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多少市民自認屬本土派？ 3月調查研究的結果

李立峯：多少市民自認屬本土派？ 3月調查研究的結果


【明報專訊】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結果，象徵着「本土派」的崛起，甚至帶來了「三分天下」的說法。個人意見，認為「三分天下」的說法也許言之尚早。這不是小看本土派的支持度，而是「本土派」這3個字，在香港的公共領域中到底標誌着什麼，其實仍不是很固定。發展下去，「本土」是一個有清晰輪廓和界線的派別，還是一個各自借用來表述政見的符號，有待觀察。

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土派」一詞已完全滲入公共論述之中。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上搜尋，在2014年，「本土派」一詞在13份香港中文報章（註）中出現過586次，2015年飈升至2036次，到今年頭3個月，已經有1460次。當一種派別身分在社會上被那麼經常地談論時，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如果要市民自行選擇，有多少人以及什麼人會自認屬本土派？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3月8日至24日間，進行了兩年一度的「市民對傳媒及輿論的看法」意見調查，通過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以下的分析經加權處理，令樣本在教育程度、年齡和性別分佈上符合香港人口。

8%市民自認本土派 不可忽視

在訪問末段詢問人口特徵時，其中一條題目請被訪者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屬哪一派別。答案選擇有本土派、激進民主派、溫和民主派、中間派、建制派、親中派和工商派。當然，被訪者也可選擇說自己沒有政治取向或索性不回答這題目。

筆者同時用去年7月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另一民調所得數據作比較，但當時題目仍未有「本土派」的選項。表1顯示了兩次民調的結果。在今次3月的調查中，有超過8％的市民自認屬本土派，自稱激進民主派的只有不足3％。最多人選擇的仍是溫和民主派，有32％左右。選擇3個代表建制陣營的標誌的被訪者，加起來有14％左右，而自稱中間派或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加起來超過四成。

有趣的是，相比起去年7月，雖然多了一個額外選項，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比例，並沒有降低多少，選擇激進民主派的市民本來就不多，反而是選擇中間派的市民下降了接近9個百分點，恰恰約是本土派市民的比例。

要留意，在過去的民調中，「中間派」只是一個「邏輯性」選項，讓市民在民主派和建制派以外有多一個選擇而已。但去年區議會選舉和早前立法會補選，均有參選人士打正「中間路線」的旗號。民調結果顯示，這些中間路線候選人，似乎沒有使更多人選擇自認中間派。剛好相反，當有政客借用「中間」這符號時，自認屬中間派的市民反而更少。

當然，中間派的市民少了8、9個百分點，不等於中間派的市民直接變成本土派。最合理的推論，是一些原本選擇中間派的市民選擇了溫和民主派，而剛巧差不多比例的溫和民主派支持者選擇了本土派的旗幟。

無論如何，8％是一個絕不可以忽視的數字。如果我們再以年齡劃分，就會更清晰地見到本土派冒起的勢頭。表2顯示，在45歲或以上的各年齡層，選擇本土派的市民比例只有2至3個百分點，在30至44歲的市民當中，本土派支持者有6％，但在18至29歲的市民中，選擇本土派的有接近30％，跟溫和民主派的39％差不多可以分庭抗禮了。

不過也要補充一句，年輕人其實並不特別抗拒溫和民主派。在數據上，溫和民主派的支持者比例，在18至29歲的市民之中甚至是最高的。年輕人的特點是極少建制派支持者，也比上幾代香港人少選擇中間派或回答無政治取向。

兩派對旺角騷亂態度差異明顯

選擇本土派的市民，跟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在政治態度上有多大的差異？這是需要多方面觀察的問題。調查問卷和本文空間所限，這裏只分析不同派別市民對農曆年旺角騷亂的態度。問題的用語是：「今年年初一深夜喺旺角發生咗一場騷亂，以下邊句說話最能夠代表你對呢次事件嘅態度呢？」

答案選擇有「譴責示威者嘅行動」、「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責任」、「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係問題根源」，以及「支持示威者嘅行動」。

表3顯示相關結果，若計算所有被訪者，接近三成市民譴責示威者的行動；四分一左右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部分責任。最多人選擇的是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佔超過四成。只有不足5％的被訪者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

但當市民被分為不同派別時，本土派支持者中，有約三分之一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而在溫和民主派支持者中，明確支持當日行動的不足2％。激進民主派支持者中也有超過一成支持當日行動；但要留意，由於激進民主派支持者比例本身很低，在計算其內部百分比分佈時，有效樣本數很小，該些百分比的實際意義可能不大。

所以，表3顯示，本土派和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在對旺角騷亂的態度上有很明顯的差異。不過，自認屬本土派的市民中，也有接近六成「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甚至有5％左右選擇「不認同行動，但政府亦有部分責任」。由此可見，也不是絕大部分在民調中自稱本土派的市民，都會毫無保留地支持任何本土派的抗爭行動。

「本土派」意涵仍未穩定

回到文章開首所說，「本土派」的意涵是什麼，應該仍未穩定下來。今年立法會選舉，「本民前」、青年新政、熱血公民、城邦派，以至新民主同盟、香港眾志，甚至傳統泛民政黨會如何論述本土，都會繼續影響市民如何理解「本土」的意義。這次調查結果，可以作為日後繼續分析和觀察的基礎。但頗為確定的是，年輕人對「本土」的認同度非常高。在將來的日子，隨着新舊世代持續交替，本土的呼聲會繼續上升。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當本土論述繼續在大眾媒體恒常出現時，年長的幾代香港人會否也開始接納「本土派」這個標誌？「本土派」能否再進一步擴展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本土」能否由一個屬於新世代的符號轉化為一個跨世代的符號。

註：13份報章為《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文匯報》、《大公報》、《明報》、《星島日報》、《經濟日報》、《信報》、《頭條日報》、《晴報》、《太陽報》、《都市日報》和《am730》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呂大樂：絕望的想像與不願等待的心理

呂大樂：絕望的想像與不願等待的心理

【明報專訊】近期跟年輕朋友閒聊，最常聽到的一句說話，是對香港的社會、政治現狀感到絕望。他們對北京感到絕望——因為完全看不到領導人有誠意給香港社會進行民主化的空間；他們對特區政府感到絕望——因為不覺得政府的管治班子有打算及有能力回應民間的政治訴求；他們對扮演反對派角色的民主派感到絕望——因為並不認為他們能給政府製造政治壓力，打破現時的悶局，給香港社會帶來轉變和希望。在他們眼中，香港的政治悶局難以打破。而在這樣的情况之下，有的覺得就算明知某種主張、行動難以奏效又或者成功機會渺茫，亦應該一試，有的則認為既然過去可用的方法均已經用過，那麼現在任何一種手段都可以採用。這一種強調絕望的情緒為行動者提供了足夠的理由，毋須思考行動的策略與意義的問題（因為「之前所做的都沒有用，現在做什麼都只會更好（或不會更差）」）；於是，就算只是為了行動而行動（大概因為只要停頓下來，不再有行動，便不知道如何為沒有行動作出解釋），甚至是明知是盲動而盲動，也較任何其他選擇更能振振有詞，站在道德高地之上，高聲宣稱「已經去到最盡」。如果這樣做仍未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那只因為「港豬」繼續做其「港豬」，而裝睡的繼續裝睡。行動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其他人沒有覺醒而已。

絕望情緒的邏輯與操作

在此我並不打算討論以上那些情緒、想法或對或錯的問題；這類提問關乎道德價值判斷，讀者自有其個人的看法。我更感興趣的是，這些情緒、想法的邏輯與操作，意思是究竟它們背後有些什麼假設，而按其思路，最終又如何自圓其說，打破所謂的悶局。

時下年輕人口中的絕望，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緒的反應。當然，在停止思考另一些可能性的時候，眼前的現實也就會變得令人感到絕望——所謂絕望，不一定是外界已不存在出現變化的可能，而是主觀上不想處理這個關於轉變的題目。我們或者需要明白，任何轉變的出現，都要求行動者等待（但在時間上，可長可短）。對很多人來說，如何改變現狀，涉及個人的或集體的（例如家庭）策略；而在思考、設計相關策略的過程中，要有所部署，而中間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關於等待：是否值得等待（最終可以取得期望的成果）？是否做了適當的準備之後，便可以期待轉變的出現？在計劃與最後取得成果之間，不能避免地存在一個時間上的問題：由這裏到那裏，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中間牽涉到時間；在一般的情况下，開花結果需要時間。

但有些年輕朋友覺得，或者他們可以繞過這個問題。他們反問我：為什麼要等？面對這個不公義的制度，不是應該立即就大變嗎？在革命大局面前，沒有必要再等。這裏存在兩個有趣的問題，一是當前香港社會是否已來到一個革命形勢？二是就算已經出現一個革命形勢，那也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當中事態的發展可以峰迴路轉，而局勢亦可以大上大落。所謂革命運動只爭朝夕，其實也一樣需要有策略、部署、等待。所以，等待同樣適用於革命過程之上，只是那些年輕朋友沒有耐性去想這些事情而已。

絕望的想像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為它能給予很多年輕人提供一套理由，幫助他們避開以上所講的等待的問題。而這種絕望的想像近年在年輕人圈子裏能夠迅速擴散、廣泛流傳，並且為他們所接受（儘管在程度上並非一致），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要全面及深入解釋這個現象，必須有調查研究。在此我能提出的，恐怕純粹只是個人的觀察。回顧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狀况的一個（但當然並不是唯一的）特點，是「時間表」、「路線圖」等字眼從主流文化中抽走。或者當時北京覺得這是抗衡、打擊政治反對派的最好方法，刪除一些不必要的想像空間後，對手便難以在政治發展的議題上死纏爛打，咬着不放。北京使用這一招式之後，所謂的溫和泛民便很難再自圓其說，將有限度的改進（由政制的有限度開放到他們在議席上的增加），理解為政治上的一點成績（例如制衡特區政府的能力的提升）。以前民主派的政治論述容許他們在不全面挑戰現存制度的框架下，能解釋各種政治上的動作的意義；可是，當現存的制度框架並不能容納任何「時間表」、「路線圖」，沒有進一步朝着既定方向的改革發展時，則一切在框框內爭取更大空間的嘗試，都變得沒有什麼意義。北京為了撲擊反對派，將原來可以幫助維繫制度框架，保持社會、政治發展有所平衡的元素，統統也剷除。或者北京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做會帶來什麼社會效果，又或者他們根本不覺得那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北京在政制改革的議題上一再出手，基本上將舊日維繫制度運作的理解框框、心裏有數的假設（民主政治的爭取並不挑戰北京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全部廢掉。忽然之間，什麼寸土必爭、「位置之戰」、盡量擴大政治空間的說法，全被另一套政治論述所蓋過——如果要改變，即時就變；如果要有效果，要立即見效。等待變成等同於無原則的妥協，現在就是一切。新的香港政治，只有當下。

民主派的「罪」 同樣出現在革命派身上

沒有期待、等待，基本上也就再沒有妥協、交換的想像空間。於是，有的認為現在就來一場決戰，也有的其實沒有想法，只覺得總之要做些什麽的，不一定有明確的目標，也不一定有什麼策略、部署，就是做了再算（就算對所謂的大局毫無好處的，怎樣也要幹一番）。從舊日社會運動圈子的角度來看，這是追求個人滿足的情緒反應，只有政治的包裝，而無政治的內容。可是，當大部分參與行動的社會人士覺得這總比漫無目的地等待更有意義時，則這樣的行動不單止可以迅速發動起來，而且有其追隨者，行動頗具規模。而有趣的是，由於這些行動有其參與群眾，它們的規模足以遮掩了本身其他方面的弱點（例如缺乏對中長期發展的思考），很多需要考慮的課題變得不受重視，或覺得可以擱置一旁。至於參與者本身，他們享受行動中「爆」的一刻及其感覺，而爆發本身就是行動最為引人注意的成績。

究竟一個接另一個的行動有無累積性的效果，這有待研究，但這個題目似乎未有引起太多注意。在沒有期待、等待的心理狀態底下，累積或延續都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當下、現在更為重要。但「爆」就等於革命？又或者是革命過程的其中一個環節？「爆」過之後又將會怎樣？現在持這種所謂革命論的行動者所要面對的難題，是再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亦很有可能陷入和需要面對曾受到狠批的民主派的處境——他們的行動（就算表達方式如何激烈）也不能帶來所謂的真改變（愈強調真改變——也就是徹底的轉變——就愈難在短期內交出成績）。這也就是說，他們對民主派的批評並不需要經過太長時間也會應用到自己身上。他們對參與行動的群眾最具吸引力的一點，是大家對現狀失去耐性，再無等待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發生的轉變。作為攻擊對手的政治論述，這對民主派是致命的一擊。不過，問題是當這些行動者組織一次又一次的「起義」（或者維持一兩天的「革命」）之後，他們也需要說服群眾必須忍耐，等待黎明、解放的來臨。有趣的問題是，如果參與行動的群眾不應等待民主派，那又為什麽要對所謂的革命派特別包容呢？革命派憑什麼可以說服群眾，巨大的轉變快將出現，而且那些變化將會是相當徹底，保證剷除建制中的牛鬼蛇神，把現有制度完全顛覆呢？

必須認真想想如何打造願景

所有民主派犯上的「罪」，亦一樣會出現在革命派身上。革命派要解決這個問題，方法只有一個：在革命派中走出更革命的一派，自命更革命的一群，指摘另一群行動參與者背叛革命、臨陣退縮、缺乏堅持的勇氣。革命的希望之所以得以維持，原因不在於真的搞出一個革命的勢頭，而是革命派當中不斷出現內部分裂，每次革命未能成功展開，都只是因為另一幫人不敢「去盡」，出賣了革命，而有人會繼續手持革命火炬，奮戰到底。革命形勢永遠存在，只是有人沒有好好把握而已。在這個內部分裂的過程中，參與者又可以暫時將期望、等待的問題擱置，相信隨時又會有另一次爆發。因為群眾沒有耐性等待，革命派也遲早會被人視為阻人前進的絆腳石。

香港社會要進行重建，必須認真想想如何重新打造願景——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方面）是可以向前發展的。沒有希望，就不會談等待；沒有某種方向感（某種「時間表」、「路線圖」），便不會出現對制度的信任，同樣也不會等待；沒有某些向前進步的指示、標記，很難談什麼計劃與準備。這些元素聽起來都是十分基本的東西，但現在卻可能是香港社會最為短缺的。回顧過去10多年的社會發展，香港是上了寶貴的一課。誰說社會的制度最難改變？誰說制度性因素是最具對抗迅速逆變的東西？原來很多制度性的東西可以變得比我們想像中更快、更急。既存的雖未至於隨風而逝，但早已大打折扣。如何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重建，肯定是艱巨的社會工程。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蘇鑰機：「亂」的名字 「暴」的姓氏

蘇鑰機：「亂」的名字 「暴」的姓氏


【明報專訊】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事件至今已有3星期，它是香港政治生態演變中的一件大事，大家仍在議論。其中對事件的性質有不同看法，政府和新聞媒體有兩大類的論述。

2月9日年初二，特首梁振英及林鄭月娥、黎棟國、盧偉聰等一眾高官會見傳媒，譴責有關人士破壞法紀，並將事件定性為「暴亂」。根據當日的政府新聞公報，他們共用了「暴亂」16次，「騷亂」則有7次。梁振英回應傳媒時說：「在任何一個城市發生類似的事件，社會，不單止政府，都會把它定性為暴亂。而事實上，今日幾個小時之前，新聞界作出有關的報道時，已經是用同樣的字眼。」

不同類型媒體對旺角事件的取態

那麼新聞界如何稱呼旺角事件？端傳媒記者趙燕婷在2月17日寫了一篇報道（〈暴亂？衝突？香港媒體怎樣稱呼「旺角騷亂」〉），總結了35家香港媒體（包括報章、電台、電視和網媒）怎樣稱呼此事。結果顯示，17家媒體用「騷亂」，12家媒體選取「暴亂」，其餘的就用「衝突」、「暴動」和「魚蛋革命」。

如果將事件性質分類為程度較輕的「衝突」或「騷亂」（A），和較嚴重的「暴亂」或「暴動」（B），根據趙燕婷的統計（表1），傳統報紙中採用A的有4家而B有11家，但網上報紙的A和B數目相應是11和2，電台的數目則是4和0，而電視就是2和1。上述的比數，說明了不同類型媒體對此事的取態，並反映了它們的政治立場。

各形容詞意指不同嚴重程度

查看《現代漢語詞典》及維基百科，各形容詞意指不同的嚴重程度。最輕微的是「衝突」：矛盾表面化、發生激烈爭鬥、不協調。「騷亂」的意義是混亂不安、社會不同階層或階層內部的衝突與對立。較嚴重的是「暴亂」：破壞社會秩序的武裝騷動和行兇作亂。而「暴動」則為某階級或集團為了破壞當時的政治制度、社會秩序而採取的武裝行動。

比較兩者的英文翻譯，「騷亂」最常見的相應詞彙是「riot」（暴力的社會失序）、「disturbance」（有行動令公眾地方失去秩序）、「turbulence」（混亂及不規則的變化）。比較而言，「暴亂」的詞彙是「riot」、「rebellion」（拒絕服從命令或秩序）、「revolt」（在短期內要基本改變社會組織結構）。可見「騷亂」和「暴亂」有相通之處（「riot」），也有不同的意義，而兩者的嚴重性有些差別。

電子新聞傳媒和網上媒體之前的報道，要用較多力氣去尋找和統計，而傳統報紙的報道則較容易在慧科新聞資料庫中一併找到。表2是事發後3星期裏香港各傳統報紙的報道文章標題中，有使用上述4個關鍵字詞的情况。表中並按所選字詞之間的比例，作出先後排列。表中同時列出來自不同地區報紙相關報道的新聞數目和比例。

港報傾向「暴亂」論述 台報採「衝突」為主線

表2顯示，在所有新聞標題中以「暴亂」最多，相信是因為特區政府一開始已經對此事作出如此定性有關。其次是「暴動」，原因是後來陸續有示威者被捕及被控暴動罪，因此也較常出現這個詞語。「騷亂」和「衝突」的出現頻率較低，它們與「暴亂」和「暴動」的比例約為1：3與1：4之間。

香港傳統報紙的取態值得留意。依照它們採取A和B兩組字詞的比例，可見有明確分野，散佈成為一個清晰的政治意見光譜，一邊是傾向採用政府的定義，另一邊則不甚認同官方的論述。而各報在這個光譜中的位置，和大家對這些報刊政治立場的估計頗為脗合。

比較不同地區傳統報紙的報道和用詞比例，整體而言香港報紙明顯以1：3傾向官方的「暴亂」論述，而台灣報紙卻低於1：1，並採用「衝突」為主線。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中文報紙則介乎香港與台灣的報紙之間，稍為多用「暴亂」作主軸。大陸報紙的報道中，雷同程度極高，多是直接採用中新社等官方通訊社所發的稿件內容，而且「騷亂」與「暴亂」的比例接近1：12。澳門報紙的情况相似，只是比例略低，但仍達1：9。

傳統與新一代看法差異大

在複雜的新聞事件中，政府對事件的定性往往最有影響力。根據政府對旺角事件的「暴亂」論述，示威者就是使用「暴力」的「暴徒」，他們於是干犯了「暴動罪」。這個官方統一口徑自然被很多新聞界引用。記者及市民對今次事件「亂」的名字沒有爭議，但它應是姓「暴」還是姓「騷」，卻有明顯分歧。

新聞媒體當然對事件各有判斷和取向，它們也可參照議員、專家和其他社會領袖的看法。以前新聞傳媒當中有個別「精英機構」在擔任「意見領袖」的角色，但今天較難有這種局面了；特別是傳統紙媒和網上媒體的取向頗為不同，它們好像存在於兩個不同世界，為新舊兩個群組服務，傳統的「主流意見」（如有的話）和網上新一代的看法有很大差異。

民意合久必分 但分久未必會合

示威者的論述框架肯定不一樣，對事件的成因、動機、過程和影響有自身的解讀。他們可能認為警方使用的才是暴力，自己只是「以武制暴」。但誰武誰暴、誰是誰非，結論會因不同人的立場而有別。市民大眾的看法也很紛紜，除了大家普遍對暴力行為不表認同之外，對事件的起因、誰要負責及如何善後，相信也存在不同甚至對立的看法。

在今日的香港，民意合久必分，但分久未必會合。不要說可以達至和諧社會，能夠多些共識也有極高難度。香港如何能走出惡性循環，重回正軌，是大多數人的願望；但這和現實的情况剛好相反。大家雖然立場不同，畢竟同坐一條船，彼此是否要有多些創意、諒解、溝通和妥協？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和平理性中年人：我不認同暴力 但現實逼我思考

和平理性中年人：我不認同暴力 但現實逼我思考

【明報專訊】我是一名中年人，對暴動的記憶是年幼時聽家人說的街上「菠蘿」。我一直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認為即使抗爭，亦不應令無辜的人受到傷害。不過我知道，在這世界上，騷亂和暴動時有發生，這是現實。

前年9．28那晚，網絡瘋傳午夜時分示威者若不撤離，警察就會開槍。午夜過後，我站在金鐘街上，望見夏慤道滿街人群，每當警察用揚聲器叫示威者離開，群情就更洶湧，防暴警察荷槍實彈，那時我心裏想，騷亂甚或暴亂可能將於眼前發生，因為我覺得，人群在極憤怒的情緒下，於凌晨時分，有示威者做一些諸如掟垃圾桶、打爛汽車玻璃等行為，其實是很容易、很普遍，結果香港示威者完全無這樣做，我覺得香港人真是異稟。9．28的體會令我知道，香港原來有很多人真的不怕死，你問他們心底裏怕不怕，其實都怕。不過，即使心裏怕，但依然會走出去，直接面對恐懼、面對死亡的可能。從那一晚起，我覺得香港人已經唔同咗。

另一幕令我很深印象的是旺角佔領區示威者被疑似黑幫人物襲擊而警方放走施襲者的那個旺角黑夜。那晚我通宵坐在電視機前，記得有一幕，也是凌晨時分，鏡頭影着一批約8至10名警察一字排開向着鏡頭急步走過來，很快，大約兩至3秒吧，警察走過了鏡頭位置，然後鏡頭裏出現一大批一大批示威者迎面而來，隔着鏡頭我也強烈感受到示威者的怒火。我當時真的嚇了一跳，彷彿自己正在看着電影情節。原來之前那批警察是在急步逃離示威者！那刻我相信，如果示威者真要暴動，要死的警察並不會少。

到後來警察用警棍扑頭，我很擔心，我怕一旦警察錯手扑死了人，暴亂即會出現。佔領運動持續79天沒死一名示威者一名警察，我覺得香港已是福地。

去年年中，幸好沒出現泛民轉軚讓假普選方案通過，兼有「等埋發叔」的笑料讓民怨得以宣泄，香港獲短暫祥和。但近月發生的連串事件，令我憂心，我尤其祈求「網絡23條」千萬不要通過，否則，連年輕人最重視的網絡活動空間都去壓制，你如何能令他們不爆發？怎料，竟是大年初一的魚蛋。民怨已深，政府仍無視過去數十年來香港街坊市民的新春習慣，在桂林街「掃場」，再派穿上防暴裝備的警察進駐旺角，終引爆了火藥庫。
我人比較悲觀，覺得香港一國兩制落空了，民生與政局眼前如斯景况，爆發暴亂騷動是遲早的事。唔爆係好彩，爆係正常。

對體制絕望的抗爭路線

想及道德問題，我看，所有的文明價值、普世價值，其實都並非與生俱來，並非在這宇宙世界客觀存在的一些真理，而是人類依據經驗與歷史教訓而得出的取向，是一些能夠幫助人類共存得更好的取向。我們不想每天打生打死兩敗俱傷，於是就想出、希望建立出文明的制度與文明的價值取向。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好的，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需要我們盡力堅持。然而，在思考現實社會問題時，卻又何以能夠沒有具體情景？

談到香港的抗爭，暴力與非暴力，我不認同無辜的記者、市民或警察應該被掟磚、被打、被放火燒車，概念上我認為這些均屬暴力行為，不同於單單衝擊警察防線、拉倒鐵馬，而我個人也做不出這些事。不過我在思考，今天香港有示威者使用暴力，只因一時怒火攻心沒自制能力？為何連那些平素斯文理性、辛勤讀書考進了高等學府的大學生今天也走上暴力衝擊的前方？我心痛地看到，暴力抗爭現已是香港一些年輕人的選擇與取向。當制度已多番令他們感到絕望，當社會上依然有大量市民不懂分辨哪方才是禍港源頭，這些年輕人欲尋找出路，正在有意識地選擇以暴制暴。

示威者這種暴力的抗爭手法，就是要公開地讓香港政府、北京政府以及建制派知道，如果政府不肯讓步，他們是會不怕跟你玉石俱焚，而事實上他們真的不怕。暴力抗爭者如果只為小眾，不會產生威脅；可是，梁振英治下積累起來的怨氣已令將快要爆的抗爭者為數不菲，兼且警察「愈癲」他們亦「愈癲」。我在想，這批勇武不怕死不怕坐監也不怕承受道德指摘的年輕人，是否可能正在某個意義上幫助香港人制衡強權？除非香港的局面直接脅迫到共產黨，否則，若然梁振英連任之日就是香港爆發大規模暴動之時，難道那又是北京政府和香港商家利益集團很想見到的狀况？他們也是在計算的。

當一些心中懷有理想，並非只為情緒發泄的年輕人選擇用自己的身體與前途嘗試以暴制暴之時，希望我們這等中年人能夠去理解去明白；而當我們這等同樣真心愛香港的中年人依舊要對暴力說不之時，也希望香港那批帶着理想地去使用暴力的年輕人能夠理解明白，我們要繼續說反對暴力，正因暴力與仇恨自有它的惡，而集體的仇恨更是易種難除。我們不願香港從鐘擺的一端走向另一極端，擔心以暴制暴可能只變為以暴易暴。

在制度文明正急速倒退的香港，一些年輕人正尋求使用不文明的手段去減慢香港被強權侵蝕的速度，這是現實的荒謬，亦是香港的悲哀。唯有當社會上大多數市民都能擦亮眼睛，明白制度暴力之惡乃驅使眾多平民變暴徒之源，並且團結地站出來爭取盡快落實香港有一國兩制以及公平普選的承諾，方為化解香港眼前亂局，令香港重回文明軌迹的唯一和平之途。

自救 才可天祐香港！

眼前，立法會選舉乃唯一仍可予普羅市民參與並擁有實權的制度化力量，今年9月的選戰，將是香港前路的交叉點：若然非建制派能取得過半議席，將可對濫權的政府產生制約，令施政較可配合民情；否則，若建制派仍獲過半甚或進而取得超過三分之二議席，掌權者就更肆無忌憚，年輕人將對制度徹底絕望，香港邁向暴力對暴力，將是不歸路。

當下，再慨嘆無奈，又或嚴辭訓斥暴力，皆無甚作用。愛好和平的你與我，倒不如盡你我之力，在這場立會選戰之中，將種票問題揭露、將操控長者投票的計謀堵截、將民主精神教育大眾，並將最大數量的非建制派候選人送進議會。自救，才可天祐香港！

作者是撐傘落區運動成員

鍾劍華﹕當「措施成為政策，政策只是措施」——財政預算案的風格與啟示

鍾劍華﹕當「措施成為政策，政策只是措施」——財政預算案的風格與啟示

【明報專訊】最近幾年，《財政預算案》最能引起公眾討論的焦點，往往在於政府又會如何透過各種「一次過的紓困措施」，即所謂「派糖」，來攤派財政盈餘。財政司長近年經常被批評低估政府的財政收入，財政盈餘經常大幅超出原來的預計。正因如此，每一年大家都會「突然」知道政府庫房多了錢，各界都會十分關注政府會如何處理這些「預算之外」的財富。

對政府來說，最方便，也最懶惰的方法便是以各種所謂「一次過的紓困措施」來攤派這些意外之財。受惠的市民高興，政府也省卻了不少麻煩。結果是無論經濟環境是「困」還是「不困」，政府還是年復一年的不斷去紓困。而這些所謂「一次過的措施」也慢慢變成了公眾的「合理期望」，年年如此，名義上是「一次過的措施」，也不再只是「一次過」了。不過，「措施」還只是「措施」，不能與持續的政策承擔混為一談。

一次過紓困措施變成政策性安排

說是措施，本來應該是非經常的、偶一為之的，只針對一時間的需要才作出的公共行政行為。問題在於政府放任於「派糖」，市民也樂見政府年年「派糖」，長期如此，令該等原應是非經常的措施長期化、制度化，甚至政策化。單看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在過去8年及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內，很多所謂「派糖」措施已經不是針對一時間的短期需要，受惠的對象也不一定是社會上最有迫切需要的人士。總之就是只要財政上許可，盡量就要做到雨露均霑人人有份。有一些「派糖」措施年年如是，慢慢變成了財政預算案的指定動作。所謂「措施」也變成具有「政策」特性的長遠承擔。代繳公屋租金、豁免差餉、綜援及福利金出「雙糧」等等，都是把短期措施變成有着長期政策特性的做法。去年財政預算案發表前，政府醞釀減少這一種福利針對性薄弱的「派糖」措施，結果也只是把代繳公屋租金由兩個月減為一個月；免差餉兩季，上限2500元；但綜援及福利金卻出了「三糧」。

本來能夠踏出第一步，扭轉過了頭的做法是值得支持的。但今年的財政盈餘其實高達750億元，扣除了撥入房屋儲備金那450億，仍然有盈餘300億。在經濟前景出現不明朗的情况下，加上政府自己始終不能擺脫自己造成的慣性，財政司長再一次陷於自己設下的陷阱，繼續「派糖」。一些年年「派糖」如儀的措施，例如牌費寬減、稅務寬免、免收差餉、福利金出「雙糧」等等，今年便又用去了388億元公帑。除此之外，就連代繳公屋租金這一項也變相得到保留。其實，公屋租金已經長期偏離市場租值很遠，房委會也有相關的政策來協助有困難的公屋租戶。因此，就算庫房「水浸」，政府可能更應先構想如何去為捱貴租住劏房的家庭提供多一點幫助。今年這份預算案，表面上是把代繳公屋租金這一錦上添花的「派糖」措施取消了，但還是暗度陳倉，把免差餉由兩季攤分至四季，結果是公屋住戶可以因為房委會退回差餉的安排而實質上得到等同多於一個月的租金回贈。

凡此種種，都在引證所謂短期的、一次過的「派糖」措施，已經實質上進一步恆常化、制度化及「政策化」了。

在過去幾年，無論特首也好，財政司長也好，當財政出現大額盈餘，都不會介意透過各種各樣短期的「派糖」措施來取悅公眾。可是另一方面，政府顯然不大願意對一些已經逐步呈現的問題和需要作長遠的政策承擔，只意圖不斷推出各種不同名目的短期措施來應對。這一種傾向在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政策上尤其明顯。

政策需要卻反被措施取代

每當各界要求政府就相關問題制訂政策之時，政府差不多都是本能地作防禦性的反應，不斷重彈「大市場、小政府」的老調，說要小心考慮「財政上的持續性」，說要「量入為出」。但評估的「量入」永遠被低估，「財政上的持續性」自然不容易說得準。有了這些教條及緊箍咒，所有長遠的政策訴求都變成不切實際。政府卻可以一再以此為理由，對政策發展及政策產出作種種的自我限制。

還在諮詢中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便是個最典型的例子。每一次討論到退休保障制度及相關政策的時候，「財政上必須是可持續」總是一個推搪的藉口。今年這份預算也只一如旣往，把這個圖騰式的口號重申一次，對民間及學術界提議的融資方案卻隻字不提。但充滿反諷的是政府仍然年年要透過財政預算案「派糖」，而且動輒數百億。單是曾俊華司長任期內的9份預算案，那些「一次過的紓困措施」便派出了接近3000億元，是政府在財政預算案所說為退休保障預留那500億元的6倍。如果從一開始便把這些後來被發現是意料之外的資源納入全民退休保障政策的規劃內，今天所說的財政上的局限性，可能根本就已經不成問題了，全民退休保障政策也可能不會如今天般一片空白。今年的預算案提出試行三年期的「銀色債券」，呼應了全民退保諮詢文件中對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演繹。這項新建議無疑是可以為薄有資產的長者提供一個選擇，但同時也似是要為政府在全民退保政策上打退堂鼓作配合。

公共房屋的注資安排同樣反映政府這一種傾向。早在2002年政府決定無限期停建停售「居者有其屋」之後，政府已經承認長遠有需要對房委會作出注資，政府也曾確認要改變房委會原來的「自給自足」財政政策。但10多年來政府對這個承諾一拖再拖。今年政府又有大額財政盈餘，財政司長確認已經把其中450億元撥入房屋儲備金。此做法可以在未來兩三年解決房委會的結構性財政問題，但卻不是長遠穩定的公共房屋融資安排。換言之，就如同以一次過的「銀色債券」措施來廻避退休保障政策一樣，一次過注資入房屋儲備金同樣也是要迴避為長遠的公屋發展制訂可持續的財務政策安排。

在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及政策上，這一個傾向就更加明顯了。特區政府於1998年之後取消了的「社會福利服務的5年計劃」之後，社會福利服務政策已經變得碎片化及措施化。到了今天已經沒有人可以說得準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會因應哪一套完整的政策規劃來逐步推出，只能每年因應政府高層，包括特首及財政司長的意願，也因應政府財政狀况的寬緊，推出一些隨機也十分隨意的新項目或新點子。有人開玩笑說，政府來年要為醫院多加幾多張病牀、要為長者多提供幾多個安老院舍宿位、要為弱能人士多供應幾多個日間照顧名額，這些在今天已經再沒有清晰的政策條文作依據，只能看這年特首及財政司長的腦袋向哪一個方向轉動。這無疑是一個十分生動的描述。香港政府在社會福利服務上的開支，在過去10年確實增加了一倍。但具有長遠政策承擔意義的，數來數去就只有早兩年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及行將會落實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其他新增的資源都只投放在各種各樣一次過的，或非經常性的項目上。來年的福利開支預算增加至660億元，但大部分所謂新增的都只是一次過的措施，這些項目包括優化社區照顧服務、提升安老宿位質素、試驗安老服務新模式、加強多項對殘疾人士的住宿照顧等等，這些服務項目是否會成為長遠政策安排，財政預算案始終未有清晰的說明。

結論

「派糖」措施長期化，明顯不是善用公共財政資源之道，也影響了政府為社會作長遠政策規劃的能力。正因為這些年來政府多出來的收入不是在預計範圍之內，所以也自然沒有預早計劃好如何把這些預算之外的公共財政資源，投放於一些政府應該規劃及承擔的政策範圍。政府長期低估收入，也就給予它自己一個藉口去迴避政策的合理發展了。可以這麼說，財政預算案反映出來的「短期措施政策化」，與特區政府在施政上的「政策承擔措施化」是互為因果的。

面對未來，香港需要積極面對長遠發展的需要及香港社會人口各方面的結構轉變，政府在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及政策規劃上的角色是十分關鍵的。要有效扮演這個角色，一個健全及公平的公共財政策略十分重要。除了要檢討香港的稅制及整體的公共財政結構之外，政府有必要善用儲備及善用盈餘，也必須有敢於為長遠的政策作承擔的責任感。因此，政府應該逐步改變公眾的期望，把過了頭的短期財政措施回歸基本，要更有遠見地把社會資源調撥至更迫切的問題上，也要騰出更多資源作長遠的政策發展。現時的財政政策及策略，明顯跟這一點期望相距甚遠。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助理教授、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馬嶽：一個人的聯盟

馬嶽：一個人的聯盟

【明報專訊】比較政治學和民主化研究近年的一個潮流，是研究威權政治（authoritarian politics）。原因之一是民主化的個案已逐漸減少，而混雜型政權和威權政治帶來的一個研究疑惑（research puzzle）：冷戰結束後，自由民主已成為很多地區的普遍價值，並且差不多沒有另一套政制模式在全球的意識形態層面可以跟民主模式抗衡（與冷戰時代蘇聯模式可以抗衡不一樣）。專制政體在沒有民主自由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下，究竟是如何維繫其權力的呢？

獨裁者持續統治的最佳策略

這方面的著作近年不少，其中一部頗受談論和引述的，是麥士達和史密夫的《獨裁者手冊》，副題為〈為什麼惡行總是好政治〉（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主旨是：獨裁者總希望永遠保持大權在握，什麼才是持續統治最佳的策略？作者的理論框架很簡單：對所有當權者來說，有3類可能的支持者——名義上的選民（nominal selectorate）、真正的選民（real selectorate），和足以勝出的聯盟（
winning coalition）。無論民主政體或專制政權，都要得到關鍵的聯盟支持，才可以繼續掌權。如果在民主政制，「名義上的選民」包括所有可以投票的選民，但其實每個選民的影響有限；「真正的選民」是令當權者足以獲勝的選民數，最多是僅過半數的投票選民（在各種選舉制度下，其實往往不需要有一半票）。「足勝聯盟」其實範圍更小，可能是指某些政黨及主要團體或社會力量的支持。

專制政權不需要面對民主選舉，因而「足勝聯盟」狹窄得多。當權者並非真的「一個人的武林」，而是必須倚賴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支持才能延續權力，可能包括地主、財閥、武裝力量等。麥士達等的理論是在專制政權下，當權者透過分發利益給各盟友以維繫支持，於是希望維持的聯盟愈小愈好，最好是「僅僅夠贏」（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因為這樣聯盟內的每個單位可分得的利益就最多，也較容易維持盟友的忠誠。獨裁政府往往苛捐雜稅橫徵暴斂，而會減少公共投資於教育醫療等項目，因為沒有權投票的人民都不在「足勝聯盟」範圍內。相反民主政體由於「真正選民」眾多，會多作公共投資以收買人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中，教育和醫療等大眾受益的範圍的資源和水平通常較高。作者就用這框架解釋了現世中不同國家很多不同的社會和外交政策。

「地產霸權」論述解釋不到現狀

這個框架，用來解釋香港一直的政治經濟狀况都很有效。選舉委員會制度，香港700萬人都不是選民（無論是「名義」或「真正」選民），理論上只需要組成一個601人的聯盟，就可以穩操勝券。在現有選委會組成下，只要得到香港最主要的幾個大財閥和中央的支持，親北京政團歸隊，這個「足勝聯盟」就可組成了，民主派和各社會團體或專業界別的利益代表，都可以被摒在「足勝聯盟」之外。這是我們一直用的「地產霸權」論述。但以近年的政治發展來說，或者說面向2017年特首「選舉」來說吧，這個「地產霸權」論述似乎不大有效，因為城中頂級富豪不支持梁振英，傳統商界如自由黨跟他關係惡劣，皆眾所周知，最近連「藍血貴族」鄧永鏘也出言嘲諷。鄉事派說不滿要組黨，工聯會3年多來「被走數」的政策不在少數。執政者沒有大灑金錢令大量市民受惠以建立支持和公信力，但又令大資本家很不高興。3年多來，電視觀眾、小學家長、領展租戶、魚蛋小販、港大師生校友，都不斷的被趕往反對政府的道路上。雖然理論上說執政者情願「足勝聯盟」愈小愈好，但總不可能不斷的為自己製造敵人吧。「地產霸權」的論述解釋不到現狀，現况更接近像劉細良等的論述，梁振英一直的策略是挑動社會矛盾分化，把社會推向動亂邊緣，以此合理化自己用強硬手段鎮壓，以及令
中央信任其以強硬路線連任。

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國兩制」制度下，原來香港的執政者甚至不需要拿得香港的政治精英支持，而是只需中央領導人支持便可連任，「足勝聯盟」只是最高領導一個人，或者只是政治局常委（7人），或政治局常委的過半數（4人）。差不多沒有港人是受益者如果這邏輯成立的話，獨裁者延續權力，施政方針可以完全違反香港所有人的利益，甚至不用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支持。問題是：這種方略差不多沒有香港人是受益者。商界不會獲得額外利益，而社會不安一定對其營商不利。特區政府長期民望低下，縱使是親梁政團也要在選舉中「硬食」。新東補選，民建聯周浩鼎被問了多次都不敢答是否支持梁振英，可思過半了。

就以最近的「一帶一路報告書」（亦有人把這叫作「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標示的路線來說吧，究竟將香港大量的公共資源，「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否真正符合香港大眾或甚至香港商界的利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一帶一路」的經濟成效很多人懷疑，不少投資者都抱觀望態度。香港從來沒有充分討論如何「配合」「一帶一路」，突然變成施政主要方針。香港的公共資源運用，竟然完全不是本地的考慮，究竟誰是得益者？

施政方針差不多沒有本地的得益者而可以延續統治，這已經違反所有政治學的邏輯了。只是，香港10多年來算是離開了國際的政治視野，但自雨傘運動到李波事件，被英國史無前例狠批違反聯合聲明，在國際形象和外交上不斷製造麻煩和困難，這樣管治下去，最高領導人也不見得是得益者了。


延伸閱讀：Bruc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編者按：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還有劉志成、黃成智、梁思豪、方國珊、梁天琦及楊岳橋）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阿捷：由旺角衝突到香港未來

阿捷：由旺角衝突到香港未來

旺角衝突：洩憤，還是抗爭？

自從旺角衝突發生後，我看了很多評論，幾乎沒有一篇滿意。

不要模稜兩可的立場、不要迷迷糊糊的反思、不要多愁善感的無力感。我不反對勇武抗爭這形式，但要看目標、看時機、看策略、看正當性。

有人稱旺角衝突起源於保護小販、市民想篤串魚蛋而已。但只要稍微整理一下當天的報道紀錄，便知這說法根本不足為信。明眼人皆知，當晚示威者只是純粹發難洩憤，將警方近年無理與暴力的執法、政府的無能與腐敗，積怨下來的憤怒，在當天全面爆發出來。
也許，一些受盡權貴與警察欺壓多年的小市民，看見警察被打，心裡不禁涼快。但洩憤就是洩憤，並不是抗爭。抗爭需要明確正當的政治目標，但當晚沒有。所以，我絕不贊同當晚衝突。

高牆與雞蛋只是簡化的二元思維

然而，旺角衝突發生後，反建制陣營寫了大量含糊其詞、似是而非的評論。這些論述的進路大多離不開：同情與理解人民的憤怒與武力，應將矛頭直指近年政府不聽取民意的問題上。
本來我以為只有本土派才會支持這類評論，怎知道不少文章都是出自左翼朋友之手，左翼朋友亦愛分享這些文章。難道這就是左翼應有的批判？我也能理解人民的憤怒。當和理非非抗爭逐漸失效，人民自然會更傾向用武力反擊，這是基本常識。論述停留在這基本常識，就不叫批判。

沒錯，高牆與雞蛋，人民都會選雞蛋那邊。但雞蛋本身亦有很多立場與衝突。思維只停留在選雞蛋的層面，只會淪為簡化片面的二元思維。左翼不是客觀紀錄事件的社會科學家或記者，有明顯的政治立場。旺角衝突明顯無關小販、無關勞動階層，甚至沒有任何明確的政治目標。左翼不能接受這種無關政治目標的武力抗爭，不能見到「夠反動」、「國家機器被打」、「充滿革命情懷」，就被激情畫面充昏理智頭腦。

左翼的政治理念異於本土右派，這是根本分歧。左翼不可能與右派合流。也許，在一些現實政治的需要下，左右能夠作有限度的合作。但左翼絕不能為了保留與本土右派未來的合作關係，便不敢批評當晚右派的盲動與暴力。至於害怕失去新一代群眾支持，看似聰明，實質愚笨。沒有堅定政治理念的組織遲早只會潰散，遭右翼侵蝕，最後吞噬。

泛民若再不懸崖勒馬，只會招致更大的失敗

至於泛民，對今次旺角衝突的評論態度亦與左翼同樣曖昧，背後的動機亦與左翼相同。
然而，泛民此舉只會賠了夫人又折兵，根本得不償失。一來，本土派根本不會多謝泛民不拖後腿，反而只會藉此更加貶低和理非非的泛民無用。二來，泛民迷迷糊糊的立場，亦只會失去更多中間多數的支持。

近年泛民的支持度愈縮愈窄，這是歷史的必然。泛民不應該還以為自己是回歸前後能夠壟斷多數反建制市民支持的聯合團體。世道艱難，更應該認清自己的位置。泛民的主要支持者是溫和的中間多數與一眾中產。多年來，都是靠恐共情緒與反建制為戰略，以溫和協商為主要路線，爭取多數市民支持。

假如泛民不與勇武派割席，反對武力行為，不但無法吸收更多票數，更只會遭支持者唾棄。若然泛民能痛定思痛、懸崖勒馬，相信未來還可能保住現有的大部分議席，否則屆時就不只是喪失數個議席那麼便宜。

勇武抗爭注定得不到多數民眾支持

至於當日衝突活躍的本土派，我從沒笑過他們的勇武抗爭只是口頭嘴炮。這班人的確有目標、有盤算、有勇氣用武力還擊，甚至有些真的在策劃革命。我反對本土派的理由只有兩點，一是政治理念，一是目標與策略。政治理念主要是指用某種排外的香港族群來建構本土的思想。這點很複雜，今次不談這個。我主要想針對本土派的目標與策略。

本土派的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長遠目標：香港自決，當中包括獨立建國、城邦自治等等，重點是與中共政權進行區隔。但這目標能夠實現，必要條件是中共政權先倒下。任何人以為單純用武力抗爭，提高政府的管治成本，便能逼中共妥協，或是相信香港人武裝革命能打贏解放軍，都是活在童話故事底下。

在中共政權倒下之前，本土派的另一目標是建立勢力，吸引更多群眾加入他們。為了實現目標，本土派分為兩條路線。一是勇武派，主張和理非非失效，勇武抗爭才是出路，與傳統泛民與左翼割裂。一是改革派，主張加入議會，取代傳統泛民，獲取民眾支持。

旺角衝突可以視為勇武派獨自打響武力抗爭的第一炮。然而，這一炮卻射出了本土派的灰暗未來。旺角衝突當晚，並無任何能令民眾想到「這是一次正當的武力反抗」的政治目標。事件最終亦只能靠「近十年政府與警察所作所為引致的炸彈」這文宣，才獲得群眾理解與同情。但同情不等於接受，若然再次出現相同程度或更甚的武力抗爭，群眾的立場便會變得更明確起來，不是贊成就是反對。

觀乎香港多數人恐懼武力，以及衝突中被補人士的身份（今次衝突大多數被捕人士是學生與無業人士），雖然勇武抗爭可能會獲得少部分低下階層與失去生活實感的年青人支持，但大多數人仍是傾向反對武力抗爭。亦即是說，勇武派只會愈來愈變得孤立，與群眾更隔絕。然後，行動會變得更為激進暴力，招致國家機器更大的反撲，惡性循環，直至其中一方被消滅。而被消滅的，很大機會是勇武派。

本土派的理論與策略矛盾

至於改革本土派看起來溫和很多，卻有難以消除的盲點，就是無法從勇武派分割起來。改革派基本上是與勇武派一體，無論從哪邊陣營來看：在泛民支持者眼中，勇武派與改革派的關係千絲萬縷；在本土派支持者眼中，「勇武」已成為本土派的身份認同：誰夠勇武、夠挑戰社會、政府的底線，誰就是義士、英雄。所以，本土派根本不可能反對勇武派。在今次補選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兩者是鐵板一塊。本土派一致全力支持梁天琦，而梁天琦屬發動旺角衝突的「本土民主前線」組織，更揚言自己抗爭「無底線」。

若然本土派內部無法分割，便會形成明顯的理論矛盾：一方面主張議會抗爭失效，所以提倡街頭武力抗爭，另一方面卻又派人進入議會。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當然，本土派可以辯稱這是雙軌戰術，即一邊擴大在議會內的影響力，一邊擴大議會外的武力抗爭，實行裡應外合。但怎樣裡應外合，卻沒有人知道。

本土派的另一個問題是策略矛盾。近年本土派一路走來都是主張不受中間多數約束，大肆批評中間多數是和理非非的港豬。針無兩頭利，這種做法根本不可能獲得中間多數支持，投本土派一票。也許，本土派只是藉著今次補選，擴大本土的聲勢，令本土思潮「入屋」。然而，本土派想要更「入屋」，要中產、家長、60後、70後支持，就無法不走溫和的政治路線，以及落實地區工作。激進路線也許能吸引年青人的支持，卻不可能吸引多數生活穩定的中產階層。

到底本土派仍相信議會能帶來改變，還是認為街頭勇武抗爭是唯一出路？這問題由始至終都不清楚。但若然本土派相信議會能帶來改變，為何不改走溫和的政治路線，與泛民重建互信與合作，主打本土議題呢？單看梁天琦的政綱，不難發現不少政綱，譬如所謂的食水自治，泛民亦可以動議支持。當然，也許本土派不信任泛民，但議案要能通過，也必須與泛民合作。如果不與泛民合作，這些政綱只是空頭支票，不可能兌現。這是政治現實，不論本土派支持者喜不喜歡也好，亦無法否認。

旺角的暴力衝突衍生的兩個重要問題

至於普羅大眾，沒有既定立場的小市民或黃絲，即至少要思考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是，相同武力程度的抗爭在未來運動中又再出現，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抗爭往往都集中在一個場地。當部分人，即使是極少部分的人走去還擊警察，警察就會將在場的所有示威者當成是暴徒對待、在法律上，你亦有機會被視為參與暴動。

問題是，你卻難以阻止這部分勇武派向警察還擊。因此，假如每次抗爭都有相應的勇武派用武力還擊警察，我們就必須進行兩極的選擇：或是參與還擊，或是完全退場。當上述情況開始重複出現，漸漸地，整個抗爭場地只會遺留「勇武」的抗爭者。

我們真的願意看到抗爭如斯走下去嗎？如果不願意，我們又如何阻止用武力還擊的示威者？反之，如果你願意參與這種武力抗爭，又真的想清楚能承擔相應的代價（譬如暴動罪或襲警罪成）？你又真的想清楚這種武力抗爭真的可行嗎？這便引申第二個問題：接近暴動武力的勇武抗爭能有成效嗎？

假如武力抗爭的目標是民生議題，也許有時能因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而逼使政府妥協，但換來的卻是自身承受法律責任的代價。而且，觀乎政府近來的強硬態度，政府似乎寧願增加管治成本，也要捉拿違法的示威者，可見這方法只會愈漸失效。當然，若然示威者能夠獲得多數民意支持，又是另一回事。但多數市民真的會支持武力抗爭嗎？也許，從網上來看，支持者甚多，但只要回到現實，問一問家人與身邊的朋友，就會看到真相－－他們最多只能同情與理解，不可能贊同武力抗爭繼續下去。

假如武力抗爭的目標是脫離中國，這更匪夷所思。有論者經常提到只要等待「支爆」，即中國經濟崩潰連帶政權不穩甚至內亂，香港便能藉機發動革命。然而，這想法的成功率微乎其微。假如中國真的「支爆」，最大機會是大量中國難民、資金湧入香港、駐港與廣深解放軍亦會出動維航，香港想趁機實現獨立自決運動，幾乎不可能，除非已有足夠的武裝力量與解放軍打仗。反之，若然中國真的對香港失去控制，最有可能藉機介入與掌權的便是美帝，而不是本土派。屆時香港人的自主命運，只會成了美帝粉飾下的傀儡政權。

除了武力抗爭外，還有什麼可行方法？

事實上，我認為武力抗爭是不可能實現獨立自決。你要提台灣經驗，眾多研究兩地三岸的學者已指出不可類比。至於像沈旭暉沈旭暉所言，學越南建立強悍民風，也吸納不到港人支持。但是，和平示威又不可行。說到這裡，難道只能像沈旭暉教授所言，保留文化香港，離開香港？

不。我自己就無能力離開香港，但我卻沒有一般人的政治無力感。因為我沒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更精準地說，我沒有「仇中」的港人身份認同（雖然我討厭中共，但不歧視、仇恨與看不起中國人，亦對中國人文與經濟發展不悲觀）。

我的基本立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特殊地位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偶然產物、是英國殖民政策的需要，以及歷史上英美與中共博弈下誕生出來的副產品，從來並非港人自己爭取回來；香港只不過是細小的港口城市，無政治人材、無軍隊、周邊大國虎視眈眈，加上地理位置，基本上注定只能成為某一國的特殊經濟區，這亦是香港素來的宿命，只不過以前是英國政府，現在是中國政府。

假如你接受上述基本立場，便能推出如下的結論：香港從來都是靠經濟力量換取政治權利，包括過去、現在與將來，這是唯一出路。然而，香港要持續成為成功的特殊經濟區，就需要更大而且多元的經濟貿易，無可避免要與鄰近地區發展緊密經濟貿易關係，包括中國－－當然，經濟不一定全面向中國靠攏，但這是必不可少。而經濟貿易會帶動人口流動與文化相交，同樣會產生中港文化衝突與所謂的「換血」，這其實無可避免。

假如你接受上述的論點，你就會發現香港的位置。沈旭暉教授講的「活在灰色世界的藝術」，我自己的理解並非是叫大家「犬儒」做「世界仔」，而是像許寶強教授所言的「狗智」，即大家要忍受這幾十年的過渡，保住優秀的香港文化，同時想辦法發展自己的經濟優勢，在任何時候、面對任何政權，亦能獲取特殊的政治權利。 所以，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香港在全球化經濟底下，可以發展怎樣的經濟模式，建立特殊無可取替的經濟體。當然，有人可能說，以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其經濟只會為中國政府服務。我不否認，上面的所謂出路絕非一勞永逸，但與中共進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博弈，可行性總比直接以政治鬥爭進行博弈較高。

除此之外，組織與擴大工會亦是必不可少，因為只有龐大的工會組織支持，才可能實現成功的大規模抗爭，這亦是香港現今抗爭論述中最缺乏的地方。大家要緊記，對破壞基階市民的生活、影響民生最大的不是中共，而是已沒多少人提起的地產霸權。
最後，即使你相信勇武抗爭、相信香港遲早能民族自決也好，至少要懂得從全球化經濟與國際關係的政治角度找到香港的位置，缺乏這個視角，所有政治理念都只會淪為空談、所謂的民族自決也只會帶來災難。