘管二十世紀全球曾發生很多巨變，但最重要的改變, 是全球的民主化浪潮!
註腳請參閱 民主教室 cdehk.com .
註 1. Norris, Pippa. Mak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work: How regimes shape
prosperity, welfare, and pe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註 2. Norris, Pippa. Democratic defici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註 3: 因「發聲與問責」部分意思與民主重叠，所以不計入整體管治績效。
註4: Daniel Stockemer (2014) Regime type and good governance in low
and high income states: what is the empirical link?, Democratization, 21:1, 118-136; Janda,
Kenneth. "Governance in Democracies and Non-democracies." in Governance: Is It for Everyone?
Edited by Ann MarigeBissessar,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2), pp. 141-60.
註 5:Halperin, Morton, Joe Siegle, and Michael Weinstein. The democracy advantage. Routledge,
2010.
註 6: Collier, Paul. "The bottom billion." ECONOMIC REVIEW-DEDDINGTON- 25.1 (2007): 17.
註 7: Norris, Pippa. Mak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work: How regimes shape prosperity, welfare,
and pe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註 8 : 同註 5
註 9: Kurzman, Charles, Regina Werum, and Ross E. Burkhart (2002). Democracy’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 Pooled Time-Series Analysis, 1951-1980,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7 (1), p.3-33.
註 10: Doucouliagos, Hristo and Ulubasoglu, Mehmet A. (200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 analysi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1)
p.61-83.
註 11: Persson, Torsten& G. Tabellin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Papers and Proceedings, 319-324, 2006; Persson, Torsten& G.
Tabellini,"Democratic capital: The nexu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88-126, 2009 (with G. Tabellini)
2014年3月26日 星期三
送別一位偉大教育家——鍾期榮校長
送別一位偉大教育家——鍾期榮校長
【明報專訊】鍾期榮與丈夫胡鴻烈攜手創辦樹仁大學，已經成為香港其中一個傳奇，兩人為辦教育散盡家財，其間過程種種切切，中國傳統士人的風骨在兩人身上充分顯露出來，在當今功利社會，顯得難能可貴。這對「樹仁父母」，今日，鍾期榮校長息勞在柴灣華人永遠墳場，校監胡鴻烈仍然為辦學志業奮鬥，他們的傳奇故事，反映出濁世滔滔之中，仍然有人為教育而無私無我地奉獻，造福社會。
武訓興學傳為美談
胡鍾辦樹仁譜寫傳奇
晚清期間，在山東，武訓家境貧苦，無錢讀書，但是他知道教育之重要，以行乞方式集資興辦義學，校舍就緒之後，武訓跪請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到校任教，並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學費全免。武訓義行可風。胡鴻烈和鍾期榮的出身，與武訓不同，兩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而且1971年創辦樹仁學院之前，胡鴻烈是大律師，在業界享有盛名，鍾期榮則在浸會學院任教，並擔任系主任，都事業有成，他們當年有足夠條件過優渥生活，但是兩人卻一頭栽進教育事業，傾盡所有創辦樹仁。
胡鴻烈與鍾期榮雖然不至於行乞興學，但是他們以名下洋房做校舍，胡鴻烈以大律師專業所得，全數投入興建校舍，夫婦倆則省吃儉用，節衣縮食，把樹仁辦起來；另外，鍾校長對延聘教師之禮賢下士，兩人對學生的關愛，早為不少人津津樂道。胡鴻烈、鍾期榮與武訓雖然處於不同時空，就辦學歷程與投入程度，卻有高度契合之處。
胡鴻烈與鍾期榮辦樹仁，主要基於1970年代初期，本港大學學額極少，辦樹仁為使學子有更多機會接受大專教育，為社會培訓人才，現在翻閱樹仁校友名冊，會發現各個專業、政府部門、商界等，都不乏樹仁校友，隨着時日推移，樹仁校友更多投入社會，他們進佔各行百業更多位置，是必然的事。鍾期榮曾經賦有詩句「但期桃李各芬芳」，樹仁校友以實際成績，完成了老校長的期許。
當年因為缺乏學額，觸發胡、鍾辦大學，今日，大學學額總數仍然遠遠未能滿足莘莘學子的需求，許多成績足以入讀資助學位的學子，只能在大學的高牆外徘徊；今日樹仁大學，仍然擔負着拾遺的角色和功能，給學子提供第2個機會，只是以樹仁的規模，也不可能滿足學子的需求。所以，從這個角度觀之，今時今日的大學教育學額供求，性質上與當年並無不同，說明這是永恒的問題，當年有胡鴻烈與鍾期榮因而辦學，今日則看不到有人要譜寫另一個傳奇。
擇善固執錚錚風骨
胡鍾彰顯士人傳統
胡鴻烈與鍾期榮風骨錚錚，使人印象深刻。1978年，政府建議3間專上學院實行三年學制，若接納，則可獲資助，但是鍾期榮諮詢學生意見後，堅持四年學制，樹仁未能成為主流大專院校，當時接納政府建議的浸會學院與嶺南學院，早已晉身受資助大學，成為八大之一，樹仁則到2006年底才獲正名為大學，迢路漫漫，箇中辛酸更不足為外人道。但是，30多年過去，本港大學實施四年學制，證明當年胡、鍾擇善固執，不為利誘或甘冒相應而來的擠壓，突顯知識分子不為利之所惑，堅持做對的事，這股勇氣，值得欽佩。檢視目前這個世道，看到不少人就一些事（包括政改等）顛倒是非黑白、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等情狀，使人唏噓不已，在他們的字典裏，沒有風骨二字。
鍾期榮是樹仁大學永遠的校長，樹仁校友、校內職工，即使是胡鴻烈談起鍾期榮，都稱以「校長」，不提其姓，也不呼其名，可見校長二字在樹仁的尊貴。由創校開始，鍾期榮就一直是校長，她在這個崗位上操持大小校政，一點一滴事態由其他人道來，顯示她視校長這個崗位，並非一份工，也並非僅止於一份工作，而是視為生命的一部分，一應事務，以作為使命般的聖潔來完成。
大學校長地位隆崇，算得上待遇優厚，不過，若大學校長淪為一份工，只為追逐大學排名榜的名次，則這樣的校長，在「業績」上不能說沒有成就，只是，除此之外，校長們還有什麼讓人引以為傲？這是需要回答的問題。鍾期榮校長的做法，可能被認為老派，與現代校長的角色和職能格格不入，不過，她治校彰顯的人文和關懷精神，應該是學生成長與汲取的一部分，校長們就此多花一些時間，對培養學生較完整的人格，肯定有助益，也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
鍾期榮校長離去了，她留下來的不單是樹仁大學這個資產，還有是她言傳身教所蘊涵的道理，特別是她與丈夫胡鴻烈的奉獻精神，讓香港這個功利社會，仍然留有一塊無私無我的淨土，對於整體社會，彌足珍貴。鍾期榮校長為樹仁大學打下基礎，傳承下去，使樹仁大學茁壯成長，「樹仁父母」的傳奇繼續譜寫下去，是過去、現在，以至未來「樹仁人」的責任，祝願他們成功。
【明報專訊】鍾期榮與丈夫胡鴻烈攜手創辦樹仁大學，已經成為香港其中一個傳奇，兩人為辦教育散盡家財，其間過程種種切切，中國傳統士人的風骨在兩人身上充分顯露出來，在當今功利社會，顯得難能可貴。這對「樹仁父母」，今日，鍾期榮校長息勞在柴灣華人永遠墳場，校監胡鴻烈仍然為辦學志業奮鬥，他們的傳奇故事，反映出濁世滔滔之中，仍然有人為教育而無私無我地奉獻，造福社會。
武訓興學傳為美談
胡鍾辦樹仁譜寫傳奇
晚清期間，在山東，武訓家境貧苦，無錢讀書，但是他知道教育之重要，以行乞方式集資興辦義學，校舍就緒之後，武訓跪請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到校任教，並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學費全免。武訓義行可風。胡鴻烈和鍾期榮的出身，與武訓不同，兩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而且1971年創辦樹仁學院之前，胡鴻烈是大律師，在業界享有盛名，鍾期榮則在浸會學院任教，並擔任系主任，都事業有成，他們當年有足夠條件過優渥生活，但是兩人卻一頭栽進教育事業，傾盡所有創辦樹仁。
胡鴻烈與鍾期榮雖然不至於行乞興學，但是他們以名下洋房做校舍，胡鴻烈以大律師專業所得，全數投入興建校舍，夫婦倆則省吃儉用，節衣縮食，把樹仁辦起來；另外，鍾校長對延聘教師之禮賢下士，兩人對學生的關愛，早為不少人津津樂道。胡鴻烈、鍾期榮與武訓雖然處於不同時空，就辦學歷程與投入程度，卻有高度契合之處。
胡鴻烈與鍾期榮辦樹仁，主要基於1970年代初期，本港大學學額極少，辦樹仁為使學子有更多機會接受大專教育，為社會培訓人才，現在翻閱樹仁校友名冊，會發現各個專業、政府部門、商界等，都不乏樹仁校友，隨着時日推移，樹仁校友更多投入社會，他們進佔各行百業更多位置，是必然的事。鍾期榮曾經賦有詩句「但期桃李各芬芳」，樹仁校友以實際成績，完成了老校長的期許。
當年因為缺乏學額，觸發胡、鍾辦大學，今日，大學學額總數仍然遠遠未能滿足莘莘學子的需求，許多成績足以入讀資助學位的學子，只能在大學的高牆外徘徊；今日樹仁大學，仍然擔負着拾遺的角色和功能，給學子提供第2個機會，只是以樹仁的規模，也不可能滿足學子的需求。所以，從這個角度觀之，今時今日的大學教育學額供求，性質上與當年並無不同，說明這是永恒的問題，當年有胡鴻烈與鍾期榮因而辦學，今日則看不到有人要譜寫另一個傳奇。
擇善固執錚錚風骨
胡鍾彰顯士人傳統
胡鴻烈與鍾期榮風骨錚錚，使人印象深刻。1978年，政府建議3間專上學院實行三年學制，若接納，則可獲資助，但是鍾期榮諮詢學生意見後，堅持四年學制，樹仁未能成為主流大專院校，當時接納政府建議的浸會學院與嶺南學院，早已晉身受資助大學，成為八大之一，樹仁則到2006年底才獲正名為大學，迢路漫漫，箇中辛酸更不足為外人道。但是，30多年過去，本港大學實施四年學制，證明當年胡、鍾擇善固執，不為利誘或甘冒相應而來的擠壓，突顯知識分子不為利之所惑，堅持做對的事，這股勇氣，值得欽佩。檢視目前這個世道，看到不少人就一些事（包括政改等）顛倒是非黑白、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等情狀，使人唏噓不已，在他們的字典裏，沒有風骨二字。
鍾期榮是樹仁大學永遠的校長，樹仁校友、校內職工，即使是胡鴻烈談起鍾期榮，都稱以「校長」，不提其姓，也不呼其名，可見校長二字在樹仁的尊貴。由創校開始，鍾期榮就一直是校長，她在這個崗位上操持大小校政，一點一滴事態由其他人道來，顯示她視校長這個崗位，並非一份工，也並非僅止於一份工作，而是視為生命的一部分，一應事務，以作為使命般的聖潔來完成。
大學校長地位隆崇，算得上待遇優厚，不過，若大學校長淪為一份工，只為追逐大學排名榜的名次，則這樣的校長，在「業績」上不能說沒有成就，只是，除此之外，校長們還有什麼讓人引以為傲？這是需要回答的問題。鍾期榮校長的做法，可能被認為老派，與現代校長的角色和職能格格不入，不過，她治校彰顯的人文和關懷精神，應該是學生成長與汲取的一部分，校長們就此多花一些時間，對培養學生較完整的人格，肯定有助益，也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
鍾期榮校長離去了，她留下來的不單是樹仁大學這個資產，還有是她言傳身教所蘊涵的道理，特別是她與丈夫胡鴻烈的奉獻精神，讓香港這個功利社會，仍然留有一塊無私無我的淨土，對於整體社會，彌足珍貴。鍾期榮校長為樹仁大學打下基礎，傳承下去，使樹仁大學茁壯成長，「樹仁父母」的傳奇繼續譜寫下去，是過去、現在，以至未來「樹仁人」的責任，祝願他們成功。
2014年3月25日 星期二
黃偉豪：獨裁損害經濟發展——均衡參與和功能組別的荒謬
黃偉豪﹕獨裁損害經濟發展——均衡參與和功能組別的荒謬
【明報專訊】要專注發展經濟，往往是獨裁政府封殺民主的重要理由，但實證研究所指出的情况卻是剛剛相反，任何獨裁或不民主的因素，包括了沒有政治和經濟的平等和權利，均會嚴重損害經濟發展。因此，民主和民生根本由始至終也是缺一不可的雙生兒。
民主和民生 缺一不可的雙生兒
在香港的現有的政制中存在，以及很有機會在中央主導的政改下，在香港將來的政制下仍繼續存在的均衡參與原則和功能組別制度，這些違反民主下平等和權利的做法，只會在保障現有既得利益者下，犧牲了香港整體利益及長遠經濟發展，慢慢地把香港經濟推入一個萬劫不復的下滑深淵。
以上絕不是用來嚇人的說話，也不是推測性預言，而是已發生了活在眼前的現實。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2000年，香港和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是在同一水平，約有2.4萬美元，但到了2012年，根據世界銀行數字，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增加至51,700美元，但香港卻只有36,700美元。只是經過了短短12年，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足足比香港高出四成有多。
過去我們經常用「雙城故事」來形容香港和新加坡，認為兩者皆為城邦（city state），在各方面均有相似和值得比較的地方，但無情的現實是，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已遠遠拋離香港。
又有另一個故事。風靡全球的科技公司WhatsApp的創辦人Jan Koum，原籍烏克蘭，在少年時代才移居美國。作為一個思想實驗，我們大家可以問問自己以下的有趣問題，如果他永遠留在烏克蘭，從來沒有踏足美國，他還有沒有可能創立WhatsApp？同一時間，相信在烏克蘭應仍有不少和當年的Jan一樣，聰明而又充滿創意的年輕人，為什麼我們不曾聽見有其他的烏克蘭青年，能在自己的祖國實現自己的夢想，為科技的創新帶來突破？
獨裁有利經濟發展？
大家更不妨再退一步問問自己，如果獨裁有利經濟發展，而民主有害經濟的話，為什麼世界上很多的主要創意和發明，均是在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發生，而不是在朝鮮、俄羅斯或非洲等的獨裁或不民主的國家中發生？為什麼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中，絕大部分也是民主國家？即使俄羅斯的國力看似很強，在2012年，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是約1.4萬美元，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為什麼在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貧窮國家，均是由獨裁政府所領導，而獨裁政府的長期執政，又絕不保證經濟增長？
以上的關係絕非巧合或偶然，它所說明的是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正向關係。事實上，很多人均不知道經濟學最初的原名是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見參考資料1），顯示早於阿當史密斯的年代，經濟學家已認為政治和經濟有密不可分的重要關係。
專門研究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紐約大學教授William Easterly在其新書《專家的暴政：經濟學家、獨裁者與窮人被忘記的權利》（見參考資料2）中，他一開始便否定經濟發展只是一個純技術的經濟問題，只需要交由專家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再交由集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負責推行，國家便自然可走向富強。Easterly發現這種強調由專家領導（rule by expert），由獨裁者執行的專制發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是一種既天真又得不到事實支持的想法，甚至可以稱之為對技術和專家的迷思（technocratic illusion）。國際上及歷史裏，一個可靠及有效的經濟發展方式，反而是建立一個確保人人平等、享有同樣政治和經濟權利和自由的民主制度。貧窮國家的所謂貧窮，並非只因欠缺資源、資金和技術等表面而又實質可見的東西，這只是貧窮的表徵（symptoms），而非貧窮的根源（cause）。
貧窮的根源
貧窮國家之所以窮，真正的原因是它缺乏了人人平等的權利和民主，來鼓勵努力和創新。
民主和經濟發展的正面互動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一是管治者和人民的動機，二是知識的發展和科技的創新。前者並不難明白，當社會上並非人人平等，沒有民主，人民缺乏選擇及更換政治領袖的能力，國家被獨裁者及少數精英壟斷，在「權力腐化」的不變定律下，統治者只會專注自己財富的累積，懶理國家的整體發展及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在人民的角度，在不能參與國家事務、對國家缺乏認同和歸屬感、缺乏權利及制度保障自己的貢獻和財富、不斷被貪婪的當權者充公的情况下，他們也缺乏努力的動機。貧窮，變成了整個國家的恆常狀態。
在知識創新及科技突破方面，Easterly特別指出，創新真正需要的不是在封閉的實驗室中，由一群專家向着已知的方向（conscious direction），有計劃下埋頭苦幹所帶來，而是基於驚喜的原則（principle of surprise），在民主制度下，容許思想自由、歡迎挑戰權威（challenge to authority）的社會氣氛中，透過思想（ideas）互動所產生的結果。以上亦解釋了為何人類的科學及知識的突破，往往集中在充滿了自由空氣的民主國家。
在書中，Easterly也多次提及中國，他認為世人在理解中國今日的經濟成就上，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中國的經濟成就，絕不應被理解為獨裁有利經濟發展的印證，雖然中國仍是不民主，但和毛澤東的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相比，在開放改革後，中國明顯地改善了人民可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從而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強調平等的民主制度
促進經濟發展最可靠途徑
當學術及實證研究清楚及強而有力地指出，強調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可靠及有效的途徑，有趣和諷刺地，一向強調香港應專注及高速發展經濟的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卻處處強調要保留破壞平等，強調權貴、大商家、富豪及精英的政治特權的均衡參與原則，以及功能組別制度，明顯是倒行逆施，自相矛盾，削弱香港經濟發展能力。
香港被新加坡拋離，正正是一個警號，告訴我們香港已日漸喪失作為一個自由社會的優勢。經常以「扶貧」作為主打施政的特首梁振英，亦應知道給窮人的最佳禮物，不是派米派錢，而是給他們平等的政治權利，提名和選舉自己的特首！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1. John Black, Nigar Hashimzade, and Gareth Myles. (2012)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4th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Easterly, William. (2013) The Tyranny of Experts: Economists, Dictators, and the Forgotten Rights of the Poor. NY: Basic Books.
【明報專訊】要專注發展經濟，往往是獨裁政府封殺民主的重要理由，但實證研究所指出的情况卻是剛剛相反，任何獨裁或不民主的因素，包括了沒有政治和經濟的平等和權利，均會嚴重損害經濟發展。因此，民主和民生根本由始至終也是缺一不可的雙生兒。
民主和民生 缺一不可的雙生兒
在香港的現有的政制中存在，以及很有機會在中央主導的政改下，在香港將來的政制下仍繼續存在的均衡參與原則和功能組別制度，這些違反民主下平等和權利的做法，只會在保障現有既得利益者下，犧牲了香港整體利益及長遠經濟發展，慢慢地把香港經濟推入一個萬劫不復的下滑深淵。
以上絕不是用來嚇人的說話，也不是推測性預言，而是已發生了活在眼前的現實。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2000年，香港和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是在同一水平，約有2.4萬美元，但到了2012年，根據世界銀行數字，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增加至51,700美元，但香港卻只有36,700美元。只是經過了短短12年，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足足比香港高出四成有多。
過去我們經常用「雙城故事」來形容香港和新加坡，認為兩者皆為城邦（city state），在各方面均有相似和值得比較的地方，但無情的現實是，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已遠遠拋離香港。
又有另一個故事。風靡全球的科技公司WhatsApp的創辦人Jan Koum，原籍烏克蘭，在少年時代才移居美國。作為一個思想實驗，我們大家可以問問自己以下的有趣問題，如果他永遠留在烏克蘭，從來沒有踏足美國，他還有沒有可能創立WhatsApp？同一時間，相信在烏克蘭應仍有不少和當年的Jan一樣，聰明而又充滿創意的年輕人，為什麼我們不曾聽見有其他的烏克蘭青年，能在自己的祖國實現自己的夢想，為科技的創新帶來突破？
獨裁有利經濟發展？
大家更不妨再退一步問問自己，如果獨裁有利經濟發展，而民主有害經濟的話，為什麼世界上很多的主要創意和發明，均是在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發生，而不是在朝鮮、俄羅斯或非洲等的獨裁或不民主的國家中發生？為什麼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中，絕大部分也是民主國家？即使俄羅斯的國力看似很強，在2012年，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是約1.4萬美元，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為什麼在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貧窮國家，均是由獨裁政府所領導，而獨裁政府的長期執政，又絕不保證經濟增長？
以上的關係絕非巧合或偶然，它所說明的是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正向關係。事實上，很多人均不知道經濟學最初的原名是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見參考資料1），顯示早於阿當史密斯的年代，經濟學家已認為政治和經濟有密不可分的重要關係。
專門研究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紐約大學教授William Easterly在其新書《專家的暴政：經濟學家、獨裁者與窮人被忘記的權利》（見參考資料2）中，他一開始便否定經濟發展只是一個純技術的經濟問題，只需要交由專家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再交由集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負責推行，國家便自然可走向富強。Easterly發現這種強調由專家領導（rule by expert），由獨裁者執行的專制發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是一種既天真又得不到事實支持的想法，甚至可以稱之為對技術和專家的迷思（technocratic illusion）。國際上及歷史裏，一個可靠及有效的經濟發展方式，反而是建立一個確保人人平等、享有同樣政治和經濟權利和自由的民主制度。貧窮國家的所謂貧窮，並非只因欠缺資源、資金和技術等表面而又實質可見的東西，這只是貧窮的表徵（symptoms），而非貧窮的根源（cause）。
貧窮的根源
貧窮國家之所以窮，真正的原因是它缺乏了人人平等的權利和民主，來鼓勵努力和創新。
民主和經濟發展的正面互動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一是管治者和人民的動機，二是知識的發展和科技的創新。前者並不難明白，當社會上並非人人平等，沒有民主，人民缺乏選擇及更換政治領袖的能力，國家被獨裁者及少數精英壟斷，在「權力腐化」的不變定律下，統治者只會專注自己財富的累積，懶理國家的整體發展及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在人民的角度，在不能參與國家事務、對國家缺乏認同和歸屬感、缺乏權利及制度保障自己的貢獻和財富、不斷被貪婪的當權者充公的情况下，他們也缺乏努力的動機。貧窮，變成了整個國家的恆常狀態。
在知識創新及科技突破方面，Easterly特別指出，創新真正需要的不是在封閉的實驗室中，由一群專家向着已知的方向（conscious direction），有計劃下埋頭苦幹所帶來，而是基於驚喜的原則（principle of surprise），在民主制度下，容許思想自由、歡迎挑戰權威（challenge to authority）的社會氣氛中，透過思想（ideas）互動所產生的結果。以上亦解釋了為何人類的科學及知識的突破，往往集中在充滿了自由空氣的民主國家。
在書中，Easterly也多次提及中國，他認為世人在理解中國今日的經濟成就上，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中國的經濟成就，絕不應被理解為獨裁有利經濟發展的印證，雖然中國仍是不民主，但和毛澤東的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相比，在開放改革後，中國明顯地改善了人民可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從而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強調平等的民主制度
促進經濟發展最可靠途徑
當學術及實證研究清楚及強而有力地指出，強調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可靠及有效的途徑，有趣和諷刺地，一向強調香港應專注及高速發展經濟的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卻處處強調要保留破壞平等，強調權貴、大商家、富豪及精英的政治特權的均衡參與原則，以及功能組別制度，明顯是倒行逆施，自相矛盾，削弱香港經濟發展能力。
香港被新加坡拋離，正正是一個警號，告訴我們香港已日漸喪失作為一個自由社會的優勢。經常以「扶貧」作為主打施政的特首梁振英，亦應知道給窮人的最佳禮物，不是派米派錢，而是給他們平等的政治權利，提名和選舉自己的特首！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1. John Black, Nigar Hashimzade, and Gareth Myles. (2012)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4th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Easterly, William. (2013) The Tyranny of Experts: Economists, Dictators, and the Forgotten Rights of the Poor. NY: Basic Books.
2014年3月24日 星期一
趙永佳：「往富足之路」——來自哈佛之啟示
【明報專訊】最近政府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與特首的施政報告，都對職業教育有所着墨。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重申職業教育與訓練對本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提出職業教育是傳統學術課程升學途徑以外的——而不是次等的——選擇。
其後的施政報告就更進一步，提出以職業教育令就學與就業接軌，並成立職業教育專責小組，邀請職業訓練局制訂策略性校園發展計劃，以提升職業教育的形象及質素，更訂定4項短期措施協助青年作出生涯規劃和加強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無疑被「非主流化」
政府近年來雖然並未有放棄在職業教育體系投放資源，但在教改過程中，職業教育卻無疑被「非主流化」，高中課程強調傳統學術科目，以完成中學文憑並繼續升學為主要目標；大專教育亦開放社區學院成立並提供大量偏重學術的副學士，而非着重職業發展的高級文憑。因此，在新領導班子上台後，正式並正面地重申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可算相當有象徵意義。
不過，香港的「升學主義」根深柢固，推行大規模職業教育，或只是在主流學校中加入職業導向課程，同樣困難重重。施政報告一出，就有教育界人士提出異議，認為年輕人在未完成12年基礎教育便要為自己未來作出職業決定，可能過早，而職訓局開辦課程招收中三畢業同學，又可能是走已消失的職業先修學校或工業學校的回頭路。此外，很多家長和同學也好像覺得升讀大學才是「正途」，職業教育彷彿只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我從來不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對施政報告的教育部分也寫了一篇長文來「查找不足」，但這次我卻大力贊成加強職業教育，原因是「遲到好過冇到」。不過正如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一語中的，重點問題是如何改變公眾對職業教育的既有看法。因此在這裏，我希望借助美國教育重鎮哈佛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來協助大家明白為什麼在歐美各個先進國家，到了21世紀，幾乎都不約而同地重提職業教育培訓的必要性，並全方位地鼓勵青少年在傳統學術課程以外，嘗試考慮職業導向課程。
大力贊成加強職業教育
這份題為《往富足之路》（Pathways to Prosperity）的報告，為哈佛教育研究學院在2011年發表，並配合一連串活動來推動報告內建議。報告的出發點是所謂「被遺忘的另一半」（The Forgotten Half），意指在美國社會中超過一半未能升讀大學的年輕人們，因為在2006至08年間，只有40%年約27歲的年輕人達到副學士或以上的學歷。報告認為在這樣的現實之下，奢談「人人讀大學」（College for all）的理想而沒有加強職業導向課程是會「注定失敗」。報告嚴正詢問美國社會大眾，對於近六成未能取得大學學位，甚至副學士學位學歷的年輕人，他們的出路又會怎樣？美國社會是否能為他們裝備學歷資格以好讓他們能全面投入社會？
《往富足之路》報告進一步指出美國大量學生從中學或大學中輟學，其中一大原因在於美國教育制度過分重視傳統升學主義，把努力念書升讀大學作為唯一目標，而不是為青年學子提供一套多元化升學和就業的路徑與藍圖。因此，他們看不到每天在課堂中所見所聞與他們的將來有何關係，喪失向上動力而放棄，尤其是低下階層子弟更為明顯。報告認為美國應該取法歐洲大陸的「雙重系統」（Dual System），結合部分時間制的學徒式訓練與學校課程，從高中開始就為接近一半或過半的青年人準備他們的職場生涯。
報告雖然指出美國的國情不同，不能照抄歐洲模式，但仍然堅持美國應該汲取部分歐洲職業教育的元素，來打造美國自己的新制度，而其中有3點最為重要。首先，報告認為，美國步向成功的新道路必須要放棄既有單一進路升讀大學，並在高中專注傳統學科以準備升學的觀念。因此，從高中開始，社會應該為年輕人提供一套多元升學訓練就業的進路體系。升學與準備就業其實並不相悖，重要的是，不同的進路之間必須要相通，年輕人應該可以隨時在中途改變主意「轉車」，而並非被鎖死在某一條進路。在強調為職場準備的同時，報告並沒有貶低傳統學科，尤其是語文、數學等基本能力。在多元進路以外，報告敦促僱主們應該在教育和職訓系統扮演更重要角色，而非一如以往把責任丟給學校與老師們。僱主應該從不同渠道，以不同形式參與課程設計，制定水平，並為青年人提供意見，及大量實習機會。不但職業導向學校應該和僱主合作，而且普通文法學校也可以通過和僱主協作為同學們提供工作體驗機會。
哈佛大學研究報告
最後，報告覺得要成功解決青年人升學就業問題，美國社會更需要再走前一步，和年輕人訂立「新社會契約」（New Social Compact），社會各界不應再將年輕人的升學、就業的成與敗視為個人行為，而應將之作為社會責任。契約的最重要精神，在於為所有20來歲的年輕人提供足夠的教育與訓練來讓他們應付將來的需要。當中最重要的是高中階段，因為年輕人如未能完成高中的代價最大，而能完成高中者亦應在中間累積足夠和職場相關的經驗與訓練，好讓他們進入勞工市場或繼續相關培訓。社會各界必須明確給年輕人一個信息，就是他們的生涯規劃與升學就業問題，需要他們自己（或和家人一起）思考作決定，但不論政府、學校、志願組織、企業、都會和他們一起籌謀，為他們提供支援，而不會讓他們孤身上路。
回頭看香港，報告描述的是美國的情形，但我卻看得心驚膽顫，因為香港雖然中學輟學率比美國低，但大學學額比美國也要低得多。因此更多香港同學在中學畢業後，同樣面對美國年輕人的問題，沒機會升學，但卻沒有任何和工作相關經驗與資格來面對職場的挑戰。本港的青年失業問題愈見嚴峻，真的是年輕人自己不長進，還是因為我們沒有和他們一起好好準備？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重新檢視職業教育，尤其是高中階段的職前教育的功能與制度。施政報告的一大問題，正如有評論所言：「有措施但沒政策」，它雖然重提職業教育，但卻有意無意之間還是把職業教育邊緣化，例如提出以職訓局為主推動高中職業教育，不但觸動面對減派壓力下的文法中學的神經，更是令人覺得沒有把職業教育融入主流的打算（雖然這未必是政府的原意）。個人認為，未來職業教育的主體，必定是一般學校，職訓局擔當的是輔助、推動角色，但文法中學也應該檢視它們同學的需要與生涯規劃，在傳統學科以外加強職業導向課程，甚至是工作體驗計劃。政府也要加強投放資源給有意推動職業導向課程學校，尤其是增加輔導老師和社工的數目與職能，好讓同學在高中階段，已能開始思考將來的進路問題。
我們對職業教育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亂髒髒的工場、充滿機油味道的車間，和滿面油污的同學。然而，《往富足之路》提醒我們，這麼多年下來，職業教育的面貌其實已經是煥然一新，比方在強調職業導向的學校，對同學的公民教育、傳統學科、甚至是整體個人素質的培養，在有完善規劃和配套下，也可以做得很好。不要誤會，我不是說高中就是「功利地」要為就業做準備，職業教育也不是什麼能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而作為大學教師，我也覺得有更多同學能升讀大學更好，政府更應增加大學資助學額。但事實是，香港的資助學額只是適齡青年人的18%，就算怎樣增加，我們也不會是「人人讀大學」，就是要求多數青年人讀大學也未能到，因此完善全面規劃年輕人的多元進路體系，不能再拖。介紹《往富足之路》，不是要用哈佛來吸引眼球，而是這份報告確實是簡潔、直接、易懂。希望它能令社會大眾能對年輕人在主流學術課程以外的種種可能性，能重新認識和討論，以期為他們鋪平不同的進路，以求真正「讓年青的，各展所長」。
下載報告網址：
http://www.gse.harvard.edu/news_events/features/2011/Pathways_to_Prosperity_Feb2011.pdf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其後的施政報告就更進一步，提出以職業教育令就學與就業接軌，並成立職業教育專責小組，邀請職業訓練局制訂策略性校園發展計劃，以提升職業教育的形象及質素，更訂定4項短期措施協助青年作出生涯規劃和加強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無疑被「非主流化」
政府近年來雖然並未有放棄在職業教育體系投放資源，但在教改過程中，職業教育卻無疑被「非主流化」，高中課程強調傳統學術科目，以完成中學文憑並繼續升學為主要目標；大專教育亦開放社區學院成立並提供大量偏重學術的副學士，而非着重職業發展的高級文憑。因此，在新領導班子上台後，正式並正面地重申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可算相當有象徵意義。
不過，香港的「升學主義」根深柢固，推行大規模職業教育，或只是在主流學校中加入職業導向課程，同樣困難重重。施政報告一出，就有教育界人士提出異議，認為年輕人在未完成12年基礎教育便要為自己未來作出職業決定，可能過早，而職訓局開辦課程招收中三畢業同學，又可能是走已消失的職業先修學校或工業學校的回頭路。此外，很多家長和同學也好像覺得升讀大學才是「正途」，職業教育彷彿只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我從來不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對施政報告的教育部分也寫了一篇長文來「查找不足」，但這次我卻大力贊成加強職業教育，原因是「遲到好過冇到」。不過正如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一語中的，重點問題是如何改變公眾對職業教育的既有看法。因此在這裏，我希望借助美國教育重鎮哈佛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來協助大家明白為什麼在歐美各個先進國家，到了21世紀，幾乎都不約而同地重提職業教育培訓的必要性，並全方位地鼓勵青少年在傳統學術課程以外，嘗試考慮職業導向課程。
大力贊成加強職業教育
這份題為《往富足之路》（Pathways to Prosperity）的報告，為哈佛教育研究學院在2011年發表，並配合一連串活動來推動報告內建議。報告的出發點是所謂「被遺忘的另一半」（The Forgotten Half），意指在美國社會中超過一半未能升讀大學的年輕人們，因為在2006至08年間，只有40%年約27歲的年輕人達到副學士或以上的學歷。報告認為在這樣的現實之下，奢談「人人讀大學」（College for all）的理想而沒有加強職業導向課程是會「注定失敗」。報告嚴正詢問美國社會大眾，對於近六成未能取得大學學位，甚至副學士學位學歷的年輕人，他們的出路又會怎樣？美國社會是否能為他們裝備學歷資格以好讓他們能全面投入社會？
《往富足之路》報告進一步指出美國大量學生從中學或大學中輟學，其中一大原因在於美國教育制度過分重視傳統升學主義，把努力念書升讀大學作為唯一目標，而不是為青年學子提供一套多元化升學和就業的路徑與藍圖。因此，他們看不到每天在課堂中所見所聞與他們的將來有何關係，喪失向上動力而放棄，尤其是低下階層子弟更為明顯。報告認為美國應該取法歐洲大陸的「雙重系統」（Dual System），結合部分時間制的學徒式訓練與學校課程，從高中開始就為接近一半或過半的青年人準備他們的職場生涯。
報告雖然指出美國的國情不同，不能照抄歐洲模式，但仍然堅持美國應該汲取部分歐洲職業教育的元素，來打造美國自己的新制度，而其中有3點最為重要。首先，報告認為，美國步向成功的新道路必須要放棄既有單一進路升讀大學，並在高中專注傳統學科以準備升學的觀念。因此，從高中開始，社會應該為年輕人提供一套多元升學訓練就業的進路體系。升學與準備就業其實並不相悖，重要的是，不同的進路之間必須要相通，年輕人應該可以隨時在中途改變主意「轉車」，而並非被鎖死在某一條進路。在強調為職場準備的同時，報告並沒有貶低傳統學科，尤其是語文、數學等基本能力。在多元進路以外，報告敦促僱主們應該在教育和職訓系統扮演更重要角色，而非一如以往把責任丟給學校與老師們。僱主應該從不同渠道，以不同形式參與課程設計，制定水平，並為青年人提供意見，及大量實習機會。不但職業導向學校應該和僱主合作，而且普通文法學校也可以通過和僱主協作為同學們提供工作體驗機會。
哈佛大學研究報告
最後，報告覺得要成功解決青年人升學就業問題，美國社會更需要再走前一步，和年輕人訂立「新社會契約」（New Social Compact），社會各界不應再將年輕人的升學、就業的成與敗視為個人行為，而應將之作為社會責任。契約的最重要精神，在於為所有20來歲的年輕人提供足夠的教育與訓練來讓他們應付將來的需要。當中最重要的是高中階段，因為年輕人如未能完成高中的代價最大，而能完成高中者亦應在中間累積足夠和職場相關的經驗與訓練，好讓他們進入勞工市場或繼續相關培訓。社會各界必須明確給年輕人一個信息，就是他們的生涯規劃與升學就業問題，需要他們自己（或和家人一起）思考作決定，但不論政府、學校、志願組織、企業、都會和他們一起籌謀，為他們提供支援，而不會讓他們孤身上路。
回頭看香港，報告描述的是美國的情形，但我卻看得心驚膽顫，因為香港雖然中學輟學率比美國低，但大學學額比美國也要低得多。因此更多香港同學在中學畢業後，同樣面對美國年輕人的問題，沒機會升學，但卻沒有任何和工作相關經驗與資格來面對職場的挑戰。本港的青年失業問題愈見嚴峻，真的是年輕人自己不長進，還是因為我們沒有和他們一起好好準備？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重新檢視職業教育，尤其是高中階段的職前教育的功能與制度。施政報告的一大問題，正如有評論所言：「有措施但沒政策」，它雖然重提職業教育，但卻有意無意之間還是把職業教育邊緣化，例如提出以職訓局為主推動高中職業教育，不但觸動面對減派壓力下的文法中學的神經，更是令人覺得沒有把職業教育融入主流的打算（雖然這未必是政府的原意）。個人認為，未來職業教育的主體，必定是一般學校，職訓局擔當的是輔助、推動角色，但文法中學也應該檢視它們同學的需要與生涯規劃，在傳統學科以外加強職業導向課程，甚至是工作體驗計劃。政府也要加強投放資源給有意推動職業導向課程學校，尤其是增加輔導老師和社工的數目與職能，好讓同學在高中階段，已能開始思考將來的進路問題。
我們對職業教育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亂髒髒的工場、充滿機油味道的車間，和滿面油污的同學。然而，《往富足之路》提醒我們，這麼多年下來，職業教育的面貌其實已經是煥然一新，比方在強調職業導向的學校，對同學的公民教育、傳統學科、甚至是整體個人素質的培養，在有完善規劃和配套下，也可以做得很好。不要誤會，我不是說高中就是「功利地」要為就業做準備，職業教育也不是什麼能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而作為大學教師，我也覺得有更多同學能升讀大學更好，政府更應增加大學資助學額。但事實是，香港的資助學額只是適齡青年人的18%，就算怎樣增加，我們也不會是「人人讀大學」，就是要求多數青年人讀大學也未能到，因此完善全面規劃年輕人的多元進路體系，不能再拖。介紹《往富足之路》，不是要用哈佛來吸引眼球，而是這份報告確實是簡潔、直接、易懂。希望它能令社會大眾能對年輕人在主流學術課程以外的種種可能性，能重新認識和討論，以期為他們鋪平不同的進路，以求真正「讓年青的，各展所長」。
下載報告網址：
http://www.gse.harvard.edu/news_events/features/2011/Pathways_to_Prosperity_Feb2011.pdf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2014年3月21日 星期五
鄭宏泰、尹寶珊：港澳自由行寬緊冷熱的比較分析和思考
鄭宏泰、尹寶珊﹕港澳自由行寬緊冷熱的比較分析和思考
【明報專訊】今年3月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評論文章，指香港人因內地自由行旅客到港觀光數目過多而出現怨言，建議中央政府參考對台灣自由行旅客實施配額制的安排，調控政策。兩天後，全國人大委員長暨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在北京會見港區全國人代時，主動回應過量內地旅客令港人感不滿的問題，要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牽頭，責成港澳辦和國家旅遊局，研究香港旅客承受力問題。
一時間，社會對自由行政策將如何發展的問題，明顯特別關注。我們認為，在思考如何微調自由行政策及評估香港與內地融合問題時，應參考的並非如《人民日報》海外版的評論人所指的仿效台灣，而應是近在咫尺、一衣帶水並同屬特別行政區的澳門。事實上，自回歸以來，澳門不但在經濟上取得不少令香港人艷羨不已的成績，就算在處理「雙非」問題、水貨客問題、奶粉問題，乃至「派錢」事宜時，均表現得較香港明快高效，值得參考學習——雖然不少香港人一直對澳門近年的經濟急速發展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其社會問題多多，其心態就如回歸之前香港人及香港政府對內地發展不以為然一樣。
中央對澳門的調控
我們都知道，自由行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中央政府為了扶助港澳走出受「SARS」疫症衝擊後的經濟衰退。政策初出台時，內地自由行旅客可以一證同遊兩地——即可同時到香港及澳門，不須分開向公安部門申請。由是之故，初期的自由行旅客增長步伐，港澳兩地幾乎亦步亦趨。舉例說，在2004年，自由行旅客佔總體到訪香港及澳門內地旅客的比例，依次為34.8%及36.9%；之後的2006及2008年，香港方面依次增長至49.1%及57.1%，而澳門方面則依次增長至49.3%及56.8%。
然而，自2008年之後，中央政府針對赴澳自由行旅客出現不少問題——尤其官員賭博問題——採取了調控措施（例如兩月一簽），令赴澳自由行旅客由2008年佔總體內地旅客比例的56.8%急跌至2009年的43.8%，之後數年一直維持在只佔總體內地旅客四成左右水平。反觀香港則因中央政府察覺到2008年「金融海嘯」的來勢洶洶，擔憂會對香港經濟帶來巨大衝擊，故在2009年進一步深化，允許深圳非廣東戶籍居民的大企業員工、深圳非廣東戶籍居民的大部分個體戶與「打工仔」同樣可以到港自由行，令自由行旅客佔總體內地旅客的比例，由2008年的57.1%持續上升至2009年的59.0%，然後是2011年的65.3%及2013年的67.4%（附圖）。
我們認為，中央政府一心希望保持香港經濟活力的政策，卻因為香港的旅遊配套支援系統——例如酒樓賓館服務系統、交通運輸系統，乃至日常百貨供銷系統等——未能在短時間內同步提升而進入瓶頸，因而引起不少普羅民眾日常生活的不便，帶來諸多怨言，並在政府未能及時適當處理下愈演愈烈，最後觸發連串引起中外社會高度關注的「光復上水」、「光復旺角」、「反赤化」、「驅蝗行動」等示威抗議，以及最近某些政治人物或政黨的高調倡議向內地旅客徵收陸路入境稅等舉動。
若回心一想，幅員及人口規模不足香港十分之一的澳門，在面對大量內地自由行旅客湧入時，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如飯館及交通擠迫、生活成本急升及日常百貨難求等問題，絕對比香港更為嚴重，但澳門民眾則表現得寬容忍耐，亦沒爆發什麼「光復」、「反」、「驅」等抗議。而我們在2月中（即大年初三及初四需在人流集中地段實施人流管制之後）到澳門考察訪談時，獲得某些市民的回應則是：「在內地旅客集中的地段，或人流高峰時，盡量避免在那些時間到那裏，容忍一些，他們其實亦給我們帶來經濟發展。」
港澳居民對自由行旅客
態度截然不同
為何港澳居民對內地自由行旅客表現出如此截然不同的態度呢？我們認為，除了前文提出在2008年後的自由行寬緊不一政策調整之外，另外兩個重大因素亦不容低估。其一是經濟上對內地更為高度依賴，其二是身分認同情感的性質有異。
當然，除此之外，令港澳居民對區域融合問題產生態度差異的，還有其他諸如國際政治角力強弱不同、本地政治光譜寬窄有異，以及民間社會發展成熟與否等環環緊扣的因素有關，但因與本文焦點關係並不直接，暫且略過不表。
體諒和包容
不少人均會注意到，澳門與香港一樣，經濟上對內地頗為倚賴，惟澳門的依賴則更為嚴重。撇除民生日常所需絕大多數來自內地供應不談，單看經濟結構而言，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博彩業，令投資、就業乃至公共財政等，均仰賴博彩業，而博彩業的主要客源又來自內地旅客，決定澳門是否可以享有全國獨一無二「合法開賭」大權，亦在中央政府手上，顯示澳門本身並不具備可以自給自足、自成一體的條件。反過來說，澳門居民內心顯然十分清楚，澳門經濟的發展，必須立足於開放與接納的基礎上，廣招天下客，盡納四方財，因而能對旅客時刻令大街小巷擠至水泄不通，並給日常生活帶來諸多不便等問題表現出較大的體諒和包容。
雖然香港無論在民生經濟等不少層面與內地唇齒相依，但不少民眾仍以香港體制優越、競爭力較強，以及乃國際都會，吸引了不只是內地投資者，更有全球各地商業精英與企業等為榮，因而認為本身具有不少優勢，毋須只向內地全面靠攏，甚至有另一些聲音認為香港應盡量開拓與其他經濟體合作，以免經濟、產業或旅客來源過於單一等問題，因而對自由行旅客所帶來的各種效益，較不認同或視而不見，而對由此衍生的問題，則較為挑剔，亦表現得較不能容忍。
身分認同問題
我們都知道，港澳雖同屬曾被歐洲人統治過的社會，但所走過的殖民地路程，無論性質或軌均頗為不同。單從身分認同而言，港英政府曾採取「去中國化」政策，上世紀70年代推出的不同移民及居留權政策，更塑造了香港人的本土身分認同，而自那時期起，本地出生的人口，又超過了非本地出生的人口，成為人口結構中的多數，至於身分證政策及「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先後推出及強化，更鞏固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另一方面，香港經濟在戰後的突出表現，以及各種孕育於香港潮流文化的興起，又為香港人的身分提供了豐富的養分。由是之故，自上世紀80年代以還，香港人身分常被視為具優越性的身分，並對回歸後能否繼續保留這種身分而表現得十分緊，甚至出現了「身分危機」問題。回歸後，香港先後在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樓市急跌及「SARS疫症」等衝擊下，導致了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及社會人心欠安，這種發展局面，既給長期保持發展動力，人均生產總值日升的內地比了下去，亦因本身經濟的復蘇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才可迅速走出困局而顯得不是味兒，在此消彼長間，香港人的身分優越性，無疑漸見褪色，但自由行政策的日漸深化，乃至「雙非」問題的愈演愈烈等，既激化了身分認同的矛盾，又在某層面或程度上令香港人的身分，變得僵硬敏感而失去彈性。
反觀澳門人身分認同的問題，則因澳葡政府長期需要中國政府及本地華人精英配合才能有效管治而沒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澳門出生的人口，比例一直未達總人口的半數，就算澳門曾參考香港的身分證政策，但卻沒如香港般塑造出鮮明且優越的本土身分認同，反而國民身分認同長期佔主導位置，其經濟表現與潮流文化等沒如香港般突出當然亦是重要原因，就算是認同澳門人身分的，亦有較高的模糊性和彈性，尤其甚少會出現本土身分排拒國民身分的情。正因如此，在面對回歸問題時，澳門人並沒香港人般出現什麼「身分危機」的問題，既較為樂觀地看待回歸，在區域融合上亦抱積極與歡迎態度。由於澳門居民身分認同較香港居民身分認同具有較高的模糊性和彈性，在應對或理解自由行旅客大量湧至而衍生出各種問題時，乃表現得較為寬容、接納，而所流露的怨憤與抗拒等負面情緒亦沒那麼強烈。
綜合而言，自回歸以來，在區域融合的巨大浪潮中，港澳無疑碰到了各種挑戰和機遇，自由行是其中之一的機遇，但隨後則轉為挑戰。中央政府在2008年底調整自由行安排的政策，明顯可讓幅員細小的澳門社會既享受自由行帶來的利益，同時又可緩減各種負面衝擊，反而幅員及城市規模其實同樣不大的香港，則在中央政府持續加送大禮的情下，出現了「虛不受補」的問題，既令效益遞減，亦衍生更多社會問題。當然，兩地經濟對內地經濟依賴程度不一及民眾國家認同情感強弱有異等，亦是導致問題有所不同的原因所在。有鑑於此，我們認為，王光亞主任在研究香港旅客承受力的問題時，應參考澳門的調控經驗，讓自由行政策的正面效益獲得更好發揮，而負面效果則可盡量減少，長遠而言則需尋求提升兩地民眾增加互信和了解之道。
【明報專訊】今年3月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評論文章，指香港人因內地自由行旅客到港觀光數目過多而出現怨言，建議中央政府參考對台灣自由行旅客實施配額制的安排，調控政策。兩天後，全國人大委員長暨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在北京會見港區全國人代時，主動回應過量內地旅客令港人感不滿的問題，要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牽頭，責成港澳辦和國家旅遊局，研究香港旅客承受力問題。
一時間，社會對自由行政策將如何發展的問題，明顯特別關注。我們認為，在思考如何微調自由行政策及評估香港與內地融合問題時，應參考的並非如《人民日報》海外版的評論人所指的仿效台灣，而應是近在咫尺、一衣帶水並同屬特別行政區的澳門。事實上，自回歸以來，澳門不但在經濟上取得不少令香港人艷羨不已的成績，就算在處理「雙非」問題、水貨客問題、奶粉問題，乃至「派錢」事宜時，均表現得較香港明快高效，值得參考學習——雖然不少香港人一直對澳門近年的經濟急速發展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其社會問題多多，其心態就如回歸之前香港人及香港政府對內地發展不以為然一樣。
中央對澳門的調控
我們都知道，自由行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中央政府為了扶助港澳走出受「SARS」疫症衝擊後的經濟衰退。政策初出台時，內地自由行旅客可以一證同遊兩地——即可同時到香港及澳門，不須分開向公安部門申請。由是之故，初期的自由行旅客增長步伐，港澳兩地幾乎亦步亦趨。舉例說，在2004年，自由行旅客佔總體到訪香港及澳門內地旅客的比例，依次為34.8%及36.9%；之後的2006及2008年，香港方面依次增長至49.1%及57.1%，而澳門方面則依次增長至49.3%及56.8%。
然而，自2008年之後，中央政府針對赴澳自由行旅客出現不少問題——尤其官員賭博問題——採取了調控措施（例如兩月一簽），令赴澳自由行旅客由2008年佔總體內地旅客比例的56.8%急跌至2009年的43.8%，之後數年一直維持在只佔總體內地旅客四成左右水平。反觀香港則因中央政府察覺到2008年「金融海嘯」的來勢洶洶，擔憂會對香港經濟帶來巨大衝擊，故在2009年進一步深化，允許深圳非廣東戶籍居民的大企業員工、深圳非廣東戶籍居民的大部分個體戶與「打工仔」同樣可以到港自由行，令自由行旅客佔總體內地旅客的比例，由2008年的57.1%持續上升至2009年的59.0%，然後是2011年的65.3%及2013年的67.4%（附圖）。
我們認為，中央政府一心希望保持香港經濟活力的政策，卻因為香港的旅遊配套支援系統——例如酒樓賓館服務系統、交通運輸系統，乃至日常百貨供銷系統等——未能在短時間內同步提升而進入瓶頸，因而引起不少普羅民眾日常生活的不便，帶來諸多怨言，並在政府未能及時適當處理下愈演愈烈，最後觸發連串引起中外社會高度關注的「光復上水」、「光復旺角」、「反赤化」、「驅蝗行動」等示威抗議，以及最近某些政治人物或政黨的高調倡議向內地旅客徵收陸路入境稅等舉動。
若回心一想，幅員及人口規模不足香港十分之一的澳門，在面對大量內地自由行旅客湧入時，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如飯館及交通擠迫、生活成本急升及日常百貨難求等問題，絕對比香港更為嚴重，但澳門民眾則表現得寬容忍耐，亦沒爆發什麼「光復」、「反」、「驅」等抗議。而我們在2月中（即大年初三及初四需在人流集中地段實施人流管制之後）到澳門考察訪談時，獲得某些市民的回應則是：「在內地旅客集中的地段，或人流高峰時，盡量避免在那些時間到那裏，容忍一些，他們其實亦給我們帶來經濟發展。」
港澳居民對自由行旅客
態度截然不同
為何港澳居民對內地自由行旅客表現出如此截然不同的態度呢？我們認為，除了前文提出在2008年後的自由行寬緊不一政策調整之外，另外兩個重大因素亦不容低估。其一是經濟上對內地更為高度依賴，其二是身分認同情感的性質有異。
當然，除此之外，令港澳居民對區域融合問題產生態度差異的，還有其他諸如國際政治角力強弱不同、本地政治光譜寬窄有異，以及民間社會發展成熟與否等環環緊扣的因素有關，但因與本文焦點關係並不直接，暫且略過不表。
體諒和包容
不少人均會注意到，澳門與香港一樣，經濟上對內地頗為倚賴，惟澳門的依賴則更為嚴重。撇除民生日常所需絕大多數來自內地供應不談，單看經濟結構而言，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博彩業，令投資、就業乃至公共財政等，均仰賴博彩業，而博彩業的主要客源又來自內地旅客，決定澳門是否可以享有全國獨一無二「合法開賭」大權，亦在中央政府手上，顯示澳門本身並不具備可以自給自足、自成一體的條件。反過來說，澳門居民內心顯然十分清楚，澳門經濟的發展，必須立足於開放與接納的基礎上，廣招天下客，盡納四方財，因而能對旅客時刻令大街小巷擠至水泄不通，並給日常生活帶來諸多不便等問題表現出較大的體諒和包容。
雖然香港無論在民生經濟等不少層面與內地唇齒相依，但不少民眾仍以香港體制優越、競爭力較強，以及乃國際都會，吸引了不只是內地投資者，更有全球各地商業精英與企業等為榮，因而認為本身具有不少優勢，毋須只向內地全面靠攏，甚至有另一些聲音認為香港應盡量開拓與其他經濟體合作，以免經濟、產業或旅客來源過於單一等問題，因而對自由行旅客所帶來的各種效益，較不認同或視而不見，而對由此衍生的問題，則較為挑剔，亦表現得較不能容忍。
身分認同問題
我們都知道，港澳雖同屬曾被歐洲人統治過的社會，但所走過的殖民地路程，無論性質或軌均頗為不同。單從身分認同而言，港英政府曾採取「去中國化」政策，上世紀70年代推出的不同移民及居留權政策，更塑造了香港人的本土身分認同，而自那時期起，本地出生的人口，又超過了非本地出生的人口，成為人口結構中的多數，至於身分證政策及「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先後推出及強化，更鞏固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另一方面，香港經濟在戰後的突出表現，以及各種孕育於香港潮流文化的興起，又為香港人的身分提供了豐富的養分。由是之故，自上世紀80年代以還，香港人身分常被視為具優越性的身分，並對回歸後能否繼續保留這種身分而表現得十分緊，甚至出現了「身分危機」問題。回歸後，香港先後在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樓市急跌及「SARS疫症」等衝擊下，導致了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及社會人心欠安，這種發展局面，既給長期保持發展動力，人均生產總值日升的內地比了下去，亦因本身經濟的復蘇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才可迅速走出困局而顯得不是味兒，在此消彼長間，香港人的身分優越性，無疑漸見褪色，但自由行政策的日漸深化，乃至「雙非」問題的愈演愈烈等，既激化了身分認同的矛盾，又在某層面或程度上令香港人的身分，變得僵硬敏感而失去彈性。
反觀澳門人身分認同的問題，則因澳葡政府長期需要中國政府及本地華人精英配合才能有效管治而沒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澳門出生的人口，比例一直未達總人口的半數，就算澳門曾參考香港的身分證政策，但卻沒如香港般塑造出鮮明且優越的本土身分認同，反而國民身分認同長期佔主導位置，其經濟表現與潮流文化等沒如香港般突出當然亦是重要原因，就算是認同澳門人身分的，亦有較高的模糊性和彈性，尤其甚少會出現本土身分排拒國民身分的情。正因如此，在面對回歸問題時，澳門人並沒香港人般出現什麼「身分危機」的問題，既較為樂觀地看待回歸，在區域融合上亦抱積極與歡迎態度。由於澳門居民身分認同較香港居民身分認同具有較高的模糊性和彈性，在應對或理解自由行旅客大量湧至而衍生出各種問題時，乃表現得較為寬容、接納，而所流露的怨憤與抗拒等負面情緒亦沒那麼強烈。
練乙錚： 打棍無效 - 網小子放倒「巨人」張志剛
練乙錚 - 打棍無效：網小子放倒「巨人」張志剛
信報 2014年3月20日
知識不等於力量，但如果缺乏知識，就可以很悲慘。無論在哪裏，若統治階級充斥不學無術之輩，社會大方向要出問題。這裏說的知識，當然不是「公婆皆可有理」的看法認知，而是客觀的學問。如果不僅是不學無術，還是別有心術的話，這個統治階級無可藥救。
臥虎藏龍
政改攤牌漸近，當權派集結力量圍攻鍾民調。先是政協委員、恒地副主席李家傑發飆，公開指摘鍾氏經常在關鍵時刻發布對特府或北京不利的民調結果，操弄民意，為反對派開路。跟着，梁派網站《港人講地》發表編輯室文章〈解開特首民望「不合格」之謎〉，指鍾氏在最近的一個關於特首民望的民調裏取巧運用數據說謊，把一個好端端成績亮麗的特首說成多數人視為「不合格」。然後，梁派悍將、行會成員張志剛高調發言並在本周二《明報》撰文，引用上述網文核心內容，質問鍾氏「六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說明什麼？」【註1】
結果，「六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說明了《港人講地》編輯室文章有「小小」搞錯了基本統計方法，而「國師」張志剛懵然不知（？）並加小手腳發揮，結果鬧大笑話。
最先指出《港人講地》文章和張志剛說法有好幾個嚴重初等錯誤的，是一篇又一篇的網上及新媒體文章，作者都懂統計，卻是傳統媒體裏不見經傳的業餘評論者，可謂小孩大衞打死巨人高利亞，亦可謂：網絡世界，臥虎藏龍。本文將這些材料整理，歸納所指出的謬誤，並加若干己見，給大家參考。
首先指出，張志剛文章（下稱「剛」文）的標題數字「62%」，與《港人講地》編輯室文章（下稱「講」文）同源，是一個發水或抽水幾近一倍的數字。「抽水」是指抽了民調回應者當中大批態度完全中立人士的水，把他們捆綁到梁特的支持者那邊，便成功創制出上述那個發水標題數字。過程中，還擅自替民調加上一個不適當的概念，對所導致的矛盾和足令梁特尷尬的結論卻諱莫如深。
張志剛的「62%」發水近一倍
在港大鍾氏民調裏，特首「民望」數字的給定範圍是0-100，內含101個整數，50分居中。訪問到的998個回應者當中，有383個給特首打的分數低於50分，280個50分，335個高於50分。鍾民調事先給受訪對象說明： 「0分」為「絕對唔支持」，「50分」定義是 「一半半」， 100分則為「絕對支持」。
因此，對統計者而言，必須嚴格尊重那280個打50分者的中立態度，既不能把他們擺到383個不支持者那邊，亦不可將他們與335個梁特支持者放在一起；但是，「講」文捆綁抽水好自便，把打50分或以上的訪問對象加在一起（「一半半」+支持），一算：（280+335）/998 = 62%，好亮麗！
然後張志剛就用這個數字說事，雄辯地問：這個數字「是合格還是不合格？」
這就有趣了。因為這個算法如果說明特首民望是「嚴重地合格」，那麼，我們同樣可以把那280個態度中立打50分的受訪者加到「不支持者」那邊（「一半半」+唔支持），算出（280+383）/998 = 66%。那不就表示梁特民望應該是「更嚴重地不合格」了麼？
矛盾兼尷尬！正如一篇網文題目所說：「你玩統計，統計玩你」。【註2】
任何公平的統計人，不會像「講」文那樣，抽那些回應「一半半」的態度中立人士的水，而只會用335/998 = 34%這個數字，代表在原始數據裏支持梁特的回應者比率。這個數字，固然比不上發水幾近一倍的「62%」，與不支持梁特的回應者比率383/998 = 38%相比，也差一截。如此，張志剛更應該雄辯地問問自己：34%這個數字，「是合格還是不合格？」
為何說事者可如此便給，大抽態度中立人士的水？因為中間做了幾近無縫的概念轉移。
政治態度中立 → 「合格」→ 「支持」
大家如果留意，當可察覺「講」、「剛」二文其實歪曲了該次鍾民調裏的「50分」的定義，把政治態度上的中立（「一半半」）巧妙地改成「合格」。然而這個民調裏的50分，並非是一個「合格線」。
「合格」的標準人人不同。例如，筆者當年念的大學，合格線因教授而異；念津貼小學的時候，學校的合格分數是60%；中學則是40%，入讀後，老父不滿名校的標準反而那麼低，筆者卻認為好得很，因為可減輕功課做不好給老父指罵時的「殺傷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合格和支持不支持，其實沒有必然關係──例如，某醫學院專科生以40.1%的分數合格畢業，你支持不支持這位仁兄當你的心臟手術醫生？
「講」、「剛」二文先將「50分」擅自定義為「合格」（與民調對象回答問卷時的指定意義不同），然後再把這個他們引入的「合格」概念等同民調裏的「支持」，這般偷換概念之後就可靜雞雞進行上述捆綁抽水。如此，「剛」文就可大剌剌地說：「評50分以上的比率就是62%，比49（分）以及以下的38%，多出一大截。」（注意：「50分以上的比率是62%」起碼應該是「50分或以上」罷？但連這個「或」字也省掉了。）如此逐步深入細緻地做群眾的思想擺布工作，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事實上，港大民研計劃已再三聲明，「50分」與「合格」完全無關，指的是態度上的中立。當然，可以有另外的民調專講合格不合格，但這個梁特民望民調本身不適宜講，硬要講，就會出現上面的既矛盾也讓梁特相當尷尬的結論。這個民調只研究特首民望的平均分數高低；得出一個平均分數之後，合格與否，讀者可憑個人喜好各自解讀。大概有些人，就算梁特民望拿個1分平均分，也會認為他是合格的；邏輯上，這沒有問題，但如果濫用民調原始資料特別炮製一個「62%」來說事，就有問題。
剔除給0分的！保留給100分的！
所說何事呢？原來，「講」、「剛」二文說，既有「62%」這個亮麗數字，而鍾民調最後竟把梁特的平均民望評分算為47.5，必是因為鍾民調沒有把打0分的那些「極端分子」──即統計學上說的「離群數據」（outliers）──剔除。於是，他們就可結論：鍾民調不科學。這裏有三個問題。
首先，如果要剔除給0分者，也應該剔除給100分者罷？但張志剛口中振振有辭的那個發水「62%」，卻隱蔽地包含了29個「100分」；這是「打茅波」。
其次，已經有專家算出，把回應分數最高和最低的10%（含所有「0分」和「100分」）都剔除後，梁特民望平均值也好不了多少：48.1分，救不了他；用張志剛的話說，依然「不合格」。如此，大動干戈為的顯然不是兩個平均分48.1 - 47.5 = 0.6分之差，因為「剛」文對此提都不提。那麼，要剔除91個「0分極端分子」，目的何在？不外起哄，令不諳統計學的人「覺得」鍾民調無理。但請繼續看無理的是誰。
第三，回應分數值既限在整數0與100之間，而0與100分在民調裏都有清楚而具體定義，那麼，根本就不應剔除回應值為0或100的那些數據，因為那些數據已經不能算是「離群數據」，而是民調設計者特別指明、更要知道的數據；理論上，0分甚至可能是對象回應中的一個「眾數」（mode）而意義尤其重要【註3】。
事實上，在該項民調裏，給0分的91個回應，佔998人的幾乎10%，相當於給50分的280個回應人數的三分之一；這許多回應者，怎可以看成都是該從統計數字裏「槍斃」掉的呢？就看未加權的評分分布，我們也可以猜到，這個分布是雙眾數的（bimodal distribution），兩個眾數分別為50分和0分，因為的確有很多人對梁特極之不滿；若取消了這部分人的數據，那就不是今天的香港了。統計學不應、也不允許那樣搞出河蟹。
由此看出，不科學的不是鍾民調，而正正是《港人講地》編輯室和張志剛。
心術問題之外還有技術問題
「講」、「剛」二文，還犯了一個技術性錯誤：「62%」這個數字，是拿了鍾民調的原始數據做了小手腳就急不及待用來說事的結果，不知道人家有統計學的章法，就是對原始數據適當加權，之後才能用以作統計運算和分析。這裏說的「加權」指什麼？
大家知道，民調研究的對象人口總數太多，不能全部訪問，只能抽樣取板（sampling），但每一個隨機樣板中的個體特徵分布如年齡、性別等，都不能準確反映總人口中的已知分布，此即所謂的「樣板誤差」；如果所調查的民意（如對梁特的態度）與年齡、性別等特徵有關，樣板便需加工，而統計學用的標準加工工序，是一個加權工序。筆者借用近日一篇網上流傳很廣、署名SweetSourPork（「咕嚕肉」）的《輔仁網》文章裏的具體解釋，稍作修改如下：
「如果今次電話訪問，有41.5%嘅受訪者係男性，但係原來香港人口有45.4%嘅人係男性，比受訪者入面嘅男性多，咁我哋就要將樣板入面嘅男性嘅比重加多啲，平衡番，等數據可以代表香港市民。」【註4】
不做這個加權工序，樣板誤差可令民調的統計分析毫無意義。這是民調統計ABC。「咕嚕肉」於是用了鍾民調的原始數據並作適當加權，重新再算一遍，證明鍾民調算出的梁特評分平均數47.5沒有錯，錯的是這裏又犯了基本統計方法大漏的《港人講地》和張志剛：那個已經包含抽水、概念僭建兼打茅波的「62%」，也是未經加權處理的（雖然因為前三個犯規動作太大太離譜，這第四個謬誤相對而言已顯得不那麼重要）。
大家看看，一個飽含四個大錯漏那麼豐富的「數字」，尊貴的行會成員視為至寶，雄辯滔滔用來攻擊對準鍾民調。那不是很可笑嗎？這種學養的人，放在本朝特府內外「智庫」裏打棍子很稱職，安插在行會，則說到底有損其他大部分成員的面子和心理。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成立於1991年，二十多年來，鍾民調的學術功架已經十分嫻熟，任憑當權派怎樣抹黑，亦不能把他撼倒。最近這次圍剿攻勢，網民當中的專家見招拆招，已經代為瓦解。正如筆者早前提到，鍾民調完全有資格成為香港又一尊屹立不倒的圖騰。
如何看待富二代發飆？
筆者說過，資本家依法營商便是無咎，發表政治表態言論，更是他們的自由；如果是全國政協委員，黨國對他們更有政治表態的期望。這類表態，愈沒有道理支撐的，價值愈高，因為愈能示「忠」。無徵而信，無論是在天國裏還是在天朝裏，回報都特別豐厚。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李家傑言論見維基百科連結。《港人講地》編輯室文見該網站連網頁。張志剛文見此連結（原明報連結已失效）。
【註2】見「陳電鋸」的文章http://www.chainsawriot.com/archives/9292；此文用另一統計加權方法（iterative sample bootstrapping），算出梁特的平均評分為46.3，比鍾民調的47.5稍低。
【註3】關於離群數據，網文〈勿因蟲廢言〉 有很好的討論：http://aloneinthefart.blogspot.co.nz/2014/03/blog-post_15.html；作者指出，一般而言，問卷回應若不設有效頭尾限（例如100與0）而是可以正負很大數以至無限的話，離群數據才有明顯的潛在不良作用，應該剔除。文章分析頭頭是道，明顯很在行；其上篇更值得看。
【註4】「咕嚕肉」文章〈港大民研特首評分係「被拉高」還是「拉低」？〉，用典型香港話寫，解釋統計過程深入淺出，見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3/15/66322。不過，文章的加權評分分布圖所表達的概念不對──應該是加權在人而不是加權在分，雖然算出的總平均分一樣是對的。
知識不等於力量，但如果缺乏知識，就可以很悲慘。無論在哪裏，若統治階級充斥不學無術之輩，社會大方向要出問題。這裏說的知識，當然不是「公婆皆可有理」的看法認知，而是客觀的學問。如果不僅是不學無術，還是別有心術的話，這個統治階級無可藥救。
臥虎藏龍
政改攤牌漸近，當權派集結力量圍攻鍾民調。先是政協委員、恒地副主席李家傑發飆，公開指摘鍾氏經常在關鍵時刻發布對特府或北京不利的民調結果，操弄民意，為反對派開路。跟着，梁派網站《港人講地》發表編輯室文章〈解開特首民望「不合格」之謎〉，指鍾氏在最近的一個關於特首民望的民調裏取巧運用數據說謊，把一個好端端成績亮麗的特首說成多數人視為「不合格」。然後，梁派悍將、行會成員張志剛高調發言並在本周二《明報》撰文，引用上述網文核心內容，質問鍾氏「六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說明什麼？」【註1】
結果，「六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說明了《港人講地》編輯室文章有「小小」搞錯了基本統計方法，而「國師」張志剛懵然不知（？）並加小手腳發揮，結果鬧大笑話。
最先指出《港人講地》文章和張志剛說法有好幾個嚴重初等錯誤的，是一篇又一篇的網上及新媒體文章，作者都懂統計，卻是傳統媒體裏不見經傳的業餘評論者，可謂小孩大衞打死巨人高利亞，亦可謂：網絡世界，臥虎藏龍。本文將這些材料整理，歸納所指出的謬誤，並加若干己見，給大家參考。
首先指出，張志剛文章（下稱「剛」文）的標題數字「62%」，與《港人講地》編輯室文章（下稱「講」文）同源，是一個發水或抽水幾近一倍的數字。「抽水」是指抽了民調回應者當中大批態度完全中立人士的水，把他們捆綁到梁特的支持者那邊，便成功創制出上述那個發水標題數字。過程中，還擅自替民調加上一個不適當的概念，對所導致的矛盾和足令梁特尷尬的結論卻諱莫如深。
張志剛的「62%」發水近一倍
在港大鍾氏民調裏，特首「民望」數字的給定範圍是0-100，內含101個整數，50分居中。訪問到的998個回應者當中，有383個給特首打的分數低於50分，280個50分，335個高於50分。鍾民調事先給受訪對象說明： 「0分」為「絕對唔支持」，「50分」定義是 「一半半」， 100分則為「絕對支持」。
因此，對統計者而言，必須嚴格尊重那280個打50分者的中立態度，既不能把他們擺到383個不支持者那邊，亦不可將他們與335個梁特支持者放在一起；但是，「講」文捆綁抽水好自便，把打50分或以上的訪問對象加在一起（「一半半」+支持），一算：（280+335）/998 = 62%，好亮麗！
然後張志剛就用這個數字說事，雄辯地問：這個數字「是合格還是不合格？」
這就有趣了。因為這個算法如果說明特首民望是「嚴重地合格」，那麼，我們同樣可以把那280個態度中立打50分的受訪者加到「不支持者」那邊（「一半半」+唔支持），算出（280+383）/998 = 66%。那不就表示梁特民望應該是「更嚴重地不合格」了麼？
矛盾兼尷尬！正如一篇網文題目所說：「你玩統計，統計玩你」。【註2】
任何公平的統計人，不會像「講」文那樣，抽那些回應「一半半」的態度中立人士的水，而只會用335/998 = 34%這個數字，代表在原始數據裏支持梁特的回應者比率。這個數字，固然比不上發水幾近一倍的「62%」，與不支持梁特的回應者比率383/998 = 38%相比，也差一截。如此，張志剛更應該雄辯地問問自己：34%這個數字，「是合格還是不合格？」
為何說事者可如此便給，大抽態度中立人士的水？因為中間做了幾近無縫的概念轉移。
政治態度中立 → 「合格」→ 「支持」
大家如果留意，當可察覺「講」、「剛」二文其實歪曲了該次鍾民調裏的「50分」的定義，把政治態度上的中立（「一半半」）巧妙地改成「合格」。然而這個民調裏的50分，並非是一個「合格線」。
「合格」的標準人人不同。例如，筆者當年念的大學，合格線因教授而異；念津貼小學的時候，學校的合格分數是60%；中學則是40%，入讀後，老父不滿名校的標準反而那麼低，筆者卻認為好得很，因為可減輕功課做不好給老父指罵時的「殺傷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合格和支持不支持，其實沒有必然關係──例如，某醫學院專科生以40.1%的分數合格畢業，你支持不支持這位仁兄當你的心臟手術醫生？
「講」、「剛」二文先將「50分」擅自定義為「合格」（與民調對象回答問卷時的指定意義不同），然後再把這個他們引入的「合格」概念等同民調裏的「支持」，這般偷換概念之後就可靜雞雞進行上述捆綁抽水。如此，「剛」文就可大剌剌地說：「評50分以上的比率就是62%，比49（分）以及以下的38%，多出一大截。」（注意：「50分以上的比率是62%」起碼應該是「50分或以上」罷？但連這個「或」字也省掉了。）如此逐步深入細緻地做群眾的思想擺布工作，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事實上，港大民研計劃已再三聲明，「50分」與「合格」完全無關，指的是態度上的中立。當然，可以有另外的民調專講合格不合格，但這個梁特民望民調本身不適宜講，硬要講，就會出現上面的既矛盾也讓梁特相當尷尬的結論。這個民調只研究特首民望的平均分數高低；得出一個平均分數之後，合格與否，讀者可憑個人喜好各自解讀。大概有些人，就算梁特民望拿個1分平均分，也會認為他是合格的；邏輯上，這沒有問題，但如果濫用民調原始資料特別炮製一個「62%」來說事，就有問題。
剔除給0分的！保留給100分的！
所說何事呢？原來，「講」、「剛」二文說，既有「62%」這個亮麗數字，而鍾民調最後竟把梁特的平均民望評分算為47.5，必是因為鍾民調沒有把打0分的那些「極端分子」──即統計學上說的「離群數據」（outliers）──剔除。於是，他們就可結論：鍾民調不科學。這裏有三個問題。
首先，如果要剔除給0分者，也應該剔除給100分者罷？但張志剛口中振振有辭的那個發水「62%」，卻隱蔽地包含了29個「100分」；這是「打茅波」。
其次，已經有專家算出，把回應分數最高和最低的10%（含所有「0分」和「100分」）都剔除後，梁特民望平均值也好不了多少：48.1分，救不了他；用張志剛的話說，依然「不合格」。如此，大動干戈為的顯然不是兩個平均分48.1 - 47.5 = 0.6分之差，因為「剛」文對此提都不提。那麼，要剔除91個「0分極端分子」，目的何在？不外起哄，令不諳統計學的人「覺得」鍾民調無理。但請繼續看無理的是誰。
第三，回應分數值既限在整數0與100之間，而0與100分在民調裏都有清楚而具體定義，那麼，根本就不應剔除回應值為0或100的那些數據，因為那些數據已經不能算是「離群數據」，而是民調設計者特別指明、更要知道的數據；理論上，0分甚至可能是對象回應中的一個「眾數」（mode）而意義尤其重要【註3】。
事實上，在該項民調裏，給0分的91個回應，佔998人的幾乎10%，相當於給50分的280個回應人數的三分之一；這許多回應者，怎可以看成都是該從統計數字裏「槍斃」掉的呢？就看未加權的評分分布，我們也可以猜到，這個分布是雙眾數的（bimodal distribution），兩個眾數分別為50分和0分，因為的確有很多人對梁特極之不滿；若取消了這部分人的數據，那就不是今天的香港了。統計學不應、也不允許那樣搞出河蟹。
由此看出，不科學的不是鍾民調，而正正是《港人講地》編輯室和張志剛。
心術問題之外還有技術問題
「講」、「剛」二文，還犯了一個技術性錯誤：「62%」這個數字，是拿了鍾民調的原始數據做了小手腳就急不及待用來說事的結果，不知道人家有統計學的章法，就是對原始數據適當加權，之後才能用以作統計運算和分析。這裏說的「加權」指什麼？
大家知道，民調研究的對象人口總數太多，不能全部訪問，只能抽樣取板（sampling），但每一個隨機樣板中的個體特徵分布如年齡、性別等，都不能準確反映總人口中的已知分布，此即所謂的「樣板誤差」；如果所調查的民意（如對梁特的態度）與年齡、性別等特徵有關，樣板便需加工，而統計學用的標準加工工序，是一個加權工序。筆者借用近日一篇網上流傳很廣、署名SweetSourPork（「咕嚕肉」）的《輔仁網》文章裏的具體解釋，稍作修改如下：
「如果今次電話訪問，有41.5%嘅受訪者係男性，但係原來香港人口有45.4%嘅人係男性，比受訪者入面嘅男性多，咁我哋就要將樣板入面嘅男性嘅比重加多啲，平衡番，等數據可以代表香港市民。」【註4】
不做這個加權工序，樣板誤差可令民調的統計分析毫無意義。這是民調統計ABC。「咕嚕肉」於是用了鍾民調的原始數據並作適當加權，重新再算一遍，證明鍾民調算出的梁特評分平均數47.5沒有錯，錯的是這裏又犯了基本統計方法大漏的《港人講地》和張志剛：那個已經包含抽水、概念僭建兼打茅波的「62%」，也是未經加權處理的（雖然因為前三個犯規動作太大太離譜，這第四個謬誤相對而言已顯得不那麼重要）。
大家看看，一個飽含四個大錯漏那麼豐富的「數字」，尊貴的行會成員視為至寶，雄辯滔滔用來攻擊對準鍾民調。那不是很可笑嗎？這種學養的人，放在本朝特府內外「智庫」裏打棍子很稱職，安插在行會，則說到底有損其他大部分成員的面子和心理。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成立於1991年，二十多年來，鍾民調的學術功架已經十分嫻熟，任憑當權派怎樣抹黑，亦不能把他撼倒。最近這次圍剿攻勢，網民當中的專家見招拆招，已經代為瓦解。正如筆者早前提到，鍾民調完全有資格成為香港又一尊屹立不倒的圖騰。
如何看待富二代發飆？
筆者說過，資本家依法營商便是無咎，發表政治表態言論，更是他們的自由；如果是全國政協委員，黨國對他們更有政治表態的期望。這類表態，愈沒有道理支撐的，價值愈高，因為愈能示「忠」。無徵而信，無論是在天國裏還是在天朝裏，回報都特別豐厚。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李家傑言論見維基百科連結。《港人講地》編輯室文見該網站連網頁。張志剛文見此連結（原明報連結已失效）。
【註2】見「陳電鋸」的文章http://www.chainsawriot.com/archives/9292；此文用另一統計加權方法（iterative sample bootstrapping），算出梁特的平均評分為46.3，比鍾民調的47.5稍低。
【註3】關於離群數據，網文〈勿因蟲廢言〉 有很好的討論：http://aloneinthefart.blogspot.co.nz/2014/03/blog-post_15.html；作者指出，一般而言，問卷回應若不設有效頭尾限（例如100與0）而是可以正負很大數以至無限的話，離群數據才有明顯的潛在不良作用，應該剔除。文章分析頭頭是道，明顯很在行；其上篇更值得看。
【註4】「咕嚕肉」文章〈港大民研特首評分係「被拉高」還是「拉低」？〉，用典型香港話寫，解釋統計過程深入淺出，見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3/15/66322。不過，文章的加權評分分布圖所表達的概念不對──應該是加權在人而不是加權在分，雖然算出的總平均分一樣是對的。
陳電鋸：你玩統計，統計玩你 (二)
「六成合格」成為某文的重要理據，指平均分不能反映現實。除了 The Suffocated 指出有高達 280 人 (即 28% ) 給 50 分這個數額的問題，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這個六成數額是未經加權的。 HKUPOP 收回來的數據也有一般固網電話調查的問題，回應人士女的比男多，當中又以中、老年人士比率較人口普查結果為多1 ，這也是調查為何要加權的原因。
gp 第一個字是性別 ， 1 是男 2 是女，而第二個數字是年齡組，分別是 (1 = 18 至 29, 2 = 30 至 39, 3 = 40 至 49, 4 = 50 至 59, 5 = 60 至 69 ， 6 = 70 或以上 ) 。從上表可見，男士普偏評分的合格率低。整體而言，又以年紀較低的組群合格率低。
如上述六成以上合格率是未經加權，如果要加權，方法很簡單就是 sum(percentage * weight) 。最終得出的數字係:
58.13%
嗱，未夠 60% !
你可能會話，挑，四捨五入之後不就是 60% 嗎?
那麼， HKUPOP 給出的平均分 47.5 ，四捨五入之後不都也是 50 嗎? 為何又會有人大造文章?
另一個令我不解的問題是何以只針對 HKUPOP ?
香港其實有另一所大學有研究民意，她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HKIAPS ，行內簡稱「亞太所」)的電話調查研究室。她們是用近乎一樣的問題去問特首評分，與 HKUPOP 的分別是她們只在月中調查，故此只一個月發表一次。假如我將亞太所的結果和 HKUPOP 的結果配對一起，可以得出以下圖表。
兩者的升降幾乎是同步。2 兩所機構所得評分的 correlation 高達 0.904 。3 到底是兩所機構同樣不科學，還是兩所機構的方法太科學所以能夠互相複製 (reproduce) 對方的結果?
如果反對 HKUPOP 的人士真的只針對 HKUPOP 的研究方法，那麼他們都應開動傳媒機器炮轟同樣「不科學」的中大亞太所，才是公道。
注：
陳電鋸：你玩統計，統計玩你 (一)
嘩，突然人人關注統計，真係多得你喇，李家傑。網誌界也突然多人講起 R 這個「特定軟件」，我又可以順手賣下廣告：香港係有 Hong Kong R User Group 的，想學 R 可以加入。
既然人人都要講兩句，我無奶油執輸，我都要講下 HKUPOP 。
我用一個我認為肯肯定最「準確」的分析法去計出梁振英的評分，那些係人都識講的甚麼 outliers 的影響就變成 non-issue。
方法是用我最鍾意的 resampling technique 。 Algorithm 是這樣
步驟 1. 生成一個 random sample with replacement (bootstrap sample) ，這個 bootstrap sample 中那十二組受訪者（男、女 * 6 年齡組）都最少會有三人次入選。
步驟 2. 計算這個 bootstrap sample 十二組人各自的平均梁振英評分值。再以人口普查人口比例將十二組人的平均評分值組合一起，也即是加權，得出加權平均值 x 。
步驟 3. 重覆步驟 1 和步驟 2 一萬次，得出 x1, x2, x3… x10000 。再將以上一萬個數字計出 median 、 0.05% 及 99.95% Percentile 。1
結果如下：
bootstrap 值是 46.3 。
0.05% 至 99.95% percentile 是： 44.34 至 48.40 。
0.05% 至 99.95% percentile 是： 44.34 至 48.40 。
x 的 distribution 如下：
結論：經過以上分析去除 outliers 影響及經人口普查性別、年齡分佈加權後，數據顯示梁振英評分不過半。2
我全部數據及分析法在 github ，透明度高過行政會議討論發電視牌。
延伸閱讀：
Alone in the fart: 勿因蟲廢言（二）
蔡子強：沉默的罪疚
沉默的罪疚／文﹕蔡子強
【明報專訊】「歷史將會記下，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的過分沉默。」
（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馬丁路德金
奧斯卡最佳電影《被奪走的12年》
近日，走了去看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被奪走的12年》一片，那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一套電影。
故事背景是19世紀初的美國，當時南方各州實行奴隸制度，而男主角雖然是個黑人，卻較為幸運，住在北方的紐約，是一個自由人，受過良好教育，且拉得一手好的小提琴，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可謂生活無憂，過着一個中產階級優哉游哉、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世事無常，一天卻飛來橫禍，被人口販子綁架到了南方，抹煞掉他自由人的身分，當他是奴隸般販賣。在奴隸主的莊園裏，他與其他黑奴，一起過着悲慘的非人生活，男的做牛做馬，女的卻更糟，在勞動之餘，還會充當奴隸主的泄慾工具。更甚的是，他們被視作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奴隸主稍不如意，便把他們肆意鞭打和虐待，毫不憐惜，絲毫不把他們當作是人。
當面對不公時袖手旁觀
但《被奪走的12年》這齣電影，並不止於停留在批判奴隸制度這個層次，否則的話，我想它不一定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本片嘗試探討一個更深刻的主題，那就是：當面對身邊種種的不公義時，我們應否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袖手旁觀呢？
當男主角失卻自由後，旁邊的黑人對他的第一個忠告，就是要保持低調和沉默，並說這才是生存之道，否則的話，便會惹禍上身。
片中有一幕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男主角開罪了一名監工，被後者用繩圈着頸，吊在樹上，只能靠腳尖僅僅踮在泥濘上支撐。監工後來離開現場，這時四周有其他黑人出出入入，甚至有逗着小孩玩耍的，但卻偏偏都對男主角的困境和掙扎視若無睹，更遑論有人施以援手。最後，只有一個女人，偷偷走上前給他喝上幾口水，但又急急離開，生怕被人怪罪。
其實男主角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第二名主人脾氣火爆，動不動便鞭打黑奴發泄，而他只是在旁默不作聲。他知道這名主人色迷心竅，看中其中一名女黑奴，甚至半夜潛入黑奴宿處，把她帶出去外面泄慾，但男主角卻選擇裝睡，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It's my duty」
其實男主角本來是一個自由人，只是被人口販子綁架，所以如果有人能夠通知他老家的親人和朋友其下落，他們便能拿來證明文件把他營救。於是他試過幾次冒險開口，請別人施以援手，託人幫他送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名主人，這名主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一直善待男主角，第二次則是另一名滿口懺悔的管工，但最後他們都選擇的，不是袖手旁觀，便是索性出賣了他。
到最後，男主角又再次向人開口，那人想了一會，說其實他也很害怕，正當觀眾以為他也會選擇袖手旁觀時，不料那人接着說，但他還是會選擇幫忙，因為：「It's my duty」（這是我的責任）。
那只不過是一個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他之所以幫男主角，沒有大道理，只是平靜的一句：「It's my duty」，只因他認為，路見不平，拒絕沉默，這是每個人作為人理所當然的責任。
12年後，終於獲救返家，這位原本可以從此過回中產階級舒適生活的男主角，卻毅然踏上另一條路，他不單風塵僕僕，到各地演講，以自身經歷來揭示奴隸制度的邪惡，更身體力行，設立了「地下通道」，營救南方的黑奴。為何他要「攞苦來辛」呢？
我想，他那12年血淚斑斑的經歷，讓他學會設身處地的去想，讓他明白到沉默和袖手旁觀的罪疚。如果他返家後，便對南方的一切視若無睹，那麼他又跟當年那些他曾怨恨，不管他死活只是袖手旁觀的人，又有何分別呢？
選擇沉默讓你成了幫兇
美國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便曾經多番提醒大家，面對不公時保持沉默的罪疚。他說：
「當一個人接受罪惡，縱然是被動，但他的責任，跟那些主動參與其中的人，其實沒有兩樣。當一個人啞忍罪惡而沒有伸張正義，他就成了幫兇。」
（He who passively accepts evil is as much involved in it as he who helps to perpetrate it. He who accepts evil without protesting against it is really cooperating with it.）
這段說話，不是為片中黑人的遭遇和命運，下了一個最佳的註腳嗎？
馬丁路德金是史上其中一位討論沉默（silence）最多、最透徹的人權民運領袖，除了在黑人民權問題外，他在越戰這個議題上，也一樣討論到沉默的禍害。他說本來當國家開戰時，批評戰爭的禍害會被人認為是十分的不智，在拖國家後腿，甚至會反過來影響民權運動，但他卻認為保持沉默是一種背叛（silence is betrayal），堅持要打破沉默。
馬丁路德金論沉默
不錯，挺身而出，是有一定的代價，甚至有一定的風險，但馬丁路德金說：
「當有一天我們對重大事情沉默不語，這便是我們生命枯萎的開始。」
（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當大家面對不公義時過分沉默，只會讓自己的靈魂和道德內涵被掏空，讓自己變成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今天我們還能選擇沉默嗎？
今天，香港不公義的事差不多每天接踵發生，港視的牌照風波、新聞業持續受壓、在普選特首問題上中央「大石壓死蟹」……大家的無力感愈來愈重。
社會同時興起一種論調：「政治咁複雜，唔係我們這些普通人掂的﹗」、「我只不過係『女人仔』而已，不要同我講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討厭政治﹗」…… 於是大家用諸如此類的理由，來為自己眼見不公義時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提供了藉口。
今天香港也是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大時代，我們這一輩成長時曾經堅信不疑的核心價值，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
如果19世紀初的美國南方，那不容你輕易逞強的話，那麼在今天法制尚未完全崩壞的香港，大家又可以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拒絕聆聽自己的良知，迴避自己應有的立場嗎？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明報專訊】「歷史將會記下，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的過分沉默。」
（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馬丁路德金
奧斯卡最佳電影《被奪走的12年》
近日，走了去看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被奪走的12年》一片，那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一套電影。
故事背景是19世紀初的美國，當時南方各州實行奴隸制度，而男主角雖然是個黑人，卻較為幸運，住在北方的紐約，是一個自由人，受過良好教育，且拉得一手好的小提琴，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可謂生活無憂，過着一個中產階級優哉游哉、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世事無常，一天卻飛來橫禍，被人口販子綁架到了南方，抹煞掉他自由人的身分，當他是奴隸般販賣。在奴隸主的莊園裏，他與其他黑奴，一起過着悲慘的非人生活，男的做牛做馬，女的卻更糟，在勞動之餘，還會充當奴隸主的泄慾工具。更甚的是，他們被視作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奴隸主稍不如意，便把他們肆意鞭打和虐待，毫不憐惜，絲毫不把他們當作是人。
當面對不公時袖手旁觀
但《被奪走的12年》這齣電影，並不止於停留在批判奴隸制度這個層次，否則的話，我想它不一定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本片嘗試探討一個更深刻的主題，那就是：當面對身邊種種的不公義時，我們應否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袖手旁觀呢？
當男主角失卻自由後，旁邊的黑人對他的第一個忠告，就是要保持低調和沉默，並說這才是生存之道，否則的話，便會惹禍上身。
片中有一幕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男主角開罪了一名監工，被後者用繩圈着頸，吊在樹上，只能靠腳尖僅僅踮在泥濘上支撐。監工後來離開現場，這時四周有其他黑人出出入入，甚至有逗着小孩玩耍的，但卻偏偏都對男主角的困境和掙扎視若無睹，更遑論有人施以援手。最後，只有一個女人，偷偷走上前給他喝上幾口水，但又急急離開，生怕被人怪罪。
其實男主角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第二名主人脾氣火爆，動不動便鞭打黑奴發泄，而他只是在旁默不作聲。他知道這名主人色迷心竅，看中其中一名女黑奴，甚至半夜潛入黑奴宿處，把她帶出去外面泄慾，但男主角卻選擇裝睡，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It's my duty」
其實男主角本來是一個自由人，只是被人口販子綁架，所以如果有人能夠通知他老家的親人和朋友其下落，他們便能拿來證明文件把他營救。於是他試過幾次冒險開口，請別人施以援手，託人幫他送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名主人，這名主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一直善待男主角，第二次則是另一名滿口懺悔的管工，但最後他們都選擇的，不是袖手旁觀，便是索性出賣了他。
到最後，男主角又再次向人開口，那人想了一會，說其實他也很害怕，正當觀眾以為他也會選擇袖手旁觀時，不料那人接着說，但他還是會選擇幫忙，因為：「It's my duty」（這是我的責任）。
那只不過是一個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他之所以幫男主角，沒有大道理，只是平靜的一句：「It's my duty」，只因他認為，路見不平，拒絕沉默，這是每個人作為人理所當然的責任。
12年後，終於獲救返家，這位原本可以從此過回中產階級舒適生活的男主角，卻毅然踏上另一條路，他不單風塵僕僕，到各地演講，以自身經歷來揭示奴隸制度的邪惡，更身體力行，設立了「地下通道」，營救南方的黑奴。為何他要「攞苦來辛」呢？
我想，他那12年血淚斑斑的經歷，讓他學會設身處地的去想，讓他明白到沉默和袖手旁觀的罪疚。如果他返家後，便對南方的一切視若無睹，那麼他又跟當年那些他曾怨恨，不管他死活只是袖手旁觀的人，又有何分別呢？
選擇沉默讓你成了幫兇
美國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便曾經多番提醒大家，面對不公時保持沉默的罪疚。他說：
「當一個人接受罪惡，縱然是被動，但他的責任，跟那些主動參與其中的人，其實沒有兩樣。當一個人啞忍罪惡而沒有伸張正義，他就成了幫兇。」
（He who passively accepts evil is as much involved in it as he who helps to perpetrate it. He who accepts evil without protesting against it is really cooperating with it.）
這段說話，不是為片中黑人的遭遇和命運，下了一個最佳的註腳嗎？
馬丁路德金是史上其中一位討論沉默（silence）最多、最透徹的人權民運領袖，除了在黑人民權問題外，他在越戰這個議題上，也一樣討論到沉默的禍害。他說本來當國家開戰時，批評戰爭的禍害會被人認為是十分的不智，在拖國家後腿，甚至會反過來影響民權運動，但他卻認為保持沉默是一種背叛（silence is betrayal），堅持要打破沉默。
馬丁路德金論沉默
不錯，挺身而出，是有一定的代價，甚至有一定的風險，但馬丁路德金說：
「當有一天我們對重大事情沉默不語，這便是我們生命枯萎的開始。」
（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當大家面對不公義時過分沉默，只會讓自己的靈魂和道德內涵被掏空，讓自己變成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今天我們還能選擇沉默嗎？
今天，香港不公義的事差不多每天接踵發生，港視的牌照風波、新聞業持續受壓、在普選特首問題上中央「大石壓死蟹」……大家的無力感愈來愈重。
社會同時興起一種論調：「政治咁複雜，唔係我們這些普通人掂的﹗」、「我只不過係『女人仔』而已，不要同我講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討厭政治﹗」…… 於是大家用諸如此類的理由，來為自己眼見不公義時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提供了藉口。
今天香港也是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大時代，我們這一輩成長時曾經堅信不疑的核心價值，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
如果19世紀初的美國南方，那不容你輕易逞強的話，那麼在今天法制尚未完全崩壞的香港，大家又可以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拒絕聆聽自己的良知，迴避自己應有的立場嗎？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2014年3月12日 星期三
陳健民：如何防止 大多數人暴政與激情專制
陳健民﹕如何防止 大多數人暴政與激情專制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教授曾於本版發表過一篇〈民主是激情專制〉的文章，認為直選容易滋生偏見及執著，對不同意見及利益（特別是小眾）持敵對立場和打壓。他建議一種混合專制與民主的政體，以制衡激情的氾濫。文章發表不久，清華大學王振民教授又提出以提名委員會保留香港的精英政治，因為在普選中商界和專業人士都只佔少數，如果沒有提名委員會的平衡，香港便會變成福利社會，破壞資本主義。最近林鄭月娥亦為文建議參照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提名委員會，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雖然上述言論的重點不同，但都是對「大多數人政治」持負面態度。
民主制度有方法處理大多數人暴政
研究民主的學者都知道「大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是民主制度必須處理的問題，但這與王教授談的「激情專制」（tyranny of passion）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亞里士多德很早已經警告，在一個窮人充斥的社會，富人作為少眾會視民主為暴民政治，掠奪他們的財富和權力。Martin Lipset因此提出「現代化理論」，認為只有當經濟發展，中產階級擴大，階級結構從金字塔形轉變為鑽石形，富人對於暴民政治的恐懼才會減輕。
理論上，如果一個群體在某些議題上是小眾，在另一議題上卻站在大多數人那邊，我們便毋須擔心「大多數人暴政」的問題。只有當某些群體成為「恒久的小眾」（permanent minority）時，我們便不得不加以正視。但假如這個恒久的小眾指的是社會上的富裕階層，大家亦可稍安無躁。因為這個階層即使在選票中只佔少數，但卻有許多渠道影響民主制度的操作。最明顯的例子是龐大的選舉工程需要大量的政治捐款，財團可藉此影響政黨的政綱。即使當選以後，民主政府要發展經濟，亦不得不與財團衷誠合作。財團亦可透過商會及其他游說組織以至相關傳媒向政府施壓。西方民主表現出來的，是資本對民主影響太多而不是太少，民主是在鞏固而非衝擊資本主義。
熊彼得很早已指出現實的民主制度只不過是精英間權力轉移的遊戲，而C. Wright Mills在他的《權力精英》一書中就批判美國的民主只是操縱在少數的政治、大企業和軍事精英手上。亦因為西方代議民主走向精英化，直接民主與公共監督和參與成為重要議題。香港發展普選，要擔心的恐怕不是精英旁落，而是要思考如何不讓財團將民主綁架。譬如選舉經費的上限、是否容許電視政治廣告等問題必須小心研究，確保鈔票與選票的影響力得以平衡，才有機會調整特區現時一面倒的政經結構。
但假如「恒久的小眾」指的不是富裕階層，而是一些弱勢群體（譬如少數民族），「大多數人暴政」的問題可以非常嚴重。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個群體在大部分議題上都吃虧，對他們來說，民主只不過是在合理化大多數人對他們的壓迫。要保障少數的權利不受大多數人的侵犯，在民主選舉以外，我們便需要憲政去限制政府的權力。一般來說，是將公民的基本權寫在憲法上，無論議會的立法或政府的政策都不能牴觸。假如要修改這些憲法條文，往往要得到絕大多數（如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其實就是讓小眾有否決權。
但憲法亦只能保障最基本的權益，其他社會經濟政策仍然可以損害少數群體的利益。戰後許多殖民地國家在獨立時，由於採納英國那套強調「少數服從多數」的「西敏寺模式」（Westminster Model），結果造成國家分裂。因為不少這類國家當初成立時，是殖民者以強權將不同族群置於同一主權下。由於缺乏國族認同，少數族群在非殖民過程中寧願鬧獨立，而不接受另一族群以民主之名對他們進行統治，造成戰後一些新興民主局勢動盪。不過，民主的生命力亦見於其後發展出一種「共識模式」（以比利時、瑞士等作為楷模），透過大聯盟政府、下放權力至各族群、兩會制、比例代表制、多黨制等方式確保少數的聲音得到充分的尊重。Arend Lijphart在《Patterns of Democracy》一書中指出，如果一個社會沒有重大的種族、宗教、語言、政治等分歧（往往剩下階級的分野），大可實行兩黨制、單一制的西敏寺模式民主。但如果出現上述的重大分歧，就必須正視「大多數人暴政」問題，要設置更多權力制衡，實行「共識模式」。
香港已經是一個富裕社會，溫和的中產階級亦相對強大，討論「大多數人暴政」的問題實在有點太過陳腐貴族味。此外，香港在種族、宗教等領域的衝突亦不大，只是階級分歧以外，還有與北京親疏的問題。其實以西敏寺模式為本，吸收一點共識模式元素（如實行溫和的比例代表制，令議會出現四五個政黨），已可做到均衡參與。什麼功能團體、四大界別大可不必。
激情專制在獨裁國家其禍更甚
至於王卓祺關心的「激情專制」其實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且不一定在民主制度下發生。麥迪遜在聯邦人論文第10篇所針對的是代表多數或少數人的派系（faction），被共同的激情或利益所驅使，而損害其他公民的權利或整體社會的利益。王卓祺既理解到激情專制主要是直接民主的產物，而現代民主大都實行代議制，這種討論是否有點過時？不過激情專制既類近「民粹主義」此概念，在今天的中國和香港仍是值得關注。
民粹主義（populism）一詞仍未有統一意義，往往是指體制外的精英以鼓動群眾的激情來增加其政治資本。事實上，體制內的精英亦會用同樣手段去鞏固其統治。要推動民粹政治，首先是透過政治想像把支持者與敵人以「我者」和「他者」劃分，再予抹黑和打擊。民粹領袖須建構一些新的價值觀及身分去動員一些被邊緣化的群眾。由於這些新的價值觀未必能短時間內植根於群眾，民粹主義須依賴魅力型領袖，或是透過一些想像（包括拋出一個烏托邦）去動員群眾的情緒。
在民主制度下，民粹主義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阿根廷前總統貝隆以向窮人派錢、討好工會而三度當選；美國茶黨以極端的自由經濟理念鼓吹大量減稅、削減公共開支；一些歐洲新興的極右政黨亦被視為走民粹路線。但如麥迪遜所言，激情專制「損害其他公民的權利或整體社會的利益」，又怎及二次大戰前德國和意大利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對生命與財產的破壞？而在我們的國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浩劫，更是最典型的民粹主義，不單殘害萬千生命，更摧幾多人性中的美善！王教授關心民主制度下的激情專制並非毫無根據，只是更值得擔心的是獨裁者的激情專制！
這樣說，不代表民主制度毋須考慮從政者為討好大眾而推出一些有損社會長遠利益的措施。王教授在一系列文章羅列的管治問題，不少都是支持民主的學者提出來，以期改進這個人類的共同制度資產（讀一讀Larry Diamond的《The Spirit of Democracy》最後一章，便可見民主論者如何自我批判）。我只希望他明白，他點出許多民主的問題已被正視，而他看不到的，是同樣的問題在專制政權下更為糟糕。其實，為了防止「大多數人暴政」和「激情專制」，西方民主理論正在探索「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如何落實。和平佔中亦在這理念下於5月初舉辦全港商討日，以慎思明辯的態度討論政改方案。歡迎兩位王教授和林鄭參加！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倡議人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教授曾於本版發表過一篇〈民主是激情專制〉的文章，認為直選容易滋生偏見及執著，對不同意見及利益（特別是小眾）持敵對立場和打壓。他建議一種混合專制與民主的政體，以制衡激情的氾濫。文章發表不久，清華大學王振民教授又提出以提名委員會保留香港的精英政治，因為在普選中商界和專業人士都只佔少數，如果沒有提名委員會的平衡，香港便會變成福利社會，破壞資本主義。最近林鄭月娥亦為文建議參照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提名委員會，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雖然上述言論的重點不同，但都是對「大多數人政治」持負面態度。
民主制度有方法處理大多數人暴政
研究民主的學者都知道「大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是民主制度必須處理的問題，但這與王教授談的「激情專制」（tyranny of passion）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亞里士多德很早已經警告，在一個窮人充斥的社會，富人作為少眾會視民主為暴民政治，掠奪他們的財富和權力。Martin Lipset因此提出「現代化理論」，認為只有當經濟發展，中產階級擴大，階級結構從金字塔形轉變為鑽石形，富人對於暴民政治的恐懼才會減輕。
理論上，如果一個群體在某些議題上是小眾，在另一議題上卻站在大多數人那邊，我們便毋須擔心「大多數人暴政」的問題。只有當某些群體成為「恒久的小眾」（permanent minority）時，我們便不得不加以正視。但假如這個恒久的小眾指的是社會上的富裕階層，大家亦可稍安無躁。因為這個階層即使在選票中只佔少數，但卻有許多渠道影響民主制度的操作。最明顯的例子是龐大的選舉工程需要大量的政治捐款，財團可藉此影響政黨的政綱。即使當選以後，民主政府要發展經濟，亦不得不與財團衷誠合作。財團亦可透過商會及其他游說組織以至相關傳媒向政府施壓。西方民主表現出來的，是資本對民主影響太多而不是太少，民主是在鞏固而非衝擊資本主義。
熊彼得很早已指出現實的民主制度只不過是精英間權力轉移的遊戲，而C. Wright Mills在他的《權力精英》一書中就批判美國的民主只是操縱在少數的政治、大企業和軍事精英手上。亦因為西方代議民主走向精英化，直接民主與公共監督和參與成為重要議題。香港發展普選，要擔心的恐怕不是精英旁落，而是要思考如何不讓財團將民主綁架。譬如選舉經費的上限、是否容許電視政治廣告等問題必須小心研究，確保鈔票與選票的影響力得以平衡，才有機會調整特區現時一面倒的政經結構。
但假如「恒久的小眾」指的不是富裕階層，而是一些弱勢群體（譬如少數民族），「大多數人暴政」的問題可以非常嚴重。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個群體在大部分議題上都吃虧，對他們來說，民主只不過是在合理化大多數人對他們的壓迫。要保障少數的權利不受大多數人的侵犯，在民主選舉以外，我們便需要憲政去限制政府的權力。一般來說，是將公民的基本權寫在憲法上，無論議會的立法或政府的政策都不能牴觸。假如要修改這些憲法條文，往往要得到絕大多數（如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其實就是讓小眾有否決權。
但憲法亦只能保障最基本的權益，其他社會經濟政策仍然可以損害少數群體的利益。戰後許多殖民地國家在獨立時，由於採納英國那套強調「少數服從多數」的「西敏寺模式」（Westminster Model），結果造成國家分裂。因為不少這類國家當初成立時，是殖民者以強權將不同族群置於同一主權下。由於缺乏國族認同，少數族群在非殖民過程中寧願鬧獨立，而不接受另一族群以民主之名對他們進行統治，造成戰後一些新興民主局勢動盪。不過，民主的生命力亦見於其後發展出一種「共識模式」（以比利時、瑞士等作為楷模），透過大聯盟政府、下放權力至各族群、兩會制、比例代表制、多黨制等方式確保少數的聲音得到充分的尊重。Arend Lijphart在《Patterns of Democracy》一書中指出，如果一個社會沒有重大的種族、宗教、語言、政治等分歧（往往剩下階級的分野），大可實行兩黨制、單一制的西敏寺模式民主。但如果出現上述的重大分歧，就必須正視「大多數人暴政」問題，要設置更多權力制衡，實行「共識模式」。
香港已經是一個富裕社會，溫和的中產階級亦相對強大，討論「大多數人暴政」的問題實在有點太過陳腐貴族味。此外，香港在種族、宗教等領域的衝突亦不大，只是階級分歧以外，還有與北京親疏的問題。其實以西敏寺模式為本，吸收一點共識模式元素（如實行溫和的比例代表制，令議會出現四五個政黨），已可做到均衡參與。什麼功能團體、四大界別大可不必。
激情專制在獨裁國家其禍更甚
至於王卓祺關心的「激情專制」其實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且不一定在民主制度下發生。麥迪遜在聯邦人論文第10篇所針對的是代表多數或少數人的派系（faction），被共同的激情或利益所驅使，而損害其他公民的權利或整體社會的利益。王卓祺既理解到激情專制主要是直接民主的產物，而現代民主大都實行代議制，這種討論是否有點過時？不過激情專制既類近「民粹主義」此概念，在今天的中國和香港仍是值得關注。
民粹主義（populism）一詞仍未有統一意義，往往是指體制外的精英以鼓動群眾的激情來增加其政治資本。事實上，體制內的精英亦會用同樣手段去鞏固其統治。要推動民粹政治，首先是透過政治想像把支持者與敵人以「我者」和「他者」劃分，再予抹黑和打擊。民粹領袖須建構一些新的價值觀及身分去動員一些被邊緣化的群眾。由於這些新的價值觀未必能短時間內植根於群眾，民粹主義須依賴魅力型領袖，或是透過一些想像（包括拋出一個烏托邦）去動員群眾的情緒。
在民主制度下，民粹主義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阿根廷前總統貝隆以向窮人派錢、討好工會而三度當選；美國茶黨以極端的自由經濟理念鼓吹大量減稅、削減公共開支；一些歐洲新興的極右政黨亦被視為走民粹路線。但如麥迪遜所言，激情專制「損害其他公民的權利或整體社會的利益」，又怎及二次大戰前德國和意大利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對生命與財產的破壞？而在我們的國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浩劫，更是最典型的民粹主義，不單殘害萬千生命，更摧幾多人性中的美善！王教授關心民主制度下的激情專制並非毫無根據，只是更值得擔心的是獨裁者的激情專制！
這樣說，不代表民主制度毋須考慮從政者為討好大眾而推出一些有損社會長遠利益的措施。王教授在一系列文章羅列的管治問題，不少都是支持民主的學者提出來，以期改進這個人類的共同制度資產（讀一讀Larry Diamond的《The Spirit of Democracy》最後一章，便可見民主論者如何自我批判）。我只希望他明白，他點出許多民主的問題已被正視，而他看不到的，是同樣的問題在專制政權下更為糟糕。其實，為了防止「大多數人暴政」和「激情專制」，西方民主理論正在探索「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如何落實。和平佔中亦在這理念下於5月初舉辦全港商討日，以慎思明辯的態度討論政改方案。歡迎兩位王教授和林鄭參加！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倡議人
2014年3月7日 星期五
王卓祺：西方民主國家「善治」是經濟多於民主因素——回應陳健民教授「民主是善治之本」
王卓祺﹕西方民主國家「善治」是經濟多於民主因素
——回應陳健民教授「民主是善治之本」
【明報專訊】陳健民教授於2月24日發表〈民主是善治之本〉一文回應筆者較早前為文論及民主是興奮劑，對香港管治沒有用處的論點。陳教授認為筆者討論的概念有混淆之處，要加以釐清。他第一個要釐清的概念是良好管治之中，經濟績效只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政體認受性是基於一個矛盾統一的概念——制度有缺點但還是值得服從；但又要被公民批判，所以政府信任度往往偏低。筆者首先處理第二個較簡單的概念，才集中討論西方民主國家「善治」原因的問題。本文就陳教授的有關西方民主是善治之本的兩個概念加以討論。
不應太多意識形態解讀中國問題
陳教授提Juan Linz對政治認受性底線定義，就是政令得到服從。筆者對這一定義並沒有異議。筆者用跨國比較政府民望亦是引伸自這個概念。基於這一點，筆者並不明白中國民眾對政府有高度信任有何可質疑之處呢﹖假若中國要用大量資源做維穩，這是可以理解的。道理十分簡單，中國在高速發展之中一定會產生大量的社會問題，再加上有少數民族的分離活動；因此，要保持一個相對穩定局面，維穩是必須的。當然，筆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過有一點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會逐漸改善中國社會治理績效的。這一點筆者會在回應第一個概念之時，加以論證的。
至於所謂中國權貴送子女出國讀書，個人資產外流和移民問題，亦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之間，如西班牙最近面對大量移民外流的困境。這是否民主政體的缺失﹖以筆者掌握的資料，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吸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資金較多；現今世界是爭奪人才的比賽，與意識形態、政權沒有太大關係。據內地媒體報道，2013年超過30萬留學人員回國，比2008年的6.93萬多了3倍有多。我們不需要用太多意識形態解讀資金流動及移民潮吧！
筆者從文獻得出的初步結論是，西方民主國家善治之本，並不在於民主制度；反而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逐漸顯露出它的制度缺陷，到了一個不得不改革，但又不容易能自我改革的困境。筆者首先用數據證明管治與經濟的關係，亦以此證明陳教授所言西方民主國家的所謂善治，其實是經濟水平所賜，而非民主制度的優勢；然後再在理論上說出它的邏輯關係。簡單來說，是經濟水平所發揮的購買力變成個人自主解決生活、改善生活的能力。明白這個概念便明白聯合國HDI的作用是概念轉變而不是取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證據是若以績效來說，HDI是一個多餘的指數，用個人所得來量度亦是一樣的。
管治隨經濟發展而改善
有位澳洲學者Mark McGillivary，在聯合國推出HDI的時候，已經論證它是一個多餘的指數了。McGillivary以1990年HDI與人均所得的相關系數來驗證。他運算的部分結果如下：
‧GDP/GNP個人所得與HDI相關系數
‧所有國家（n＝119）＝0.913
‧發展中國家（n＝79）＝0.886
‧工業國家（n＝27）＝0.965
2005年，美國學者Miles Cahill亦發表文章，確認McGillivary 驗證HDI 是多餘指標的說法。
講完HDI再談談世銀的管治指標。有兩位研究醫療的學者Reidpath及Allotey用它來驗證與健康﹙以愛滋病病毒為例﹚的關係；但同時做了世銀全球管治指標與經濟水平（用個人所得做量度）的相關性。他們用2002年176個國家的樣本，得出兩者的相關性是0.88。根據Cahill的標準，0.7以上的相關系數已經可以證明新的一個元素是多餘的。
有智慧如諾貝爾得獎者亞瑪蒂．森一定知道HDI相對經濟水平沒有績效優勢。因此，陳教授批評筆者概念有問題——社工教授竟然用狹隘的發展主義作比較管治的指標——是不明HDI的原意。筆者並不責怪陳教授，他的專長不在社會政策。
筆者引用兩份研究的數據證明西方民主國家所謂「善治」，其實是它們經濟水平較高，與西方民主制度並沒有必然關係。即是說，﹙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只要發展經濟，管治自然隨物質資源富裕而有條件及時間加以改善的。Reidpath及Allotey的說法是管治成本是昂貴的。
良好管治是否西方民主促成的
從理論來說，國家的發展是有策略的，民主應該待經濟水平較高，才有條件。從這個角度看，香港是有條件發展民主，但是否西方式民主，則要弄清楚它的利弊才好。這個議題筆者會繼續探討。目前是解釋為何良好管治非民主制度促成的，本文透過拆解世銀全球管治指標的組成元素，講清講楚。
世銀管治指標有六方面，以下逐一談談它們與西方民主的多數決選舉、政黨政治及對抗性政治的關係：
（1）聲音及問責：西方民主因素，壞處是社會內耗，議而不決，為批評而批評。
（2） 政治穩定：並非制度內在因素，若是，便不會出現泰國、烏克蘭、埃及等民主政體選舉勝出總統或總理被政變或街頭運動推翻的苦惱。
（3） 政府有效性：由於要問責及透明，施政一定被拖慢；制度上效率會較威權或重績效政府差，這是民主政體的成本。
（4） 管治質素：並非民主政體內在優勢；非民主半民主政制如回歸前及現今的香港亦具備。多數決政治沒有績效邏輯。
（5） 法治：與民主政體沒有關係。它是另一個制度，由委任的智者組成的。香港沒有民主已有相對獨立的法治。
（6） 貪污控制：並非民主政體的內在優勢。印度及印尼在民主制度下貪污問題亦未有寸進。香港貪污問題是在代議政制發展前已大致解決。
從6個管治的組成元素來看，西方民主政體沒有制度優勢。反之，民主政體實踐上失了中庸之道，如問責變成不問情由的否決政治﹙香港「拉布」即一例﹚，民主便變成劣治。上述的簡要分析亦指出西方選票民主為何不能在制度上保證善治的原因；它們HDI高是由於經濟水平的問題。
發展什麼民主制度的問題
筆者回應陳教授善治兩個概念，可以看到西方民主的管治概念有「批判公民」的意念是好的，以防止政府弄權及欺壓公民。但現實是，香港半民主的政制是誰公開（包括遊行及網上平台）欺壓誰、誰醜化誰、誰用最卑鄙的言詞上誣衊政府高官及特首。如果這是西方民主的制度優勢及終極目標，請你坦白告訴我了。香港人是否應該追求這樣糟糕的願景呢！
當然，筆者提出對西方民主的質疑，並不表示威權或專制政權是完美的，這是邏輯上的謬誤。已如上文指出，良好管治是高成本，需要時間慢慢發展出來的。最近有一本新書值得一看，講政制中庸之道，書名為《二十一世紀智慧型管治》（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2012），作者之一Nathan Gardels是美國有影響力期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主編。另一位作者Nicolas Berggruen在3月1日的《經濟學人》有關西方「民主出了什麼錯」的專輯亦有提及他參與美國加州的Think Long委員會，為選票民主短視病開藥方。該書探討威權政府有目標及長期的制度能力優勢如何結合民主政體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產生有績效及問責的結果。對於民主還抱有理想之士，是否應正面回應筆者的質疑，並提出如何改善西方民主政體的建議。今天的西方民主政體真是病了，它的優點不再是不講自明的！
作者為中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回應陳健民教授「民主是善治之本」
【明報專訊】陳健民教授於2月24日發表〈民主是善治之本〉一文回應筆者較早前為文論及民主是興奮劑，對香港管治沒有用處的論點。陳教授認為筆者討論的概念有混淆之處，要加以釐清。他第一個要釐清的概念是良好管治之中，經濟績效只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政體認受性是基於一個矛盾統一的概念——制度有缺點但還是值得服從；但又要被公民批判，所以政府信任度往往偏低。筆者首先處理第二個較簡單的概念，才集中討論西方民主國家「善治」原因的問題。本文就陳教授的有關西方民主是善治之本的兩個概念加以討論。
不應太多意識形態解讀中國問題
陳教授提Juan Linz對政治認受性底線定義，就是政令得到服從。筆者對這一定義並沒有異議。筆者用跨國比較政府民望亦是引伸自這個概念。基於這一點，筆者並不明白中國民眾對政府有高度信任有何可質疑之處呢﹖假若中國要用大量資源做維穩，這是可以理解的。道理十分簡單，中國在高速發展之中一定會產生大量的社會問題，再加上有少數民族的分離活動；因此，要保持一個相對穩定局面，維穩是必須的。當然，筆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過有一點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會逐漸改善中國社會治理績效的。這一點筆者會在回應第一個概念之時，加以論證的。
至於所謂中國權貴送子女出國讀書，個人資產外流和移民問題，亦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之間，如西班牙最近面對大量移民外流的困境。這是否民主政體的缺失﹖以筆者掌握的資料，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吸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資金較多；現今世界是爭奪人才的比賽，與意識形態、政權沒有太大關係。據內地媒體報道，2013年超過30萬留學人員回國，比2008年的6.93萬多了3倍有多。我們不需要用太多意識形態解讀資金流動及移民潮吧！
筆者從文獻得出的初步結論是，西方民主國家善治之本，並不在於民主制度；反而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逐漸顯露出它的制度缺陷，到了一個不得不改革，但又不容易能自我改革的困境。筆者首先用數據證明管治與經濟的關係，亦以此證明陳教授所言西方民主國家的所謂善治，其實是經濟水平所賜，而非民主制度的優勢；然後再在理論上說出它的邏輯關係。簡單來說，是經濟水平所發揮的購買力變成個人自主解決生活、改善生活的能力。明白這個概念便明白聯合國HDI的作用是概念轉變而不是取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證據是若以績效來說，HDI是一個多餘的指數，用個人所得來量度亦是一樣的。
管治隨經濟發展而改善
有位澳洲學者Mark McGillivary，在聯合國推出HDI的時候，已經論證它是一個多餘的指數了。McGillivary以1990年HDI與人均所得的相關系數來驗證。他運算的部分結果如下：
‧GDP/GNP個人所得與HDI相關系數
‧所有國家（n＝119）＝0.913
‧發展中國家（n＝79）＝0.886
‧工業國家（n＝27）＝0.965
2005年，美國學者Miles Cahill亦發表文章，確認McGillivary 驗證HDI 是多餘指標的說法。
講完HDI再談談世銀的管治指標。有兩位研究醫療的學者Reidpath及Allotey用它來驗證與健康﹙以愛滋病病毒為例﹚的關係；但同時做了世銀全球管治指標與經濟水平（用個人所得做量度）的相關性。他們用2002年176個國家的樣本，得出兩者的相關性是0.88。根據Cahill的標準，0.7以上的相關系數已經可以證明新的一個元素是多餘的。
有智慧如諾貝爾得獎者亞瑪蒂．森一定知道HDI相對經濟水平沒有績效優勢。因此，陳教授批評筆者概念有問題——社工教授竟然用狹隘的發展主義作比較管治的指標——是不明HDI的原意。筆者並不責怪陳教授，他的專長不在社會政策。
筆者引用兩份研究的數據證明西方民主國家所謂「善治」，其實是它們經濟水平較高，與西方民主制度並沒有必然關係。即是說，﹙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只要發展經濟，管治自然隨物質資源富裕而有條件及時間加以改善的。Reidpath及Allotey的說法是管治成本是昂貴的。
良好管治是否西方民主促成的
從理論來說，國家的發展是有策略的，民主應該待經濟水平較高，才有條件。從這個角度看，香港是有條件發展民主，但是否西方式民主，則要弄清楚它的利弊才好。這個議題筆者會繼續探討。目前是解釋為何良好管治非民主制度促成的，本文透過拆解世銀全球管治指標的組成元素，講清講楚。
世銀管治指標有六方面，以下逐一談談它們與西方民主的多數決選舉、政黨政治及對抗性政治的關係：
（1）聲音及問責：西方民主因素，壞處是社會內耗，議而不決，為批評而批評。
（2） 政治穩定：並非制度內在因素，若是，便不會出現泰國、烏克蘭、埃及等民主政體選舉勝出總統或總理被政變或街頭運動推翻的苦惱。
（3） 政府有效性：由於要問責及透明，施政一定被拖慢；制度上效率會較威權或重績效政府差，這是民主政體的成本。
（4） 管治質素：並非民主政體內在優勢；非民主半民主政制如回歸前及現今的香港亦具備。多數決政治沒有績效邏輯。
（5） 法治：與民主政體沒有關係。它是另一個制度，由委任的智者組成的。香港沒有民主已有相對獨立的法治。
（6） 貪污控制：並非民主政體的內在優勢。印度及印尼在民主制度下貪污問題亦未有寸進。香港貪污問題是在代議政制發展前已大致解決。
從6個管治的組成元素來看，西方民主政體沒有制度優勢。反之，民主政體實踐上失了中庸之道，如問責變成不問情由的否決政治﹙香港「拉布」即一例﹚，民主便變成劣治。上述的簡要分析亦指出西方選票民主為何不能在制度上保證善治的原因；它們HDI高是由於經濟水平的問題。
發展什麼民主制度的問題
筆者回應陳教授善治兩個概念，可以看到西方民主的管治概念有「批判公民」的意念是好的，以防止政府弄權及欺壓公民。但現實是，香港半民主的政制是誰公開（包括遊行及網上平台）欺壓誰、誰醜化誰、誰用最卑鄙的言詞上誣衊政府高官及特首。如果這是西方民主的制度優勢及終極目標，請你坦白告訴我了。香港人是否應該追求這樣糟糕的願景呢！
當然，筆者提出對西方民主的質疑，並不表示威權或專制政權是完美的，這是邏輯上的謬誤。已如上文指出，良好管治是高成本，需要時間慢慢發展出來的。最近有一本新書值得一看，講政制中庸之道，書名為《二十一世紀智慧型管治》（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2012），作者之一Nathan Gardels是美國有影響力期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主編。另一位作者Nicolas Berggruen在3月1日的《經濟學人》有關西方「民主出了什麼錯」的專輯亦有提及他參與美國加州的Think Long委員會，為選票民主短視病開藥方。該書探討威權政府有目標及長期的制度能力優勢如何結合民主政體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產生有績效及問責的結果。對於民主還抱有理想之士，是否應正面回應筆者的質疑，並提出如何改善西方民主政體的建議。今天的西方民主政體真是病了，它的優點不再是不講自明的！
作者為中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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