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健民﹕投票是為了取回應有的尊嚴

【明報專訊】有很多理由令我對應否參與6．22投票感到猶豫。

首先，我不認為沒有公民提名便等於沒有真正普選，也傾向認同大律師公會視它為不合乎《基本法》的判斷。選票也沒有反對這個選項，只有模稜兩可任人演繹的「棄權」一項，對支持其他方案的人來說，根本沒有清楚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我也不知道何謂違反「國際標準」，這不是說我否認對普選安排確實存在國際公認可接受的普遍做法，而是不知道假如出現爭議，應該誰來判定。我並不贊同佔中運動以外國專家評定是否合乎「國際標準」做法，我甚至認為政制設計關鍵反而在於各種限制是否合理、能否容許自由選擇、以及如何符合公眾因現有選舉經驗而形成的合理預期等。我更加不信任個別行事偏執作風可疑，打着民主、人民利益旗號卻不知是正是邪的政治團體，也絕對不想壯大他們的聲勢。

但我最終還是投了票，因為我只是想向北京說一句：我就是不服氣。

我所不服氣的，是《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白皮書》那份君臨天下泰山壓頂的勢態，北京似乎要告訴港人，關於香港的命運和未來，只能默默接受中央指定的結局，不可置疑。《白皮書》的發表時機，也好像向挑戰給中央「找麻煩」叫陣，叫他們即管放馬過來，北京早已大局在握，任你聲音再大怒火再盛，在她眼中也是無關宏旨。但其實大多數港人並沒有這個心思和意向，要每天想着如何與北京鬥爭過你死我活，但大家只是對牽涉自己和下一代福祉的事情，有些話想說。所以，我們不明白中央為何需要這樣殺氣騰騰咄咄逼人。《白皮書》內容了無新意，但卻有對所謂愛國陣營有吹響戰號的效果。中央清楚無誤地再次統一口徑，識時務者自然馬上前仆後繼急於和應，甚至層層加碼唯恐跟不上大隊，令社會氣氛更形肅殺。我們看在眼裏，《白皮書》就是要收「滅聲」效果，但在大家熟悉的香港中，忍氣吞聲並不是我們的習慣，也不是彼此渴求的生活方式。

為何不可探討《基本法》條文修改？

我更不服氣的，是中央對事事動輒無限上綱，把任何看不順眼的事情無限放大，以偏概全。我個人主張應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去討論政改，這當中有很多實際考慮，因為這樣做大概可以避開很多爭議，能取得共識的可能性較大。但這並不表示任何人對《基本法》現有安排有所質疑的想法，都應被視為大逆不道，要一棍打死。法律當然是政治體制背後價值的體現，但也有其工具性。《基本法》有關政制部分的條文，最終的目的是要維持特區的有效施政長治久安。但要知道有關的安排，是以港英30年前的政治制度（功能組別、限制選舉）為基本，再加以若干修改而成的。這些原則，成為了九七後提名委員會、選舉委員會以至立法會構成的基礎。但這些確立於30年前的判斷，是否能夠解決當前的問題，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甚至質疑。我不否認有些人是借此挑戰中央權威，但假如是基於客觀分析認為有關法例是不合時宜，不能處理眼前的政治需要，又為何不可探討條文修改的可能性，為什麼不可想想原有構思以外的安排是否可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又何嘗不是出現過4部憲法，1982年沿用至今的一部，不是也經歷了多次重大修改嗎？《基本法》不是也有列明修改條文的程序嗎？這就說明，對現行安排提出質疑甚至是要求有所改動，是我們憲制所容許的。中央可以指出這種想法不切實際，既不符合原先立法的意願，現實上也因牽涉修改《基本法》，無可能在一兩年內完成，因此根本無助解決當前2017年的選舉問題，但絕對不必將它粗暴地定性為反抗中央，動輒以敵我矛盾的態度對待。至於其他的「勾結外部勢力」、「港獨抬頭」等說法更是對港人無理取鬧、捕風捉影的指控。

公眾對這次投票的熱情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對中港矛盾、特區管治失衡以至中央對港政策不滿情緒的總體宣泄。激進派可能認為箇中反映群眾革命情緒高昂，抗爭活動可以升級，但我並不苟同。縱然我們看到很多「終極決戰」、「自己香港自己救」等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但這種低成本低風險的政治表態，能否準確反映出公眾身體力行、投身社運的決心，我認為中間仍然存有很多變數，不少人對激進主張也仍然抱有觀望態度。但即使如此，市民要求被重視被尊重，渴求民主公平制度的意向卻是清晰的。假如他們這些聲音一而再地被忽視被壓制，即使大多數人不會上街、不會以更激進的方式去衝擊建制，他們也可能會對愈趨激進的行為更為接受、默許，甚至是支持。情况就如令特區政府束手無策的「拉布」一樣，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會對此感到煩厭。但願意對此予以批評、反對的聲音並不強烈。原因並不是大家害怕激進派的攻擊報復，而是社會上愈來愈多意見認為，我們的制度已不能反映民意。所以，逐漸形成了一個僵局，就是市民不想看見拉布，但又怕倘若支持建制派修例使議會更易「剪布」，長遠會令市民的意見更不受重視。就是說，大多數人心存不滿，即使不會拋頭顱灑熱血走出來投身革命，但無言的抗爭、刻意的沉默，同樣可以對管治造成損害，一樣可以產生政治效果。這些「弱者」的消極抵抗，用防暴隊解放軍便可以壓下來嗎？這種民心已死的敗局，真是可以更強硬的手段挽回嗎？

社會仍存在互諒互讓的訴求

我相信大部分市民不是要你死我活的中港對抗，而只是希望可以取回應有的尊嚴，在關乎個人福祉利益的關鍵問題上有發言權，也絕不會接受由領導說了算的一套。但「有商有量」絕不是水月鏡花，也不需要什麼無謂飯局、內地訪問的公關動作。我絕對相信在眼前的政治死局中，仍有不少人渴求和解，努力找尋出路。在政改爭議兩極分化的表象下，我深信社會仍然存在互諒互讓的訴求。大部分香港人要求的，只是當權者不要把我們逼向死角，容許多一些理性討論、解決問題的空間。誰應該走出第一步我不知道，但假如特區政府在總結政改諮詢的報告中，能忠實而準確地向中央反映港人主流意見，多一點從香港角度想問題，也許是一個良好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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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