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健民：「第二次前途問題」：論述模糊但仍具意義

葉健民：「第二次前途問題」：論述模糊但仍具意義

【明報專訊】不管你喜歡與否，「本土主義」已成為了特區政治的新潮流，也勢必會左右9月立法會選情。這股潮流，有最低層次的捍衛香港文化、港人優先的政治訴求；但也有更具挑釁性的前途自決，以至港獨主張。後者觸動了中央的神經，建制派也自然連番和應，爭相聲討。香港有沒有條件獨立？香港人想不想脫離中國？是否真的可以走到公投自決這一步？公投之後又可以怎樣？當中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討論，日後有機會再一一詳談。這裏我有興趣探討的，反而是所謂的「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概念。

「二次前途談判」 一廂情願

「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提法，是源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有人擔心既然《基本法》說明「50年不變」，那麼到了2047年，一國兩制方針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落實一國兩制原則的基本法又會否仍然有效，存在很大問號，因而認為有必要為此作好準備，開展討論。這種觀點認為，這個「2047大限」足以和1980年代情况相提並論。當年香港社會正正因為對九七以後的情况不確定心生恐懼，所以假如我們能盡早有一個2047年後的具體安排，便可以避免歷史重演，防止重蹈覆轍。

但從法律角度而言，基本法以至回歸以來訂立的所有法律，並未附有說明條文會何時失效的日落條款，所以理論上即使到了2047年7月1 日，現時所有法律依然會繼續有效。反之，當年英國政府面對的情况並不一樣，因為她們一直堅持在香港進行殖民地管治有其法理基礎，這當然就是指與晚清政府訂立的3條條約。從她的法理邏輯而言，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便會失去香港島以外、九龍界限街以北地方的管治權。也因為這個原因，英方便首先向鄧小平提出有關香港前途的疑慮，也促成了後來的中英談判。所以，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兩個歷史時空面對的處境不大相同，「2047大限」是否存在，值得商榷，而從此引伸出來的所謂「第二次前途談判」契機，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回歸過程的歷史事實

當然，「第二次前途問題」提法更重要的論據，在於對回歸過程的不滿；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港人並沒有機會在九七後的安排設計上有足夠的參與。前途談判過程中，中方堅決拒絕港方參與，認為港英政府以至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只是殖民地制度之下的產物，絕對不能代表香港人的利益，於是把港方完全排拒於談判過程之外，這是歷史事實。中英談判結束後，中方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去起草基本法，過程北京全程主導，起草委員會以中方委員為多數，而諮詢委員會成員也差不多全由中方直接或間接欽點任命，這也是實情。不過即使如此，當年的民間社會確曾積極自發地就各個政策範疇開展有關討論，各自對九七後的未來熱烈地提出了不少具體建議。最終出來的基本法，以不變求穩維持現狀的主調去迎接回歸，並沒有接納很多試圖借九七契機去改革社會、完善管治的進步觀點；而有關政制部分，更是完全未能符合市民對港人民主治港的合理期望。放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份文件當然可以視為不思進取，甚至算得上是抱殘守缺；但公平地說，這種「保守」思維，也頗為切合當年的香港社會對未來誠惶誠恐、孤立無助的主流心態。輿論普遍認為即使現有秩序有種種不是，卻始終較為熟悉，至少心中有底，相對可以接受。

所以，說九七回歸、基本法制定過程上，港人並未有機會參與其中、意見完全被忽視，從程序而言當然可以這樣說，但也許只說出了半個事實。

何以有信心不重複上一代「錯誤」？

但對回歸過程不滿的一個變奏，是新生代認為上一代人過於怯弱，沒有堅持理想，反而輕率地接受回歸中國和一份保守的基本法，以至禍延今天。但一代人做一代的事，當年的香港人無法預知未來，亦只能按當時的局勢和處境去作判斷，所有歷史決定也只能放在當年的時空去評估分析，超越時代的局限事後孔明去作出評價，本來就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事。不過假如今天的年輕人譴責上一代當年沒有好好考慮下一代福祉去作決定時，以他們目前以10年去做「自決公投」的時間表來看，他們又何以有信心可以在2027年便可以為2047年的未來打造出美好藍圖，而又不會重複上一代的「錯誤」呢？生於1996年的黃之鋒抱怨要承受一個自己從未參與制定的「後九七藍圖」；那麼，生於2026年的下一代，會否有同樣的心情，在2047年投訴誰在20年前自命先知，去為他們妄作一個可能是不可逆轉的重大決定？

坦率面對不足 認真剖析時局

但即使提出這些疑問，我依然認為「第二次前途問題」概念引伸出來港人當家作主的精神、不能繼續任人擺佈的態度，是具有重要時代意義的。近年港人對人權自由能否得到保障憂心忡忡，在梁振英治下特區管治質素江河日下，李波事件也令人徹底心寒，大家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開始失去信心，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要為自己的命運發聲、表達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堅定重申對民主自由的渴望，絕對合情合理，沒有任何值得非議的地方。但是我們要提出對未來想像，甚至設計2047年的藍圖，便不能永遠把自己困於「我就是不服共產黨」的心態上。因為這種思維，往往會限制了我們的自省能力，難以有一個整全的視野。比如近日看見亞視倒閉，很多人馬上會歸咎於王征無能亂搞，認定是「大陸人搞死亞視」。這班土豪當然責無旁貸，但回頭細看，亞視其實在此之前早已奄奄一息，無甚作為。王征因素是近因，但長期經營不善卻才是關鍵。作為一種政治動員手段，簡單地向強權「說不」是很有效的做法，因為道理易懂、黑白分明，配以「自決」的氣勢，更是鼓動人心的不二法門。

但假如我們真的要想像未來，認真要為香港尋求出路，便應該跳出簡單的對立二元角度去看問題。我們必須坦白承認，沒有大陸因素「蠶食」，香港原來的種種制度也不見得完全合情合理。我們當然不能容許內地那些不合理的行事規則、辦事文化污染香港，更不應容忍各種官場腐敗或有違法治的歪風在這裏不斷蔓延；但假如相信「去大陸化」後，香港便從此走上坦途，所有制度便會變得合理，卻是一種思想懶惰、以情害理的嚴重誤導。這種只懂諉過於外在因素完全忽略自身不足的思維，也不見得可以幫助我們找出更公平合理的美好未來。個別偏激意見甚至藉此動員恐懼仇恨以作招徠，把討論愈推愈窄，更是錯上加錯。要討論香港願景，就請切切實實地從政策環節逐個切入，不要侃侃而談、流於口號；要想像未來，便應坦率地面對自己的不足，認認真真去剖析時局，不要滿足於情緒宣泄，或只圖個心靈慰藉。
尋求願景，要港人重拾主人翁精神，是一件嚴肅大事，這絕對不應只是一批政治新面孔的選舉伎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