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傑﹕什麼是公共利益？

【明報專訊】什麼是公共利益？相信這是當下香港社會最讓人煩惱的問題。發展新界東北新市鎮、增加樓房及土地供應，是否算是公共利益？還是不遷不拆、捍衛香港農村、農業和農民（「三農」）的生存權，才是長遠的公共利益？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去審議議案，還是「拉布」，才是維護香港社會的公共利益？

每當社會出現爭議，公共利益一詞的詮釋，可說是兵家必爭之地。惟當各路政治力量和社會組織都爭取「代公共利益立言」時，輿論是如何呈現公共利益？這關乎人類社會是如何理解「公共」這概念，繼而再推論哪些利益算是「公共利益」。

「公共」的概念，源於群體對個人施加的影響力。從較寬鬆的定義，一個族群或一條村落的民風習俗，以至是對個人行為有所約束的流言耳語，某程度上可算是早期人類社會所呈現的「公共論述」。例如，有些事情不是自己和家人可以解決和決定的——婚嫁要按部落長老的安排、資源分配要按某種形式的集體議決而行、和鄰家女孩來往會被「講閒話」等。當人們漸漸意識到群居的一些規範，而這些規範的影響力把群居生活，與自己的個人及家庭生活分開起來，便漸漸產生「公」與「私」的想法。

「公共」的三重解讀

隨着社會變遷，「公」的範圍愈來愈大：由村莊和部落，延伸至慢慢形成的公權力單位：城鎮、城邦、聯邦、帝國、民族國、共和國，以至是國際組織和輿論。歷史和社會變化，讓「公共」的含意汲取了不同時代和文化情景的元素，並產生不同的政治操作方法。粗略總結來說，「公共」可有三重解讀。

其一，「公共」有「真理愈辯愈明」及「啓蒙社會」的意味。這源於不同年代的哲人如何理解「公共意見」——即是如今所說的民意。「意見」可以是主觀、偏頗和自私的看法。「意見」如果要成為「公共意見」，則要經歷公開辯論、接受他人觀點的挑戰，並以理服人，那才是客觀、理性、通用於社會的意見。由於「公共」表示了經過理性、公開辯論而提煉出的「知識」，故此當權者及全社會都有道義要聆聽及回應。

其二，「公共」代表了「多數人的看法」和「少數服從多數」的意思。這跟工業革命後的都市化（Urbanization）及形成大眾社會（Mass Society）息息相關。密集的城市群居生活、公民社會組織出現、投票制度慢慢形成，促成了「數人頭」式的「公共」概念。一方面，公民社會組織成了集結人民意見、代民發聲的單位，其代表性跟會眾數目不無關係。此外，投票制度漸成表達人民意願的做法，其後亦結合市場學的概念和技術而發展為民意調查。於是，意見分佈中的大多數，便成為對「公共」的另一種理解。

其三，「公共」也可代表了「曝光率」和「知名度」。這源於傳媒以至新媒體的社會影響力日增。大眾傳播媒介的興起，使「公共」漸漸演變為一種人們透過媒體影像所理解的社會。因此，在媒體中曝光愈多的人和事，便成為家喻戶曉的「公共人物」和「公共事務」。然而，隨着新媒體日益發達，社會界定「曝光率」和「知名度」的標準，也出現難以捉摸的變化。

我無意、也無法窮盡學理上對「公共」的解說。不過，上文3種對「公共」的詮釋，影響了當下社會如何理解和表達「公共利益」。「以大多數市民的福祉為依歸」、「數十萬投了票、上了街的市民」等說法，跟上文第二項以「數人頭」、「少數服從多數」去定義「公共」，可謂如出一轍。「公共利益」即是多數人的利益和意願，又或能使整個社會得到最多幸福的方法。選舉投票人數、民意調查的意見分佈，集體行動的參與人數等，都是呈現這種「多數人」意願的分析資料。因此，民意調查的準確度、投票結果和遊行人數的解讀，往往成了不同政治力量的爭辯之處，務求把「多數人」的定義詮釋為有利己方的說法。

當然，「少數服從多數」並非唯一詮釋「公共利益」的方法。事實上，即使是民意調查和選舉結果，往往也不能平息社會抗爭和政治衝突。大家總會見到有團體以「打逆境波」的信念堅持要改變社會，相信透過持續的對話、組織、辯論、教育工作，以至抗爭手法，終可使社會明白其綱領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這正是不少社會運動組織、壓力團體和政治力量的信念——叫醒沉睡和吵醒裝睡的人。即使這刻的主流社會不明白我、大多數人不支持我、民意調查結果不利於我、選舉結果時不我與，仍相信堅持可改變社會。這跟把「公共」理解為「啓蒙社會」的思想很類近。

此外，大家常見的「政治化妝」，應對傳媒公關技巧，爭取傳媒曝光率的招式（由記者招待會以至在電視鏡頭前的肢體語言），公關形象策略，如何把自己所爭取的權益詮釋為公共議題以吸引傳媒採訪，政團、組織或社會運動安排代言人等，則與「曝光率」、「知名度」，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公共形象」有密切關係。這些都影響議題能否成為「公共利益」——能否把自己所爭取或打算推行的事，轉化為讓社會廣為人知，並且予以認同或同情的民情。誠如上文所言，新媒體漸漸發達，使何事或何人能得到「曝光率」、「知名度」及建立正面公共形象，多了很多難以預測的變數。

「公共」的不同含意，使社會對「公共利益」呈現多種解讀和詮釋的方法和理據。這使現代社會討論「公共利益」時出現各種可能，其政治操作方法也可千變萬化。什麼是公共利益的問題，在不同時空的社會，都會有不同的答案。這些答案反映了人們在該時間下是如何理解「公共」——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概念、以「啓蒙社會」的理念，還是以最得人心的公共形象，來定義公共利益。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王慧麟﹕司法有曙光？

【明報專訊】兩周前，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主演蹩腳秀，強行通過東北前期撥款。在這場投票攻防戰之中，吳亮星算是交足功課，讓議案通過，但過程之粗疏，確實令市民大開眼界。

事後，有議員提到要搞司法覆核云云，亦有議員質疑其有違反議事規則之嫌。後來，事情不了了之。但相信有關議員亦應明白，根據過往判例，如Cheng Kar Shun & Anor v. Honourable Li Fung-ying & Ors [2009] 4 HKC 204，法院基本上不會干預立法會內部事務，除非該等事務違反《基本法》。在Chan Ka Wah v HKSAR （CACV126/2011）的上訴案件裏，上訴法官夏正民同意高院法官的判決，不同意給予申請人的司法覆核申請。其中一個原因，是財委會的決定是立法行為，不能司法覆核。法院的原則如此明確，相信立法會法律顧問相當清楚，而任何早前大喊司法覆核的議員們，相信亦心中有數。所以，在事件發生後叫什麼司法覆核，相信是宣示政治立場居多。

法院不干預立法機關，是英國普通法的傳統。這源於國會至上論，即國會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國會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有民意授權，其立法行為有民意基礎，在權力分立的原則下，不應受法院約束，况且，傳統以來，法官是由大法官推薦委任，缺乏民意授權，在國會至上論之下，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機關之行為，沒有理由要受到沒有民意授權的法院所約束。

這個普通法傳統，及其背後的脈絡，都在香港適用，當然亦有變化。因為1997年之後，香港的政治體制源自基本法，行政、立法、司法系統的權力由基本法賦予，同1997年前的殖民地體制有所不同。像國會至上論這些英國獨有的憲法傳統，理應不適用。但法官在上述Cheng Kar Shun案指出，在有成文憲法的普通法地區如巴哈馬，由於政治體制由憲法賦予，情况與英國不同，但其原則之修正，由彰顯國會至上，轉為彰顯憲法至上，而基本原則，即是司法不干預立法，則不會有轉變。

這個說法，表面上合理。但竊以為其精髓在於民意授權。國會至上論有其獨特之歷史發展而成，但核心的價值是民選國會。同樣，法官援引之巴哈馬案例，其有實權之下議院，都是由民選產生，至於上議院即使是由當地總督委任，而議席分配必須反映下議院的政治分佈，執政黨成員佔多數。換言之，當法官談論普通法原則之時，有沒有花足夠篇幅來討論，香港立法會既然是「半桶水」的民主，議席分佈不能充分反映民意授權，法院引用一些前殖民地獨立後的民主國家案例，以至源自英國國會至上論的原則來處理針對立法會的司法覆核，又是否完全合理呢？

司法覆核權該伸延到哪裏？

這裏指涉更深一層的問題，究竟法官處理司法覆核的時候，其覆核的權力該伸延到哪裏呢？舉例，假如立法會的行為（act）或者決議的過程，雖然表面上符合程序，但議員在基本法下獲得保障之表達意見自由權利受到不合理的剝奪，難道法院就不應干預嗎？又例如，議員在沒有主席按議事規則要求議員離席之下，遭保安抬走，甚至保安不讓他重新進入會場，那麼保安在可能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之同時，又有沒有違反基本法保障之意見表達自由，以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權利呢？假如法院採取立法會之行為不受司法覆核的約束，則可能在上述之情况下，議員的發言權及人身自由就受到無理剝奪了。

於是，假如法院認為，既然國會至上論已隨着九七之後而逝，取而代之是基本法至上論，那麼法院是否應體現基本法內，賦予人民之權利（特別是39條之國際人權標準），而不是因為所謂權力分立而自我約束呢？

學者Geary, Jago 及Morrison在其書中提到，英國（嚴格來說是指英格蘭）的司法系統，表面是司法獨立，實際上是相當政治化。按學者Griffith及他們說法，在20世紀初至70年代，所謂法院不干預行政部門的普通法原則，背後更多的是政治理由。其中一個突出的原因，是首相委任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的時候，往往傾向委任立場親政府，不會對政府的改革方案說三道四的人選。由於大法官操縱法官升遷任命大權，其效果往往是與政權思維接近（或曰保守）之法官擔任，由他們處理針對行政部門之司法覆核案件，往往傾向不干預。

Geary, Jago 及 Morrison 認為，以上傾向，在1998年英國通過人權法之後，出現比較大的變化，主要原因是人權法引入歐洲人權公約，而歐洲人權公約的相關案例，亦引入法院訴訟，加上英國樞密院（實際上是上議院法官兼任），往往亦有處理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的有關的憲法人權保障，於是這些歐洲人權法律，以至國際人權法律的解釋及原則，亦一併帶進法院，令英國法院在處理各類案件，包括司法覆核，慢慢轉變為體現人權作為案件的訴訟主軸。

法院司法化

如此，法院在體現人權，還提出司法覆核人士一個公道的話，其判決難免衝擊公共政策，例如少數族裔有沒有因宗教理由戴頭巾上學的訴訟，已經影響教育及宗教政策。這些就是二三十年來所謂的「司法化」（judicialisation）之現象。即是說，一批勇進的大法官所帶領下的法院，以司法之名，介入政治以及公共政策，以體現憲法所保障的人權。

綜合學者 Kapiszewski , Huneeus, Couso及Sieder所述，司法化大致有指涉3種形態：其一，一些法律的觀念、原則、方法以至術語等，滲入社會各階層，成為公共場域之語言（例如程序公義，基本上一個中學生大概都曉得）； 其二，法院之判辭及決定，體現社會及經濟權利，從而影響公共政策以至政府決策（例如房屋權）；其三，法院之決定影響政治，當然包括高層政治以及一般政治，例如公務以至政治人員委任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亦願意，甚至主動透過法院（例如釋憲）以「插手」，或曰體現憲法內之政治權利。

拉丁美洲經驗看到，遇到行政不彰，政治爭拗導致政局廢弛，國會失救之情况下，人民無法透過正常政治體制來爭取權益，他們主動或者被迫透過法院，伸張正義，以期達到改革經濟及社會政策之目標。但是，這些都需要法官願意承擔此「責任」才成，亦願意改變原有的自我約束，盡量不干預行政及立法機關，只會埋首法律字面解釋的觀念才成。學者Couso就提到，拉丁美洲過往幾十年出現愈來愈多司法化的現象，背後的推手，是有一批法學者提出接近美國的憲法觀念，當然這些外來的憲法觀念亦需要有本土因素及再造，既衝擊固有保守之觀念，亦對改變法官觀念，讓其思想鬆綁，走向勇武進取有莫大關係。

說到這裏，香港終審法院亦有司法化的現象，比如W案件讓跨性別人士有婚姻權（W v Registrar of Marriage [2013] HKCFA 39），亦有案件指出申請綜援的居港7年之限制違反基本法（Kong Yun Ming v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FACV No. 2 of 2013），都是體現經濟及社會權利的比較正面的發展。但是，其他的部分仍然相對保守。近幾個月，立法會財委會會議吳亮星被指「夾硬來」，立法會大主席「剪布」的權限，新界東北發展示威陸續有人被捕，七一預演佔中有511人被扣留部分要負刑責，方方面面都挑戰市民權利的底線。這些案件，假如有議員申請司法覆核，或者有市民因之被控非法集結，按照法律書本上的原則及認知，這些人士打贏官司的機會很低，相信凶多吉少。在市民大眾仍然相信司法的時候，我們至少希望有勇進的法官，站在保障人權的高度，推進司法制衡行政專制及立法專橫之界線，不懼司法化的指控，抵擋正在加速流失的自由，捍衛我城。我不期望個個法官像南非前大法官Albie Sachs那麼勇進，但至少在如此政治高壓及肅殺的社會氣氛下，讓市民看到一點曙光吧！

◆延伸閱讀

1.Adam Geary, Robert Jago and Wayne Morrison (2008), The Politics of Common Law – Perspectives, Rights, Processes, Institution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Javier Couso, Alexandra Huneeus and Rachel Sieder (2006), Cultures of Legality: Judicializ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呂大樂﹕解讀「佔中」近况

【明報專訊】近年很多年輕人都在問：七一遊行過後，又怎麼樣？

對參與者來說，未能在短期之內見到行動的成效，而感到不耐煩，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問題是：在現實的政治環境裏，社會與政府的關係通常都並非前者動員起來，對後者造成猛烈的撞擊，然後當權者不得不立即回應、讓步，以免陷於更深的危機那麼簡單。這種「社會對抗政府」的政治互動，只是眾多帶來政治、社會、制度轉變的方式的其中一種。更重要的是，所謂政治危機、制度崩潰的狀况，也並不是大家主觀期望中那麼容易發生的事情。事實上，崩盤式的變天是非常規的、不常見的狀態。群眾當然可以對此保持希望，但是如果因為未能見到這種期待中的巨變，便開始怪罪於有人不夠堅定、行動未夠激烈、又或者群眾未夠團結，將注意力轉移到一個社會運動的內部因素（例如領導出現問題）的話，那是一個社會運動走向分裂的先兆。這是大型社會運動的常見現象，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之後，便轉為一個內向的運動，花很多氣力去「捉鬼」（誰背叛了革命？），而忘記了它原來還有很多群眾尚未爭取過來。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關鍵不在於鬥爭路線把持不住，而是它開始滿足於面對已有的群眾基礎，在運動的純潔性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反而忽略了仍有需要去爭取更多支持群眾的重要性。

坦白說，我並不是「佔中」的支持者，只是一直在旁邊觀察，覺得有一些看法應該拿出來討論。首先，多得北京的「錯愛」，「佔中」被視為一個激進的社會運動。一經定性，本地低水平的親中力量全面發動起來，乘機拿一點幫助維穩的好處，吵得煩厭非常，令一般市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事情將會波及無辜，有所提防。就在這樣的一個吵吵嚷嚷的過程之中，很多都忘記了很基本的一點——就是「佔中」的最大威力，不在於佔領的動作（一是警方要清場，原來並不困難；二是市民對於維持正常上班秩序，似乎相當接受，7月2日清晨的清場行動未必會贏得掌聲，但基本上也沒有很大的反對聲音；如此這般，日後假如真的要動手，必須出師有名，兼且需要社會氣氛配合），而是它的感召力。作為一個（至少在形象上）無私的、宣揚愛與和平的、（因經過反覆商討）理性的運動，再加上參與者願意承擔政治風險，手無寸鐵的來反抗一個明顯遏抑民主政治的政改方案，會令它的對手顯得很難看、不光彩。它的致命「武器」是將對手的真正政治面貌公諸於世，藉此造成一個尷尬的處境，爭取一線改變的希望。

激動分子誤讀佔中意思

跟以上所講有關，我的第二點觀察是「佔中」並非好些激動分子所期望的一場跟北京的終極決戰。「佔中」運動裝起一個有可能以佔領行動來攤牌的姿勢，目的是爭取談判的空間，而不是要來一場決鬥。激動分子（包括那張激動的報紙）將很多「佔中」本來沒有的元素投射到運動的身上，以至整個運動發展至今，出現了一些十分古怪的狀况——例如作為動員的口號變為一些參與者的立場，所謂情願原地踏步也不要沒有公民提名的特首選舉，或者可以是發動群眾的口號和以為可以嚇怕對手的一個姿勢，但卻很難可以是真正的政治談判的底牌。激動分子過分熱情，一廂情願地希望將「佔中」轉變為他們心目中的那場「政治沙蟹」，意亂情迷之下想把「佔中」塑造為一次單一主張的政治動員。但結果發展下來，「佔中」一次又一次的「留有餘地」，為日後到特區政府提出政改方案時，保留談判的空間。明顯的是，激動分子也誤讀了「佔中」的意思。

熱中於跟北京來一次決鬥的激動分子，應另起爐灶，而不是繼續依附於「佔中」運動。若果他們決定留下來的話，下一個階段必定會出現對「佔中三子」進行批判——批判他們把持運動不放手、批判他們不夠堅定、批判他們另有潛議題，明搞鬥爭，實質上是溫和投降派之類。內部的分裂細胞一直存在於「佔中」運動之中，問題只是這將會以哪種形式表現出來而已。

擴闊支持面為當務之急

事實上，「佔中」運動要發展下去，根本不能讓它陷於這種內向的內部意識形態之爭。它的當前急務是擴闊其支持面，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上回公開投票取得70多萬人的支持，當然是得來不易。低水平的本地親中分子批評該數字有水分，真的是有侮辱香港市民之嫌。這些指摘、批評大可不理。但這不等於說「佔中」運動不需要小心解讀那個投票數字。從正面來看，那是一次成功的動員，投票結果應叫「佔中」組織者感到滿意。但從另一面來看，則「死硬」支持民主化的市民很快便全體動員起來，以至投票人數在首兩三天迅速增長，但同時很快便到達峰頂，未能乘勢向外爭取更多市民參與。如何打動其他市民的心，這才是目前「佔中」運動需要好好研究的課題。「佔中」運動要爭取成功，便必須在「死硬」支持民主化的中堅分子以外，取得更多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佔中」運動已有足夠的群眾基礎，所以只要時辰一到，便可以動手之說，其實大有問題。剛好相反，如何向外擴展，才是「佔中」的新挑戰。

佔中特點是以柔制剛

「佔中」的新挑戰是如何回到它作為一個以感召力為主的社會運動。它不可能過激，因為假如如此，便再難維持其高舉愛與和平的形象。它不可能轉向激動，因為它仍要爭取主流意見中的很多社會人士。「佔中」的特點是以柔制剛，以守為攻，以被欺負的形象示人，而不是隨時準備終極一戰的好鬥之士。

回到基本之後，我們便明白，「佔中」最（令當權者覺得）可怕的地方正在於它不怎樣值得害怕。

七一遊行之後又怎樣？沒有決戰，只有持久的長期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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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許寶強：歷史延續感與反謀略抗爭——從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談起

許寶強﹕歷史延續感與反謀略抗爭

——從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談起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本地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自然是過去反高鐵、爭普選的延續，但在急劇變化的當代香港社會環境中，亦逐漸呈現出一些新的氣象，包括對歷史延續的關顧情懷，以至愈來愈清晰的公民抗命態度。仔細分析這些新的元素，或能有助我們思考未來社運發展的方向。

假差異與真類同

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的表面差異，在於前者被認為是保衛特定地區（新界東北）或社群（農村/農業/農民）的福祉，後者則為了爭取全港市民普選的權利。然而，新界東北發展與「三農問題」所反映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跟全港社會的未來走向，其實密切相關。因此，分析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社會運動時，應更集中於它們共同的關注：一方面抗拒來自中央及特區政權的高壓統治與語言偽術，另一方面表現出一種對香港社會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關懷，以至對本土未來的承擔。

特區與中央政權對這兩場運動的回應，表面上也採取相異的策略：針對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由香港特區政府出手，嘗試孤立要求撤回發展方案的新界東北村民，以發展建屋的「整體利益」，抨擊不遷不拆、保衛農業的「特定訴求」；而針對佔中公投，則特區與中央政權齊齊出手，透過發表《白皮書》以收窄《基本法》的框框，並試圖散播抗爭無用論，打擊民眾繼續反抗的意志、限制港人的選擇。然而，在這表面的差異之下，卻是一種相同的策略和利益——透過採用言不及義、指鹿為馬的假大空話，嘗試化「普選」作小圈子篩選、變「發展」為地產建設，以盡可能保護壟斷階層的特權利益。

歸根究柢，兩場社運的共同點所突顯的，是兩種歷史觀和兩種政治/社運觀的矛盾和對決：一方面是短視單一的發展觀vs.強調結連先輩和後代的歷史延續感的差異，另一方面是「現實政治」所強調的實利謀略vs.「我有我的尊嚴，不想再受損」的抗命姿態的分歧。

歷史延續感

反新界東北運動發言人卓佳佳引用了北美原住民的說話，提出我們現在所能享用的一切「資源」，並非祖先的「遺產」，而是向我們的後代借用的債。這古老的智慧，對在「中環價值」浸淫下長大的都市一代，自然顯得陌生，但卻直白道出了當代社會所愈來愈缺乏的歷史延續感。

經濟學者凱恩斯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是：「在長時段中，我們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針對的其實是市場均衡理論，但卻不斷被挪用作說明未來（以至過去）是不重要的。這種散播短視、忽略歷史延續性的理解，之所以在當代社會仍有市場，或許與美國學者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分析的自戀主義文化的興起有關。他指出，在大眾媒體不斷播放天災戰禍和社會衝突下，現代人愈來愈習慣「災難」，以致逐漸變得麻木。因為感覺當代社會已沒有「將來」（想想"this city is dying"），不少人會變得只管滿足當下短視的欲望或「成就」，「對未來毫無興趣……對過去也是興趣索然的」（p.4），於是「活着只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前輩或後代……失去了屬於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代代相連的整體的感覺」。（p.3）

從特區政府處理考古遺蹟、核電供應、農業與廢物處理等議題的處理方式，大概感受不到多少「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關顧；而中央與特區政權以至建制派在新界東北與普選等議題所死抱的「只爭朝夕」鬥爭哲學，也離「代代相連的整體感覺」甚遠。吳亮星在「夾硬」通過撥款後立刻「落荒而逃」，或可以說是具體地展現當代拒絕接受任何「失敗」的自戀主義者的「活着只是為了自己」、無心無力無顏面對「前輩或後代」的一種不堪形象。

這些只顧眼前成敗利益的自戀者，自然無法，或不願去理解為何愈來愈多港人甘願抗拒短期的經濟實利，反自由行、棄東北發展、抗第三條機場跑道，甚至願意擔負被捕或受封殺的風險，對「發展」和利誘說不。民間高唱「試問誰仍未發聲」，在意的，並不是個人利益，而是對先人建設我城的承繼，以至對後代的關懷和責任。換句話說，是建基於一種沉重的歷史延續感的呼召，這恐怕無法為輕佻的花言巧語公關偽術所遮蔽，也不會被「抗爭無用」的認命心態或「現實政治」的謀略考量所取代。

反謀略的抗爭

政府和建制派在反佔中公投中，主要的策略是嘗試製造抗爭無用，企圖指出中央政權的強大，港人的任何激烈抗爭也無異以卵擊石。這在某程度上也達至了一定的效果，例如令一些參與佔中公投的受訪者，會說70多萬的民意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決定。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們仍然願意站出來投票。

另一方面，「策略家們」提出的「現實政治」，強調的是謀略和行動的「實際」或立竿見影的效果。循這思路，新界東北抗爭和佔中運動的操作，可供批評的「謀略失誤」，也許多不勝數，例如指「反新界東北發展」行動不夠「勇武」，又或批評其過分「暴力」；又例如指篩選公投3方案進退失據，或強調「公民提名」不切實際。不過，這些評論，都沒有觸及以至理解這兩場運動參與者的情感和態度。

在社會不斷兩極分化、不公義事件充斥的世代，全球各地湧現各式各樣的公民抗命甚至起義，行動方式儘管不一，但堅守及爭取的，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生命的尊嚴。福柯（Foucault）提出，「策略家們」的「抗爭無用論」，是應該要反對的。他認為，當面對權力違反了普世價值時，每個個體所作出的抗命或起義的決定，都應受尊重。願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險的抗命或起義，使人成為自主的主體，僅是其對無限濫權者說不的「存在」，就已足夠。因此，他的立場是「反謀略」（antistrategic）的，不同意對那些拒絕出賣生命尊嚴的抗爭者作輕率的評論。 （Michel Foucault Essential Works, pp.449-453）

演藝學院畢業禮同學的表現，或可看作是對無限濫權的政權代表說不的一種和平方式。如果濫權的自戀者將在其出席的任何地方、場合，都遇上對他們的濫權行為說不的抗命，令他們最終只能像吳亮星般「落荒而逃」，或至少不容易自我感覺良好，這大概也能稍為打擊自戀文化的擴展，同時彰顯並維護每個人都應享有的不順服於濫權的生命的尊嚴。

餘話

佔中公投的街站與網上動員，反新界東北的集會示威，都有不少年輕人的身影。看見他們到街頭游說、赴示威前線、上電視電台、於網上呼喊等奔走努力，換來的總是各種帶官腔的語言偽術，「謀略家」的批評責難，甚或惹上官非，總會想起差不多90年前魯迅先生寫的幾句話：「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無花的薔薇之二〉，1926年3月29日《語絲》周刊第72期）。自然，今日的香港局勢，還未有90年前的中國般惡劣，而除了年輕學生，還有70多萬民眾的投票表態；今天的「當局者」，仍未至於「將他們虐殺」。不過，無論現在還是過去，年輕學生都「本應該安心讀書的」，但香港當下的「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當局者」如果「稍有良心」，在施政匯報中，是否也應作一點「反躬自責」？然而，警察竟將他們拉了……

在缺乏歷史延續感的當代社會，不妨重溫法國已故歷史學者布羅岱爾的智慧：「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又或細味魯迅先生寫於「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提點：「如果（香港）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濫權者） 的意料之外」。

◆參考書目

1. 拉什（Christopher Lasch）：《自戀主義文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陳紅雯、呂明譯，2013。

2. 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顧良、施康強譯，1993。

葉健民﹕投票是為了取回應有的尊嚴

【明報專訊】有很多理由令我對應否參與6．22投票感到猶豫。

首先，我不認為沒有公民提名便等於沒有真正普選，也傾向認同大律師公會視它為不合乎《基本法》的判斷。選票也沒有反對這個選項，只有模稜兩可任人演繹的「棄權」一項，對支持其他方案的人來說，根本沒有清楚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我也不知道何謂違反「國際標準」，這不是說我否認對普選安排確實存在國際公認可接受的普遍做法，而是不知道假如出現爭議，應該誰來判定。我並不贊同佔中運動以外國專家評定是否合乎「國際標準」做法，我甚至認為政制設計關鍵反而在於各種限制是否合理、能否容許自由選擇、以及如何符合公眾因現有選舉經驗而形成的合理預期等。我更加不信任個別行事偏執作風可疑，打着民主、人民利益旗號卻不知是正是邪的政治團體，也絕對不想壯大他們的聲勢。

但我最終還是投了票，因為我只是想向北京說一句：我就是不服氣。

我所不服氣的，是《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白皮書》那份君臨天下泰山壓頂的勢態，北京似乎要告訴港人，關於香港的命運和未來，只能默默接受中央指定的結局，不可置疑。《白皮書》的發表時機，也好像向挑戰給中央「找麻煩」叫陣，叫他們即管放馬過來，北京早已大局在握，任你聲音再大怒火再盛，在她眼中也是無關宏旨。但其實大多數港人並沒有這個心思和意向，要每天想着如何與北京鬥爭過你死我活，但大家只是對牽涉自己和下一代福祉的事情，有些話想說。所以，我們不明白中央為何需要這樣殺氣騰騰咄咄逼人。《白皮書》內容了無新意，但卻有對所謂愛國陣營有吹響戰號的效果。中央清楚無誤地再次統一口徑，識時務者自然馬上前仆後繼急於和應，甚至層層加碼唯恐跟不上大隊，令社會氣氛更形肅殺。我們看在眼裏，《白皮書》就是要收「滅聲」效果，但在大家熟悉的香港中，忍氣吞聲並不是我們的習慣，也不是彼此渴求的生活方式。

為何不可探討《基本法》條文修改？

我更不服氣的，是中央對事事動輒無限上綱，把任何看不順眼的事情無限放大，以偏概全。我個人主張應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去討論政改，這當中有很多實際考慮，因為這樣做大概可以避開很多爭議，能取得共識的可能性較大。但這並不表示任何人對《基本法》現有安排有所質疑的想法，都應被視為大逆不道，要一棍打死。法律當然是政治體制背後價值的體現，但也有其工具性。《基本法》有關政制部分的條文，最終的目的是要維持特區的有效施政長治久安。但要知道有關的安排，是以港英30年前的政治制度（功能組別、限制選舉）為基本，再加以若干修改而成的。這些原則，成為了九七後提名委員會、選舉委員會以至立法會構成的基礎。但這些確立於30年前的判斷，是否能夠解決當前的問題，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甚至質疑。我不否認有些人是借此挑戰中央權威，但假如是基於客觀分析認為有關法例是不合時宜，不能處理眼前的政治需要，又為何不可探討條文修改的可能性，為什麼不可想想原有構思以外的安排是否可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又何嘗不是出現過4部憲法，1982年沿用至今的一部，不是也經歷了多次重大修改嗎？《基本法》不是也有列明修改條文的程序嗎？這就說明，對現行安排提出質疑甚至是要求有所改動，是我們憲制所容許的。中央可以指出這種想法不切實際，既不符合原先立法的意願，現實上也因牽涉修改《基本法》，無可能在一兩年內完成，因此根本無助解決當前2017年的選舉問題，但絕對不必將它粗暴地定性為反抗中央，動輒以敵我矛盾的態度對待。至於其他的「勾結外部勢力」、「港獨抬頭」等說法更是對港人無理取鬧、捕風捉影的指控。

公眾對這次投票的熱情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對中港矛盾、特區管治失衡以至中央對港政策不滿情緒的總體宣泄。激進派可能認為箇中反映群眾革命情緒高昂，抗爭活動可以升級，但我並不苟同。縱然我們看到很多「終極決戰」、「自己香港自己救」等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但這種低成本低風險的政治表態，能否準確反映出公眾身體力行、投身社運的決心，我認為中間仍然存有很多變數，不少人對激進主張也仍然抱有觀望態度。但即使如此，市民要求被重視被尊重，渴求民主公平制度的意向卻是清晰的。假如他們這些聲音一而再地被忽視被壓制，即使大多數人不會上街、不會以更激進的方式去衝擊建制，他們也可能會對愈趨激進的行為更為接受、默許，甚至是支持。情况就如令特區政府束手無策的「拉布」一樣，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會對此感到煩厭。但願意對此予以批評、反對的聲音並不強烈。原因並不是大家害怕激進派的攻擊報復，而是社會上愈來愈多意見認為，我們的制度已不能反映民意。所以，逐漸形成了一個僵局，就是市民不想看見拉布，但又怕倘若支持建制派修例使議會更易「剪布」，長遠會令市民的意見更不受重視。就是說，大多數人心存不滿，即使不會拋頭顱灑熱血走出來投身革命，但無言的抗爭、刻意的沉默，同樣可以對管治造成損害，一樣可以產生政治效果。這些「弱者」的消極抵抗，用防暴隊解放軍便可以壓下來嗎？這種民心已死的敗局，真是可以更強硬的手段挽回嗎？

社會仍存在互諒互讓的訴求

我相信大部分市民不是要你死我活的中港對抗，而只是希望可以取回應有的尊嚴，在關乎個人福祉利益的關鍵問題上有發言權，也絕不會接受由領導說了算的一套。但「有商有量」絕不是水月鏡花，也不需要什麼無謂飯局、內地訪問的公關動作。我絕對相信在眼前的政治死局中，仍有不少人渴求和解，努力找尋出路。在政改爭議兩極分化的表象下，我深信社會仍然存在互諒互讓的訴求。大部分香港人要求的，只是當權者不要把我們逼向死角，容許多一些理性討論、解決問題的空間。誰應該走出第一步我不知道，但假如特區政府在總結政改諮詢的報告中，能忠實而準確地向中央反映港人主流意見，多一點從香港角度想問題，也許是一個良好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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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吳靄儀：白皮書是背棄《聯合聲明》承諾的宣言

吳靄儀﹕白皮書是背棄《聯合聲明》承諾的宣言

【明報專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已在香港引起了巨大迴響，廣大市民直覺這次不得不發聲，原因是這份白皮書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對香港及全世界公布，《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承諾已不能作準，今後中國對港實施的政策，會按照白皮書施行。白皮書的核心信息，就是中央會全面介入香港的管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要作如下理解：


（一）「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這是赤裸裸的霸權。 事實上與法理上，中國政府透過《基本法》落實《中英聯合聲明》，作為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基本方針，已經作出了的授權不能隨時更改，更不能任意解釋。當年在中英談判期間，中方雖然否決有港人參與的「三腳櫈」，但《基本法》實質上是中央與港人的約法三章。若照白皮書那樣詮釋，就等於中央無視《基本法》條文已作出的授權，愛放就放，愛收就收，任意而為，必要時以「解釋」為名，達到改變《基本法》的實際效果。這個做法，等同毁諾背信，推倒前約。

（二）白皮書同時也有針對性，主要對象是法官享有的司法獨立：「『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包括……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即是要求法官必須從「愛國」的角度履行司法職能，要政治理解法律，只言效忠，剔走司法誓辭之中，「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的文字與精神。 這個做法，等同摧毁香港一直享有的法治，代之以內地法庭受黨指揮的制度。

的確，司法獨立之下，法庭只按法理原則解釋及實施《基本法》條文，是以《基本法》授權多少，由法庭裁斷，這與中央隨時收放，任意行使權力勢不兩立，白皮書是正式抓破顏面。

中央無權要求港人「人心回歸」

這一次，「魔鬼」不在細節中，而是顯示於整個佈局、部署、取向、行文。 整部《基本法》各個範疇一一觸及，重新詮釋如何每項自治權力，在實施之際，皆有中央角色，中央無處不在，特區亦步亦趨。 如果《基本法》沒變，何須重新全面解讀？

發表白皮書，藉口是「人心並未回歸」、「頭腦並末回歸」，即是說，白皮書有必要，是因為要令香港人思想及心態認同中央政權。 一個政府能否贏得民心視乎該個政府的表現，但中央政府無權對香港人作「人心回歸」的要求。 當年香港人決定是否接受《中英聯合聲明》，並沒有這個條件。香港居民之中並非全屬中國公民，他們接受的條件，是要受《基本法》約束，不是要在思想及心理上認同中央政權。《基本法》只規限在外國有居留權者不得參與若干公職，但沒有要求任何人「愛國」。剛相反，《基本法》保障香港原有的多元化國際社會，及原有生活方式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與信仰自由，這是香港居民接受《中英聯合聲明》的重要基礎。

白皮書不但涉及兩制、一國，更涉及國際社會，在這個關鍵時刻，香港人與國際輿論，不能保持緘默，特別是作為簽署國的英國，沉默就是違反了維護條約必須遵守的國際責任。法律界6．27發起沉默遊行，維護司法獨立是主題，這是自1997年來的第3次，更全面地遍及全港市民的是7．1遊行，香港人現在就要站出來，不然就會太遲。

蔡子強：他們並不孤單

他們並不孤單／文﹕蔡子強

【明報專訊】上周二，「和平佔中」舉行電影籌款，放映的是根據南韓已故總統盧武鉉事迹改編，描述在南韓獨裁統治白色恐怖時期，勢孤力弱，但卻堅定要為受政治迫害學生作辯護律師的一介小民，力抗一頭國家巨獸的故事——《逆權大狀》。

電影《逆權大狀》

故事背景是1980年代初全斗煥軍人政府執政初期，為了打壓學運於萌芽階段，政府在釜山地區拘捕了22名學生，控以「非法集會」，甚至是「傳閱危險書籍」等罪名，更在黑獄中嚴刑拷打，屈打成招，這就是南韓史上著名的「釜林事件」。
男主角原本是一名只顧搵錢的律師，專做房地產買賣和稅務生意，對政治十分厭惡。但碰上曾在其昔日潦倒時，對他有一飯之恩的飯店老闆娘，其兒子被捲入這場冤獄，老闆娘對男主角苦苦哀求，在幾經與良知的掙扎之後，他決定接手這宗無律師敢接的案件，為學生辯護，力求還他們一個公道。

當小民面對國家機器時的無助

審訊過程極不公允，控方和法官都想草草結案，無視那些所謂「罪證」有着明顯疑點，令男主角這位辯護律師的種種努力都付諸東流。更讓人氣餒的是，軍政府這頭巨獸，開始對他作出各種滋擾，他的律師事務所開始被稅務當局挑剔和審查，他的客戶在受到政府壓力後逐漸流失，他的家裏接到神秘電話問候他的兒子和家人……男主角開始體會到，當一介小民面對一頭國家巨獸時，是如何的無助。

電影播完後，朋友陳健民作出個人分享，想不到，只是說了幾句話，他便聲音哽咽，說不出話來，良久不能自已。這也難怪，他對劇中人物的遭遇，可說是感同身受。看到朋友如此，我也感到心酸。

事實上，過去一年多，「佔中三子」因這場運動而面對巨大壓力，各種文攻、恫嚇、滋擾陸續有來，他們也受盡委屈，亦作出了很多犧牲，甚至賠上了自己事業上發展的機會（但卻偏偏有人撰文，昧着良心的譏諷，說佔中是一份「筍工」）。過去幾個星期，先是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後又因為要搞6‧22公投，而遭到「國家級」的黑客攻擊。
我相信，陳健民也同樣體會到，當一介小民要面對一整部龐大的國家機器時，那種無助。
那麼為何還要揹上這類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呢﹖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片中有如此的一幕：男主角的生意拍檔警告他，說公司的業務正如日方中，更剛剛搭上一個夢寐以求的大客戶，飛黃騰達已經在望，為何偏偏要在這個時候節外生枝？
男主角答說：「我只不過是不想自己的子女，將來要生活在一個荒謬的地方，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活得更美好吧？」
不料拍檔卻答說：「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孩子送往國外。」

無言。

陳健民在之後的分享中，特別提到這一幕。他說，他也不想將來自己的女兒活在一個荒謬、歪理乖張的地方。

這讓我想起一個之前自己說過的小故事。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其自傳《Madam Secretary》（台灣譯本《從難民到國務卿》）一書中，記述了以下一件往事。話說當捷克仍是鐵幕國家的那個年代，童年時便已去國懷鄉的她，有一次重訪故土，並聽到以下一個故事。
一名異見分子遇上一位朋友，想請對方幫忙，不料對方卻推說：「其實我也想幫你，不過，你也看到，我有小孩，所以愛莫能助。」（I would help you, but you see I cannot,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這位異見分子聽到後，沒有動氣，只是平靜的說：「其實我也希望像你一樣保持沉默，不過，你也看到，我有小孩，所以我不能。」（I would remain silent, but you see I cannot,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不要讓他們孤單

電影結尾，男主角投身抗爭，佔領街道。當他被捕後遭盤問，對方說：「你是一名律師，現在竟違反法律，不是太過分了嗎？」男主角平靜的說：「正因為我是律師，才要在不公不法的時代，帶領人們，這是律師的真正責任。」

片中最後一幕，男主角被控帶領非法集會，在法庭中受審，法官要確認為他辯護的律師是否都已經出席，於是一個又一個名字的念了出來，而同時間，一個又一個律師也應聲肅然起立，名單久久仍未念完，原來，當日釜山142名律師中，竟有多達99名出席！
原本是那樣無助的男主角，最後發現自己原來並不孤單。

由最初沒有人願意接手這類燙手山芋當辯護律師，到後來超過三分之二的律師挺身而出，這就是歷史的洪流，這也是民心的向背。
在絡繹不絕的人龍中，看到一個又一個老朋友
過去幾個星期，因為一個6‧22公投，惹來炮聲隆隆，甚至是「國家級」的黑客攻擊，天上只見烏雲蓋頂，一派山雨欲來的景象，大家都不禁心如鉛墜。

不料，上周五電子公投啟動，首日已經有逾40萬人投票；到了次日累積至55萬人；到了周日，也就是第3日，更有近5萬人不惜長途跋涉親自走到票站，參與實體投票，令公投人數進一步累積至逾70萬……
陳健民說當他在民主毅行途中接到投票數字時，他和身邊的人，不禁熱淚盈眶，原來他們並不孤單。

在這些絡繹不絕的投票者裏，在票站長長的人龍中，我們彷彿看到一個又一個的老朋友，雖然大家素昧平生，但卻又十分親切，因為彼此肝膽相照。

就是這些老朋友在守護香港

就是這些老朋友，在過去25年，每當香港的核心價值受到嚴峻挑戰時，例如1989年六四、2013年七一、2012年以及今次的民間公投，大家便會不約而同，四方八面，從香港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階層，挺身而出。有人認為他們未免是螳臂擋車，但卻是這些老朋友，讓大家知道人心未死。

也是這些老朋友，讓一介小民面對龐大國家機器，感到茫然無助時，知道他們原來並不孤單。
也是這些老朋友，為日漸沉淪的香港，提供一股力挽狂瀾的向上拉力，守護我城。

雞蛋雖脆弱，但卻可以孵化出生命

近年，大家都喜歡以村上春樹的「雞蛋與高牆」來為抗爭作比喻，《逆權大狀》一片中亦反覆出現過一句類似的對白：「以卵擊石，雖然雞蛋看似脆弱，岩石看似頑固，但岩石最終都會成灰，而雞蛋卻可以孵化出生命。」
這就是我們的信念，也是大家對香港未來的期盼。
我相信，歷史將會站在這一邊。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